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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找死路,一对一地、公平地被人杀了。作为朋友,我劝告过他,但仍感到内疚。
"丧礼后过了几天,我去斗鸡场。我一向对斗鸡不感兴趣,那个星期天更觉得恶心。我想,那些鸡自相残杀,血肉模糊,又是何苦来着。
"我要说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们约好去帕尔多跳舞。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样。舞会在院于里举行。难免有些酗酒闹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点不到,那些陌生人来了。其中一个叫科拉雷罗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请在场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凑巧,我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开始捧我。他说他是北区来的,早就听说我的大名了。我随他去说,不过开始怀疑起来。他不停地喝酒,也许是为了壮胆吧,最后说是要同我比试一下。那时谁都弄不明白的事发生了。我在那个莽撞的挑衅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较量了。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凑近我的脸,大声嚷嚷,故意让大家听见。
"敢情你是个窝囊废。
"不错,我说。我不怕做窝囊废。你高兴的话还可以对大家说,你骂过我是【创建和谐家园】养的,朝我脸上啐过唾沫。现在你舒服了吧。
"那个卢汉娘们把我插在腰带里的刀子抽出来,塞进我手里。她着重说:
"罗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们诧异地让开。我才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我到了乌拉圭,在那里赶大车。回国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圣特尔莫一向是个治安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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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文集遭遇
小 说 t xt 天 堂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和古铁雷斯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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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穆拉尼亚
~小 说t xt 天,堂
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拉尼亚的名气可以说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着说:
"他的老婆弗洛伦蒂娜是我的姨妈。也许你对此有些兴趣。"
他讲话时用了一些修辞学的强调语气和长句子,不由得使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件事了。
"我母亲始终不愿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亚一起生活;在她眼里,穆拉尼亚是个亡命徒;在我姨妈弗洛伦蒂娜眼里,穆拉尼亚却是实干家。至于我姨夫的归宿,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赶车在上校街拐弯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颅。也有人说他犯了法遭到缉捕,便逃往乌拉圭。我母亲一向看不惯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当时还小,对他毫无印象。
"独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住在拉塞尔街一幢狭长的房子里。房子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街,老是上着锁。我的姨妈住在顶楼,她年纪大了,有点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语不多。她怕风,从不外出,也不喜欢我们进她的房间,我不止一次发现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来。街坊们说穆拉尼亚的死或者失踪使她受了【创建和谐家园】。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我们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发馆的老板卢凯西先生的财产。我母亲是千零活的裁缝,经济拮据。我常听到她和姨妈悄悄谈话,谈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什么司法人员、强制执行、欠租动迁等等。我母亲一筹莫展;姨妈固执地颠来倒去地说:胡安决不会答应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出去的。她又提起我们已经听得滚瓜烂熟的事情: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怀疑她丈夫的勇气。她丈夫知道后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决问题,把他扔进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实;重要的是有人说,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诺街的门洞里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篮子叫卖桃子。最后一种情况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那一来我就可以不上学了。
"我不知道这种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续了多久。你的已经去世的父亲有一次对我们说,金钱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计算的,时间却不能用日子计算,因为比索都是一样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各各不同。他说的话我当时不太懂,但是一直铭记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姨夫胡安一起。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不过我揣测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体壮实,胡子稀疏,头发却又长又密。我们在乱石和杂草中间朝南面走去,那条满是乱石和杂草的小径好像就是泰晤士街。梦中太阳挂得老高。胡安姨夫穿着黑颜色的衣服。他在一个似乎是关隘栈道的地方站停了脚步。他把手揣在怀里,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样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来。他声调十分悲哀地对我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个鹰爪。我在暗地里叫嚷着惊醒了。
"第二天,我母亲叫我陪她一起去卢凯西的住处。我知道是去求他宽限;把我带去的目的无非是让债主看看我们孤苦无告的模样。她没有告诉姨妈,因为姨妈绝对不会同意她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从没有到过巴拉加斯;我觉得那个地方人多、车多、空地少。我们到了要找的那幢房子的街角上,看到房前有警察和围观的人。一个居民一遍遍地对看热闹的人说,凌晨三点钟左右他被敲门声吵醒,听到开门和有人进去的声音。没有关门的动静;人们清晨发现卢凯西躺在门廊里,衣服没有穿整齐,遍体有刀伤。他独自一人生活;警方没有找到嫌疑人。没有抢劫的迹象。有人说死者眼睛不好,最近几乎瞎了。另一人断定说:他劫数到了。这个结论和说话的口气给我印象很深;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发现凡是有人死去的时候,总有这种说教式的断言。
"守灵的人请我们进去喝咖啡,我便喝了一杯。棺材里装的不是尸体而是一具蜡像。我把这事告诉母亲;一个殡仪员笑了,对我说那具穿黑衣服的蜡像就是卢凯西先生。我着迷似的瞅着。我母亲不得不把我拖开。
"此后几个月里,这件事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当时的罪案率不高;你不难想像,梅勒纳、坎伯纳和西勒特罗之类的案子引起了多少议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不动声色的人是弗洛伦蒂娜姨妈。她老年痴呆似的唠叨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胡安不会容忍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到街上去的。
"一天大雨滂沱。我上不了学,便在家里到处乱转。我爬到顶楼。姨妈合着手坐在那里;我觉得她甚至没有思想。房间里潮味很重。一个角落里放着铁床,床柱上挂着一串念珠;另一个角落有个放衣服的木箱。白粉墙上贴着卡门圣母像。床头柜上有个烛台。
"姨妈眼睛也没抬就对我说:
"我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妈妈叫你来的。是胡安救了我们,她还不明白。
"胡安?我吃惊地说。胡安十年前就死了。
"胡安在这里,她对我说。你想见见吗?
