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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阿明就常常去老师家。母亲知道老师单给他开课，几次让阿明请来家吃饭，虽不叫拜师，师恩总是要谢的。但阿明不接话茬。在他这样的年纪，已经渴望独立的社交，不想让家人参与。还有一种不愿将家庭示人的心理，倒不是说对自己家有什么不满意，仅只是害羞。少年人，尤其是阿明，何其敏感而且脆弱，不晓得这里那里，怎么一来就会伤着似的。不过，当母亲让他带些家乡的土产给老师，阿明倒是照办了。那土产是上回给老师看过的板栗，湖羊肉，还有家养的母鸡和鸡蛋。阿明知道，老师，还有他的老父亲。都爱喝几杯的。晚上去，就会遇到父子俩在灯下对酌。下酒菜或一大盘卤水，或一大碗炖肉，或一整只烧鸡，也不斩开，就用手撕着吃。男人家的灶头，就是这么简单而结实。父子二人也不言语，最多说一声：你吃！这样凄清的温馨，叫人看了难过。阿明的到来，使气氛活跃。因为有外人的调节，父子间的对话也多起来。所以，老师是很欢迎阿明来访的。等他喝干酒，吃毕饭，将桌上碗盏一推，房间里还弥漫着酒菜的气味，连他手上的油腻还未擦去，师生俩就摆开架式画起来。阿明素描进步很快，不久就很有样子了。有一回，趁老师喝酒，在老师画了一半的素描上接下去，饭后，老师看了，说了一句：拼盘！再下一次，老师说的又是，一锅夹生饭——不过是倒过来，他的“生”，阿明的“熟”，意即学生超出老师。除去石膏素描，老师还带他写生，画桌上的杯盘，床上架上的衣物，那一扇窗外的花和叶——那其实只是天井里砖砌的一方花坛，只够栽一棵树，两株花，嵌在窗框里，竟然繁荣得很。写生，老师讲究快，要上速度，还与阿明打擂台，谁先脱手。等角角落落，粒粒屑屑都画完了，师生二人便走出，到室外去了。老师的自行车驮着阿明，阿明抱着二人的画具，穿过大街小巷，往江边码头去了。
有一日，去豫园写生，出来后，老师兴犹未尽，要带阿明再去看一个园子。园子内也有亭台楼阁，砖雕石刻，并不比豫园差的，可惜败落了。阿明问让不让进去呢？老师说原先是一家人独住，门户确很严，可是后来迁入一爿街道厂，专做棉毛衫裤，就很容易潜进了。说话间车已骑到一条卵石路，陡起一道高耸的白墙，将路都挟持得窄了。老师告诉这叫烽火墙，从墙的高度就可看出宅子的威仪。门果然洞开，亦无人看守，两人轻手轻脚入内，只听有机针的嚓嚓声，并不见人影。于是放大胆子，穿过彩石铺地的庭院，转过一弯月洞门，门边有几丛芭蕉，门上浅刻两个古体字。老师辨了一会辨不出来，只得作罢，再向里去。路经一个厅堂，青砖地上垒了数十个纸箱，半掩的门里，机针声更响亮地传出，想来就是棉毛衫工场所在了。他们走过一条内廊，落地窗扇下方，有木浮雕，刻的是扇子，葫芦，箫，拐杖什么的，老师说这是八仙的用物，俗称“暗八仙”。穿过回廊，到了义一个庭院，巍然立一座门楼。门楼上就好似一个小戏台，热热闹闹地雕有一行古人，携一匹马，还有无数云朵和浪花。阿明以为是《西游记》，老师纠正还是八仙，“明八仙”，那马非是马，而是张果老的驴。老师接着指点说，这是明代的风格，注重写实。正说话，忽然头顶响起如雷贯耳之声：胡说八道，明代哪有这般细巧的东西？是清代，我最讨厌明代的东西，粗！他们回身抬头，看见身后一幢楼阁，推窗探出一个老者，俯向底下，还伸出一只手，指向老师：我平生最恨半瓶醋！待老师要申辩，老者忽一醒悟，叱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分明私闯民宅！老师也撑不住了，转身拔腿就走，阿明紧紧跟上。二人慌忙中，又错了方向，记着曾走过一个厅堂，于是撞开一个门，却是另一个，几个女人在换衣服，锐叫起来，来不及地退出，又绊在门槛上。抱头鼠窜一阵，终于走出门，却又是另一扇，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好像溜边的老鼠。走到墙角，拐过弯，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门口停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跳上车，一溜烟出了卵石路，路牌上“天灯路”三个字一闪而过。此时，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不由笑起来。这一笑不可收拾，车都歪了，干脆跳下车来，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私闯民宅，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老师强忍了笑，说，你有没有看见，他家养的一只鸡，肥得走不动，不晓得是明代的种，还是清代的种。两人再笑。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
可是，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老师结婚了。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老师挺好说话的，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老师家境贫寒，一个教书匠，还是教画画的，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时间拖延久了，年龄上去了，就又成为一个缺点。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老师特别中意，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身体结实，性格爽利，其实是有一种【创建和谐家园】的情欲的吸引，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以为是手艺。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所以，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不准备讨老婆，一个人过很好。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结婚有了儿女，一人只可分到一个。但说归说，做归做，老师终还是结婚了。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教的是数学，学历比老师高，家在西区淮海路，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说起来应是知音，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师母长得很高，很瘦，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看人的眼光很严厉，极爱干净。从此，老师的家换了人间。墙刷得雪白，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家具换新，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周日回来吃一顿饭。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不知怎么，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老师呢，也并没有力邀他。
这样，他就升到了初三，面临考高中。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但他心里并不满足，他想考上海中学。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在这个区域里，有的是历史。虽不是秦砖汉瓦，执意要追，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然而，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这个区域，有些令他恹气呢！他的家，也有些令他恹气。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两条辫子环在脑后，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眼角长了细纹，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她甚至有些抑郁。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已变得不可追及。父亲更不用说了，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祖父尚有威仪，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还有老师，应该说，老师变年轻了，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毛料的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汽笛声是喑哑的，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
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在人们眼里，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即便是同一分数线，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高于，高知，名流，统战对象。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方可问鼎。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阿二学业平平，阿援是个女孩子，宝贝归宝贝，却是靠不住指望的，惟有阿明，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所以，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是有了责任。因此，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
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在她刚烈的性子，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情形下，阿明只有越加沉默。但是，如同俗话说的：什么最凶，不理睬最凶！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甚至于，在他的沉默面前，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这不免更【创建和谐家园】了母亲。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内里，阿明是软弱的。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这一段，可是难为了父亲，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他也会难过，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看上去，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奉承女人，奉承儿子。多亏有了阿援，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于是，这段日子，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可是，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他还是不能屈服。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他会生活得轻松。不凑巧的是，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感情是木讷的，他这样的敏感，到头来就伤了自己。
初三的上学期，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一放寒假，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以往的假期，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但在此时，却有了些含意。是不应战，也是不妥协。而寒假过去，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形势就是这样急迫。母亲咬牙等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去露香园路看他。正临年前，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准备汤圆的馅，热汤热水中间，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阿明挨在桌边观战。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当母亲踏进门，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不由地勃然大怒，上前就来拉阿明。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阿明本能地不服，他只轻轻地一拨，母亲就被拨到一边。就在这一刹那，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极弱小的一个，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更加痛楚。结果是夺门而出，推上表兄的自行车，跑得没影了。
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年冬天特别冷，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阿明出走时，身上只穿了毛线衣，口袋里也没有钱。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一点消息没有。母亲这种烈性的人，其实是易折的，很快就躺倒了。到第三天晚上，一家人正坐着发愁，忽听门响，阿援出去，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阿援又惊又喜，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停了一会儿，阿明才告诉，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继而又压抑孙辈，又气父亲没出息，制服不了女人。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替儿孙两代出气。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捏得人的软肋。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实事态到此，已和直升不直升，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在阿明这边，多就是一股子意气，冲着什么来的，是母亲，又不尽是。那几日，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仪式也更多。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各家都买了猪头，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炭画店里忙着接活，替人画祖先的像。沿河几里都是集市，岸上是菜肉，岸下船里是鱼蟹。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小莲庄里几乎没人，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草木凋零，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可是，有那么严重吗？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是理性？亦不全是，还是宽容，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这样，他就想回家了。到家的晚上，他不肯去见母亲，母亲知道他回来，也已安静下来。就这样，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但谁也不先提。在母亲，是强硬，在阿明则是软弱，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春节过去了，寒假也过去了，新学期来临。开始时还好，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怎么说呢？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可相反，竟比以往更松弛，似乎，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果不期然，五月中旬，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中旬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文化革命发端，大学中学停课，升学亦暂停。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
