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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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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序
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但是，从《文化苦旅》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二、原则上只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沈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剎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沈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二ＯＯ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文化苦旅·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儿，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迭的生活，没有这种重迭，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着，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着的，父子俩以南极洲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迭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前辈不少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纔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迭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它许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懮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 （一九九一年春）
文明的碎片·序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二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创建和谐家园】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
——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我们的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纔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愤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纔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阿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纔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捡。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
山居笔记·序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纔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