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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万岁！"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打仗。"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爱默生的人；作为诗人，爱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爱伦·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
还有些事实我应该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信；他理清了头绪，如今清楚地记得那个在马索列尔带头冲锋的恩特雷里奥斯人，还记得当晚在山脚下掩埋了他部下的战士。7月份，我路过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谁都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我想向牧主迭戈·阿巴罗亚了解，因为他亲眼见到达米安阵亡；但是阿巴罗亚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忆达米安的模样；几个月后，我翻阅照相本，发现我记忆中那张阴沉的脸竟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
于是我进行猜测。最简单、但也最不令人满意的设想是有两个达米安：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这个设想的缺点是没有解答真正的谜：塔巴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复无常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忘掉那个复员的人的模样，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愿同意另一个更简单的猜测：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第一个达米安。）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超自然的猜测是乌尔里克·冯·库尔曼提出的。乌尔里克说，佩德罗·达米安战斗阵亡，他死时祈求上帝让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上帝赐恩之前犹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经死去，好几个人亲眼看到他倒下。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的事，但能改变过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虽然回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个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这种猜测是错误的，然而使我得到真实的设想（我今天认为是真实的设想），既简单，又是前所未闻。我是在比埃尔·达米安厄的专著《论万能》里几乎奇迹般地发现那种设想的，《神曲·天国篇》第二十一歌里有两行诗句恰好谈到同一性的问题，引起我研究《论万能》的兴趣。比埃尔·达米安尼在那部专著的第五章里一反阿里斯多德和弗雷德加里奥·德·托尔的意见，声称上帝能实现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研究了那些古老的神学讨论，开始领悟了堂佩德罗·达米安的悲剧性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场上表现怯懦，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奇耻大辱。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他从不欺侮人，不和人家动刀子，不寻找勇敢的名声，只在尼安开伊的田野上埋头苦干，同山林和野性未除的牲畜斗争。他一直在准备奇迹的出现，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他暗暗思忖：如果命运给我带来另一次战役，我一定不辜负众望。四十年来，他暗暗等待，命运终于在他临终的时刻给他带来了战役。战役在谵妄中出现，但古希腊人早就说过，我们都是梦幻的影子。他垂死时战役重现，他表现英勇，率先作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打中他前胸。于是，在1946年，由于长年的【创建和谐家园】，佩德罗·达米安死于发生在1904年冬春之交的败北的马索列尔战役。
《神学总论》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换一句话说；是创造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比如说，在第一种，佩德罗·达米安于1946年死在恩特雷里奥斯；在第二种，于1904年死在马索列尔。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但取消前一种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产生了我提到的种种不连贯的情况。拿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说，他经历了各个阶段：最初他记得达米安是个胆小鬼；接着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又回忆起他悲壮的牺牲。牧主阿巴罗亚的情况也足以证实；他死了，我知道，因为他对堂佩德罗·达米安的回忆太多。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冒相似的危险。我猜测到人们不得而知的过程，猜测到某种悖论；但是有些情况使那种可怕的特权有点逊色。首先，我不敢肯定写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些虚假的回忆。我怀疑佩德罗·达米安（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不一定叫佩德罗·达米安，我记忆中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朝一日会想起他的故事是受到比埃尔·达米安层论点的启发。我在第一段里提到的诗集也有相似的原因，因为它涉及无可挽回的往昔。1951年。我认为自己创作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故事，却记载了一件真事；两千年前，始料不及的维吉尔认为自己宣告了一个人的诞生，却预言了神子的降临
