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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英杰说道：“你们把军费压得这么低，只保留几万人的军队，难道就不怕被中央军或者其他地方势力吞并吗？”

  　　孙百里回答道：“裁军的时候，我也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听了杜先生的一席话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他说：如果民众的生活改善了，他们会感觉这样的生活值得自己用生命去守护，从而自发自愿地走上战场，这样迸发出来的力量，谁都不敢轻视！而如果一味穷兵黩武，和军阀有什么两样？我想，红军能够屡次击败中央军，同样是因为苏区的民众愿意为保护自己的生活付出生命的代价！”

  　　杨英杰深有感触地说道：“是啊，苏区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土地和当家作主的权利，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付出！”

  　　说话之间，两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只见一名警察手持警棍站在中间，用哨子和手势指挥交通。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在他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通过路口。这时候，孙百里忽然看到一辆崭新的客车从后面开了过来，在身边的一个小小站牌前停住，然后下来三名乘客。车上的售票员摇动着手中的铃铛，大声喊道：“到省政府的请上车，票价一角！”

  　　孙百里感到非常好奇，因为自己离开福州的时候，城里只有十几辆破旧的公交车在勉强运行，不由产生坐一下的冲动。好在这路车的终点站就是省政府，正好顺路，于是回身对后面的卫士使个眼色，然后拉着杨英杰上了汽车，在车子的后面找位置坐下，随行的卫士也有四个人上车，不露痕迹地坐在司机的后面和前后两个门口。

  　　坐在孙百里和杨英杰前面一排的是两个商人打扮得中年人，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说道：“没想到，两年没到福州，居然变化这么大，现在连公共汽车都全部换成新的了！”

  　　另一个福州口音的说道：“写了那么多封信给你，你就是不相信，非要自己过来看看，现在相信了吧！要是几个月前就过来开店的话，本钱说不定早就回来了！政府规定新注册的工商企业免税一年，咱们还是早点动手，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广东商人问道：“你上次不是说还有无息贷款支持吗？”

  　　福州商人回答道：“是有啊！而且资本越多贷款也越多！”

  　　广东商人疑惑地问道：“十九路军在福建也没待多长时间，哪里有这么多钱？”

  　　福州商人露出一副这你就不知道了的神情，说道：“几个月前在清流发现一个大的不得了的钨砂矿，被德国人给全部买了下来，雇用了好几万工人去采矿。你是没看见，德国人的大轮船运来整船的机器设备和大批的技术人员，场面可热闹了！”然后小声说：“为了买下钨砂矿，德国人给了五千万马克！你说有没有钱！”

  　　广东商人一拍大腿，懊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然后毅然说道：“我回去以后把广州的生意料理一下，马上把钱汇过来！不过店址一定要选好！”接着和福州商人开始讨论起细节问题。

  　　杨英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禁有些怀疑：难道中间路线真的能够成功？

  　　而孙百里却如同在六月天喝下杯冰水，感到异常舒心：连最为敏感，最难以捉摸的商人都对福建、对十九路军有信心，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第三十八章 促膝长谈

  　　汽车在省政府站停了下来，孙百里和杨英杰一先一后，走了下来，杨英杰说道：“据你所说，所有的经济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法规几乎都是出自杜周南一人之手，看来这位杜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实践经验也异常丰富，真想马上就能见到他！”

  　　孙百里指着省政府的大门说道：“如果运气好的话，几分钟后，你就能见到他。”然后带着杨英杰走进省政府的大门，直奔杜周南的办公室而去。来到杜周南办公室的门前后，孙百里示意杨英杰不要出声，自己伸手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刚好看见杜周南埋头在一堆公文当中，不停地批阅着。本来想吓唬他一下的孙百里感到一阵愧疚：自己这个绥靖主任经常是做甩手掌柜，把政府的全部重担都压在杜周南的身上，使他总是在忙碌之中！