最初时，阿明感到一身轻松，他既不必服从母亲——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而且，他也不必冒险了。其实，真让他考上海中学，他也是打怵的。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现在好了，他解放了。他真没想到，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阿明参加了红卫兵，其时，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他多少是随大流，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而很快，他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历来的革命，都是需要艺术的。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革命呢，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所以，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或是画板上速写，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撑足一整个宣传栏，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从楼顶悬到楼底，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真是豪迈！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人物众多，有造型感。比如“破四旧”，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点火燃烧；黄浦江边【创建和谐家园】队伍，红旗海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底下汹涌的人潮，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略微曲折的，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可惟是它们，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头上的天空，都切成一条一条的，他屈抑得够久的了。现在，终于奔突出来。
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可这边，活计堆成了山。他一周推一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错过了，“八？三一”第二次也过了，“九？一五”又过去了，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他还是脱不开身，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名目就多了，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林林总总，都来拉阿明。甚至还有几个所谓“逍遥派”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自立山头，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到这时节，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便落入茫然。好在，无论哪一派别，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所绘制的，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充斥着战斗的【创建和谐家园】。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而阿明呢，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只专心在绘制图画。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阿明立在梯架上，颜料装在铅桶里，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继而想到英文“paintiting”这个词，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给教堂画穹顶画。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他这么想着，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如果他认真地追问，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但他没有追问。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逃避危险的答案，他依然不觉察。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
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父亲和母亲都在家，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小孩子则百般逃脱。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离他已经退远了，不料想，这日子还在继续着。母亲没对他说什么，自从那场风波，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也正因为这畏惧，她发现儿子长大了，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又跟他出门，背着手站在一边，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忽然说道：古人有言，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阿明抬头看看父亲，父亲也看他。阿明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哈哈一笑：不足为训！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油滑里是世故。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这老城厢里，街头坊问，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明又一次地想：生活还在继续。他骑上车离开家，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什么话！何其陈旧，可是不幸的是，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一时上，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阿明不禁有些生气，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然而，四下里都是新气象，旧招牌换成新招牌，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他箭似地驶到地方，下车登上高梯。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在昔日的广告墙上，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底下围了许多行人，仰头看他们作画，转身之间，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如他们近距离的，视野里只容下局部，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阿明的心，昂扬起来。他登高几级，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他稍抬眼睛，就越过了宣传栏，那后面是一片矮屋，千家万户的样子，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他有些鼻酸，似乎，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他感谢这场革命，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可他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
这一天，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这一回，他出了本区，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跨过校际区际，纵横联合，分裂的形势依然，却是在更大范围内，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天已向晚，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为抄近道，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不到上灯的时间，巷子里已很暗，前方有一眼老虎灶，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忽然间，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没容他低头看，人也被钳制住了。瞬息之间，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将他拉下车，一拥而走。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有人从对面走来，将身体贴在墙上，让他们通过。在这非常的年月里，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已经习惯了。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脚上的鞋被踩掉。却不允他弯腰提起，结果，鞋就彻底脱落。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路面变得粗糙了，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划破了脚掌。在此同时，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进了房间，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半天回不过神。但等喘息稍定，四下里微明起来，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一半堆了杂物，轮廓模糊。有一扇窗户，横一根木条钉死了，透过半扇窗玻璃，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檐下有落水铁管。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他先在水斗上坐下，努力去想他的处境，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竟然还管用。水流声激荡了很久，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阿明身上轻松，头脑也清明了许多。他想，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又为什么要劫持他。他，只是一个画匠，一个油漆匠。这一晚上，没有人来理会他，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凭这张课椅的高矮，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此时，小学也停课了。他坐在课椅上，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由深蓝到墨蓝，再到黑，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
21、“狱友”
以后的两日，阿明被移到一间教室。教室完全搬空了，墙上却还留着黑板，一张地铺从黑板对面的墙脚直铺到三分之一处。一排朝南的窗户虽也都钉死，可到底挡不住阳光。即便是夜晚，也都半明着。有专人给他送饭，带他如厕。那人显然就在附近，阿明听得见说话和走动的声音，这样，阿明就不那么孤寂，处境也像是略明了了一些。更不期然的是。到第三日的晚上，这间“囚室”里，竟又来了一个人。
月光照耀中，那人悄然入门，先在门边立一会儿，然后挪到铺前，脱了鞋上铺。教室里的灯拆走了，铺这边正是黑影地，两人对了脸互相望望，都只见模糊的大概，各自在铺的两头，拉开被窝躺下了。第二日天亮，阿明睁开眼睛，一侧头，那新来的正看他。晨曦里，两人对视一阵，一个发现另一个是个孩子，一个发现另一个是个老头。在阿明的年纪，所谓老头亦不过是四十来岁，甚至更年轻。老头问道：早上几时起床？几时上厕所？一日吃几餐饭，又几时开饭？阿明看他很有纪律性的样子，好像对这样禁闭的日子有过经验，按自己的理解回答了他。过了一时，果然有人敲门了。这边一老一小就穿衣起来，随来人洗漱如厕。老头注意到阿明赤了一只脚，一高一低地走路，问他鞋到哪里去了，阿明说来时就掉了。老头“哦”了一声，等人送饭来，就向那人要求给阿明一双鞋。那人不搭理，兀自出门去，不料老头大声喝道：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你晓得不晓得！阿明和那人都唬了一跳。那人停住脚步，看了老头，表情开始犹豫起来，这其实也是个孩子。停了一会，复又退出去。阿明心跳着问老头：什么是日内瓦公约？老头说：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协定。阿明说：他们不会知道的。老头狡黠地映映眼，说：不知道才唬得住！果然，收饭碗时，带来了一双鞋，扔在地上，老头又朝阿（目夾）（目夾）眼。
老头长了一张枣核脸，疏眉淡眼，有些顽童似的神情，这就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自一早从铺上起来后，老头就再没上铺，而是双手抱膝端正坐在铺边。在他来之前，阿明都是躺在铺上度过的，没有人干涉他，也是因为缺一只鞋。现在他就坐到了老头身边，两人规矩坐着。老头问他：你是什么人？阿明不知该怎么回答，于是反问道：你是什么人？老头悄了声息说出三个字：走资派。他的顽童神情使这回答变得好笑。坐了一会儿，阿明说：可以躺下，他们不管的。老头却不同意，说还是坐着好，让他也坐着。阿明无奈，继续与老头并肩坐着。老头说：我们应该自觉遵守制度。什么制度啊，囚禁的制度？阿明流露出不满，他们这么坐着，囚禁变得更正式了。老头却说：不，是生活的制度。阿明这就有些好奇了，向老头请教“生活的制度”是什么意思。老头回答：晨钟暮鼓，三餐一宿。阿明嫌太简单，老头说：简单，你却做不到。阿明辩解：不是做不到，而是不需要。老头又不同意了，怎么不需要？很需要。阿明说至少在目下的境地不需要，既不上学，又不劳动。老头说：我们是停止了活动，可是，时间，空间都还在运行，我们要合上它们的脚步。阿明有些迷糊：怎么合上脚步？老头继续说：所以，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些仪式，比如起床，就是告诉自己，白昼开始了；睡觉呢，则是进入夜晚了——正说着，门上敲了几下，于是——吃午饭，自昼过去一半了。就此打住。
老头姓王，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沪上一户工商家庭，曾留学美国，攻读数学，回国后在中学任教，后任校长。自文化革命开始，他一度被打倒，一度被解放，再被打倒，然后，就被带来此处。这些是他与阿明“交流案情”时告知的。对了王校长的“罪行”，阿明不免感到惭愧了，他什么都来不及做，忽然就落到这么一个境地，他都觉得对不起王校长，他有什么资格与王校长同囚一室？现在，他已经开始崇拜王校长了。阿明不禁更加感到糊涂，他被他们抓到这里，和成就卓著的王校长一起，究竟是为什么呢？王校长安慰道：不要着急，让我们一起来解这道题吧，我考虑，可以用约分的方法——年龄，不一样，除不尽，排除；身份，你是学生，我是老师，除不尽，排除；家庭出身，我是工商，你是职员，也除不尽，排除；政治面貌，你是红卫兵——阿明插言道：我只是一个画匠——就叫宣传员吧，王校长说，我是走资派，还是除不尽，排除；婚姻状况，你未婚，我已婚并育有一儿一女，再排除——王校长笑了，只剩下一个公约数，性别，我与你都是男性。这一回，阿明也笑了，这是他闪禁在此之后第一次笑。忽然间，王校长直起了身子，向阿明问道：刚才你说你是什么，画匠？阿明不由紧张起来，不晓得王校长有什么新发现。王校长沉吟着，慢慢说道：阿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中锋在黎明前死去》。阿明怔忡着点点头，不晓得这与他们的处境有什么关系。王校长沉思道：你看，那个收藏家，收藏了芭蕾舞演员，足球明星，还有数学家……我就是那个数学家，你呢，是芭蕾舞演员，哦不，你是那个足球中锋——这就是我们的公约数，我们都是天才！阿明立刻起来反对：我算什么天才！你当然算！王校长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这情形不知怎么让阿明想到阿援，幼年的阿援，他有些难为情地抽回手，心里却很感动。王校长继续他的思路：我们被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做什么呢？王校长的推理再一次遇到障碍，进行不下去了。可他并不放弃已有的成果，认定“天才”就是他们的公约数。然而，自此，他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数学。