可怜的达米安！他二十岁时就被死亡带到一场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战争和一次自家的战役中，但获得了他心想的东西，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也许是他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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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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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
我名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我的一个祖先，克里斯托夫·林德，在决定住恩道夫战役胜利的骑兵冲锋时阵亡。我的外曾祖父，乌尔里克·福克尔，于1870年底在马歇诺森林中被法兰西狙击手冷枪打死；我的父亲，迪特里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围攻那慕尔和两年后横渡多秒河的行动中屡建功勋。至于我，我将因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被枪决。审理过程公正合理；我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有罪。明天，当监狱的钟敲响九点时，我将接受【创建和谐家园】处决；我想起先辈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已接近他们的阴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就是他们。
审理期间（幸好时间不长）我缄口不语；当时为自己申辩会干扰判决，并且显得怯懦。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在处决的前夕，我可以无所畏惧地畅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听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未来的历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目前虽然骇人听闻，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来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马林贝格。对音乐和玄学的两种爱好，如今几乎遗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怀着幸福感面对许多不幸的岁月。我不能一一举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两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华。我也涉猎诗歌；在那些名字中我还想添上另一个伟大的日耳曼语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以前我对神学感兴趣，但是叔本华以直截了当的道理使我永远偏离了这门奇妙的学科（以及【创建和谐家园】教信仰）；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击节叹赏、欣羡不已，也会使我这个可恶的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1927年前后，尼采和施本格勒闯进了我的生活。18世纪的一位作家说过，谁都不愿向同时代的人借鉴；我为了摆脱我预感压抑的影响，写了一篇题为《与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称之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无可争辩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驳杂的诗剧，而是一首两千年前写的诗；《论自然》。尽管如此，我对那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对他的彻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评价。1929年，我加入了纳粹党。
我不想谈我在党内接受锻炼的年月。那些年月对我说来比许多别人要艰难得多，因为我虽然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尽管这样，我明白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一时代，正如【创建和谐家园】教或【创建和谐家园】教创始时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现。作为个别的人，我的同志们都使我厌恶；我试图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献身的崇高目的，我们并不是个别的人，但是说服不了。
神学家们断言，只要上帝的关怀离开我写字的右手一秒钟之久，这只手就顿时消失，仿佛被不发光的火焰烧掉一样。我却说谁都不能毫无理由地存在，毫无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开一个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场考验我们信仰的无情的战争。我知道我将参加那场战争就够了。有时我担心英国和俄罗斯的怯懦会使我们失望。机遇或命运使我的未来完全改变：1939年3月1日傍晚，蒂尔西特发生了骚乱，报上没有报导；在犹太教堂的后街，两颗枪弹穿过我的大腿，这条腿不得不锯掉。几天后，我们的军队开进波希米尼；当汽笛齐鸣，宣布这一消息时，我正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企图在叔本华的书里忘掉自己。一只硕大懒散的猫睡在窗槛上，正是我幻灭的命运的象征。
我重新阅读了《附录与补遗》的第一卷，看到叔本华说一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到死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决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约定，一切屈辱都是惩罚，一切失败都是神秘的胜利，一切死亡都是自尽。我们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过的宽慰；这种独特的神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们同神混为一谈。我心想，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意图使我找上那个傍晚，那些枪弹和那次截肢手术的呢？当然不是对战争的畏惧，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奥的东西。我终于自以为搞明白了。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创建和谐家园】的仆人保罗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