  　　“杜先生！”听到孙百里熟悉的声音，杜周南抬起头，立刻惊喜地说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

  　　孙百里回答道：“我也是刚刚到，因为知道你太忙，就没有通知你！”然后指着杨英杰介绍道：“杜先生，这位就是我在信里跟你提起过的杨英杰先生。”

  　　杜周南连忙握住杨英杰的手说道：“真是英雄出少年哪！我本来以为孙百里极为推崇的人，应该是沉稳的中年人，没想到这么年轻！”

  　　杨英杰谦虚地说道：“杜先生过奖了！我听孙将军说，福建的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都是出自你的手笔，确实令人佩服！”

  　　然后两个人互相打量起对方来，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孙百里从旁观者的角度发现，这两个人虽然此前所属的阵营不同，但是身上却有很多的共同点：学识渊博、精于政务、乐观务实，并且勇于接受新事物。

  　　寒暄已毕，孙百里问道：“我和杨先生坐了趟公共汽车，听了两个商人的对话，感觉民众对我们十九路军非常有信心。同时也发现，我离开的这两个月里，福州的变化特别大，你是怎么做到的？”

  　　杜周南回答：“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呀！”

  　　孙百里迷惑不解地说：“怎么是我的功劳？”

  　　杜周南详细解释说：“清流的钨砂矿是你发现的吧？和德国的谈判也是你谈的吧？连购买公共汽车的钱都是从钨砂款里面出的！”

  　　孙百里不解地问：“你把卖钨砂的钱用来买汽车，那扩充军队的钱怎么办？我们在赣南可是面对着中央军的巨大压力的！”

  　　杜周南说道：“这批钨砂总共卖了差不多两百万元，我只用了一半来更新汽车和建设自来水厂，剩下的一半应该够购买一个整师的装备吧。”

  　　孙百里说道：“可是我们后方空虚，增加一个师远远不够，我是想把剩下的三个没满员的师全部补充上，再把钨砂部队装备起来。我在信里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杜周南说道：“看完信后，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仔细一想，发觉还是不能这么做！近期到福建来经商和投资的人越来越多，贸然大规模扩军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解我们十九路军又要打仗，会把这来之不易的局面破坏掉。再者，把钱都用来扩军，哪还有钱来给那些投资人贷款呢！”

  　　孙百里无奈地说道：“不知道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杨英杰听着两个之间的对话，感到非常好奇，忍不住问道：“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我们红军，都是优先满足军队的需要，可是你们好像反过来了，为什么呢？”

  　　孙百里回答道：“这是我和杜先生之间达成的协议：以民众的需求为第一！”

  　　杨英杰说道：“可是这样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无论是南面的两广还是北面的中央军都有能力把你们的几万军队一口吃掉！”

  　　孙百里说道：“你说的很对，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呢？十九路军只保留几万军队，间接向周边的各种势力表明我们没有野心，不会威胁到他们，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了。”

  　　杨英杰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郑重其事地问道：“你们采取这种中间路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也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党？”

  　　孙百里和杜周南相视一笑，说道：“你的这两个问题都很尖锐，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的执行中间路线，只是感觉中国积弱已久，又有强敌窥伺，如果还不团结的话，只有灭亡！

  　　国共两党的政策都有很多优点，而国内的精英也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主要的政党里面，但是现在却偏偏无法求同存异，实在是可惜！从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年了，内战一天都没有平息过，民众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大半消耗在战争中。有感于此，我和杜先生希望在十九路军的控制区内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使不同理念的人能够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汇集各方的力量，全力发展地方经济。最终，随着福建经济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想法，从而启示他们对待不同立场的国人更加宽容一点。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把四万万同胞的力量凝聚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接着又说道：“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已经用不着回答了！”

  　　杜周南补充道：“我们如果再成立一个政党，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了！”

  　　杨英杰沉思良久才问道：“如果中央军来镇压十九路军，你们会怎么做？”