数学是什么？阿明问王校长，王校长脸上又露出狡黠的笑容，变成一个顽童，老顽童。他反诘：绘画是什么？阿明红了脸：我哪能知道，我不过是瞎域。王校长并不放过：瞎画也是画，换一个问法好了，怎么瞎画的？阿明脸更红了：涂涂抹抹。涂抹什么呢？王校长耐心地问。人啊，物啊，阿明说。王校长接着问：这些人和物都是你看见并且认识的？当然不全是，阿明穷于应付了。王校长并不罢休：那你是怎么知道它们的样子的？阿明简直要哭出来了：这总知道的，世界上的人和物大致都差不多，没看见这个也看见过那个。好！王校长击一下掌，通过了。很好，就是说，绘画是用笔和颜色把你看见的事物的形状描画在纸上，大概差不多吧！阿明基本同意。有一点数学和绘画相像，王校长说，也是要描绘事物的形，但数学描绘的事物却不像你们描绘的那么具体，而是抽象的，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是抽象的，就是“数”，总起来说，数学就是“数”和“形”。这一回轮到阿明发问了：你们的“形”和我们的“形”。也就是你们描绘的事物和我们描绘的事物有没有联系？王校长很欢迎阿明的问题，他笑得几乎称得上灿烂：最初的时候，我说的最初是几千年之前，古埃及的时候，应是有些关系的，“几何”的概念就是来自尼罗河泛滥，计算涨水退水，清理河道的工作，但是发展到后来，就离现实远去，越来越没联系了。阿明再追问：那么它的描绘是在什么地方进行——阿明发现提问变得有难度了，他也学王校长，用比喻的说法——我们的绘画是在纸或者画布，哪怕是一面墙，总归有个地方——王校长帮他说出了这个意思：载体，你说的是“载体”？阿明同意。思维，王校长回答说。阿明感到了茫然。王校长兴奋起来：思维其实也是具体的，举个例子，古希腊有个数学家，也是哲学家，芝诺，他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他说阿基利斯追不上乌龟，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条件，就是让那乌龟先开步走那么一小点路。阿明也兴奋起来：这话怎么说？阿基利斯只跨一大步就够乌龟爬老半天！王校长站起来：我们必须从实际中脱离，站在逻辑的空间里。阿明也站起来了：好，你说！王校长就说：你听好，开始，乌龟爬出一小程，阿基利斯举步，乌龟已经在跑第二程了。阿明笑了：可是阿基利斯的一步抵得乌龟无数步呢！王校长笑得更快乐了：无论他速度多快，他总是跑在中途，跑过一半，再跑过下一半的一半，永远是在中途，而乌龟已经开始下一程了。阿明说：你在讲什么呀！王校长说：我就在讲这个！
王校长走到黑板前，拾起半根粉笔，画一条横线：阿基利斯跑到一半——他在二分之一处划一点——阿基利斯再跑到一半——他在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处再划一点——阿基利斯又跑到一半——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处一点——这是永无止境，阿基利斯永远是要先抵达一半，再到终点。这一回阿明清楚了，他很有把握地在线底下划一道：这条线全长多少？王校长说：你又落到现实的窠臼，不是说，这是另一个“载体”！于是，阿明又陷入茫然。这时候，门上敲了两下，开饭了！
下一日，阿明又提出问题：这有意义吗？王校长欣然道：有啊！什么意义呢？阿明不解，王校长考虑一会，给阿明出了一道题：一个牧人，一头羊，一条狼，还有一棵白菜，要过河；一条小船只能乘牧人自己，外加一头羊，或者一条狼，或者一棵菜；而狼要吃羊，羊又会吃白菜，问你，牧人怎样才能将羊和狼，还有白菜安然渡到对岸？阿明怀疑地看着王校长，不晓得王校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王校长就笑，催他回答。阿明只得埋头动脑筋。想了一会，抬头说：其中羊是最危险的，它既要被狼吃，还要吃白菜，所以必须把它隔离起来；那么先让牧人带羊过河，放在对岸，再来带狼；狼到了对岸，就把羊带回来，换上白菜；白菜到对岸，牧人最后一趟就是渡羊。很好！王校长夸奖他，请他到黑板上，画一幅渡河图。阿明犹犹疑疑地站起身，走到黑板前。先画牧人，他将牧人画成一个原始人，围着兽皮，头顶草叶，挎一把弓箭，手持一柄船桨，脚下立一头羊，狼和白菜各在一岸。阿明转过身，等王校长说话。王校长双手抱膝，竟看得入迷，由衷发出一声赞叹：画得太像了，真是栩栩如生！阿明受了夸奖，很不好意思。王校长又说：阿明你确实是天才，值得他们收藏！说到此，他忽然伸出手，在空中抓了一把：我知道了，我们是被他们当作人质了！什么人质？阿明吃惊地问。以我们为抵押，向对立派要挟。王校长解释。要挟什么？阿明更吃惊了。门上敲了两下，洗漱如厕，准备就寝。
日光一点一点收起，屋内暗下来，然后，换了夜光，渐渐浮起来，于是，又有了一种微明。阿明在黑板上画下的牧人，羊，狼，白菜，变得立体，好像是活的。连阿明自己都感到它们的肖真。王校长决定要把这一课讲完，他站到黑板前，阿明则抱膝坐在铺上。王校长在牧人头上写一个“b”，羊是“m”，狼为“l”，白菜“c”。然后开始渡河，b m抵彼岸，此岸为c l；b往此岸，彼岸留m；然后，彼岸为bml，此岸留c；再然后，彼岸l，此岸bmc；接下去此岸m，彼岸bcl；此岸bm，彼岸cl；最终全部到达彼岸，bmcl大团圆！黑板上布满线条和字母组成的图案，好像是一张网，将阿明画的牧人，羊，狼，白菜一网打尽。月光铮亮，王校长背着手站在月光中，好像是在水中。楼里很静，看守的人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偶尔，会有水从管道激荡而过的声音。夜晚，景物都换了模样。王校长的手臂在背后互相交握，抵在腰间，看上去既庄严又稚气。我知道你会说，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显然是你根据生活经验得出的方法更有效率，就是说羊是最危险的，要把羊隔离开，等等的；可是，接下去却有了更困难的情况，用时髦的话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刚送走这一批客人，下一批就来了，下一批客人是两对夫妇，还是一条船，只能载两个人；本来是没什么问题，多来回几趟就行了，困难在于，这两个丈夫都有嫉妒病，不能允许自己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独处，怎样渡河，就要费一番脑筋了；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套规则，可以衍用下来；先还是将他们编号，两个丈夫和两个妻子分别为ab和ab，根据刚才的排列顺序，第一步四个人都排在此岸，第二步三个人在此岸，一个人在彼岸，第三步，两岸各两个人……开始渡河！黑板上又张开一面线路更加繁复的网。这时候，阿明举手要求发言，王校长准许。阿明说：这是不是好比代数里的方程式，用来解决鸡兔同笼的意思！王校长表扬了他：很好！现在就可以初步回答你的问题，这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思维有了格式，就有可能攀援更高级别的难题，思维的图画——王校长点了点阿明的图画——不是那么肖真，却同样栩栩如生，很美！
阿明懵懂着，却是一种清明的懵懂。他觉着有一个空间，也就是“载体”吧，是他完全感觉不到的，却与他共存，甚至相互交错穿行。他进不去，他知道那里另有一番天地，很美——他相信王校长，那里很美，他无法享用，因而都有些焦虑。在这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王校长那样地将胳膊背到身后，互相挽着，很像一个学生朗诵和歌唱的姿势，宣讲着那一个空间的情形。有几次，阿明用现实中的事物去对应，企图获得一点了解，都被王校长否定了。不由发急地说：你这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吗？简直是唯心主义！王校长就说：你说，什么是唯物主义？客观的，阿明说。什么是客观？是存在的。什么是存在？可以证实的，阿明再回答。王校长又笑了，眼睛弯下来，嘴角翘上去，有些像意大利童话里的匹诺曹，那个调皮捣蛋的小木偶，渐渐长了岁数，变成了先知。很好，可是阿明同学，你发现没有，唯物主义好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那就是从人出发，你看见，你证实，你认识——所以它又是最主观的。阿明目瞪口呆了，他从未听说过如此理直气壮的唯心主义言论。那么——他近乎胡搅蛮缠地质疑，鬼魂，你相信鬼魂吗？你用了一个很好的词，“相信”，“相信”是不需要证实的。阿明再也说不出话来。王校长继续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可证实的世界，一个是“信”的世界——阿明忽又激烈起来：这不是乌托邦！王校长说：你说得对，数学就是一个乌托邦！
月亮移了位置，光转换方向。王校长所在的讲台进入暗里，暗里有些枝条的影，光到了阿明这边。夜晚的光质与日光不同，它纹理细腻，肌表润泽。严格说，夜晚是不该有光的，可事实上却有。这是他们头一次在夜间活动，没有钟表计数时间，不晓得几点才睡下的，也许很晚，也许很早。他们这一老一少，就好像在世界一隅，远离人群，享受着他们独自创建的乐趣。临人梦乡的一刻，阿明竟感到一阵幸福，他想：他运气不错，总是遇到对他有教益的人，现在是这位王校长，之前呢，有老师。老师他在做什么呢？他想着老师，阿援的脸却浮上来，然后他就睡着了。这个夜晚，其实是有些像圣典，有多少华丽的思想在交汇漫流，量和质都超出了一个少年的头脑与心灵的承载力。但这个少年却有着向善的愿望，在他温存的表面之下，潜藏着浪漫的情怀，要求他超出平常的生活，虽然不知道应该去向哪里。现在他更不知道了，王校长的课程难度太大了，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呢！只有使他的头脑糊涂，但就是这糊涂里，藏着光明。经历过这样的夜晚，还能再期望什么呢？真好像是事先的约定，第二天，情形就改变了。他们都还来不及告别，就分手了。先是王校长被人叫走，然后是他。他们并不多话，只是让他走。阿明茫茫然走过走廊，下了楼梯，穿过一方天井，回廊环绕天井，廊里是教室，总共有四层。他正是从其中某一层的某一间里走出，是哪一间呢？他完全失去了方位。从回廊底下走出一扇门，看起来是学校的后门，对着一条背静的弄堂。他走过弄堂，站在了街上。街上人车奔流，有新的大红标语横幅在街面拉起，写着“大联合”的字样。阿明脚上穿了人家的鞋，此时才发觉这鞋的不合脚，太阳从头顶洒下，他不由眯缝起眼睛。他其实不过关了一周时间，可就好像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终于辨明了方向，转身向家里走去。事实上，这是离家只两条马路的一所民办小学，曾经无数次经过。他很快走进自己家的弄堂，弄堂里依然弥漫着猪肚的膏腴香味，又是一个星期日。家人看见他回来，并不表示过多的喜悦，只是说：回来了？自从革命开始，他常有几日不回家的情形，没有人知道他的遭际。只有阿援从他身边走过时，奇怪地抽抽鼻子，说：一股隔宿气，你要洗澡了。于是，他就找出干净衣服，拿了肥皂毛巾去了澡堂。
阿明在家呆了几天，出门去学校了。学校里新张了标语，显得喜气洋洋，也是关于“大联合”的庆贺之词。原先各派组织的司令部摘了牌子，头头们和工宣队连日开会。他遇到几个相熟的同学，他们似乎也没对他有特别的注意。他向他们打听王校长的下落，他们却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走资派。接下来的几日，阿明就往他所认识的战斗队，打听王校长。战斗队已呈解散的架式，都在忙着大联合。街上【创建和谐家园】队伍往来不止，敲锣打鼓庆贺大联合。没有人知道王校长是谁，更谈不上他如今在哪里。阿明想到王校长可能根本不姓王，也不是什么校长，于是，他就打听数学家，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有人提醒他，倘是数学家可能就是在大学里，打派仗时，也有从大学揪来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批斗的。这样，阿明就往大学去了。
这城市的大学多在近郊，他骑着自行车——向某个战斗队新借来的车，一架二十八型重型车，人称“老坦克”，适合载重和长途跋涉。大学校园和中学完全不同，比得上一片街区，找个王校长，简直是大海捞针，都不知道该问哪个人。阿明就从校园里的大字报上寻找和王校长相似的人，大字报上也覆盖了关于大联合的声明。从残留的墨迹上，看见有几个也是留学美国的“帝国主义走狗”，但都不是学数学的。可是，放缓车速骑在偌大的校园里，阿明的心情有一种平静。校园草木荒疏，显得空旷无比，大学生们神情肃穆，气氛是庄严的。有一个学校，还有一个湖泊，湖畔垂柳丝丝，无人。阿明不由放轻手脚，紧着闸，悄悄滑行过去。奇怪的是，无论他走在哪一所大学，都觉得离王校长近了几分。他还格外留意街上游斗的卡车，沿了车斗挡板，低头站着“牛鬼蛇神”，其中有没有王校长？他却已经想不起王校长的模样了，不是想不起，而是，他难以向自己形容。从此，他再没见过王校长。
22、邂逅
阿明骑着“老坦克”，在北区一所高校的校园里徜徉，深秋时分，车轮从落叶上轧过去，“枯滋”的响。校园里有一种宁静的荒芜，天地很高远。阿明面前出现一个人，一个青年，他对阿明说：你好！阿明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你好！心想并不认识他，可青年坦然的态度却使他感到自然。他们并肩骑了一段，青年告诉道这所学校创办的时间，前身为何，经历几番变迁，那条校河又叫什么名字，来自怎样的典故。阿明很恭敬地听着，有几回侧目打量青年，见他从额至鼻梁，又至下颌的线条十分鲜明挺拔，有些欧式人种的意思，肤色黧黑，发式是平头，穿一件军上衣，蓝卡其的宽脚裤口底下，是一双手纳底黑布面的圆口鞋。这身装束有些特别，阿明是个不领世事的人，但也敏感到青年是属于另一种阶层。青年也在看阿明，目光却要大胆得多，他说：我看你在这里逛了很久，是找人吗？阿明红了脸，他羞涩的样子很叫青年喜欢，他主动上前搭讪，就是看他有一股纯净的气息，好像从世外来的。他正准备放弃他的问题，阿明却镇定下来，他虽羞怯，但决不失大方。他坦言说，确实在找人，不过，他已经没了信心，所以只是有当无的找。青年问他找的人姓甚名谁，是否确在这所学校，哪一个科系。阿明笑了，说就是这些不清楚，所以才找不到呢！青年也笑了，觉得眼前这个孩子——他应该称他什么呢？他个子不小，态度也算得上老成，可就是称不上青年，却又不是少年了，所以权且笼统地叫作孩子吧——这孩子真的很有趣。青年很愿意帮助这孩子，就让提供更多的线索。于是，阿明同青年讲述起王校长这个人，然而，他简直语不成句。他一旦开口讲述，王校长就变得模糊起来，他怎么也说不到要点上。这是他第一次将王校长与外人道，而且是一个陌生人。也许正是陌生人，他才有勇气提王校长。他不相信有人能够明白，弄不巧还会以为他在瞎说，而陌生人，管他信不信，陌生人就像是虚空茫然。这个陌生人，很耐心地听着阿明语焉不详的叙述，这使阿明很感激，也更惭愧了。他的叙述如此蹩脚，连他自己都怀疑了：真有王校长其人吗？青年沉吟一时，没有继续追问王校长——为此，阿明又心生感激，青年沉吟了一时，说，真是奇妙的经历。两人相视一眼，继续向前去，之后，再没说找人的话题，阿明就此结束寻找王校长，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阿明知道青年并不是这所高校的大学生，而是和他一样，来自中学，但是高中三年级生，他的名字叫陈卓然。
陈卓然将南昌带入小老大的客厅，自己则引退了。他去了哪里？他又回到了书堆里。前面不是说过，陈卓然在大学里有朋友，他的大朋友们从学校图书馆里搬运出许多书，提供给他。这些书非常杂，除去他热衷阅读的文学，哲学，政经类的书籍外，还有物理，化学，工程，电气，医学……总之，拿到什么是什么。他一头扎进杂七杂八的阅读中，说实在，这让他头脑很混乱。他呢，索性停止思想，吃进什么算什么。所以，这一段乱读书的日子又是一段休憩的日子，思想休憩。勿管是什么书，拿起来就从头读到尾，不求甚解，只是一行行的字进入眼睑。这些孤立的字由句法的逻辑关系而联络起来，自然传达出某一种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字面上的陈卓然都懂，底下的似乎全不懂，可这并无大碍。他就像一台阅读机器，只是机械地运作着。
有时候，他读过的东西就像是没有读，所有的东西都漏走了。可有时候，甚至有几次是在睡梦里，突然无比清明地浮现出一行字句，简直可以用“敲”这个动作，敲响了他的记忆。而且，那些杂七杂八的字句忽然由于某一个共同点，并列在了一起。比如“费希特继承康德，谢林继承费希特，黑格尔继承谢林”这一句话，牵出了下面的一句话“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士巴、米设、提拉；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单”。比如“n表示正整数全体和零，z表示整数环，r表示实数域，c为复数域，h为四元数体”，和“由大三度与完全五度构成的叫大三【创建和谐家园】，由小三度与完全五度构成的叫小三【创建和谐家园】，由大三度与增五度构成的叫增三【创建和谐家园】，由小三度与减五度构成的叫减三【创建和谐家园】”。最奇特的并列是“为30—35岁的女性个体。头骨骨质细致。面部较低狭，上面高为68.5毫米；颧骨狭小，右侧颧骨宽24毫米；眼眶不高，鼻孔较狭”，和“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这些字句壅塞在他的印象里，解散再重新组合。
有一度，他得到一本詹姆斯？希格斯写的《赋格曲》，他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所知道的交响曲就是广播里播送过的一支《红旗颂》，或者样板戏芭蕾舞剧的伴奏音乐，他都不曾在现场目睹过交响乐队。五线谱也是不识的。可是单是读那书上的文字，他也产生出奇异的兴趣。这些文字，描述出一种相当严格的纪律：“在主题内，唯一适当的转调是主题与属调之间的转调”：“需要这个一般限制的理由，是当主题在不同的音域作赋格式的处理时，如果不加限制，就会使诸声部在它们方便的音域之外进行”：“通常，插句最好是从它前面的主题、对题或任何自由填充的声部中选取动机而构成的”：“注意，当主题开始由一个内声部导入时，对题便可以获得运用它的两重关系的机会，就是说对题可在主题的上方及下方都出现”——他完全没有这些概念：“主题”，“属调”，“音域”，“对题”，等等，他可能全都领会错了。他想起天文学的星座：“天鸽座，南天星座之一。中心位置，赤经5时50分，赤纬－35°。a星是3等星，和大犬a星、小犬a星同在一直线上。座内有亮于4等的星七颗”：“北极星，双星，也是变星（星等从1.97等变到2.12等），离它18"处，还有一颗9等星，故北极星是南三颗星构成的聚星，离地球约400光年”：“北斗星，在北天排列成斗（或杓）形的七颗亮星。它们是北斗一（天枢），北斗二（天璇），北斗三（天玑），北斗四（天权），北斗五（玉衡），北斗六（开阳），北斗七（摇光或作瑶光），北斗一到北斗四叫‘斗魁’，又名‘璇玑’，北斗五到北斗七叫‘斗杓’，即‘斗柄’，北斗二和北斗一的联线，延长约五倍处，可找到北极星”——这又让他想起分子结构，都是向他暗示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空间。
再有一度，他迷上了养蚕，当然也是在书面上——催青，收蚁，眠前除沙，提青，眠中处理，移蚕下地，上簇，最后采茧。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联想的是司马迁《史记》里的“刺客列传”：“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柯之事”。紧接下去，更新世的冰河时代浮起来了——“这一时代大约持续了二百五十万年，结束于一万年前左右。这是一个气候大幅度变化的时期，所有的大陆都经历了频繁的变动……在武木冰期，水被冻结成大冰原……魏克塞尔冰期和威斯康星冰期的冰原，使海水的水位降低很多，以至出现了一些陆桥，把大部分大陆块和许多孤立的岛屿连接成一个单一的大陆。”他的头脑被壅塞和挤压，忽而辽阔旷远，忽而又进入极狭小的一点。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休憩的思想又渐渐复苏，蠢蠢欲动，就在这些大和小，远和近中梭行，因为没有受过训练反而自南无节度，显得很有弹性，然而，却也迷失方向。他陷入茫然。
