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请吧，”他用沙哑的、十足象个军校学生的声调答道。
齐娜依达又纵声大笑起来……我及时发觉了，以前她脸上还从来没有这样迷人的红晕。我跟军校的学生一起出去了。
我们花园里有一架老式的秋千。我让他坐在一块狭小的薄板上，帮他摇起来。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紧紧地抓住了绳子，他穿了一套镶着宽宽的金银绦带的簇新的厚呢制服。
“您把领口解开吧，”我对他说。
“不要紧，我们已经习惯了，”他说，还咳嗽了几声。
他活脱儿像他的姐姐，特别是那双眼睛。我很高兴为他效劳。同时上述那无法解脱的悲伤仍然悄悄地撕裂着我的心。
“现在我当真是个孩子了，”我心想，“可是昨天……”我记起了昨天夜里小刀掉落的地方，并把它找到了。军校学生向我借去了这把小刀，他摘下一根茎很粗的独活草，把它削成了一支笛子，吹了起来。奥赛罗也吹起了笛子。
可是傍晚，齐娜依达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当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的时候，他这个奥赛罗在齐娜依达的怀抱里哭起来了。我泪如泉涌，她不觉大吃一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沃罗佳？”她连声问道，看到我没有回答她，也没有停止哭泣，她就想要吻我给泪水浸湿了的脸颊。
可我扭开脸去，一边号啕大哭，一边低声说：
“我全都却道：您为什么戏弄我？……您需要我的爱情做什么？”
“我对不起您，沃罗佳……”齐娜依达低声说。“咳，真对不起您……”她又补了一句，握紧了双手。：我身上有多少坏的、阴暗的和罪恶的东西……可我现在并不戏弄您，我爱您，您也不要猜疑，为什么，怎么样……不过您知道什么呢？”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站在我面前瞧着我，只要她瞧我一眼，那我从头到脚就会都属于她了……一刻钟以后，我跟那个军校学生，还有齐娜依达一起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了；我不哭了，我笑着，虽然笑得那浮肿的眼皮里又掉下泪来；我把齐娜依达的绸带当作领结系在颈脖上，当我能够抱住她的腰部时，我就高兴得叫了起来。现在她能随意地同我玩各种游戏了。
十九
假如有人一定要我详细地讲述在我深夜远征失败后的一星期内我的心情变化，我会感到十分困难的。这是个古怪的暴冷暴热的【创建和谐家园】动时期，心里乱得很。一些相互最抵触的情感、思想、猜疑、希望、欢乐和痛苦在这片混乱中旋风般地转动着，我害怕探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假如一个才十六岁的孩子能够这样做的话。我害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想赶快过完白天，而夜里我就睡觉了……少年不知忧愁的脾性帮了我的忙，我不想知道人家是不是爱我，也不愿承认人家并不爱我。我常避开父亲，可我无法避开齐娜依达……在她面前我像在火中燃烧一样……但我何必要知道我在什么样的火中燃烧和熔化，好在我觉得熔化得很舒服，燃烧得很快乐。我沉浸在各种感受之中，并随之起伏，受其左右，我自己欺骗着自己，我不再回忆往事，对我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
也避而不见……这种苦恼大概不会持续很久……一声霹雳一下子就把一切结束了，也把我扔到了新的轨道上。
有一次我散步了相当长时间才回家吃午饭。当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吃饭，父亲出去了，母亲身体不舒服，不想吃饭，待在卧室里，我感到很惊讶。从仆人们的脸色上我就猜到了，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了……我不敢问他们，但侍候我吃饭的年轻仆人菲里普是我的朋友，他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又是个弹奏吉他的能手，我就去向他打听。我从他口中得悉，在我父母之间有一回极其厉害的口角（就在女仆的屋子里每一句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的多半是法国话，女仆玛莎在一个巴黎的女裁缝那儿待过五年，她完全可以听懂）。我的母亲责备父亲不忠实，跟邻居的小姐打得火热。父亲开头为自己辩护，后来发火了，也说了些“好象是关于他们年龄”的刻薄话，母亲因此哭了起来。母亲还提到了期票的事，这张期票仿佛给了老公爵夫人。母亲说了些关于她和她的女儿的很难听的话，于是父亲对她进行了威吓。