  　　孙百里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当然是和红军所做的一样，坚决抵抗了！如果任人宰割就不是包容，而是迂腐！”

  　　杜周南问道：“杨先生，你个人认为我们的路能够走的通吗？”

  　　杨英杰深深地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回答道：“我个人认为很值得期待，但是这并不表示我改变政治立场！”

  　　孙百里说道：“这不要紧，我们的方针就是求同存异嘛！”

  　　杜周南问道：“如果你真的觉得值得一试的话，能不能帮助我们制定比较全面的经济政策？孙百里在信中把苏区的各项政策大略介绍了一下，我感觉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想知道的更加详细些，也希望可以借重杨先生这方面的经验。”

  　　杨英杰回答道：“这个忙我倒是可以帮，但是要事先声明的是：我绝对不会同意任何损害到劳苦大众利益的政策！”

  　　杜周南连忙说道：“我们的政策也是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不是要针对任何人的，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杨英杰说道：“既然这样，我就暂且试试吧！老实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们成功的那一天！”

  第三十九章 议政准备

  　　给杨英杰安排好住处后，孙百里独自回到杜周南的办公室，笑嘻嘻地说道：“杜先生，你总是抱怨我不关心政务，现在给你找来这么厉害的助手，总该可以补偿了吧！”

  　　杜周南说道：“杨英杰的确是个人才，不但对红军的各项政策了如指掌，而且并不排斥不同的理念，这一点非常难得！我想改天再抽时间和他好好聊聊，把红军在根据地所制定的政策全部了解清楚，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孙百里点头表示赞同，感慨地说道：“我在赣南的时候，曾经利用闲暇时间四处走访，体察当地的民情。我发现，红军的政策确实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在农村组织的合作社，就非常切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杜周南说道：“红军的中央根据地完全建立起来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而且不断面对中央军的围剿，居然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实在是匪夷所思！以二十几个县的地方和不到三百万的人口，支撑将近十万的军队，如果不是有非常好的政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孙百里说道：“我在苏区时对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权的建设都深入的了解，发现红军的政策非常全面，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形之下，我们的政策就显得过于粗糙了。所以，得知杨英杰对此非常熟悉之后，就极力劝说他到福州来一趟，希望能争取为我们出谋划策。总算天随人愿，没有白费功夫！”

  　　杜周南说道：“福建的经济政策大部分都是出自我手，军事政策几乎全部是你一个人制定的，这样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考虑问题难免有很多疏漏，所以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孙百里说道：“在回来的路上，我认真地考虑了目前福建的形势，觉得只要我们尽量不去触怒南京政府，至少可以保持几年的和平。为了更好的利用这难得的时间发展地方经济，把福建建设成为真正的模范省份，有必要召集全省的精英共同商议，制定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法规。你觉得怎么样？”

  　　杜周南笑着回答道：“没想到我们居然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正在谋划这件事呢！”

  　　孙百里连忙说道：“你既然已经有了腹稿，就先说出来听听吧！我的想法还没有成型，需要启发一下。”

  　　杜周南详细介绍道：“我的计划是在福州召开一次全省的议政大会，参加的人员由军人、地方官员、地主、工商业者、农民、工人、教育界人士和名流士绅组成，力求覆盖全社会，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大会的议题就集中在制定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军事和政权发展的各项政策，如此一来，制定出来的政策就很容易被各个阶层所接受！”

  　　孙百里问道：“与会人员的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杜周南回答道：“暂时还没有想好。开始的时候，准备按所占人口的比例来确定，但是却发现这样一来，农民代表肯定要占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偏偏又是最低的，很容易影响到大会的效率！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孙百里说道：“你都想不出来，我就更指望不上了。不过，我倒是知道一个人肯定会有办法！”

  　　“杨英杰！”杜周南脱口而出。

  　　孙百里说道：“是啊，据他说，苏区经常会召开类似的大会，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找他来问不就成了！”