原本，陈卓然是个对事物有着稳定看法的人，他渎书，学习，认识各种人和社会，都在顺利地加固着他的稳定性，包括他曾在拘留所里度过的数十日时间，全是依着顺时针方向发展。就这样，他长成一个有信念的青年。可是，如今，这些无系统无章法的阅读，将他思想的完整性打碎了，他甚至感到了虚无。他曾有一次，随大朋友们去到图书馆在近郊的一个大书库。林立的书架将光线遮暗，空气中布着一层氤氲，是由潮气，灰尘，纸张的碎屑，还有蠹虫混合而成，它使暗沉的光具有流动的性质，产生轻微的悸动。假如你去过原始森林，就会有一些些联想。陈卓然在书的狭缝中走动，阅读和思想物化成具体可触摸的存在，可事情却更抽象了。如此庞杂，繁复，莫衷一是的世界全归为于一种符号——文字，文字几乎成为密码。陈卓然怀疑自己能否真正了解这些文字，或者说他了解的是否是文字的本义。他感觉到，有另一个世界，在他的认识之外存在，咫尺天涯，他走不入它。它是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他找不到一点点接近它的路径。他像【创建和谐家园】神话里的四十大盗，对了山壁喊：大豆，开门；燕麦，开门；玉米，开门；葫芦，开门，喊遍天下粮仓，大山岿然不动。其实呢，那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物种：芝麻。芝麻，开门，山壁应声开门，只有阿里巴巴知道。
就这样，世界在变形——就像数学里的拓扑，无限维空间，假如陈卓然理解对头。还是物理中流变的软物质概念，“不可见的光线”。《圣经》却说上帝七日之内创造世界；达尔文进化论则将此过程描绘得无比漫长；天文学称地球只是浩瀚宇宙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马克思又把这行星上的人群分解为各阶级社会。唯物主义讲存在决定意识，亚里士多德以为艺术创造可存在亦可不存在的；生物考古学家发现第三只眼睛，缩入脑腔后形成“松果体”，这岂不暗合上民间诡秘的关于“慧眼”的传说？真是令人迷乱。陈卓然几乎闭门不出，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孤独地对付着这裂变。前面说过，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在厨房和浴室之间，原本是一个储藏室。一扇狭长的窗对了后弄，传上来些声气，都是些杂碎的动静。热锅的爆炒声夹着油酱气味，收废品和修棕绷的叫喊，也有小孩子和女人的哭和笑。这些声气会打扰他的思考，但同时也让他感觉身在人间，在某种程度减轻了虚无感。
家里，依然是那个未婚的大姑操持家务。他的母亲，有一度隔离审查，然后又解除隔离回了家，有一度宣布解放，很快又靠边了。弟弟妹妹们在各自的战斗队里，这些战斗队有时分裂，有时联合，就像春秋战国，于是纷纷忙碌着，很少回家。继父依然休养着。陈卓然不知道他被拘捕的时候，继父曾经跑到拘留所大骂：老子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让你们兔崽子胡闹！警卫们一拥而上要抓他，他拍着肩膀和大腿：来啊！兔崽子们，摸过没有，日本兵的弹片，【创建和谐家园】的弹片，还有美国人的子弹！警卫们不由怯了步。现在，白天就是陈卓然，大姑，继父三个人。有时陈卓然会心生恍惚，好像又回到幼年的光景，他方才从沂蒙山到上海，因语言不通，停一年方才上学。那些日子，早已淡漠，但在那朝夕相处中滋养出的亲情。一直延续了下来。他和继父并不多话，在表面的冷淡底下却有着更深的默契，其实超过了血缘上的父子关系。母亲隔离的日子里，继父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在房间和走廊上走动，拐棍笃笃响着。陈卓然推开门，与继父碰了个照面，两人都怔一下，继父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陈卓然点头，父子二人面对面站一时，然后各回各的房间。陈卓然从拘留所回家进门，继父迎面说的也是这一句话：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说完退回自己房间，关上了门。这一阵，陈卓然闭户不出，一头扎在书堆里，叫出来吃饭，眼神是茫然的，继父和他说话，他答非所问。有几次，继父伏在他房间门外听动静，让出来上厕所的陈卓然撞着，继父咳一声走开去，陈卓然笑笑，也走开去了。过后的一天，饭桌上，继父又对陈卓然说了一遍：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陈卓然不禁要想，在继父内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的经历，无论是历史风云还是个人生活，陈卓然都比不上一个小手指头，难道就是凭借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念度过的？可勿管相信的是什么，总是相信了。陈卓然也很想相信什么，他相信什么呢？
当他注意继父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大姑。说来也奇怪，人有时认识事物，不是看事物的本身，而是看它投射在别处的影像。可能那事物的本身与我们太过接近，早已司空见惯了。陈卓然曾经在南昌的大姐身上看见过大姑的形象，他这样和南昌说：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也因为此，他对南昌的大姐有好感。可一旦到了大姑面前，那感情又趋于平常。大姑，一个典型的皖北妇女，从妇女裹足的时代里走出来，又经历了放脚的历史，于是，踩着一双解放脚，摇摇晃晃走在公寓铮亮的打蜡地板上。她常是一身黑裤褂，裤脚用黑布条扎起来，黑漆漆的头发本来是窝纂，“文革”开始，红卫兵让她破四旧，于是铰短，可略一留长，她就用发卡在脑后别成个雀尾巴。她长一张白皙的容长脸，应是俊俏的，一场天花却留下了满脸的痘疤。多少也是因为这，她没有说上合意的亲事，没有成一个自己的家，最后跟着哥嫂的家庭生活。但你切勿以为大姑只是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女人，事实上，大姑是一名【创建和谐家园】员。她那淮河平原上的家乡，有着支前的传统，淮海战役的军粮，就有那里产出的小米，然后由民工推着独轮小车送上前线。早在土改的时候，十六岁的她，就是积极分子，分浮财，挖地契，斗土豪劣绅，都有她一份功劳。然后到了全国解放，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是她们几个未出阁的闺女，挑头成立互助组，还上了省报。就在这时，收到同宗哥嫂的信，希望她出来帮他们带孩子。开头她是不肯的，其时，家乡正轰轰烈烈开展合作化运动，她已是乡里的妇女主任，忽然让她去给孩子做保姆，即便是自己哥嫂家的孩子，是喊她姑的，也是不情愿。但是，乡里，县里，都来做工作，最后，本家哥单位里的一个干事，专程从上海过来，要带她走。她的爹已经死了，还有个娘，虽然舍不得，但也一劲地劝她去。老人明智地想到，去哥哥家是女儿的一个归宿。她流着眼泪，将换洗衣服打一个小包袱，里面压着她的组织关系，跟来人走了。这一年，她二十六岁，在家乡，对于一个闺女实在是太大的岁数，娘家真留不住了。上了火车，她就把齐肩的短发窝起一个纂，似乎是向闺阁告别，以后的，就都是一个成年女人的生活了。她这样走进哥嫂的家，哥嫂都随侄儿侄女喊她“大姑”，她的丰饶的青春时代永远地留在了淮河边那一片贫瘠却亲爱的士地上。
大姑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孩子，还没加上不久就要来到的陈卓然。最大的六岁，最小的那个还在吃奶，他母亲却得了肝病。父亲，就是大姑的本家哥哥，带着一身的伤，也是要人照顾的。一个接一个保姆，被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吓跑。大姑的到来，简直是救了这一家。立马地，她背上绑一个，手里抱一个，第三个拽着她的衣角，最大的那个，被她吆喝着打油打醋，她的另一只手则在锅上炒菜，盆里和面，淘米洗衣，掸尘擦灰。自她来到，这套公寓里便充斥着热辣辣的葱蒜味，豆酱味，蒸馒头的酸甜的酵母味，这就是过日子的气味，养儿育女的气味。是大姑带来的，携裹着北地平原的麦香豆棵烟火味。大姑她一直乡音未改，只是加入一些上海的口语，且是被她皖北化了的，比如“小菜”，比如形容某人差劲的“推板”，再比如将“睡觉”说成“困觉”，“热闹”说成“闹猛”，“凑热闹”为“轧闹猛”。也算是入乡随俗了吧！
在上海摩登的街头，其实并不少见这样的乡下女人，她们携有一种特别的坦然态度，在这五光十色水晶宫般的世界里，毫不生怯。她们用五十斤一装的米袋买米买面，粮店里要卖红薯了，她们就一手一个铅桶去提。机制面是盘在淘米箩里，耸起的一堆。早上买油条不论冷热，也是耸起的一堆，就知道她们来自一个人口众多食欲旺盛的家庭。你别看她们形象不入这城市的潮流，她们倒不将自己当外人的，于是，随处可见她们与人热烈地谈论着家常。她们外表颟顸，内心却很灵敏，很快就将这城市的人情世故摸个透。事实上，她们的洞察力本来就远超过这城市的人情世故。她们从一大家子的孩子中间，立马分辨出哪个是后娘养的；又从老头或者老婆子身上看出谁家的儿女不孝顺；菜篮子里写着过日子有没有盘算；倒出的泔水照见的是家境的贫寒和富裕。她们难免也要搬弄一些是非，可多半的，出自于正义。我们不能不正视，她们所来自的，大多属于中原地方的乡村，那里有着源远流长的文明教化，比较这近代城市更拥有道德资源。就这样，大姑她成为这城市市民中的一员。
陈卓然初来上海时，只听得懂大姑的话。他所寄养的鲁西南与大姑家乡皖北，属一类方言语系。大姑的作派，也和他的养母有近似之处。所以，大姑就是这陌生世界里的一点熟悉，使他不至于完全与原先的生活隔绝。虽然大姑顾不上他，他也顾不上大姑，他注意力全在面对新环境，但这两下里却潜在有一种联系。他在接他的人背上熟睡着，进了这家门，一放下地就醒了，醒了就挣着往外跑，拽回来再挣，挣脱了再跑。好几个回合，人们叫他，叫他的名字他也不认。他的小名“羔”，也和大姑的青春岁月留在老家一样，丢在了那沂蒙山旮旯里了。最后，是大姑过来，二话不说，往他稀脏的小手里塞了半块馍，他握住了往嘴里一塞，便安静下来。下一日，大姑硬按住他的脑袋，将脑后一条猪尾巴小辫铰下来，那是养母替他留的，当他是个宝，怕养不大他。铰了小辫，再放一缸热水，揿他进去。他嚎得像个挨宰的猪，转眼间，身上的皮肉也红得像口光毛猪了。事毕，大姑还是往他手里塞半块剩馍，让他止了声。
大姑带孩子，是乡里人的风范，吃饱穿暖。馒头堆在箩里，炖肉挖在盆里。怕孩子砸碗，家里都用的搪瓷家什，尺把长的竹筷，操在小手里，大半截在空中急骤地打架。冬天，棉袄棉裤絮得厚厚的，一个个几乎迈不开步，小孩子都好动，一早到晚的头上都冒着汗气。这日子才叫富足！大姑得意时会说：简直像地主家崽子！对陈卓然，大姑的态度是略微谨慎的，一方面，这是一个与自己家没有血缘的孩子，这一点，大姑是有封建思想的，但从人情出发，越是人家的孩子越要小心对待；另一方面，一个烈士的遗孤，又唤起她崇敬的心情。这两方面，结果都是让她对陈卓然生分。所以，看上去竟是冷淡的。可是，在一个质朴的乡下女人，即便是冷淡，又冷淡得到哪里去？在陈卓然延宕入学，留在家的日子里，大姑有时会带他一同去粮店或菜场，让他帮着提东西。回到家，奖赏他的还是半块馍。白面馍是大姑心中的至品，平时锁在厨房柜子里，足见这奖赏的重量。而陈卓然对白面馍的认识也是和大姑一致的，就是这，让陈卓然驯服了大姑。在陈卓然心目中，大姑就是衣食的代表，他自打上学，放学回家就喊“饿”的这一声，是对了大姑喊的。六○年自然灾害，陈卓然已经读中学，住在学校，吃粮是定量，长身体的年龄，整日在饥荒中度过。每次周末回家，周日晚上返校时，大姑都会交给陈卓然一个手绢包，包里是三个或四个凉馍。到底还是孩子，又被肚饥煎熬着，自然注意不到大姑浮肿的脸和脚踝，想不到这是大姑嘴里克扣下的口粮。揣着手绢包，只觉得心里踏实，这踏实是大姑给的。所以，他对大姑其实是亲的，但因这亲情是疏离的，就并不自知。就像方才说的，他从南昌大姐身上看见了大姑。
通常都是如此，我们不会对身边的人发生历史的兴趣，陈卓然也是。于他来说，大姑就是那个饿了给他吃，冻了给他穿的人，除此，还有什么呢？那一日，游斗市委书记，那书记，一个北方人，就在大姑她家乡的大战场上打过仗，不久前，报上还登着他神采奕奕接待国宾的大照片，如今一头白发，垂头站在升降机的高台上——亏造反派想得出，拉出修理电线的专用车。老头立在高台上，车缓缓驶过这城市的主道，繁华的大马路，从陈卓然家的公寓底下过去。临街的阳台，窗户，趴着看热闹的大人孩子。这城市，什么时候都少不了看热闹的人，可是，大姑她，就躲在门背后哭泣。陈卓然看着哭泣的大姑，有一霎间的好奇，大姑她是怎样的人呢？但这念头转瞬即逝，大姑的历史又遮蔽在她忙碌的日常身影之后。现在，陈卓然从他那迷乱恍惚的读书世界走出来，看着继父和大姑，这两个质朴的人，有一种使他思想沉淀的作用。他感到一时的清澈。这样的时刻让他觉着似曾相识，那就是在南昌家里，他们关在房里谈话之后，走出来与他大姐二姐坐在一处吃饭，聊着家常。只是陈卓然与继父和大姑没有闲聊的习惯。亲人们通常是不大闲聊的。亲人们不闲聊也彼此了解。在饭桌上，陈卓然发现自己是个大人了，怎么说呢？这么说吧，他和继父之间，似乎有了一种默契，男人间的默契。大姑常常端上一盆凉菜，汆菠菜，蒜拍黄瓜，拌海带丝，让两个男人先吃。继父要喝点酒，陈卓然不喝，只吃菜。吃过一会儿，大姑再端上热菜，还有主食，自己也坐下吃了。陈卓然接着又发现，虽然自己长成了大人，然而，奇怪的是，继父，还有大姑，他们似乎一点都没变。他自小看见的他们，就是这样，这样的脸和身形。他们曾有过更年轻的样子吗？当然是有，可他看不见。他们的生长形态被他自身的成长遮蔽了。这是朝夕相处的人们之间的特有的情形。也许是陈卓然目下所陷入的虚无，隔离了他们，于是，他开始审视，审视他最近边的世界。陈卓然是个喜欢思辨的人，他思辨的材料大多来自于书本，其实是第二手的，此刻，他注意到了另一种材料，它们来自于日常生活。这种材料有着质朴的形态，就因为其质朴，所以又是杂芜的，无排序，无命名，呈蛮荒景象。他简直无从下手进行整理归类，可是它们的生动性却吸引着他。
这是一个困难时期，也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陈卓然的吸纳力空前活跃，他简直是贪婪地，汲取着可能接触到的一切。而他的外表，则格外的安静。他有数月时间在家里度过，自从他上寄宿中学之后，就难得在家。寒暑两假，虽然回家住了，可是同学间仍然有各种交际往来，将他叫出门去。文化革命开始，他更是不见了人影。可是这个时期里，他天天在家，就像一个隐居者。有时候，看书看累了，他走出家门，骑车在街上兜风。经过街头临时搭建的舞台，有红卫兵的文艺宣传队在表演。那些宣传队员明显是要低他们几个年级的孩子，在他看来，几乎是下一辈人了。有一个女孩在唱一首称颂军民感情的歌曲，曲调以北方地区的戏曲素材，悠长高亢的慢板，间着泼剌剌一泻如注的剁板，流利至极。陈卓然不由听入了迷，然后想，革命时期的艺术也进入了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粗暴的造反歌了。他还时常遇见佩着红小兵臂章的小学生，这给他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在他们砸烂的旧世界的废墟上，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而他们却是局外人了。在非常时期，更新换代总是疾骤的。他多少是怀了遗老的心情，隔山隔水地看这时代。他的自行车从繁闹的市区驶出去，来到较为僻静的马路，天地变得空广起来，路边甚至出现零星田野，还有农舍，舍前的围篱内有几株秋葵，低垂着成熟的花盘。骑着，骑着，就骑进了那所大学的校门，里边有着他即将结识的新朋友。
他原先的大朋友们都四散了，到农场锻炼去，或者回家去。校园里无人，铺一地落叶，承着阳光，一片璀璨的宁静。这时候，他看见了阿明。起先只是无意地搭讪，可是阿明的态度叫他喜欢，王校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有点像梦呓。倒不是陈卓然不相信它的真实性，而是那孩子自己不敢相信。他叙述的口气犹疑不定，表情且那么羞怯，红着脸，生怕听的人笑话他异想天开。陈卓然不由再次打量他，见他穿一件蓝卡其学生服，脚上一双松紧口黑布鞋，脸色白皙，眉目修长。心里将他比作三国里的赵云，因他有一种古意，不是他过去熟悉的人所具有。两人并肩骑在松软的落叶上，似乎同在世外。不知觉间，已在偌大个校园绕了一周，却不舍得分手。临近校门，两人都有些紧张，阿明又红了脸，都知道，只一步之间，便将分道扬镳。不料想，陈卓然一转车把，骑上贴墙的甬道，阿明跟随上去，又折进校园，方才松一口气。太阳高照，底下是两人的影，看上去，一般高的个头，就像兄弟俩。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背景，在不同的际遇里各自领了新思想，对世界拓开新观念，为其时的邂逅作了铺垫准备。也不排斥有年轻人蒙昧的吸引力，但理性不是在生长吗？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自觉性。这样的邂逅，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选择。绕校园第二周的时候，他们互报了姓名，学校，年纪，住址，当然，还是由陈卓然先提议，阿明跟上。但陈卓然没有想到，仅是第二日，这个羞怯的孩子就来敲他的门了。
阿明远不是陈卓然谈话的对手，他并不具备，像陈卓然那样的思想武器。但在内心里，积蓄着许多无可名状的感性体验，自成一体。就是这，使他不怯于和陈卓然在一起。他们俩在一起，都是陈卓然说，他听。看起来好像陈卓然在向阿明宣讲，其实，陈卓然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依然是一场对话，阿明是回应他的，只不过是以其他的方式。有一次，他说话的时候，阿明替他画了一幅肖像，第一眼，他不觉得是他，再一眼，认出来了。他的脸藏在铅灰色的笔触里，远远地看着自己。阿明不止画陈卓然，还画陈卓然的继父和大姑，画开电梯的老伯，从阳台上望下去如织的人群，车流，街对面密匝的房屋，屋顶上爬着的修补瓦片的男人——那是从一架望远镜里攫取的画面。这些素描速写，使陈卓然回到幼年时期，初来到这城市，日日趴在窗口看的，就是这街景。他发现，这街景并没什么大改变，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涤。就好像，这城市还自有一种定律，兀自生存与生长。这大约就是阿明的回应吧！不是直接地针对，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么，阿明呢，陈卓然的话他又有几分确切的理解呢？陈卓然的话里，充斥着如许大量的概念，扑面而来，他都懵了。可是他隐约地感觉到，那些概念里含着一种秩序，是可用来划分他的感情。可惜，不知是这里，还是那里，就差那么一点点，接不上。他还是常常想起王校长，听王校长说话，是那样的——就是说，当他说着的时候，心里某一处会亮起，可等他说毕，过一时，那一处又熄灭了。也是差那么一点点。王校长在哪里呢？幸好，幸好，有了个陈卓然，他是东一点，西一点，总也点不亮，却有着模糊的触觉。要说，他们两下里其实都隔膜着，隔膜着，他说他的，他应他的，于是乎，又形成一种默契。所以，他们在一起就不会感到无聊。不仅不无聊，他们相互间还会生出新鲜的好奇。阿明惊讶陈卓然能源源不断地生发他的论点，心想：看哪！他还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一直说下去！陈卓然则是为阿明的静默折服，他知道，倘若这孩子没有饱满的内心生活，是不可能如此恬静的。有时候，这种好奇又转化成一种自谦的形式，那就是，陈卓然觉着自己太聒噪，阿明想的是他会不会让陈卓然觉着闷了。于是呢，陈卓然克制着不说话，阿明开始絮叨，结果可想而知。双方不堪胜任，一阵尴尬之后，再把角色调换过来，各就各位。