“这件不幸的事，”菲里普继续往下说，“是由一封匿名信引起的，但没人知道这信是谁写的。要不然，这件事怎么会暴露呢，又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难道真有其事吗？”我费力地说出这一句话，同时我的手脚都发冷了，我心底里起了一阵颤栗。
菲里普意味深长地眨巴了一下眼睛。
“真有其事。这些事情是隐瞒不住的。这一次您父亲虽然非常小心，但是，比方说，他必须雇马车或做别的什么事情，没有仆人给他张罗也不行呀。”
我把菲里普打发走了，就倒在床上，我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悲观失望；我没有问自己，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不觉得奇怪，怎么我以前，怎么我这么久都没有猜到；我甚至不抱怨父亲……对于我所知道的这件事，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件事的突然暴露也把我毁了……一切都完了。我心灵里的所有花朵一下子全都被摘了下来，它们散落在我的周围，遭到践踏的厄运。
二十
第二天母亲宣布要搬回到城里去。早上父亲就到母亲的卧室里去了，并且跟她单独在一起坐了很久。谁也没有听见他对她谈了些什么，不过母亲不再哭了。她安静下来，吩咐仆人给她送早点，但她没有走出房间，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我记得，这天我整日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但没有到花园里去，也没有朝那间房瞥过一眼，可是傍晚时分我却成了一件咄咄怪事的见证人：我的父亲拉着马列夫斯基伯爵的胳膊穿过大厅，来到了前室，他当着一个仆人的面冷冷地对他说：
“几天前，阁下在某人家里接到过逐客令，不过现在我不打算跟您进行一番解释性的谈话，可是我荣幸地通知您，假如您再上我这儿来，我就要把您从窗口里扔出去。我不喜欢您的笔迹。”伯爵低下了头，咬紧了牙关，缩紧了身子，溜走了。
我们开始收拾行装搬回城里，我们在阿尔巴特有一所房子。父亲本人大概也已经不想再住在别墅里了；可是看来，他已经劝阻了母亲不再扩大事态。一切都悄悄她、不慌不忙地进行着。母亲甚至吩咐仆人去问候公爵夫人，向她表示歉意，说她由于身体不好，不去向她辞行了。我像狂人般地四处走着，我只有一个希望：让这一切尽快地结束。当时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着：她这位年轻的小姐怎么能——
嗯，还是个公爵小姐呢——下决心这样做，既然她知道我父亲是个有妻室的人，她可以出嫁，哪怕，比方说，嫁给别洛夫佐罗夫？她指望什么呢？怎么不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呢？我心想，是啊，这就是爱情嘛，这就是热烈的爱情，这就是无私的爱情……我记起了卢申的一句话：为别人而牺牲自己是快乐的。不知怎么的命运让我看见了一样白色的东西停留在厢房的一扇窗口上……“莫非这就是齐娜依达的脸？”我心想……这的确是她的脸。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不能不跟她告别一下就和她分手。我找了个适当的时机，到厢房里去了。
公爵夫人在客厅里用她平日那种随随便便、不大客气的态度接待了我，向我问好。
“这是怎么回事，少爷，你们这么早就忙着搬回去？”她低声说，一边把鼻烟盒塞到鼻孔里去。
我瞅了她一下，心里觉得轻松了。菲里普说的期票这个词儿我听了很难过。她倒一点也不起疑心，至少我当时有这种感觉。齐娜依达从隔壁房间里出来了。她穿了一件玄色连衫裙，脸色惨白，关发披散着；她默默地抓住了我的手，拉着我走了。