  　　杜周南说道：“你刚刚把别人带去休息，现在又心急火燎地叫过来，是不是太失礼了？杨英杰毕竟不是我们的部属，还是不要太鲁莽了！”

  　　孙百里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道：“那就明天早上再一起商议吧！”

  　　次日上午，孙百里请来杨英杰，和杜周南一起商议议政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杨英杰听完介绍后，说道：“苏区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的，但是我们在农村开办了大量的夜校和讲习所，农民的文化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呀！”

  　　孙百里尴尬地说：“我们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时日尚短，前期又忽视了教育工作，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后果，还望杨先生帮忙想出个变通的办法！以后我们肯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对广大农民弟兄的教育！”

  　　杨英杰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们的代表中还遗漏了两个重要的阶层：学生和市民。我们福建有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学校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近万人，在加上为数甚多的高中学生，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学生历来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其家庭又来自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适当增加学生代表的数量，可以弥补农民代表的不足。至于市民阶层则是最能代表民意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家庭主妇、长者等基本不事生产的人，由于每天跟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打交道，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敏感，可以反映出最为普遍的民心！”

  　　杨英杰一席话说得杜周南和孙百里心悦诚服，马上言听计从，把学生和市民加到代表当中，解决了一个棘手问题。

  　　杜周南看杨英杰对此非常有经验，干脆把自己另外一个拿不准的问题也提了出来，他问道：“我计划把大会的时间定为半个月，会不会太短了？”

  　　“太短！”杨英杰吃惊地说道：“恐怕是太长了吧！中央苏区成立的时候也不过开了一天的会，福建省就算比苏区的人口多些，一个礼拜也足够了！”

  　　杜周南担心地说：“这么多议题要讨论，这么多政策要制定，是不是太仓促了？”

  　　杨英杰耐心地解释道：“有很多工作是要在大会之前做的！事先要把要讨论的每个议题、每项政策全部印刷出来，保证每个代表人手一份，在开始讨论之前，再由熟悉政策的人详细讲解，帮助与会者理解，然后只要针对不同的意见讨论就可以了。这样就很容易控制大会的进程，避免陷入无意义的辩论。”

  　　在杨英杰这位个中老手的指点下，议政大会的细节问题很快被解决掉，杜周南随后开始安排人手从各行各业中遴选代表、印制材料，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召开的议政大会作着准备工作。

  第四十章 议政大会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十多天的紧张筹备，福建省议政大会终于在福州顺利召开，整个省城处处张灯结彩，标语和横幅悬挂满大街小巷，为会议的召开营造出欢乐的气氛。

  　　与会的两百多名代表身披彩带，胸前挂着写有姓名和地方的胸牌，分乘五辆客车到达会议中心，虽然有些人依然怀有疑虑，单是大部分代表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心情最为舒畅的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代表。

  　　上午九点整，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首先由福建省绥靖主任孙百里将军发表讲话。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孙百里缓缓走上主席台，并不时朝人群挥动手臂。今天，孙百里一反常态，换下军装，穿上长袍，刻意淡化自己的军人形象，以增加亲和力。

  　　望着面前的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孙百里开始了就任以来的第一次演说，他说道：“各位代表，大家好！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尽快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把福建建设成模范省份，特意把大家请到这里，共商大计。各位都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年龄和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本阶层的精英！本次大会的议题是为未来几年全省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制定基本政策，我希望各位能够表现出勇于任事的态度，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对福建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使本次大会能够圆满结束！谢谢各位！”

  　　接着，杜周南代表省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简单明了地回顾过去几个月在各项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然后就开始对大会的第一个议题：农村的经济发展进行讨论。首先由杜周南把福建农村的现状进行详细的介绍，然后把已经执行的农村政策和准备制定的新政策逐一向代表说明，接着让代表自由发言，说说自己的看法。