他们共同为之间的友谊欣喜，这简直有些像爱情了。事实上，更像是孩童的结交，带着天真的感怀，激动不已。他们俩有一点很奇怪的一致，那就是对异性的兴趣还没有开蒙，多少是晚熟了。也许他们就是属于那一类，像北方寒带的树种，需要较长的生长期，木质紧密，肌理细腻。所以，他们就还要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完成他们器质的生长过程，而一旦完成，那一定至善至美。也同时，他们就比较多地拥有着青春期前纯真无邪的光阴，更多地享受成长的欢乐。他们精神转变的苦痛，实就是这种欢乐的变相，本质是单纯。这欢乐在他们，一是以热情的方式，另是以静谧的方式，内里是相同的缘由，外部的差异恰巧使这两者合契。
阿明带陈卓然也去了他生活的区域，但不是带他回家，而是带他去江边码头。陈卓然印象里的黄浦江实际只是外滩那一段，背倚着殖民时期乔治式建筑，树木花草，车流人行。而这里却是粗砺的风景。挤挨着轮渡趸船，江水长年浸淫，外壳锈蚀。防波堤是残破的，水泥剥落，裸出砖块，有些地方，只余下水泥桩，兀自立着。对岸是厂房和烟囱的轮廓，犹如一幅早期工业社会的灰色剪影。江水的流速加快了，由于轮渡离靠岸，涌动不安，哗哗响着，江鸥被激得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在江面盘旋。汽笛就在耳边低咽。在这里，阿明义告诉了陈卓然，老师那个人，由老师再带出天灯路的旧宅，随即，他们也骑车去了。阿明不像老师大胆，他带了陈卓然只绕了宅子骑一遭，自行车在卵石路上磕碰出咔啦啦的声响，显出周遭的寂静。最后，他们来到文庙。向晚时分，正门上着锁，阿明熟门熟路地转到后墙，那里有一扇木门，虚掩着。他们走进去，在殿前的方砖上立着。夕阳最后落在东南角上的一片光，渐渐收走了，地坪显得特别干净与清晰。大殿的木柱，窗棂，瓦檐，墙面，呈现出素描的效果，笔触细密？然后，暮色在他们脚底铺开，均匀地布了整个庭院。两人很少说话，陈卓然也寂寂着，阿明的静默染给了他。等到他们出来文庙，两辆自行车箭似地穿行在狭窄的小街里，路人躲不及地避开，贴着墙根，嘴里骂出一串恶毒的咒语，换来的是他们兴高采烈的笑声。一阵子悸动过去，他们放缓速度，从徐家汇天主教堂底下驶过，忽然之间，阿明与陈卓然对换了角色，他变得多话。初燃的路灯下，他一只手放开车把，直起身子，向陈卓然发问：你说什么是唯物主义？陈皂然作了阿明的学生，恭敬答道：是客观。什么是客观？是存在。什么是存在？可证实的。很好，可是陈卓然同学你发现没有，唯物主义好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那就是从人出发；你看见，你认识，你证实——所以，它又是最主观的！陈卓然同学尊敬地看着阿明老师，阿明变成了王校长。哦，王校长，你在哪里？阿明伏下身子，重新握住车把，两人驶人灿烂的市灯中心、，在成长里，确实有着一些辉煌的时辰，在更长久的盲目的时间之后，厚积而薄发。简直就像母腹中的婴儿，在昏暗中沉睡，汲取养料，突然那一个诞生的时刻来到了，陡地降临光明。当你渐渐适应这光明，光明便转为昏暗，醒又转为睡眠，汲取养分，等待下一次光明。这一次光明是比前一次更为堂皇，更为亮，可你还是会适应它，将它再转入暗，然后期望着下下次的光明。你就从一重光明走入再重光明，继而走入三重，四重，五重，无数重光明。那光明的亮度无可【创建和谐家园】，没有止境，就看你有没有生长的【创建和谐家园】。多么欢乐啊！这两个人简直就变成了小孩子，那两架老坦克自行车，都能飞上天！他们两个，相遇一起，实是天意。倘若无此际遇，他们的欢乐还会迟到，甚至迟至未知的未来。成长是需要同道的，需要携手和互助，相互点燃光明，引出幽闭的产道。在这一时刻里，他们忘记了时代的暧昧，前途的暧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街市在华灯初上的那一刻里焕发出光芒，随后，又沉陷于比先前更浓郁的阴影。梧桐枝静止不动，连成影的穹隆，两叶光的舟，从底下穿越而过。
23、第三个朋友
南昌在小老大的追悼会上，仿佛看见了陈卓然，仅只是一个侧影，很快被移动的人群遮住了。事后，他想，他有多久没看见陈卓然了？自他们分手之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他认识了多少新朋友，从小老大起：小兔子，七月，敏敏，舒娅舒拉，珠珠，丁宜男，嘉宝，想到嘉宝，南昌又是一震，一股欲念陡然攫住他，义猝然松开手，将他抛出去。他发现痛苦也是植身于肉体上的，这一点小老大说错了，痛苦不单是在思想。可是，小老大在哪里呢？在追悼会上看见陈卓然，就好像小老大将他还给了陈卓然。这一日，南昌便去了陈卓然的家。他扑了一个空，大姑说他跟朋友出去了，南昌问哪个朋友，大姑说叫阿明。阿明？南昌念着这个新名字，返身回去。下一日，他冉来，陈卓然在家，他的小房间里坐着一个面色白晳，身材颀长的青年，南昌想：这就是阿明吗？南昌只一眼便看出，阿明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而是，小市民——来自那种保守的生活。南昌疑惑地看着陈卓然，不明白这位思想者如何会结交那样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他们挺不错。不止是不错，他们间还有着一种默契，使南昌自觉着是个局外人。南昌不由生出妒意。他和陈卓然谈小老大，想这是他和陈卓然的朋友，不料，陈卓然却指了南吕对阿明说：这也是小老大客厅里的常客。便知道陈卓然已经和阿明提起过小老大了。他继而一一谈起小老大麾下的另一些朋友，以为不会为阿明所知道，可是，这些人足连陈卓然也一并不认识的，那全是发生在与陈卓然分手之后的人和事。这段时间里，他们都有了各自的经历。就在这时，南昌对陈卓然心生怨愤。这种情绪起来得很突兀，却又很自然，它其实一直潜伏在南昌对陈卓然的心情里面，那几乎是可称得上爱戴的心情。对小老大是喜欢，对陈卓然则是爱戴，他爱戴的人，对他有些微的不屑，都是打击。这一日寻找陈卓然，找是找到了，可真不如没找到，他更加失落了。后半截时间，他没再说话，闷闷地坐在一边。尽管生着气，他还是发现陈卓然有些变化，他变得谦然了。然而，那只是对阿明。南昌多少是狭隘地认为，更感到沮丧了。在他与陈卓然的交往里，陈卓然永远是个说教者，现在，他却在聆听。可是，阿明说了什么呢？阿明什么也没说。南昌想笑，结果是怨艾，这太不公平了。但是，再下一日，南昌又来了。
南昌寂寂地坐在一边，怨愤平息，替换上来的是无奈，他参加不进去他们。阿明，这个小市民，竟然——南昌不得不承认——竟然，有一些与陈卓然相似起来。这两个人，简直成了亲兄弟，南昌尖酸地想。他看见床头墙上，钉着一张陈卓然的铅笔素捕肖像，出自阿明的手，果然有两下子，画得不坏。他与陈卓然分手之后，陈卓然显然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日臻完善。而他呢？遍体鳞伤，他不由自惭形秽。南昌想：他总是不如陈卓然，什么都不如陈卓然，他什么都是破碎的，而且越来越破碎。恼怒【创建和谐家园】了他，他突然间开始说话，滔滔不绝，说第四国际，说他们这一代青年的使命，说国际共运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激动表情使阿明愕然，陈卓然则微笑着，说了一声：小托派！这一句玩笑本是亲切的，可南昌勃然大怒，多日积郁着的委屈，妒意，失落一下子涌上心头。他还想起陈卓然曾经说他父亲是叛徒——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们竟然走出了那么远，南昌悲愤交集。他陡地立起来，指着陈卓然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陈卓然也愕然了，想辩解，被南昌一个坚决的手势止住了——你有什么呢？不过是娘老子的资本，可以供你自由选择信仰；信仰对你这种先天的进步者，不过是点缀，装饰，就好像你手里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个道具；你知道什么是革命？是脱胎换骨，是凤凰涅槃，是疼痛——南昌的喉头哽住了，一声抽噎顶上来，他使劲压住，最终还是丢人地哭泣起来。掌声响起，陈卓然仰在椅上，击两下掌。这动作多少是为掩饰窘态，但在南昌，则是无限的轻蔑。他抓起桌上一个玻璃球镇纸，劈头朝陈卓然掷去，陈卓然头一偏，正好砸在墙上的素描上。陈卓然也恼了，朝南昌站起身，被阿明拦腰箍住，陈卓然扬起一脚，南昌身手敏捷地让开，顺势又抓起一个烟灰碟掷去。阿明松开陈卓然，抢住了，烟灰碟，陈卓然趁机过去推南昌一掌，南昌没躲及，踉跄了两步，倒在小床上。房间本来逼仄，盛不住三个气血旺盛的青年，再要加上拳脚，简直都要撑破了。南昌仰倒在床上，挣不起来，两只脚就在空中踩轮，全都抡在阿明身上，陈卓然的拳掌也吃在阿明身上。阿明到底恼了，要抽身出来，却被挤在中间，动不得，只得也还击几下。于是，三个人打成一团。直等到房门砰砰地敲响，显然是陈卓然继父的拐杖。陈卓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三个人都停下来，敛声屏息一会，陈卓然向南昌伸出手，要拉他起来，南昌挥开他的手，奋力站起，整整衣服，推出走了。
三天以后，南昌出得家门，骑上自行车，听有人喊他。四下里一看，见对面马路，煌煌的日头下，站着两个人，对他笑，是陈卓然和阿明。他一扭头，不理睬，照直走他的路。那两人车转龙头，跟上来了。他加速，他们也加速，只听陈卓然在身后喊：好了，你还要怎么？不依不饶的！阿明跟着喊：算了，算了！南昌不回头，陈卓然就来撞他的车，他呢，总能及时让开。阿明趁机超过他，试图拦截他，他又能绕过去。这三人就好像在进行自行车竞技赛，纠缠一阵，正好到了路口。南昌冲过去，正好换灯，将这两人阻下来。陈卓然隔了马路喊：向你道歉还不行吗？也不知那边听没听见，但那自行车在路口徘徊不去，显然是等他们。一换绿灯，这两人箭也似地射过去，一下子抓住了那一个的车把，三个人终于面对面站定了。南昌走是跟他们走了，脸上还气呼呼的，半是没消气，半是下不来。他们便也不招惹他，兀自说话，虽是自己说话，却说给他听。南昌听得出来，心里有一种暖意生起，不由地鼻酸。他们在说什么呢？说天体宇宙行星；说赋格，和声；说上帝创造世界；说唯物主义——王校长，你知道吗，王校长？阿明说。王校长是谁？陈卓然问。他们一唱一和，然后会心地笑。南昌也看见了他们的笑，并没有着恼，就是鼻酸。他知道他们在讨好他呢！讨好他们的小兄弟。他心里渐渐清明，有些许的快乐生出，忽然，他高声问：你们知道吗？光和真理！那两个一怔，他得意地说：光和真理！是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和他们对垒的武器。他们显然头一同听到这样的说法，跟随来想听他说个明白。他咽了咽喉咙，说：有一个人，叫高医生——他却发现他对高医生知之甚少，他知道高医生什么？然而，引出高医生的那一串人和事却都到了眼前。他说不下去了，埋下头朝前骑去，后面跟了两个纳闷的人。
自此，他们三个人到了一起。南昌的加盟很及时，年轻人的友情其实脆弱得很，因至纯至真的缘故，还因为太过微妙。第三个人从某方面说是一种杂质，使之粗糙，也使之坚硬起来。方才说过，陈卓然和阿明的交流，带着神秘的气息，潜深流静，不言而喻。南昌到场，却破坏了这种至知的意境。多嘴的他，总是要接应陈卓然的说话，而他又只是在字面的意思上与陈卓然接茬，陈卓然不南自主也被他牵进他的理解上，从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事情变得浅显并且徒生歧义。阿明呢，则冷落一边，没他的事了。可是，很奇怪的，无论是阿明还是陈卓然，都挺欢迎南昌的搅局。至少在气氛上，活跃了起来。陈卓然和阿明的心灵交流，不能说没有一点矫情，双方也感到累和乏。他们俩，一个是思辨，一个是体验，都是消耗生活经验的巨喉，年轻轻的他们，有多少经验可供消耗的？他们其实是有些走人象牙塔的了。可是现在有了南昌，携了泥啊水的，是污染了空气，可是里面有料啊！如果借用男女关系的说法，南昌就是电灯泡，电灯泡其实调节了双方的紧张感，就因为这，电灯泡总是受到欢迎的。但这只是在南昌介入的初期，很快地，南昌赶上来了。在经过言语的反复摩擦与交锋，他开始潜入字面底下的蕴含。于是，他就会接触到阿明那种静默。这样的时刻很难得，但也会有，那就是三个人什么也不说，却并不感到空洞。时间变成光和影，在壁上，地上，树枝间，跃跃着过去，有一些什么在积养起来。他们三个人变得很亲密，超过了两个人间的亲密，因为不必像两个人耶样害羞。这是与男女关系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友情是会因人数而递进，当递进到一定的量，就会有质的转变。他们觉得，哪一个也不能缺少了。
现在，他们就会谈一些浅俗的问题，这是南昌推开的一扇门。之前，陈卓然和阿明都无法蹈入，他们高高在上，是在神坛，也是在虚空茫然中。他们相互间的助力，是越来越离世间疏远，再继续不多一点时间，他们便将坚持不了，颓唐下来。所以说南昌来得及时呢！就这样，他们谈浅俗的问题了，比如说，女人。这一回，连阿明都有话要说了。阿明对女人的认识，来自妹妹的阿援。他说女人善于表情，她能够坦然地表达内心的感情，这是他佩服和羡慕的，因为感情这样东西，他迟疑了一下——是重负，卸下来是轻松的，但是，也没有含量了，所以，女人终是浅薄的。阿明的原话并不是这样清晰，他东一句，西一句，又说到一些无关的细节，比如阿援在父母单位联欢会上表演；再比如他从禁闭中出来，阿援在他身上嗅嗅，说他有一股隔宿气；又比如他的父亲——到此，就彻底偏离主题了，他说他的父亲总是说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等等。是陈卓然帮他归纳出以上的意思，他基本认同，只是觉得“浅薄”这个词不够好，因是个贬词。而他说的，虽然也是“浅薄”的意思，但并无贬意，相反，还觉得挺不错。南昌提出“轻薄”，那更不好了，但“轻”这个字倒给了陈卓然启发。他说出“轻快”，“轻捷”，阿明说有些像了，可还不完全是。最后，陈卓然说出“轻盈”两个字，阿明完全接受，而且他感到欣喜，因为他在抽象的词语里发现了一种具象写实的功能。这是阿明的认识。
陈卓然对女人的认识却正相反，一个字“厚”。比如，他对了南昌，你大姐——南昌不禁感到了意外，大姐永远是在他生活的外缘活动，身影模糊，他甚至不确切知道大姐的长相。陈卓然说：你大姐，让我想起——他本是想说“大姑”，结果说的是——让我想起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因为你大姐和我一样，都是寄养在老乡家里，地方大约也差不多，苏北和鲁西南。于是，他说起了鲁西南，也偏离了主题。那山旮旯里的山村，沿山脚铺陈开房屋，村口是一盘大磨，歇磨的时候，上面就爬了小孩子。小孩子不大记得苦楚的，不晓得山地的贫瘠与收成的单薄，只记得热闹红火：石匠凿磨道，噼哩啪啦溅起的火星；石磙霍霍地压庄稼；大玉蜀黍串起来，黄灿灿地挂在屋檐；豆棵火在灶里蓬一下着了，玉蜀黍面的锅巴立时在锅里起壳。他甚至隐约想起他曾有过一个乳名，叫什么呢？有一些声腔在风里散开去，是养母喊他回家睡觉。他的养母——你们知道，陈卓然兴奋起来，鲁西南的女人怎么装束的？一边的脸颊上披一片额发，铰齐了，其余的发在脑后盘个髻，身上的衣裤，是一种紫，用柿子染的，对了，他们庄里有柿子树，挂果的时候，就像点起了红灯笼——柿子染的紫布，做一身，新上身，硬括括的，裤脚扎起来，登登地跺着地，牵一头叫驴推磨去了！很像你的大姐。陈卓然回到主题上，女人就是厚土，种什么，长什么！
南昌对于女人的经验显然要多过这两位，虽然他比陈卓然小五岁，比阿明也要小一岁。这些经验决不是“轻盈”，也不是“厚”，而是——他沉默了一时，许多女生的脸从眼前走过，舒娅舒拉，珠珠，敏敏，丁宜男，嘉宝——又是嘉宝，她几乎附在所有的记忆的尾部，高医生，小老大，等等，都有她的份。南昌停了一会儿，说，女人是疼痛，然后，他吐出一个名字：安娜！这是一个小姑娘，他用手在一米五十的高度划了一下，也许是——他的手升到一米六十，甚至一米七十的高度，又划了一下——但她还是个小姑娘，她小小的年纪，却从医院几进几出，精神病院。南昌有些说不下去，顿了一下，做了结束，女人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动物。那两个大的，看着这一个小的，不明白他为什么显得伤感。他们小心地看着他，不敢多问，转移了话题。后半截，他们换了角色，南昌默着，那两个说着。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块静默的空间，选择着停留，徘徊，看和听，就像宗教里的隐修室。
就是这种隐修的作用，浅俗的经验会提炼成纯粹的思想情感。于是，上一日的话题延续到下一日，便演化成了“施痛与受痛”这样理论性的题目。这可说是撞在了陈卓然的枪口，他大有用武之地。他旁征博引，说明他的观点，就是世界上的所有存在，都划分为两方，一方是“施痛”，一方是“受痛”；一方是强，一方是弱；一方是恶，一方是善。两方都是越行越远：一方是越胜越勇，一方是打你的左脸，将右脸也送上去。但行到底，“施”和“受”亦会互相转化。【创建和谐家园】方将耗尽资源，这资源不仅是物质上的力量，亦有道德上的，好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方则积蓄了资源，渐渐转为主动。在两方力量的消长过程中，又逐渐达成和解，物质与精神的谐和，然后进步。大自然也是这样分成施害方和受害方，比如火山喷发，岩浆奔腾突涌，地壳起伏进裂，转眼间生物皆毁，然而，洼陷的地面积蓄水流，形成海洋，调节了温湿度，万物又获生长，更加蓬勃向上。所以，从宏观上说，施和受的两方是以对峙的方式合作，将经历残酷的“痛”的过程，那也叫作牺牲。
阿明的思想总是模糊的，由于找不到词语，所以无法将其命名和归类。但也正因为此，他思想的边际其实是洇染的状态，可漫延到很远。他就在这昏昧中摸索，终于说出一些零散的字句：你感到“痛”，不晓得来自什么方向，甚至也不是你“受痛”，而是你看见，看见什么？比如——阿明还是放弃了抽象的描述，比如说，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和睦，说到此，阿明心里不由一痛，他想，他们不和睦，为什么是他痛？这念头有些打乱他，但事实总是比较肯定的，于是，他继续说下去。其实，母亲并无意要加害父亲以“痛”，父亲也无意加害母亲，可他们使彼此疼痛，而且，周围的人，也疼痛……阿明觉得自己是不是说多了，而且，说得越多反越不清楚，离他的本意越偏离。幸好，有陈卓然。陈卓然与他心有灵犀，总是能够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虽然难免要截去些边角，但大体令阿明满意。这一回，也是由陈卓然总结：阿明的意思是“施”与“受”其实都是潜在和未明的，它们没有确定的划分，它们简直就是渗透在这个世界里，或者是在世界外边，来自一个更强大的意志。