“我听到了您的声音，”她开腔了，“我立刻就走了出来，好狠心的孩子，您就那么轻易地离开我们啦？”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公爵小姐，”我答道，“大概我们要永别了。您也许听说了，我们要搬回城里去。”
齐娜依达凝神地望了我一下。
“是啊，我听说了。谢谢您的光临。我已经认为再也见不到您了。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原谅。我有时使您很难堪，可我毕竟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
她掉转身去，靠在窗口上。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我给您的印象很坏，您鄙视我。”
“我？”
“是的，您……您。”
“我？”我伤心地又说了一遍，在她那令人神往的、无法形容的魅力的影响下，我的心又像以前那样颤栗起来了。“我？
请您相信，齐娜依达·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管您做过什么，也不管您怎样使我难堪，我都会爱您的，崇拜您的。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倏地向我转过身来，大大地张开了两臂，抱住了我的头，紧紧地、热烈地吻我。老天知道，这一告别的长吻是针对谁的，可我已经饱尝了它的甜密，我知道这样的亲吻再不会有第二次了。
“再见，再见，”我连声说……
她挣脱了身子就走了。我也离开了厢房。我无法表达我离去时的心情。我并不希望将来有一天再会有这样的心情，可是如果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心情，那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了。我们搬到城里了。我没能很快忘却过去，也没能立刻着手复习功课。我的创伤是慢慢地愈合的，不过说真的，我对父亲没有任何恶感。相反地，他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更高大了……让心理学家凭着他们的知识来解释这种矛盾心理吧。有一次，我在一条林荫道上走着，遇见了卢申，心里真有无法形容的高兴。我喜欢他那率直真诚的性格。而且就凭他在我心里唤起的回忆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个可敬可亲的人。我向他奔了过去……
“啊呀！”他低声说，皱了皱眉头。“是您哪，年轻人！让我瞧瞧您。您脸色仍然发黄，可是眼睛里毕竟没有以前那种邪气了。您看来象个大人了，不象一条看家狗。这很好。嗯，您怎么样？在埋头用功吗？
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愿扯谎，可我又不好意思说实话。
“喂，没有关系，”卢申继续往下说，“别害怕。最重要的是应该过正常的生活，别沉醉在迷恋中。否则，有什么好处呢？不管浪头把您卷到哪儿去，还不是一样糟。一个人哪怕站在石头上，也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得稳。我要咳嗽一下……
可是别洛夫佐罗夫的情况您听说过吗？”
“怎么回事？没有听说过。”
“他杳无音讯，不知去向了。据说，他到高加索去了。年轻人，这对您倒是个教训。全部问题在于不会及时抽身，冲破罗网。您似乎顺利地脱身了。要当心，可别再自投罗网了。
再见。”
“我不会陷进去了……”我心想。“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但是命中注定，我又一次见到了齐娜依达。
二十一
我父亲每天骑着马出去。他有一匹棕灰色带斑纹的英国良种马，脖子又长又细，腿也很长，它不知疲劳，生性凶猛。
大家管它叫爱列克特里克。除了父亲，谁也无法骑它。有一次父亲情绪很好地来到我跟前，他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他准备骑马出去，已经戴上了马刺。我请求他带我一起去。
“那我们最好玩跳背游戏，”父亲回答我说，“否则你骑着自己那匹德国马，是跟不上我的。”
“我会跟上的，我也把马刺戴上。”
“嗯，那也好。”