"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一把匕首。
"她声调柔和地接着说:
"你瞧。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世上没有和他一样的男人。他根本没有给那个外国佬喘气的时间。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可怜的神志不清的女人杀了卢凯西。她受憎恨、疯狂甚至爱情的驱动,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深更半夜走街穿巷,终于找到了那所房子,用她瘦骨嶙峋的大手把匕首捅了下去。匕首就是穆拉尼亚,是她仍然崇拜的那个死去的男人。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把这事告诉我母亲。动迁前不久,她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把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同他留下的残忍的武器混为一谈,我从她的故事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象征或者许多象征。胡安·穆拉尼亚是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行走过的人,是有男人思想感情的男人,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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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人
(小/说/t/xt|天|堂)
1941年1月14日,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生在施恩会教区,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曾在马伊普作战,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据说,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阿塞·奥拉瓦里亚和他交换了佩剑,互相勉励。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可是公正的观察家,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受骗,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并且受了伤。1827年,他在阿尔韦亚尔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却站在拉瓦列一边,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中央集权派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在那里结了婚。大战期间,他死于奥里韦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当时他四十四岁,几乎算是老了。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巴莱拉是朋友。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他留下两个女儿,玛丽亚·胡斯蒂娜是小女儿,也是我们要介绍的。
1853年末,上校的遗孀带了两个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置下来。她们没能收回被【创建和谐家园】充公的乡间产业,那些失去的辽阔的土地虽然从未见过,却久久留在记忆中。玛丽亚·胡斯蒂娜十六岁时和贝尔纳多·豪雷吉医师结了婚,贝尔纳多不是军人,却在帕冯和塞佩达打过仗,黄热病流行期间,他行医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长子马里亚诺是税务稽查员,想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详细传记,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没有完成,也许根本没有动笔。大女儿玛丽亚·埃尔维拉和她的表哥,在财政部工作的萨阿韦德拉,结了婚;二女儿胡利亚嫁给莫利纳里先生,他的姓虽然像意大利人,其实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学问。我不谈孙子和重孙辈了;读者已经可以想像出这是一个体面然而没落的家庭,具有史诗般的家史和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儿。
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巴勒莫,离瓜达卢佩教堂不远,据马里亚诺回忆,坐有轨电车时可以望见那里水塘边几间外墙未经粉刷的小砖屋,不像后来那种用镀锌铁皮搭的棚屋那么寒酸;当时的贫困不如现在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严重。当时的财富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鲁维奥家住在一个百货商店楼上。楼梯安在一侧,很狭窄;栏杆在右面,通向一个阴暗的门厅,厅里有一个衣架和几把扶手椅。门厅进去是小客厅,里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进去是饭厅,放着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个玻璃柜于。铁皮百叶窗老是关着,光线暗淡。我记得屋里总有一股陈旧的气味。最里面是卧室、卫生间、盥洗室和女佣的房间。家里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的诗集,一本有关上校的评述,书后有手写的补充,一部蒙坦纳和西蒙编的西班牙一美洲词典,当初由于分期付款,并且奉送一个搁词典的小书架,才买下这部词典。他们有一笔老是滞后寄来的退休金,和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块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产中仅存的一小块。
在我故事所叙说的时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亚以及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她仍旧痛恨阿蒂加斯、罗萨斯和乌尔基萨;第一次欧洲战争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对她说来,那次战争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的冲锋一般模糊。1932年以后的印象逐渐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当然,她信奉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信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她两手数着念珠,喃喃念着她不太明白其中意义的祷告词。她习惯于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和主显节;习惯于喝茶水,不喝马黛。对她来说,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是同义同,不说明任何问题。她像父辈们那样从不用"西班牙人"一词,而用"哥特人"。1910年,她不相信来访的西班牙公主谈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创建和谐家园】,而不像阿根廷贵妇人。这个让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丧礼时一个有钱的亲戚告诉她的,此人平时从不登门,有关她的新闻在报纸社交栏里经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欢用老地名;她平时提到的是艺术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长街、北长街、公园广场、前门广场。家里人助长了她这些脱口而出的老话,他们不说乌拉圭人而说东岸人。老夫人从不出门;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在起变化,在扩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动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创建和谐家园】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