关于伤痛的概念，南昌是有准备的。他说，“施痛”与“受痛”是并存于一者身上。施于他人的疼痛必将是落实于自身。陈卓然觉得这种说法颇具挑战性，提问道：那么“受痛者”呢？他与“施痛”是什么关系？南昌说，“受痛”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主观决定的。陈卓然说：你的意思是，“受痛者”不一定自知？南昌说：知痛者方是“受痛”。那么，陈卓然还是那个问题，“受痛者”与“施痛”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体吗？“受痛”的同时也是“施痛”？南昌不禁迷惑了，他想，嘉宝是什么？嘉宝知不知痛？回答是肯定的，嘉宝知痛，嘉宝是“受痛者”无疑，那她又“施痛”给谁了呢？我吗？南昌问自己，好像是的，他们互相“施痛”和“受痛”。南昌以沉默结束了他的观点。
他们这三个人，都未受到高等教育，思想没经过训练，许多概念都是自创的，方法也是自创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运用想象，他们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努力要做的，是给这些想象以纪律，使其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才可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这世界的真相。他们已不是孩子，不再需要童话，他们的眼光越来越严肃。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裸着地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天地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极视力，还是看不到边。可正因为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绰约划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还没有踩实，摇摇摆摆，就像古代人的居住在鲸鱼背上的说法。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万幸，万幸，他们还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对了，他者与一己的概念也被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了。他们所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应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经受过苛的考验，那会损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
24、向皖南
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声音清脆。阿明心里有些伤感，却是令他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的影子一会儿从树荫里出来，一会儿又没人树荫，好像在画境里行走。
阿援骑了一段，又换给阿明骑，歪歪扭扭骑了回来，将黄鱼车在后门口停好，锁在一根落水管上，这才放心进门。却见母亲站在房门口，两人都一惊。母亲放阿援过去了，让阿明到她房间去。父亲已睡在床上，半卧在被窝里。母亲躺了多日，这时却起来，身上还带着一股被窝的捂熟气，暖和且不洁。母亲头发蓬乱，脸睡得浮肿，在灯光下叫阿明害怕。母亲说：我晓得你心里很开心。阿明的心思有些被说中，惶悚着。母亲接着说：你早就想走，早几年，就吵着要去住读，好，现在逞你的愿了！阿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低下了头，像是不屈服，又像是承认，母亲更加恼怒：你恨这个家，你看不起你父亲，我，还有你的兄弟——阿明抬起头，想说不是，可母亲根本不容他说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养你那么大，落得个遭你恨，来不及地要走出去，和我们断亲缘！母亲哭起来，阿明又急又怕，想要辩解，又想要安抚母亲，他求助地看看父亲，父亲却好像睡着了，停了一下，结果是返身走了出来。
余下的两天，阿明基本不在家里呆，忙着和同学告别，收进一堆笔记本，上面写着各式赠言。最后的那个下午，他还到工程队里去看了看，结果被留下讨论宣传事项，还在新出的壁报上画了幅题图，在食堂吃了饭，晚上九点才回家。父亲母亲都已经睡了，阿援责怪地看他一眼，没说什么，也睡觉去了。看起来，他真的很像母亲说的，他看不起全家人，而全家人心生怨艾。第二天早起，阿明到公司【创建和谐家园】，乘大客车往火车站。进站才看见，全家人，除了远在黄山的二哥，都立在站台上。此时，阿明不由眼里一热。身在人海人山之中，还是眼前这一小丛人是与自己亲的，亲到都没有愿望去了解彼此。母亲倒十分平静，对阿明即将开始的旅行流露出兴趣，问路经什么地方，几时可抵达安徽，很天真地告诉说，火车上会供应盖浇饭。车开动时，阿明看着越来越远的亲人，终于消失，然后，水泥的月台也截止了。火车开过一片盘桓交互的铁轨，终于进入旷野。阿明忽然想到母亲在他记忆中，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乘过长途火车，那一晚失态痛哭的样子义出现眼前。阿明当然不会懂得这痛哭中的种种失意，只是心生怜惜，不止是对母亲，还是对他从小生活周围，各样的人与事。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去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卜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辨识的树种，低矮地伏在地面，杂芜得很；但兀然间，会有一株或是二株也是不辨识的树独自立起，树冠不大，树身细高，有些像火炬；当汽车上下左右盘旋，它便在视野里进来出去，留连久久，看起来，寂寥得很。下一封信里，已得知树名，那低矮的是野茶树，单独兀立的，则为柏树；可是又出来一种无名的花，细茎，长蕊，紫色，间在野茶树里，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水塘里的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从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亦是无名，只听得一片繁闹的啁啾，也是要细听，就听得出高低曲直，其实各有担当。然后，松鼠，野兔，獾，也出场了，又有一只果子狸，被他们围追堵截，一直逼进粪坑，再从粪坑中捞起，剥皮烹煮，一顿饕餮。第五封信开始从自然风光走人人文，介绍离他们最近的镇市名叫梅街，并无一树梅，不知此名源于何时何物；与这风流的名字不相符合的，是这镇市的古朴，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木梁和木柱结构成框架，简约疏朗，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街道石板砌地，因气候潮润，石缝问嵌有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创建和谐家园】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交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交和交往。
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由领导安排，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许多回忆来到眼前：停电的礼堂里，四下里点起烛光，他立在架起来的课桌上，滔滔不绝地背诵，对立派都凝神聆听——“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那场面真是华丽，革命真是华丽，简直不像真实，而是像，像艺术，像诗。现在，他从诗里走出来，走向了现实，现实是灰暗的，也是强悍的。
他找出当年——说是当年，不过是一二年前的时光，找出当年他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其中有马克思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往前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有关于文章的结构，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概论，第二至第六章逐年分析法国1848年到1851年的阶级斗争，七章是结论；还有巾心思想，马克思以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两个原理：一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二是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他替阿明抄录这些，心里怀疑阿明懂不懂，这对阿明以及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他想的也对也不对，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不约而同，他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喜欢那一节，保皇党以共和党人身份出现，缠着三色巾，向民众发表演说，于是，“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他还喜欢那一节，波拿巴这痞子将人民的悲剧当作化妆舞会，“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他顶喜欢开头与结尾，开头是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人物出现两次的说法，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结尾的一句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阿明所醉心的全是一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场面与场面之间无甚相干，呈孤立状态，所以，并非马克思的本义。阿明还是没懂，不懂就不懂吧！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
25、关于阿明
这个人如同你说的，陈卓然对南昌说，阿明是个小市民。你，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小市民。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战士是谁？是巴黎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国制，最反封建王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此话怎讲？南昌问。陈卓然继续，城邦，城市，城，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么？就是组织。它将他们联合起来，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资料；有劳动力的提供劳动力；有头脑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须在一个可以交换能力，互换功用的结构里才能实现，而这种结构一定是以平等为前提。在农业社会里，南于土地所属不平均，劳动力因体能的差异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这种差异便体现为多样性得以互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尽其能”——在农业生产中，所需功能是单一的，由于生产工具的不进步，体能成为主要的能力，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体能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将再次划分阶层。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调节差异，同时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认了差异。此外，还有一项无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财富，那就是宗族。这是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无形的行政，曾经有效地管理着农业社会，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兴旺的宗族，决定了他们在乡间占有更多资源，包括司法，舆论，甚至武装。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减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因为这是和农村的居住形式，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在城市，这后天的社会里，居住者无法携带他们在土地上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往往是丧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条件，两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这地方，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天下。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产后来到巴黎，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拥挤的车马，泥泞的马路，肮脏的破车，车夫敲他们竹杠，旅馆的茶房也敲他们竹杠，碰到的都是诈骗犯。再说上海，那些冒险家，哈同，沙逊，你以为是什么？都是外国流氓，外国流氓无产阶级。你看，城市这地方，连国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因为互换与分配劳动的规模大，组织形态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这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里面。
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创建和谐家园】。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创建和谐家园】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第六章.父与子
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回到家中，接着养病。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动。大姐分配在一家钟表厂当学徒，二姐去了市郊农场做农业工人。南昌底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其实并未到正式分配，但写了【创建和谐家园】，终于获批准，双双去内蒙古插队落户。这家的孩子，都渴望离开家庭，并非是出于政治上的立场，而是想摆脱那一股阴郁的气氛。这样的情况，南昌是可协调留上海厂矿，于是便等待就业通知。妹妹们在学校里的学业日渐正常，每天上课下课。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于是，整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父子间虽然存着隔阂，但朝夕相处，总免不了要说话。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南昌向父亲提出，应当诚恳些，父亲谦逊地请教如何诚恳，依然是讥诮的。南昌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将“汇报”重新叠起来，走了。心里有些恼怒，想，关我何事！下一次，父亲有恙，歇在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末后也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情却从此落在南昌的身上。他干脆一气写好多张，临时再标日期。就好像小学里写大字，趁一时兴起，大楷簿一气写去半本，将垫纸隔在当日的作业之后，然后一日一日往后挪。老师一般从垫纸揭起，批毕即罢。也曾有被老师识破伎俩，统统批完，等于多做了作业，但老师并未从此提高警惕，加强识别，原因是老师也是懒惰的。所以在同学中，一直流行着这种作业法。父亲对南昌的代笔只提过一条意见，就是字写得不够好，让南昌模仿自己的笔迹。南昌这就发现父亲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有些像出自女性的手。而且，令他颇感惊奇地，他的字，其实也有类似父亲的地方，略用心靠拢，就像了。从这点出发，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是由于多在左边咀嚼，咬肌发达不一致的缘故。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在咳嗽。甚至于，洗过脸永远绞不千毛巾，任毛巾水滴不止这一个习惯。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俩一样的毛病！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衣领上的脑油气味，洗过手脸，还是绞不干毛巾——大姐把这一对父子当成孩子似地管教，她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人。没有人追求她，她似也没这方面的要求。她就像那类跳过青春时期直接进入成年的女人，在她们身上，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母爱的责任。有一回，父亲忽对南昌说：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父亲流露出的依恋，令南昌很觉难堪，他支吾着找了个借口，立刻走开去了。