我并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剑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怜悯的人则在监狱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弃旧图新，摆脱败坏的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在战场上长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杀喊声中，那种转变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况就不一样，引人上当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温情来打动我们。我说怜悯不是没有理由的；查拉图斯特拉认为罪莫大于对出类拔萃的人表示怜悯。我承认当杰出的诗人大卫·耶路撒冷从勃雷斯劳转移到我们的集中营时，我几乎犯下那种罪孽。
这个人有五十岁。他身无长物，遭到迫害、否认和责骂，却把他的才能用于歌颂幸福。我记得艾伯特·塞格尔在《时间的诗》那部作品里把他同惠特曼相提并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惠特曼以一种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颂宇宙；耶路撒冷却以细致的爱为每一件事物感到欢欣。他从不列举清单目录。我还能背诵那首名为《画虎【创建和谐家园】杨子》的意味深长的诗篇的许多六音步诗行，仿佛一串串静悄悄的老虎横贯全诗。我也忘不了那首名为《罗森克兰茨对天使说》的独白，其中一个16世纪的伦敦【创建和谐家园】者临死前还死乞白赖地为自己的过错辩护，并不怀疑他生活的隐秘理由是在一个债户（他只见过一面，已经记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这个角色的形象。大卫·耶路撒冷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皮肤青黄，胡子几乎墨黑，尽管他属于那些邪恶可憎的北欧犹太人，倒像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我对他十分严厉；我不允许同情心和他的光荣使我软下心肠。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假如一个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图的话，他岂不就成了疯子？我决定把那个原则应用于我们机构的纪律管理，终于……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创建和谐家园】身亡。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侧隐之心。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
与此同时，一场顺利的战争的伟大的日日夜夜在我们身边展开。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种近乎爱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处，血液里有一种惊奇和兴奋。在那些年里，一切都不同；甚至梦的意境都不一样。（我也许从未完全幸福过，但众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全部经验；人人都怕那无限的财富中有些许落空。但是我这一代人经历了一切，因为他们先得到了光荣，然后又遭到了失败。
1942年10月或门月，我的弟弟弗里德里克在埃及沙漠里，在阿拉曼第二次战役中阵亡；几个月后，一次空袭炸毁了我们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袭炸毁了我的实验室。在几大洲的围攻下，第三帝国正走向灭亡；它到处树敌，现在是干手所指，四面楚歌。当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现在我认为我已懂得。我觉得我能喝干那杯苦酒，但是我在沉渣里尝到一种没有料到的滋味，神秘的、几近可怕的幸福的滋味。我试图寻找各种解释；但都不能使我满意。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我秘密地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惩罚才能拯救我。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是下场，而我已经非常疲倦。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指责或痛惜一件孤零零的真正的事情是对整个世界的亵渎。我寻找种种理由，直到和真正的理由对上号。
据说人们生下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便是柏拉图式。这等于说，任何抽象性质的争辩都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论争的一个片断；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姓名、方言、面孔可以改变，但主角是永远不变的。人民的历史也记载了隐秘的连续性。当阿尔米尼奥在沼泽地大败瓦罗的军团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先驱；翻译《圣经》的路德没有料到他的目的是造成彻底消灭《圣经》的人民；1758年被一颗莫斯科人的枪弹杀死的克里斯托夫·林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1914年的胜利作了准备；希特勒以为自己是为一个国家而奋斗，事实上他是为所有的国家，甚至为他所侵略和憎恶的国家而奋斗。他的自我也许不了解，但他的血液，他的意志知道这一点；世界由于犹太教，由于犹太教的毛病——对耶稣的信仰——而趋于死亡；我们用暴力和对剑的信仰来教导世界，那把剑如今在杀我们；我们好比那个建了一座迷宫结果自己困死在里面的巫师；也好比大卫，他审理一个隐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创建和谐家园】，然后听到揭示：你就是那个人。不破不立，为了建立新秩序，必须摧毁许多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就是那些东西之一。我们付出了比我们生命更多的东西，我们付出了我们亲爱的国家的命运。让别人去诅咒、哭泣吧；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才干是完美无缺的。