我们出发了。我骑着一匹黑色长毛矮种马，四腿粗壮有力，跑得相当快。诚然，当爱列克特里克快速奔驰的时候，它就不得不拚命地赶了。可我毕竟没有落在后面。我没有见过像我父亲那样的骑手；他骑在马上显得那么英俊、那么潇洒、那么灵活，甚至连他的坐骑似乎也有这种感觉，并且，还以他为荣呢。我们跑过了所有的林荫道，来到了一片少女地①，还跳过了几道栅栏（开头我不敢跳过去，可是父亲瞧不起胆小的人，于是我不再害怕了），两次涉过莫斯科河，我还以我们要回家了，何况父亲说我的马累了，可他忽然掉转马头离开了我，折向克里米亚浅滩那边，并且沿着河岸疾驰而去。我在后面拚命地追赶他。当跑到了一个堆得很高的旧木料堆跟前时，他倏地从爱列克特里克的鞍子上跳了下来，叫我也下马，他把自己的马缰绳交给了我。要我在木料旁边等他，而他自己却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我牵着两匹马，沿着河岸走来走去，嘴里骂着爱列克特里克。它一边走，一边不时地遥晃脑袋，抖动着身子，喷着鼻息，尖声嘶叫：等到我站住了，它就用蹄子轮流地刨土，还咬那匹德国马的脖子，刺耳地嘶鸣着，总之，它处处显示自己是一匹被惯坏了的ｐｕｒｓａｎｇ①。父亲还没有回来。河面上冒出一股令人难受的潮气；天空中悄悄地下起了#?飨赣辏谀切┪腋械椒浅Ｑ岫竦摹⒈恐氐脑?木料上面出现了许多小黑点（我在那些木料旁边走来走去，好多次了）。我烦躁不安，可是父亲还没有回来。一个芬兰族岗警，浑身也是灰朴朴的、头上戴着一顶样子像瓦罐似的很大的旧高筒军帽，手持一根长柄戟（我心想：莫斯科河河岸上为什么要设岗！），走到我身边来了，他把那张老太婆似的、满是皱纹的脸朝着我，低声说道：
“少爷，您牵着两匹马在这儿干什么？让我来替您牵着吧。”
我没有答理他；他向我讨烟抽。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再说，我也等得不耐烦了），我朝父亲行进的方向走了几步；后来我穿过那条小巷，走到尽头，在拐角上转了一个弯，就站住了。我父亲背对着我站在街上一座小木屋的一扇打开的窗子跟前，离我约莫有四十步远，他把胸部靠在窗台上。在那座小房子里坐着一个穿黑色连衫裙的女人，半个身子给窗帘遮住了。她正在跟父亲谈话，这个女人就是齐娜依达。
我愣住了。说真的，这件事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我第一步就打算逃开。“父亲会回过头来的，”我心想，“那我就糟了……”可是一种古怪的情感，一种比好奇心更强烈，甚至比妒忌、比恐惧强烈的情感，阻止了我。我开始观察着，聚精会神地细听着。父亲好象坚持着什么主张。齐娜依达不同意。
她那张脸现在还历历在目。这是一张忧郁、严肃、俏丽的脸，脸上流露出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忠贞不渝、悲伤、爱恋，以及某种失望的神情，我简直找不出别的字眼来描绘了。她说的都是些单音节的字，她没有抬起眼来，只是莞尔微笑——顺从地、固执地微笑着。单凭这一微笑，我就认出了我那从前的齐娜依达。父亲耸了耸肩。整了整头上的帽子——这些动作一直是他表示极不耐烦的特征……接着我听到了这句话：
“Ｖｏｕｓｄｅｅｚｖｏｕｓｓéｐａｒｅｒｄｅｃｅｔｔｅ……”①齐娜依爱达挺直了身子，伸出一条胳膊……忽然在我的眼前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父亲忽然举起那条他用来拍掉自己常礼服下摆上灰尘的短皮鞭，接着我听到了他在她那【创建和谐家园】到臂肘的胳膊上猛地一抽的鞭打声。我勉强地忍住了。没有喊叫起来，可是齐娜依达全身一震，默默地瞥了一下我的父亲，慢慢地把自己那条胳膊举到了唇边，吻了一下胳膊上那条发红的鞭痕。
父亲把那条短皮鞭扔在一边，急忙跑上台阶冲进木屋里去了……齐娜依达转过身去，张开两臂，把头向一后一仰，也从窗口走开了……
我惊呆了，连气都喘不过来，心里怀着困惑莫解的恐惧跑回去了。我穿过了小巷（差点儿把爱列克特里克放走了）返回到河岸上。我什么都弄不清楚。我知道我那一向冷静沉着的父亲有时也会大发脾气，但是我毕竟怎么也无法理解我所看到的这一情景……可我这时还感觉到，不管我活多久，要我忘记齐娜依达的这一动作、她的目光和微笑是永远也不可能了。她的形象，这个新的、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了。我茫然望着河面、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她挨打啦，”我心想，“挨打啦……挨打啦……”“喂，你怎么啦，把马给我牵来！”在我身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我机械地把缰绳交给了他。他一纵身就骑上了爱列克特里克……这匹冻僵了的马举起了前蹄，向前跳了一个俄丈半……可是父亲很快就制服了它；他用马刺刺了一下它的腹部，拿拳头揍了一下它的脖子……“哎哟！短皮鞭没有了，”他嘟哝了一句。