大姐的师傅，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例行公事前来家访。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当然，以他的经验，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头上打着发蜡，光可鉴人，而且，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就是养鸟。这次家访之后，师傅又上门一次，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自此，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你好。父亲教说“你好”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带几分稚气。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创建和谐家园】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创建和谐家园】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
中午，在公园餐厅吃饭。偌大个餐厅，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因为人多，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就这样，还排起长队。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出差来上海，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还请父亲同饮。大爷——他们这么称父亲，两个妹妹就直笑，大爷，干一碗吧，也是有缘。父亲竞也喝了几口，然后将碗传给南昌。他们这才看见南昌，称他兄弟——兄弟，和大哥干一碗！聊天问，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钟厂的学徒工。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菜为什么都是甜的？一进口，后脑勺就发麻。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小人”，因“小人”指的是卑鄙之徒，不可用来蔑称孩子。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人又是热心肠，再加喝了酒，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饭毕出来，都有些不舍，握一阵手方才告别。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又是饭饱，父亲就有些懒散，意兴略有消沉。于是，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山魈”的奇异动物。父亲小寐一阵，睁开眼睛，只看见南昌一人在身边，便问那几个去了哪里。父亲的眼睛里忽流露出惊惧，停了一下，他给南昌说了一段旧闻。说是在南京动物园的熊山，一个父亲将儿子骑坐在颈上看熊，不料孩子一个前倾，父亲来不及握住小脚，已经落下熊山，三头大熊蹒跚过来，从容不迫地将小孩子分吃了。煌煌的日头下，南昌竟打了个寒噤。前边有几个黑点迎着他们过来，是大姐和两个妹妹，不等她们到跟前，南昌就站起身说：回去！带着通常的【创建和谐家园】过去之后阑珊的人意，他们走上了归途。和来时一样，在公园门口他们便装作陌路人，暗中相跟排队等车。上车时，父亲第一下没迈上踏脚，南昌在父亲的臂肘托了一把，心里一惊，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的身体。虽然是隔了几重衣服，他依然能感觉出父亲的身体：骨骼，肌肉，以及在这之下已趋衰落的活力。一路上，南昌的身体变得紧张，为防止再接触到父亲，他极力收缩手脚。可是偏偏车很挤。父亲坐到一个座位，他站在父亲旁边，后面的人总是将他朝前推，于是，他的膝，肚腹，甚至于胸，就不停地贴到父亲身上。他想抵抗，可是不止是人挤，车还在激烈地晃荡。他抵抗不了，干脆放弃，顺从人群的推拥。这时，他嗅到了父亲的体味。有一些灰尘的气味，有一些油脂的气味，有些樟脑的气味，还有些药味。在家里，四处都是这种气味，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在喧腾的人群里，这气味却突拔起，扑面而来。
这次出游以后，偶尔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自父亲回家，他便从父亲书房搬出来，住到原先兄弟合住，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房间，不再踏进父亲的书房。现在，对着书房紧闭的门，他感到不安：父亲在想什么呢？在动物园里，父亲的惊惧的眼神，一直打扰着他，使他感到骇怕。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这一次，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辑》，黑格尔所著。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运用哲学方法，解释现实的问题，还是从具体进入抽象比较可行。南昌将《小逻辑》放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昌替他冲一个热水袋。南昌冲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接过来，紧捂在怀里，手指几乎是痉挛地揉捏着，热水袋的胶皮柔软地扭曲。一股嫌恶从心底升起，就像是一个久远的记忆，带着些隔膜的腥臭，面前这个人是谁啊！热水袋的暖意从这人的手指传递到身上，他渐渐镇静下来，嗫嚅了一声：真冷啊！南昌转身要离去，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父亲说，南昌停住了脚步。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适合耕植，养育庄稼的同时，也养育着忧郁，父亲继续说。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南昌克制地轻声说。不，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悲观主义是世界观，南昌坚持。你好，八哥说话了，这古怪的声音一点没有使场面变得滑稽，反而更显压抑。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父亲脸上有了些许红润，是暖和所致，还是谈话【创建和谐家园】了他。南昌的脸却绷紧了：世界观是人类精神。父亲笑了，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近日内几近泛滥的父子情义将它暂时地掩藏了。自小就滋生的对这个男人的恨意也回到南昌的心里，他强调：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唯物主义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吗？南昌说不出话来，憋红了脸，停了一会，说：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反手将门带上，快步走开，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这天上午，父子俩都没出房间。中午，妹妹们回来，将昨日的饭菜热了，喊他们吃饭，他们出来吃完又各回各的房间。南昌听见父亲让妹妹替他灌热水袋，妹妹说，为什么不叫南昌？但也还是灌了，然后再去上学，家里复又安静下来。傍晚时气温似转暖一些，风声也息下来。大姐下班，在厨房里烧煮煎炒，有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门厅里的灯光从门下漏进南昌黑着灯的房间，生出一股令人伤感的暖意，南昌趴在桌上，忽然哭了——为什么是他，又为什么是我？偏偏要是父和子？哭泣使心情澄宁了，南昌安静下来。
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他装作听不见，第一次赖过去了，第二次也赖过去了，第三次，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他只得去了。父亲令他在书桌前坐下，口授一份思想小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笔和纸，开始了——吾闭门思过数月余，犹有心得，特此汇报于领导、群众。近来所思所想，颇多而杂，去芜存精，总起一条，吾为何种人，居社会何阶层，位意识何形态，然后方能裁定行为何其性质——南昌勉强记到此，已不胜其厌烦，抬头说：能不能简明一些？父亲惊讶道：这还不够简明？你说何为简明？南昌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应当使用当今时代的语言。父亲虚心请教——比如？比如“我”就是“我”，为什么偏要用“吾”，多陈旧啊！好的，父亲同意，将“吾”改为“我”，再比如？南昌将方才句子从头搜寻一遍，并未搜寻出具体的不妥，只觉得气味不对，摆摆手，让父亲继续——“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停下来，补充一句：就是你那个“南昌”的南昌，据族谱所记，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部，官至尚书；然而中国人编系族谱，多有攀附之习，是出于宗族血缘的迷信认识，好比戏曲里人物登场必自报家门，即此陋习——南昌又忍不住了，这回是嫌父亲太多赘言，说自己就说自己，何必扯到戏曲上去？是卖弄见识吗？父亲立即听取意见，删除戏曲的一节，但关于族谱攀附的意思，则要保留，因为关系到下面的结论，结论是——我因此以为族谱所言不足为信，尚可查证的仅以上三代；依族谱叙，我家原为明室遗民，于闯王进京时节潜走，绕道返回原籍，于鄱阳湖畔置地买田，隐入乡间；此言暂不究其虚实，总之，到曾祖一辈，确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亩，人丁百余户，族中有宗祠，义堂，称得上是旺族；然而——南昌一听“然而”就烦了。不由皱眉看去一眼，父亲止住说明道：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世界观”这三个字，南昌脸红了，他怀疑起来，是单位里真要求父亲写思想小结，还是——看起来就像上一回的事还没完，父亲要与自己纠缠到底。他收起纸笔，朝向父亲道：你们单位什么时候向你要思想小结的？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这一向父亲与单位的联络都是由他担任。父亲坦然地望着儿子：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生的工作？天气回暖，太阳从落了叶的梧桐枝上照进房间，明晃晃的。江南的寒潮就是这么倏忽来，倏忽往。在回升的气温里，父亲好像活过来了，他脸上甚至有了一种神气。你自己写，南昌将纸笔一推，站起来。你必须写！父亲说。为什么？我是父亲，你是儿子！你想搞独裁！南昌愤怒起来。父亲也愤怒起来：我告诉你，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南昌说：我就不相信。信不信不由你！那么，南昌指着门，我现在就贴出声明，和你划清界线！父亲伸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脸颊【创建和谐家园】辣的，奇怪的是，一股痛快淋漓之感充满全身，他亢奋地想：来吧！还有什么，来吧！父亲一甩手：滚！
他们僵持了两天，第三天深夜，大姐敲开南昌的门，说父亲病了，要去医院。不得已下，南昌穿衣起床。大姐将父亲从房内扶出，南昌跟随其后出门去。转身时，南昌看见父亲烧红了的脸，忽然间，父亲横扫他一眼，眼光犀利。南昌几乎要觉得，父亲是用生病来整他。父亲得的是急性肺炎，留在观察室输液。次日南昌便去单位汇报，单位再往更上级汇报，两天之后，转入特许病房的单人间，并规定除直系家属，不可有外人探望。其实他们家哪有什么外人？在建国初期便赋了闲的父亲，早已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离群索居。然而，入住特许病房却给人一种重人社会的印象，连南昌都感染了这气氛。他一天两次给父亲送饭，很快和警卫护士混熟了。晚饭送来了，也不急着走，而是坐在休息室里看报纸或者看电视。电视节目无非是一些纪录片，偶尔也播放样板戏演出，报纸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但他一坐就可坐很久。病房的生活，入夜很早，七八点钟光景，休息室和走廊都无人了，只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在水磨砖地上无声地来回移动。窗户外的天空已漆黑，里面却被日光灯照成白昼。南昌看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好像是另一个自己，陌生，又使他自得的自己。
在医院里，南昌变得和悦了。他对病人父亲，就像大人对孩子，很宽容。父亲呢，生了病，总归就软弱了，由人摆布。有时任性，起些小小的反抗，终也会被南昌温和地压制下去。只是有几次，南昌又发觉父亲用犀利的目光横扫过来，奇怪地，心里会一惊。他们没有继续争执，也很少说话，反抗与压制只占了极少的时间，大多时间里，父亲只是沉默着，对了雪白的天花板，或者略侧了脸，看窗台上麻雀啄食。先是两只，后是三四只，再后有五六只，一周过去，竟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至，喳喳地吵闹。大姐有一回来看父亲，抬头望一眼窗台上的麻雀，说：谁给它们喂食呢！南昌这才注意到窗台上总是有一些米饭粒儿和馒头屑，无疑是父亲的手笔。南昌推开窗想驱赶它们，不料它们反扑将过来。那些麻雀都养得滚壮，简直像小鹞鹰，南昌宽容地一笑，罢手了。医生有时找他过去，给他看父亲的胸片，报告病情，然后提醒某些生活细节，比如少抽烟，多吃鱼、蛋之类优质蛋白。南昌便笑着，抱怨着父亲的坏毛病，仿佛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父子，互相了解，事实上他都不知道父亲饮食上的偏好。他也觉着自己是有一些虚伪，像他们这样，扮演一对正常社会里的父子，多少是别扭的。而且，父亲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那横扫过来的一眼，就是提醒南昌：别太夸张了！南昌立即就不自然了。所以，他们又远比通常的父子，互相更为了解。南昌不免恼怒，觉着父亲的扫兴，就会以训导的口气说：我希望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你身体的病，也治好你思想的病。父亲便向他诧异地睁大眼睛，好像在问：思想的什么病？南昌补充一句：虚无主义病。父亲作出一个恍悟的表情，重又合上眼睛。南昌感觉到父亲沉默中的更加甚的讥诮，还有轻蔑。他很愤怒地又去驱赶麻雀，麻雀再向他扑来，比前一日更多更凶猛。他砰地关上窗户，走了。下一日，他还是准时来到病房，给父亲送饭，然后到休息室看报纸。护士们轮班在休息室吃午饭，一边讨论学习的议题，她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南昌想起阿明远在皖南也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气，勿论懂不懂的，都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当陈卓然向大家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的章节字句，人们就像听见了圣典，高不可仰。南昌忍不住要【创建和谐家园】话去，向她们解释背景，中心大意，主题思想，以及如何映照今天的革命形势。她们听得很入迷，说南昌应该在院里做学习报告。南昌也挺得意，心情很好地骑车回家了。可是就在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陡然地颓唐下来。
下午，妹妹们放学回家，说同学们都在议论，今晚上电视播放全场芭蕾舞《白毛女》，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某机关工作，机关里每个星期六都放电视，这天正好就是星期六，那同学便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看。她们不属那女生要好的人，自然没有被邀，心里却是很想望的。这阵子，妹妹们都迷上了芭蕾，学着用脚尖走路。南昌曾在小老大客厅里见识过真正的芭蕾女演员和她的足尖鞋，晓得她们全是徒劳，但因向来懒得与她们说话，就任由她们瞎折腾。可这一日不是心情好吗？所以他欣然提出，带她们去病房休息室看电视。妹妹们不相信有这等好事，越不相信，南昌就越要带她们去不可了。于是，三个人早早吃了晚饭，等大姐把父亲的饭菜装进保温瓶里，大妹抱着坐车后架，小妹则横坐前车杠上，三个人就这么上路了。他们兄妹从没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过，感到颇不自在。但这一段，尤其这一天，他的心情这么好，这点小不自在就也无所谓了。来到医院，天还早，安顿父亲吃饭，等他吃罢，他们几个分头收拾碗筷，打热水，领换洗病员服，一切停当，还余半小时才开播电视。两个妹妹就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耐心地等待，南昌看装电视机的柜子上着锁，便跑去找值班护士要钥匙。值班护士说钥匙在护士长处，可护士长却下班了。南昌问值班护士除了护士长外，谁还掌管电视机柜的钥匙，值班护士说总务处吧。南昌就问总务处在哪里，值班护士指点他出这栋小楼，再一转，就是办公楼。听到要出这栋小楼，南昌心里就打怵了，可他还是硬了头皮下楼去。