一个毫不通融的时代如今笼罩着世界。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让英国当锤子，我们当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不能让【创建和谐家园】徒的奴颜媚骨的怯懦得势。如果胜利、不公平、幸福不是为德国所设，那就让别的国家去享受吧。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我用镜子照照脸以便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再过几小时当我面对自己的下场时如何动作。我的肉体也许会害怕；我却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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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罗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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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悲剧无非是赞美的艺术……
埃内斯特·勒南：《阿维罗斯》，48（1861）
阿布瓜利德·【创建和谐家园】·伊本一阿赫马德·伊本一【创建和谐家园】·伊本-拉什德（这一连串名字很长，中间还有本拉斯特、阿文里兹、阿本-【创建和谐家园】德、菲利乌斯·罗萨迪斯，最后才到阿维罗斯，一口气念完要好长时间）正在撰写《毁灭之毁灭》的第十一章，以驳斥《哲学家之毁灭》的作者、波斯禁欲主义作家加扎利，他声称神只了解宇宙的普遍规律，该规律与整个物种有关，而不是与个体有关。他从右到左缓慢而稳健地书写着；三段论法的运作和大段文字的连结，并不妨碍他享受他所处的深宅大院的舒适氛围。天籁中有鸽子调情的咕哝声；远处的一个庭院传来喷泉的潺潺水声；阿维罗斯的祖先来自【创建和谐家园】沙漠，他打骨子里就喜欢不分昼夜的流水。下面是花园和菜圃；再往下是奔流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然后是可爱的科尔多巴城，像一台精巧复杂的仪器，但是明快的程度不亚于巴格达或者开罗。阿维罗斯还感到他周围的西班牙土地一直延伸到边界，固然显得空旷，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实实在在、终古常新。
翎笔在纸面上移动，论据丝丝入扣，无可辩驳，然而一丝疑虑使阿维罗斯有点扫兴。引起疑虑的不是《毁灭》这部一时心血来潮而写的著作，而是他要向人们证实与这部诠释亚里士多德的煌煌巨著有关的哲学问题。作为哲学鼻祖，这个希腊人已被公认是能教导人们了解一切可知事物的人；像【创建和谐家园】教的先哲们诠释《【创建和谐家园】》那样，诠释他的著作便成了阿维罗斯的艰巨任务。一个【创建和谐家园】医生专心致志地钻研比他早生一千四百年的人的思想，历史上没有比这更美妙动人的事情了；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阿维罗斯不懂叙利亚文和希腊文，他是根据转译的译文工作的。昨夜，《诗学》一开头就有两个吃不准的词把他难住了。那两个词是"悲剧"和"喜剧"。几年前，他在《修辞学》的第三卷里见过，整个【创建和谐家园】教界没有谁能揣摩出这两个词的意思。他翻遍了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所有卷帙，查阅了聂斯托利亚教派的胡耐因·伊本-伊萨克和阿布-巴萨尔·马塔的所有版本，都一无所获。这两个神秘的词在《诗学》里俯拾皆是；不可能避开。
阿维罗斯搁下翎笔。他寻思着（但没有很大把握）：我们寻找的东西往往就在手边。他收好《毁灭》，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排列着波斯书法家抄写的盲人阿本西达的多卷本《莫卡玛》。如果认为他没有看过这些卷帙，就未免可笑了。但是这些卷帙勾起了他重新翻阅的闲情逸致。一阵有节奏的呼喊声分散了他的注意。他从安有栅栏的阳台望去；下面狭窄的院子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小孩在泥地上玩耍。一个小孩站在另一个小孩的肩上，显然是装扮祷告报时人；他闭着眼睛，拖长声音喊道：【创建和谐家园】以外无【创建和谐家园】。充当人梯的小孩一动不动，假装是庙宇的尖塔；第三个小孩匍匐在地，权充【创建和谐家园】。这场游戏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争着当报时人，谁都不愿意做信徒或者尖塔。阿维罗斯听到他们在争吵，用的是粗俗的方言，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创建和谐家园】平民们用的初学的西班牙语。他打开哈利尔的《基塔乌兰》，自豪地想道：全科尔多巴（甚至全安达卢西亚）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抄本了，这是埃米尔雅库布·阿尔曼苏从丹吉尔捎给他的。这个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从摩洛哥回来的旅行家阿布卡西姆·阿萨里，此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在《【创建和谐家园】》学者法拉赫的家里共进晚餐。阿布卡西姆说他到过中国大清帝国的国土；攻汗他的人以出于忌恨的特殊逻辑，一口咬定他从未到过中国；即使到过，肯定在中国的宇宙里亵渎了【创建和谐家园】。仔细回忆那次聚会，不免要花好几个小时；阿维罗斯便匆匆拿起《毁灭》，继续写下去，直到傍晚。
在法拉赫家里的那次谈话，从总督无与伦比的美德谈起，一直谈到他的弟弟埃米尔的贤操；后来在花园里话题转到了玫瑰。阿布卡西姆还没有看玫瑰就发誓说安达卢西亚的红玫瑰是盖世无双的。但是法拉赫不以为然；他说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描述过印度斯坦的花园里有一种玫瑰品种优良，久开不败，艳红的花瓣上有字，写的是：【创建和谐家园】之外无【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是【创建和谐家园】的使徒。还说阿布卡西姆肯定见过那种玫瑰。阿布卡西姆惊讶地瞅了他一眼。假如他回说确实见过，大家理所当然会把他看做是信口开河的骗子；假如他否认，大家就会说他不信【创建和谐家园】。于是他嘟囔着说，打开世上一切奥秘的钥匙掌握在【创建和谐家园】手里，世上一切常绿或者凋谢的事物在【创建和谐家园】的圣书里都有记载。这番话在《【创建和谐家园】》的开头几章有案可查；博得了一片尊敬的喃喃声。阿布卡西姆为自己的能言善辩扬扬得意，正要说【创建和谐家园】的作为是十全十美、无法探知的。阿维罗斯想起休谟的一个仍有争议的论点，插嘴道：
"我宁愿猜测那是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或者抄写员的笔误，而不认为世界上长有公开宣布信仰的玫瑰。"
"是啊，这是大实话，"阿布卡西姆说。
"某个旅行家，"诗人阿布达马立克说，"谈到一种树长出的果子竟是绿鸟。我觉得他的话比有字的玫瑰更可信。"