我起记了刚才这条短皮鞭的刺耳的抽打声，不禁哆嗦了一下。
“您把它放在哪儿去了？”过了一会儿，我问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我，他策马往前疾驰而去。我赶了上去。我一定要看看他的脸色。
“我不在，你觉得无聊吧？”这句话从他的牙缝里迸了出来。
“有点儿。你把自己的短皮鞭失落在哪儿了？”我又问他。
父亲倏地瞥了我一眼。
“我没有失落，”他低声说，“我把它扔了。”
他沉思起来了，低下了头……这当儿我第一次，几乎也是最后一次看他到那严肃面孔能够流露出多少温柔和怜惜之情。
他又疾驰而去，我再也迫不上他了。我比他迟了一刻钟才回到家里。
“这就是爱情嘛，”夜里我坐在已经开始摆上笔记本和书籍的写字台前面，又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就是热烈的爱情。
一般说来，遭到不管什么人的鞭打……或是最亲爱的人的鞭打，怎么能不气愤，怎么能忍受得了呢！但看来是可能的，假如你产生了爱情……可我呢，我就想象着……”最近一个月来，我老练得多了，我觉得我那蕴涵着各种激动情绪和痛苦的爱情同另一种我所不知道的，几乎无法想像到的，而且像一张我竭力想在朦胧中看清楚，但却未能如愿以偿的美丽而威严的陌生面孔那样使我害怕的东西比起来，我发现我的爱情竟然如此渺小，如此幼稚，如此可怜！
当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而又可怕的恶梦。我梦见自己走进一间低矮而昏暗的屋子……父亲手里拿一条短皮鞭站在那里，还不时地跺着脚；齐娜依达紧挨着角落——一条发红的鞭痕不是在她的胳膊上，而是在她的额头上……浑身鲜血淋淋的别洛夫佐罗夫在他们俩背后站了起来，他张开着苍白的嘴唇，愤怒地威吓着父亲。
两个月后我上大学了。又过了半年我的父亲在彼得堡（因中风）去世，他跟母亲和我刚搬到那儿，在他去世前几天，他收到了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使他异常激动……
他向母亲去请求过什么，据说，他——我的父亲——甚至哭了！他在中风那天早晨，还用法语给我写信，只是刚起头：
“我的孩子，”他在信上给我写道，“对女人的爱情，对这种幸福，对这种有害的东西你要存有戒心……”他去世以后，母亲寄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到莫斯科去。
二十二
四年过去了。我刚从大学毕业，还不大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从何着手，应该从事哪一种工作，眼下我还闲着，无事可干。有一天傍晚，天气很好，我在剧院里遇见了马依达诺夫，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差事，可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他还是那样莫名其妙地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又那么出乎意外地沮丧起来。
“您可知道，”他对我说，“顺便告诉你一下，多尔斯基太太在这儿。”
“哪个多尔斯基太太？”
“难道您忘了吗？就是以前那位公爵小姐扎谢金娜，我们都热恋过她，您也不例外。您可记得涅斯库奇内公园附近的那座别墅吗？”
“她嫁给了多尔斯基？”
“对呀。”
“她在这儿吧吗？在剧院里？”
“不，她在彼提堡，几天前她才到这儿，打算出国去。”
“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道。