  　　刚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气氛不够热烈，大部分代表表现得比较谨慎，但是军人、地方官员和学生的代表踊跃发言，不断对新政策的细节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建议，甚者因为意见相左展开激烈的辩论。其余的代表发现主持会议的孙百里和杜周南不论意见正确与否，对每个发言者都给与热烈的掌声和微笑来鼓励，逐渐放下包袱，积极参与进来。这些人不愧是各界的精英，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指出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看到自己草拟的政策被找出很多漏洞，杜周南非但没有任何不悦，反而让书记员一字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一些容易修改的地方当即改正，再交给代表们讨论，复杂些的就带回去连夜修改，次日继续讨论。代表们看到财政厅长如此重视自己的意见，更加卖力地审阅文件，争取在福建的历史上留下一笔。

  　　七天的会议异常顺利地结束了，政府草拟的条款几乎全部被修改一遍，孙百里和杜周南为了争取更加广泛的民意，把修改后的各项政策在福建的几家主要的报纸上连续公示半个月，然后才最后定案。新政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政权和军事五个方面。

  　　经济政策在农村最主要部分的就是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大部分地区按照十九路军一贯主张的‘耕者田’的政策，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再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这些地区的土地是地主和农民的私有财产。在比较偏远，或者因为遭受战争破坏而导致人烟稀少的地区，无主的土地全部归政府所有，再由政府投资兴建农场。为了切实提高农村的生产力，仿照苏区的模式，成立互助合作社，在政府贷款的扶持下，购买公用的耕牛、农具。

  　　政府在城市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除了比较敏感的军工企业和一些关系的国计民生的电力、自来水、邮政、电报等部门外，民间资本可以在任意的领域进行投资，对于新注册的工商企业一律免税一年，同时可以按照投资额度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政府本身也会兴办企业，与民营资本在市场上展开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文化教育方面，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的目标，要求所有七到十五岁的儿童，不论家庭情况如何，均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此外，还针对成年人开办夜校、扫盲班，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全面扫除文盲。同时加大对厦门大学和福州师范学校的资金投入，扩大招生规模，培养高级人才。

  　　在文艺方面，加大对福建日报和福州晚报的投资，在全省各地成立分支机构，力求把新闻和政策用最快的速度传遍每个角落。放开新闻管制，鼓励私人和民间资本创办报刊杂志，在做到百花齐放、百家【创建和谐家园】的同时，丰富民众的生活。

  　　为了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成立专门的卫生厅，颁布《福建省卫生纲要》，提出讲究卫生爱清洁，增强体质保健康的口号，号召民众革除陋习，养成卫生的生活习惯。在福州成立拥有五百个床位的省立医院，保证重大疾病的治疗，并且计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县成立规模较小的医院，建立完善的卫生网络。另外，为了增强民众体质，锻炼毅力，每年秋季在省会举行一次运动会，通过比赛来吸引更多的人进行体育锻炼。

  　　在政权的建设方面，首先在漳州地区进行民主选举的试点，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基层干部和议政代表，改变过去统一由上级任命的方式，待摸索出一套比较合适的方法后再向全省推广。而高级官员的任命虽然还是由孙百里和杜周南两个人决定，但是在召开年度议政大会的时候，每个省厅长官和各县的县长要做述职报告，还要接受议政代表的质询。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提议罢免，只要三分之二的委员同意，绥靖主任就必须将其【创建和谐家园】另外，应代表们的强烈要求，成立专门的政务监督公署，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处理【创建和谐家园】、受贿、渎职、失职等问题，同时也接受民众对政府部门的投诉。为了保证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公署只对孙百里一个人负责，其他人员包括杜周南在内都无权过问，而工作人员则是从社会各界人士当中遴选出来的八十人中随机抽取二十人，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在军事方面，要求军队的规模要维持在能够保证福建省地方安全，扩编军队必须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进行，军费开支由省财政统一支付，军队不能够私设小金库。军队的装备采购和生活必需品购买，以及军饷发放必须全部支付现金，和本省军工企业之间的采购合同也照此办理。军工企业的生产，在保证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必须兼顾企业的效益，要按照市场规律来经营。