"这很可能是鸟羽毛的颜色引起的误会，"阿维罗斯说，"此外，果实和鸟都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文字却是艺术。从树叶到鸟比从玫瑰到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位客人激烈反对把文字说成是艺术，因为书籍之母《【创建和谐家园】》的原件在混饨初开以前就有了，一直保存在天堂里。另一个客人说《【创建和谐家园】》是一种实质，它的形式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这一见解和主张《【创建和谐家园】》有两面性的人的见解相似。法拉赫详尽地阐述了正统的学说。他说，《【创建和谐家园】》好比慈悲，乃是【创建和谐家园】的属性之一；抄在书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语言、符号、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但《【创建和谐家园】》是永恒不变的。诠释过《理想国》的阿维罗斯原可以指出书籍之母和柏拉图的模式有相似之处，但他说神学这门学问不是阿布卡西姆所能理解的。
别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敦请阿布卡西姆讲些奇事。当时和现在一样，世道凶险；大胆的人可以闯荡江湖，可怜的人逆来顺受。阿布卡西姆的记忆只反映了隐秘的怯懦。他有什么可讲的？再说，他们要他讲些奇迹，而奇迹根本不能言传：孟加拉的月亮和也门的月亮不一样，但描述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阿布卡西姆考虑了片刻，拿腔拿调地开口说：
"到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人当然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见闻。有一件事我只对土耳其国王说过。那发生在新卡兰（广州），也就是生命之河的入海口。"
法拉赫问那个城市是不是离长城很远，也就是伊斯坎达·卡拿因（马其顿的戴双角头盔的亚历山大）为了防御戈格和马戈格入侵而修建的长城。
"中间隔着大片沙漠，"阿布卡西姆不禁自命不凡地说。"驼队要走四十天才望见长城的烽火台，据说还要走四十天才能到达城下。我在新卡兰没有遇到一个亲眼看见过或者听说过长城的人。"
阿维罗斯突然感到一种对无限寥廓的空间的敬畏。他瞅着布局对称的花园；觉得自己衰老没用、不合时宜了。阿布卡西姆接着说：一天下午，新卡兰的【创建和谐家园】商人们把我带到一栋住着许多人的木头房屋去。那栋外面刷了油漆的房屋很难形容，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大房间，里面一排排阁楼或者阳台叠床架屋。隔开的空间里，以及地上和屋顶平台上都有人吃吃喝喝。平台上的人有的敲鼓，有的弹琴，还有十五或二十个人（戴着大红颜色的面具）在祷告、歌唱和谈话。他们受囚禁之苦，但没有看到牢房；他们作骑马状，但没有看到马匹；他们在战斗，但手中握的是竹竿；他们倒下死去，随后又爬了起来。
"疯子们的把戏，"法拉赫说，"正常的人看不懂。"
"他们不疯，"阿布卡西姆不得不加以解释，"一个商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描述一段历史。"
谁也不明白，似乎谁也不想弄明白。阿布卡西姆不知所措，尴尬地向那些洗耳恭听的人作出解释：
"我们不妨设想，他们不是在讲而是在扮演故事。甚至是以弗所的睡觉的人的故事。我们看他们回屋就寝，祷告入睡，他们是睁着眼睛睡的，一面睡一面成长，三百零九年后苏醒过来。我们看他们向小贩买东西时付的是古代钱币，看他们在天堂里和狗一起醒来。那天下午，平台上的人向我们扮演的就是这些。"
"那些人说话吗？"法拉赫问道。
"当然说话啦，"阿布卡西姆为一场他几乎记不清的演出的真实性辩护，厌烦透了。"他们又说又唱，还滔滔不绝地演讲！"
"在那种情况下，"法拉赫说，"根本不需要二十个人。不论怎么复杂的事，有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大家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赞扬【创建和谐家园】语的优点；说它是【创建和谐家园】用来指挥天使们的语言；接着又赞扬【创建和谐家园】人的诗歌。阿布达马立克给予【创建和谐家园】诗歌必要的赞扬之后，却说大马士革或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抓住田园形象和贝督因人的词汇不放，未免过时了。他说，浩浩荡荡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近在眼前，却要去赞美一口井水，岂不可笑。他主张在比喻方面要创新；他说，当祖哈伊尔把命运比作一头瞎眼的骆驼时，人们赞叹不已，但是五个世纪的时光已把赞叹消磨殆尽。大家同意这种见解，虽然已听许多人说过许多遍。阿维罗斯默默不语。最后说话时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也曾支持过阿布达马立克的论点，"阿维罗斯说，"虽然不那么雄辩，道理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城有人说过，只有犯过错误并且悔改的人，才不会再犯；我们不妨补充一句，为了避免错误，最好是有所认识。祖哈伊尔说，经历了八十年的痛苦和光荣之后，他多次看到命运像一头瞎眼的骆驼那样突然把人们踩得稀烂；阿布达马立克知道，那个比喻已经不能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种责难，有许多答复。第一，如果诗歌的目的在于使人惊奇，用来计算惊奇的时间就不是世纪，而是日子、小时、甚至分钟。第二，著名的诗人不应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赞扬贝尔哈诗人伊本一沙拉夫时，人们一再指出，唯有他才能想到拂晓的星星像徐徐飘落的树叶那样的比喻；如果属实，只能证明这种形象不值一提。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形象与任何人无关。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类比。把星星比作树叶是毫无根据的，同把它们比作鸟和鱼相差无几。与此相反，谁都不会想到，命运是强大而笨拙，单纯而冷漠无情的。谁都会产生这种短暂或者持久的想法，但是唯有祖哈伊尔把它写成了诗。谁表达的都不及他好。此外（这也许是我思考的实质），可以使城堡销蚀的时间，却使诗歌更为充实。祖哈伊尔当初在【创建和谐家园】写诗时，是把老骆驼和命运两个形象加以对比；如今我们重提，是为了纪念祖哈伊尔，并把我们的悲痛和那个亡故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加以混淆。那个形象原先的两项成分现在变成了四项。时间扩大了诗歌的范围，据我所知，有些诗歌谱了音乐已经广为流传。几年前，我在马拉喀什苦苦思念科尔多巴，不由得吟诵阿布杜拉曼在卢扎法的花园里对一株非洲棕榈的倾诉：
棕榈呵，你和我一样，
也是身在异乡…… 这就是诗歌特有的好处；一个怀念东方的国王所说的话被流放非洲的我用来抒发我对西班牙的思念。