“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很有钱。是我在莫斯科时候的同事。您可知道，自从发生了那场风波以后……这一切您一定知道得很清楚（马依达诺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她好不容易为自己物色到一个丈夫；总算有了归宿……不过凭她的聪明才智，一切都是能办到的。您上她那儿去走走吧，她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她比以前更漂亮了。”
马依达诺夫给了我齐娜依达的地址。她住在迪米尤思旅馆。旧日的回忆在我心头涌了起来……我决定第二天去拜访我从前的“恋人”。可是碰上了一些事情，耽搁了一星期，又耽搁了一星期，后来我终于到迪米尤思旅馆去了，我在打听多尔斯基太太的时候，这才知道她四天前几乎是突然因难产而去世了。
我心里仿佛有个东西撞击了一下。我本来能够见到她，但没有见到她，往后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这个念头，这个令人痛苦的念头狠狠地、令人无法反驳地责备着我，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她死了！”我呆呆地望着看门人，又说了一遍，就慢腾腾地走出旅馆，来到街上，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一切往事都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了。原来那年轻的、热情奔放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原来这就是她急切而不安地努力追求的目标吗？我这样想着，我想象着那可爱的面容、那双眼睛、那头鬈发如今都安放在埋葬在黑暗而潮湿的地底下的一具狭窄的棺木里了。——就在这儿，离现在还活着的我不远，也许离我父亲也只有几步路……我想着这一切，我全神贯注地想象着，而同时从那生疏冷漠的嘴里我得了她死亡的噩耗，我也生疏冷漠地听着这一消息……①这些诗句在我心灵里听响了起来。啊，青春啊！青春！你什么都不关心，仿佛你拥有宇宙间的一切宝藏，甚至忧愁也使你感到安慰，甚至悲伤对你也很适用，你自信而又果断，你说：看哪，只有我才活着！你的日子一天天流逝着，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你身上的一切宛如阳光下的蜡和雪一般……慢慢在溶化，或许你的魅力的全部奥秘不在于你能做一切，而在于你能够认为一切我都能做到：——也正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地以为自己是个浪费者，认真地以为自己有权利说：“啊，要是我不白白地浪费了时间，那我什么都能做得到！”
就拿我来说吧……当我仅仅用叹息声和凄凉的心情好不容易地送走我那昙花一现的初恋的幻影时，我指望过什么吗？
我期待过什么吗？我预见过什么辉煌的前程吗？
我所希望的一切有多少实现了呢？现在，当黄昏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我的生命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比那飞快地消逝的晨雨春雷的回忆更新鲜、更珍贵的呢？
可是我何必诽谤自己呢。当时，在那不知忧虑的青年时代，对那向我呼吁的悲伤的声音，对那从坟墓里传来的庄严的声音，我并不是兖耳不闻、无动于衷的。我记得，在我得悉齐娜依达噩耗那天之后，又过了几天，我在一种不可克制的感情冲动下自愿去吊唁跟我们同住在一所宅子里的一个贫苦的老妇人。她身上盖看破烂儿，躺在坚硬的木板上，头下枕着一只布袋，死得很困难，也很痛苦。她一辈子为每天的生活而痛苦地挣扎着。她既不知道欢乐，也没有尝过幸福的甜味——由此看来，她怎么会不乐于一死，不乐于解脱和安息呢？然而当这个老妇人的衰老的身体还在硬撑着，她那有一只冰冷的手压在上面的胸脯）还在痛苦地起伏着，她还没有丧失掉最后一丝力气的时候，——她还一直在划十字，还在不断地低声说，“上帝啊，宽恕我的罪孽吧……”她眼睛里那害怕死亡的恐惧表情只是随着意识的最后几朵火花的熄灭而消失的……我记得就在这儿，在那贫苦的老妇人的床边，我替齐娜依达担忧起来，我要为她、为父亲、也为我自己而祈祷了。
一八六○年
苍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