  第四十一章 一九三五

  　　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随着新政策的全面实施，十九路军控制下的福建全省和赣南地区进入了发展中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周边战略形势的转变，营造出和平的环境。孙百里通过远在香港的老军长蔡廷锴极力斡旋，与陈济棠、白崇禧和李宗仁等人达成谅解，双方签订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然后，消减边境地区的驻军，开放边界城市，开展双边贸易，同时开通陆路的长途客货运输线路和海路的航班，实现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由于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依然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和红军捉迷藏，所以对十九路军的态度非常友好，对福建和江西、浙江、湖南等地间的物资和人员流动没有丝毫的干涉。此举既表明了对十九路军的信任，同时也间接对其他地方势力发出这样的信息：接受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不会危及到地方的任何利益！

  　　其次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独立旅的老根据地，以漳州为中心的闽东南地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无地农民比例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十二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三，少地农民比例则从改革前的百分之四十五降低到改革后的百分之十。在福建省的其他地方，土地改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虽然进度不是很快，但是到三五年底，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完成了目标。而在原红军控制的赣南地区，土地改革进行的最为彻底，农民按照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了土地。而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的广大贫雇农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获得了土地，如获至宝，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辛勤地耕耘着。政府组织的合作社及时提供耕牛和种子，再加上天公作美，获得不错的收成，农民基本上都能够吃饱肚子。省政府在赣南地区组建的十几个大规模农场也喜获丰收，收获数百万斤稻谷。

  　　再次是经济的发展取得很大的成绩。随着红军的离去，由福建到湖南的商路立刻畅通无阻，盐巴、蔗糖、海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各种进口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内陆，然后带回钨砂、桐油、生丝、茶叶和粮食等湖南的特产，在为福建的工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关税和盐税。赣南钨砂矿的日产量很快就上升到两吨，清流钨砂矿的日产量也终于稳定在二十五吨，使投入巨资的德国政府放下心来。

  　　一九三五年四月，勘探队在三明地区发现储量极为丰富的优质无烟煤矿，接着又在附近地区发现同样储量惊人的铁矿，使一度停滞不前的军工企业建设迅速步入正轨。六月中旬的时候，钢铁厂终于产出第一炉钢，使给下游军工企业提供原料成为可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前开工的企业的免税期已经过去，产品税和交易税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盐税和官办工厂产生的利润，使福建的财政状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最后，面对着数目不菲的财政盈余，杜周南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把这些钱用来归还德国的贷款，而是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投资数十万元，进口几十台卡车和推土机，配备给人数已经扩充到两万人的工程公司，整修连接各县之间的公路。第二，在福州、厦门、漳州和泉州、三明等主要城市建立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第三，斥资近百万元，创办长途客运和货运公司，实现省内各地物资和人员的平滑流动。第四，加大对卫生、教育等事业的投资。

  　　一九三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由宋子文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开始初见成效，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南京政府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湖南等地的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民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也同比增长。国内市场的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取得很大的成效，发展了工业和农业经济，同时回收了部分海关【创建和谐家园】，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和税率，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建和谐家园】了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

  　　然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却依然充满了变数。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央红军，在攻陷贵州遵义后，举行了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撤销王明等人的领导权，改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来指挥红军的行动。随后，面对几十万中央局的围追堵截，红军连续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又强渡金沙江、大渡河，挺进川西，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远离中央军的控制区。

  　　同时，时刻窥伺中国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于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六月五日，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创建和谐家园】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创建和谐家园】，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并于二十七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创建和谐家园】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军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创建和谐家园】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五月中旬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创建和谐家园】政府提出“【创建和谐家园】”，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创建和谐家园】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五月二十九日，【创建和谐家园】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六月九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创建和谐家园】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七月六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