后来，阿维罗斯谈到【创建和谐家园】教创立前蒙昧时代的最早的诗人们，他们已经运用沙漠的无穷无尽的语言阐述过种种事物。他为伊本一沙拉夫的空泛感到震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古人和《【创建和谐家园】》里早已涵盖了诗歌的全部内容，他申斥创新的野心是无知和狂妄。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古老的东西得到了维护。
阿维罗斯回书房时，报时人在呼唤人们做晨祷。（女眷居住的后院里，黑发的【创建和谐家园】们欺侮了一个红发的【创建和谐家园】，不过他到了下午才知道。）关于那两个难解的词义，他若有所悟。他用稳健仔细的字体在书稿里加上如下的几行文字：亚里士图（亚里士多德）把歌颂的作品称为悲剧，把讽刺和谴责的作品称为喜剧。《【创建和谐家园】》的篇章和寺院的圣器里随处都有精彩的悲剧和喜剧。
睡意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他解掉头巾，照照铜镜。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历史学家从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我只知道他仿佛被没有发光的火焚烧似的，突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那座房屋，那处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喷泉，以及书籍，文稿，鸽子，许多黑头发的【创建和谐家园】，那个哆哆嗦嗦的红发【创建和谐家园】，法拉赫，阿布卡西姆，玫瑰树，也许还有瓜达尔基维尔河。
我在上面的故事里想叙述一次失败的过程。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接着想到那些寻找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又想到那些妄图三等分一个角和证明圆周是直线的数学家。最后，我认为更有诗意的是一个树立了目标，却不让自己去探索的、作茧自缚的人。我想起了阿维罗斯，他把自己幽禁在【创建和谐家园】教的圈子里，怎么也弄不明白"悲剧"和"喜剧"两个词的意义。我记叙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伯顿提到的神的感觉，那个神本想创造一头黄牛，却创造了一头水牛。我觉得自己遭到了作品的嘲弄。我认为那个丝毫不懂戏剧、却想了解剧本的阿维罗斯并不比我可笑，因为我只凭勒南、莱恩和阿辛·帕拉西奥斯的片言只字竟然要揣摩出阿维罗斯的情况。写到最后一页时，我觉得我写的东西象征着正在写的人，也就是我自己；为了写故事，我必须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又必须写故事，如此循环不已。（一旦我不再信他的时候，"阿维罗斯"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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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
小，说［t.xt［天堂｝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伊尔是一种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币。我那枚硬币一面有刀刻出来的nt两个字母和数字2，反面刻着年份1929。（18世纪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头老虎叫扎伊尔；爪哇的梭罗【创建和谐家园】寺前有个盲人被信徒们用石块砸死；波斯的纳迪尔国王下令把一个星盘扔进海底；1892年前后，马赫迪的监狱里，鲁道夫·卡尔·冯斯拉廷抚摩用头巾撕下的布条包着的小罗盘；据佐膝伯格说，科尔多巴寺院的一千两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凌晨，那枚扎伊尔到了我手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并且也许还能叙说发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么完全，还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去世。1930年左右，她的照片大量刊登在通俗杂志上；种种情况或许表明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虽然并不是她所有的形象都支持这种假设。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更关注的是完善，而不是美貌。希伯来人和中国人把人类的全部规范都整理出来，汇编成文字；《米示纳》记载说，星期六从清晨开始，裁缝外出便不能带针；《礼记》说，客人接受第一杯酒时应该神态庄重；接受第二杯时，应该表示尊敬和高兴。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加严格、她像孔子的门徒或者信守犹太教法典的人一样，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是她的努力更令人钦佩，更加生硬，因为她信奉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巴黎或者好莱坞的新潮而转移的。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总是在正统的地点，正统的时间，以正统的气质显出正统的厌烦，然而厌烦、气质、时间、地点几乎立刻就会过时，（用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话来说）完全是矫揉造作。她像福楼拜一样追求绝对，但只是暂时的绝对。她洁身自好，然而内心不断地受到绝望的啮噬。她仿佛自我逃避似的，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变化多端是出了名的。她的音容笑貌和眼神顾盼也经常改变。从1932年起，她瘦了许多……战争使她思虑重重。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时装潮流由哪里领导呢？她始终不敢信任的一个外国佬居然以她的善意为好欺，卖给她一批圆柱形的帽子；第二年，听说巴黎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可笑的式样，其实算不上是帽子，只是异想天开的奇形怪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比利亚尔博士不得不迁居阿劳斯街，她女儿的肖像用在护肤霜和汽车的广告上。（她抹得厌烦的护扶霜和已经没有的汽车！）她知道她在艺术方面的发展需要机遇；便宁愿退下来。再说，同那些浅薄的黄毛丫头竞争让她伤心。阿劳斯街那套不祥的公寓房租也太高；6月7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时乖运蹇地死于南区。老实说，当时我也受大多数阿根廷人赶时髦的虚荣心理所驱动，爱上了她，她的去世使我流泪。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