楼里很安静，此时，探视的人都走了，医生护士除了当值的，也都下班了。走廊的灯亮着，墙面洁白，墙裙漆成天蓝，墙角连接着灰白的水磨砖地，统在反射着幽光，有一种肃穆。南昌走下楼，推开蒙着白纱布的玻璃门，走到水泥路面的甬道。两边是冬青的墙垛，在昏黄的路灯下呈现出几何体的阴影。他生出要退回去的念头，可还是咬着牙打消了。他从办公楼的背面绕到正面，门却是开在另一边的侧面，再绕到另一侧，终于进了楼。这是一幢简陋的三层旧楼，地板和楼板留着白蚁咬噬的印迹，踩上去，发出空洞的声音。门都关着，楼道里没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依次推过门去，已经不抱希望，一扇门忽地开了，他几乎一趔趄。站稳脚，只见眼前灯光里站了一个大汉，臂上套红袖章，问他干什么？他极力定住神，说找总务科。找总务科干什么？拿电视柜的钥匙。什么电视柜的钥匙？特许病房的电视柜——南昌话没说完，那人已经将南昌搡出门外，说：是来治病还是看电视的！南昌一个人又站在了一团漆黑之中。方才几个回合的对话如此急骤，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南昌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摸下楼梯，走过冬青夹道的水泥路，回进小楼。休息室里没有人，两个妹妹已经被人打发走了。他慢慢想过来了，那值班护士从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看电视，过去看电视，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看，南昌不过沾光而已。南昌到父亲病房站了站，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就要走。父亲却叫住他，他惊讶地看见父亲在微笑。父亲微笑着说：知道吗？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独裁！南昌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向你保证，一定解放我自己。父亲说：解放万岁！躺回枕上，南昌夺门而出。父子俩又一次决裂。
接连有两天，南昌没往医院去，都是两个妹妹送饭去的。那天的事，妹妹们早已忘在脑后，她们生长在这个家庭最末路的时期，对世态炎凉很有适应力，所以，她们甚至都没有向南昌抱怨什么。可南昌无地白容。事情本身的难堪不说，还有父亲的讥嘲，很快，后者就压倒前者，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无限的怨怼。这种迁怒其实正出自父子问的亲情，他又不能同社会斗气，那是铜墙铁壁，只有将气撒在自家人身上，或许还有一些儿回应。所以，这怨怼里又藏着一股凄楚。晚上大姐从医院回来，说父亲已好得差不多，医院里关照明天去个家属，带父亲去拍个胸片。于是，下一日，南昌只得又往医院去了。
这个医院的建所很分散，遍布于马路两边，斜过一个十字路口。南昌让父亲坐在轮椅上。推他去马路那边的放射科。行人里夹杂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病人的推车或推床也在马路上穿行，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熙攘中，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看长度和轮廓，大约是具尸体，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门诊，急诊，配药间，化验科，都在此，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放射科在三楼，有病人专用电梯，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身边的人渐渐积多，有个妇女在哭，克制着抽噎，不让出声，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奇怪的是周遭的人，包括开电梯的女人，都视之平常，没有人询问，也没有人安慰，听凭她哭泣。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然后升上去了。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为作对比用，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也有推床，床上是四肢受伤，上着夹板的人，还有病疴沉重的人。走到地方，之前排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妇女，极其消瘦，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剂液糊在嘴边，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显得很可怕。人们都沉默地坐着，偶尔门推开，走出一个医生，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过去了。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有时立刻应了，也有时没有人应，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终于捱到完事，走出这幢大楼，重新走上街道，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救护车尖啸着驶过，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抵消了惊惧的气氛。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以为他有什么要求，向前伏下身去。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遍地哀鸿。
后来，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是遵医生吩咐，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拖把，鞋底，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染着暗红色的血迹，黄色的碘酒。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显得很夸张，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绷带，药瓶子，挤来挤去。就好像被传染的，医护们的脸，也是青黄枯萎，而且表情漠然。今天没有哭泣声，但却更为哀伤，似乎，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遍地哀鸿。他想，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回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它误入窗内，想要回去窗外，归队到它的同类中，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喳喳叫着。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它却以为受到威胁，越是躲开，一时上满屋沸腾，气氛十分紧张。等南昌来到，那麻雀已有些虚弱，并且晕头转向。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一下子将它兜住，直接送出窗外，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好，父亲说了一声，坐回沙发里。南昌在椅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将父亲的视线隔开。现在，他们时常这么坐着，南昌不再去休息室，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他只能呆在病房。房间很小，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于是，或者是他，或者是父亲，只能看报纸。真是窘啊！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他们这一对父子，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略一亲近却感尴尬。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谁让他没事呢？前一日，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带回去一部分，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一阵料峭，父亲打了个寒噤。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有一瞬，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但很快又分开了，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来到马路上。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南昌骑自行车在后。天已入冬，即便地处江南，景象也肃杀起来。平常日子的上午，马路上人很少，很安静，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咝咝作响。到家，家里也安静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的阳光，八哥说了声“你好”。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止不住地有了笑意。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儿女都隔着心。南昌退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着。这一阵子，他变得软弱了，容易伤感。这一个白天，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晚饭后，两个妹妹又去学校，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创建和谐家园】。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大姐在厨房熬猪油，油香弥漫。不时地，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给他们吃。酥脆的油渣，洒了些细盐，入口喷香。【创建和谐家园】队伍在窗下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两个妹妹回来，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起床，就有人敲门。他钻出被窝，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来人是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感到了不寻常。他清醒过来，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不需要我们了！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一时间，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他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小兔子还在说，一边说，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南昌的思想清晰了，一个念头浮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似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个改变来到了。他突然加快了动作，套上袜子，登上皮靴，去浴室里撒尿，洗脸，刷牙。小兔子一直跟着他，走过父亲房间时，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转眼间，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现在，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去农村了。他们去找七月，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但现在形势变化了。转眼间，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忽就感到茫然，再去找谁呢？同伴们，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有的去了农村——邪多半出自理想，而不是像他们，无可选择。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然后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渐出市区，路边偶有一片农田，现已收割，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蒙着一层浮土，驶向前去。在田野的更深处，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很快，学校的围墙出现了。这才蓦然想起，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走出学校，之后，他冉没回去过。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也拉了新横幅，写了新字样。骑进去，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播着歌曲。校园里竟有些熙攘，多是一些小孩子，在他看起来，还是小学生，却已是他的校友。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从署名看，有排，连，营，团的梯级编制，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红卫兵”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走过操场，听新生们说话，许多是郊县口音，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南昌有些怅然，但也有一种轻松，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他进了教学楼，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与那些在读生相比，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人称何师傅，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但因已经走上社会，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并不回答，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方式很怪，当一支将抽完时，就接上另一支，一支连一支，从不间断，也没有烟蒂。能看出烟瘾很大，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第二遍铃响时，便安静下来。南昌不由恍惚，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此时，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显得很过时。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有时候会说一句：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者背一句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而且古怪的，但因他的权力身份，却有了特别的含意，挺骇人的。人们不南安静下来，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等了一时，他果然又说了一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不可一世。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曾经，他，他们，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创建和谐家园】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创建和谐家园】，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创建和谐家园】，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创建和谐家园】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创建和谐家园】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被泪水变形的前方，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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