守灵时，我发现死者在败坏的过程中恢复了先前的面貌。6月6日夜里某个混乱的时刻，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奇妙地成了二十年前的模样；骄傲、金钱、青春、自视甚高、缺少想像力、眼高手低和愚蠢探合在一起的神气又浮现在她脸上。我模模糊糊地想道；这张使我激动万分的脸上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会比目前这样使我难以忘怀；既然有过第一次，但愿永远如此。我离开了僵卧在花丛中的、由于死亡而显出完美的蔑视神情的她。我出来时大概已是凌晨两点。外面那些意料之中的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两层的楼房在寂静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空灵。我满怀悲天们人的感觉，茫然走在街上。我看到智利街和塔夸里街拐角一家杂货铺还开着。不幸的是，铺子里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
所谓矛盾修饰法的修辞方法，是用一个貌似矛盾的性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相信神秘直觉的诺斯替【创建和谐家园】所说的暗光，炼金术士所说的黑太阳均属这一类。我见了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最后一面后到外面铺子里喝上一杯，也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这种失礼而顺便的事。（有人在打纸牌的情景更增加了反差。）我要了一杯桔子酒；找钱时给了我那枚扎伊尔；我瞅了一下；走到街上，也许有点发烧。我想，任何钱币都是历史和神话中那些无休无止地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象征。我想到卡隆特的银币；想到贝利萨里奥乞讨的银币；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名妓拉伊丝的德拉克马；以弗所的长睡者[?之一拿出的古币；《一千零一夜》里巫师的后来变成圆纸片的透亮的钱币；到处流浪的伊萨克·拉克登的用之不竭的迪纳里；菲尔杜西退还了国王赏赐的六万银币，因为它们不是金的；阿哈布吩咐钉在船桅上的金盎司；利厄波尔·布卢姆的那枚不能翻转的弗洛林；以及在瓦伦附近暴露了逃亡的路易十六身份的那枚有头像的金路易。仿佛在梦中似的，我觉得钱币引起的这许多著名的联想虽然解释不清，但十分重要。我在街道和广场上走着，脚步愈来愈快，累得在一个拐角停下。我见到一溜老旧的铁栏杆；里面是康塞普西昂教堂的黑白两色细砖铺的院子。我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找给我那枚扎伊尔的杂货铺所在的街区。
我拐了弯，从远处望见街角黑灯瞎火，说明铺子已经关门。我在贝尔格拉诺街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我毫无睡意，几乎有一种欢【创建和谐家园】，心想世上唯有金钱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严格说来，任何钱币（比如说，一枚二十分的硬币）都包罗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再说，钱又是抽象的东西，钱是未来的时间。可能是郊区的一个下午，可能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可能是地图，可能是象棋，可能是咖啡，可能是爱比克泰德教导要蔑视金子的名言：它是比法罗斯岛的海神普罗透斯更为反复无常的普罗透斯。它是无法预见的时间，柏格森的时间，不是【创建和谐家园】教或者芝诺学派的僵硬的时间。宿命论者否认世上有什么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定数；一枚钱币象征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不怀疑这些"思想"是反对扎伊尔的手段和它的魔鬼般的影响的主要形式。）我苦苦思索后睡了，但梦见自己成了狮身鹰面怪兽守护下的钱币。
第二天，我确信自己前晚醉了。我还决定摆脱那枚使我深感不安的钱币。我看看它：除了一些划痕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好把它埋在花园地下或者藏在书房的旮旯里，但我要它离得远远的。那天早晨，我没有去大桥或公墓；我乘上地铁到宪法广场，再从宪法广场到圣约翰和博埃多。我未经思考在乌尔基萨下了车；先往西再往南，故意拐弯抹角地在一条毫无特点的街上随便走进一家酒店，要了一杯酒，用那枚扎伊尔付了账。我本来戴着茶色镜片，再眯起眼睛，没有看门牌号码和街道名称。那晚，我吃了一片巴比妥，睡得很安稳。
6月底，我忙于写一篇幻想小说，其中有两三个哑谜般的词组——用"剑的水"代替"鲜血"，用"蛇窝"代替"黄金"。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人是个苦行僧，住在荒野，与世隔绝。（那地方叫尼塔黑德。）由于他生活清苦俭朴，有人把他看做是天使；其实那是善意的夸张，因为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存在的。远的且不去说，正是这个人杀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则是有名的巫师，用邪法敛聚了无数宝藏，花了毕生的时间，日夜守护着宝藏，防止贪婪的人们疯狂争夺。不久后，也许太快了，守护不得不中断：他的星辰告诉他说，斩断守护的宝剑已经铸成。那把剑的名字叫格拉姆。故事以越来越曲折的笔调赞美了剑的光亮和坚韧；其中一段还漫不经心地提到鳞甲；另一段则说他守护的宝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和红色的指环。我们最后才明白，苦行僧是一条名叫法夫尼尔的龙，守护的是尼贝龙根人的宝藏。西古尔德的出场使故事戛然而止。
刚才说过，我写那篇无聊的东西时（其中还卖弄学问地【创建和谐家园】《法夫尼尔之歌》的一些诗句），暂时忘了那枚钱币。有几晚，我十拿九稳地认为能把它忘掉，却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它。可以肯定的是，我糟蹋了那些时间；开头要比收尾难。我徒劳地重复说那枚可恨的镍币和手手相传的无数一模一样的别的镍币没有区别。在那种念头的驱使下，我试图把思想转移到别的钱币上去，但也不成。我用智利的五分和十分钱币以及乌拉圭的铜币做试验都失败了。6月16日，我弄到一枚英镑；白天没有瞧，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在强力的电灯光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随后又把它放在一张纸底下，用铅笔拓出来。闪电、龙和圣乔治的形象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无法改变固定的念头。
8月份，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我没有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可笑的故事；只说我受到失眠的困扰，脑子里老是浮现任何一件物品，比如说一个筹码或者一枚钱币的模样……不久后，我在萨缅托街的一家书店发现-册尤利乌斯·巴拉赫汇编的《扎伊尔传说发展史有关文献》（布雷斯劳，1899）。
那本书里指出了我的病根。作者在前言里说，他"试图把全部涉及扎伊尔的迷信的文献收集在一卷便于阅读的大八开本的书里，包括属于哈比希特档案的四篇文章和菲利普·梅多斯·泰勒报告的原稿"。似乎早在18世纪【创建和谐家园】教就相信扎伊尔一说。（巴拉赫驳斥了佐登伯格认定是阿布菲达写的文字。）"扎伊尔"一词在【创建和谐家园】文里是"显而易见"的意思；也就是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在【创建和谐家园】国家里是指那些"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的人或物，其形象最后能使人发疯"。第一个不容置疑的证词是波斯人卢特弗·阿里·阿祖尔作出的。在一部名为《火庙》的传记百科全书里，那个学贯古今的托钵僧叙说没拉子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铜制的星盘，"谁看了一眼后就不想任何别的东西，于是国王吩咐把它扔到海底，以免人们连宇宙都忘了"。曾在海得拉巴任土司幕僚、写过著名小说《杀手忏悔录》的梅多斯·泰勒的报告更为详尽。1832年前后，泰勒在布季城郊听到一种奇怪的说法：说谁"看到了老虎"，就是说那人疯了或者成了圣人。人们指的是一头有魔法的老虎，见到它的人，不论相距多么远，统统都完蛋，因为他从此以后到死为止除了那头虎以外什么都不想了。据说有一个倒霉的人逃到迈索尔，在一座宫殿里画虎。几年后，泰勒参观那个邦的监狱；总督带他看尼特胡尔监狱的一间四室，地上、墙上和顶上是一个【创建和谐家园】托钵僧画的虎（色彩非但没有由于年代久远而消退，反而更加鲜艳）。那头老虎由无数虎组成，教人看了眼花缭乱；虎皮的花纹里有许多小虎，甚至海洋、喜马拉雅山和军队仿佛也是虎形构成。画家多年前死在这个囚室；据说他来自信德或者古吉拉特，当初打算画一幅世界地图。至今仍有那幅庞大的作品的痕迹。泰勒把这件事告诉威廉堡的穆哈默德·阿尔·耶梅尼时，他对泰勒说，世上没有不偏爱扎希尔的生物，但是仁慈的主不允许两个扎希尔同时存在，因为一个就能倾倒众生了。他还说，古往今来只有一个扎希尔，愚昧时代的扎希尔是名叫亚乌克的偶像，后来是一个来自乔拉桑的、蒙着石珠缀成的面幕或者带着金面具的先知。他又说神是神秘莫测的。
我把巴拉赫的专著看了好多遍，却琢磨不出自己有什么感受；只记得当我明白什么都救不了我时，我感到绝望；当我知道我的不幸不能由自己负责时，又感到宽慰；那些人的扎伊尔不是一枚钱币而是一块大理石或者一只老虎，让我妒忌。我认为不去想老虎该是何等容易的事。我还记得我看到这段话时感到特别不安："《古尔珊》的一个评论家说，看到扎伊尔后很快就能看到玫瑰，他还援引了阿塔尔的《阿丝拉尔·那玛》（《未知事物之书》）里的一句诗：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
为特奥德利纳守灵的那个晚上，我没有见到她的妹妹，阿瓦斯卡尔夫人，感到奇怪。10月份，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
"可怜的胡利塔，她变得古怪极了，已送进了博什医院。护士们喂她吃饭被她折腾得够呛。她念念不忘那枚钱币，说它和莫雷纳·萨克曼的汽车司机一模一样。"
时间冲淡了记忆，却加深了扎伊尔的印象。以前我想像它的正面，后来是反面；如今我两面都看到了。不是说那枚扎伊尔仿佛是透明的，两面并不重叠；而是景象似乎成了球形，扎伊尔出现在球中央。我看到一个不是扎伊尔的透明而遥远的形象：特奥德利纳的轻蔑的模样，肉体的痛苦。丁尼生说过，假如我们能了解一朵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世界是什么了。他或许想说，事物不论多么细微，都涉及宇宙的历史及其无穷的因果关系。他或许想说，可见的世界每一个形象都是完整的，正如叔本华所说，每个人的意志都是完整的。神秘哲学家认为人是微观宇宙，是宇宙的一面象征性的镜子；按照了尼生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如此。一切事物，甚至那枚令人难以容忍的扎伊尔。
1948年前，胡利塔的命运也可能落到我身上。人们不得不喂我吃饭，帮我穿衣，我分不清下午和早晨，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是何许人。把那种前景说成可怖是虚假的，因为它的任何一种情况对我都不起作用。正如说一个上了麻醉接受开颅手术的病人的疼痛十分可怕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不能感知宇宙，不能感知扎伊尔。唯心主义者说，浮生着梦，"生"和"梦"严格说来是同一个词；我将从千百个表面现象归为一个表面现象，从一个极其复杂的梦归为一个十分简单的梦。别人也许会梦见我发了疯，而我却梦见扎伊尔，当世界上所有的人日日夜夜都在想扎伊尔，那么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是世界还是扎伊尔？
在阒寂的夜晚，我仍能在街上行走。拂晓时分，我往往坐在加来伊广场的长凳上思考（试图思考）《阿丝拉尔·那玛》里那段关于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的话。我把那种见解和下面的说法联系起来：为了和神融为一体，泛神论神秘主义者一再重复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神的九十九个名字，直到那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为止。我渴望走上那条路。也许我由于反复思考，终于会花掉那枚扎伊尔；也许上帝就在那枚钱币后面。
献给沃利·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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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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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牢很深；几乎是完美的半球形，地面也是石砌，面积比球体最大的截面稍小一些，因而加深了压抑和空旷感。半球中间有一堵墙；虽然极高，还没有砌到圆形拱顶；墙的一边是我，齐那坎，也就是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焚毁的卡霍隆金字塔的巫师；另一边是头美洲豹，它悄悄地、不紧不慢地踱来踱去，消磨囚禁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中央隔墙靠近地面处有一道铁栅长窗。中午太阳直射时，牢顶打开一扇门，一个被岁月遗忘的狱卒摆弄铁滑车，用绳索给我们垂下水罐和肉块。光线射进圆拱顶；在那一刻我才能看到美洲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