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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比较成熟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兵法对军事欺骗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内容涉及诡道、示形、造势、虚实、奇正、用间等方面，其主要观点是：
1、诡道制敌是战争指导规律
在《计篇》中，孙子有两处谈到“兵”。一处说：“兵者，国之大事也”；另一处讲：“兵者，诡道也”。这两句结论性的话，集中概括了孙子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他列举十二种战法，要求将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然后战而胜之。这十二条战法俗称“诡道十二法”，是对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孙子从战争实践中领悟到，以诈术欺敌不是将帅的个人喜好，而是规律使然。因此，他把诡诈视为用兵之“道”（即规律）。孙子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把诡道视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理论家。
2、诡道的核心是虚实变换
孙子所说的虚实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军队的强弱、优劣、饱饥、劳佚、众寡、真伪、专分、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等等。然而，单纯的虚和实均不能欺骗敌人，重要的是把握虚实变换的契机。孙子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有目的地进行虚实之间的转化。“诡道十二法”中的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与近，佚与劳，亲与离，都是对立的两极。适时进行虚实变换，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使敌不知我何处为实，何处为虚，何时为实，何时为虚，才能使敌上当受骗。
3、实行诡道是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在《虚实篇》中，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作战主动权。孙子不仅看到了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与方法。一是进行巧妙的伪装欺骗，使敌看不出形迹（“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从而成为敌人的主宰（“为敌之司命”）。二是用示形佯动方法诱敌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从而使自己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然后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也”）。三是利用引诱和胁迫方法调动敌人（“诱之以利”，“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使敌人陷于“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境地。
4、诡道包括隐形和示形两个方面
孙子所说的诡道，不仅包括隐形（“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而且包括示形。孙子的示形主要是“反示”，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这“四示”当然不是示形的全部内容。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众而示之寡，寡而示之众；智而示之不智，备而示之不备；攻而示之不攻，退而示之不退；击西示之击东，等等，均属示形范畴。这说明，孙子的诡道理论是积极的，既包括被动的隐形欺骗，又包括主动的示形欺骗，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孙子十分重视战
场造势，认为它是军队充分发挥战斗威力的条件，并在《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动敌”原则。孙子认为，成功的机动是“动敌”、”造势”的关键，而机动若无“示形”欺骗的配合是不能成功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5、实行诡道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提出的一条重要作战原则，在孙子乒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怎样才能使敌人处于“无备”和“不意”状态呢？这就要采取各种方法迷惑敌人，使敌对我兵力数量、战斗部署、作战企图不得而知，或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错误地变更部署，分散乓力，授我以可乘之机。唯其如此，才能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孙子不仅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原则，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战法——“诡道十二法”。“诡道十二法”的要旨就是集中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6、实行诡道对部队有更高的要求
孙子在《势篇》中集中论述了实施诡道对部队的要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意思是说：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混乱以诱敌，战前必须有严明的法纪和严格的训练；作战时部队要能伪装怯懦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勇敢的素质；作战时要能伪装弱小以诱敌，战前必须先有强大的兵力。部队严整而能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部队勇敢而能示敌怯懦，是因为态势有利。部队强大而敢于示敌以弱；这是兵力雄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上钩。用小利调动敌人进入我待机地域，然后用重兵在较短的距离上，以最迅猛的速度突然发起攻击，打击敌人。这样，部队在欺骗敌人时才不致自乱。
7、善于用间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派出间谍散布谣言，涣散军心，离间敌营和收买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是重要的欺骗方法。《孙子兵法》的《用间篇》集中论述了用间问题，被称为最早的间谍论。其主要观点是：间谍能提供确实的敌军情报，用以决定战策，因而其人最“亲”；间谍的地位非常重要，因而赏赐最“厚”；间谍活动于敌我之间，不能走漏风声，因而事机最“密”；间谍有五种：乡间，指用金钱收买敌国老百姓充当间谍；内间，指收买敌人内部能接触和了解机密的人充当间谍；反间，指收买和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指派遣间谍传送假情报以蒙骗敌方；生间，指利用各种掩护条件到敌方去窃取秘密情报。孙子强调“五间俱起”、令敌人“莫知其道”，陷于茫然无所应付的境地。而在五间中，反间最为重要。五种间谍的使用，国君都必须懂得（“五间之事，主必知之”），其中的关键在于会用反间（“知之必在于反间”），所以，对于反间应给于最优厚的待遇（“故反间不可不厚也”）。孙子还指出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所谓“非圣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强调严格选用间谍（“以上智为间”），在使用间谍时，要机智、果敢、精心细致，防止被敌人欺骗和利用。
8、在欺骗敌人的同时防止被敌人欺骗
孙子强调将帅要审时、料敌、慎重决策，以及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反映了他对敌人施计用诈的警惕性。在战场上，我骗敌，敌亦骗我，在欺骗
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被敌人欺骗。关于反欺骗问题，兵法中多处涉及，比较集中的是两处，一是《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戒”，二是《行军篇》中的“三十二相敌”。“用兵八戒”中的“佯北勿从”、“饵兵勿食”两条，明确告诫人们，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饵兵不要去理睬，反欺骗的意思十分明显。“高陵勿向”与“背丘勿逆”，表面看与反欺骗不搭界，实际上，敌人占据山地或背靠高地，倚地形之利，等我来攻，多少有诱我就范的意思，对此种敌人“勿向”、“勿逆”，就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反欺骗的关键是搞清敌人的真实情况。为此，在《行军篇》中，孙子列举了几十种“相敌”之法。这些相敌法，有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更多的是透过假象看本质，因此，是反欺骗的重要方法。例如：敌人离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人使者措辞谦逊却又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措词强硬而军队又作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动，部署在翼侧的，是在布列阵势（“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敌人兵卒奔走而摆开阵势的，是期待同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半进半退者，诱也”）；敌人营寨上集聚乌雀的，下面是空营（“鸟集者，虚也”）！敌人夜间惊叫的，是恐慌的表现（“夜呼者，恐也”），派来使者谈判，措辞委婉态度谦逊的，是敌人想休战（“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敌人愤怒向我前进，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孙子提出的相敌法，是对当时战争经验的概括、总结，其中许多今天已不适用。然而，孙子透过假象看本质的反欺骗思路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上几点虽不能囊括孙子诡道理论的全部内容，但足以说明《孙子兵法》是军事欺骗理论的历史渊源。孙子之后，兵书战策大量出现，多数为权谋之作。从总体上看，后人对孙子理论有所发展，但如单就一部兵书而言，没有一部能超过《孙子兵法》。后世兵书往往把《孙子兵法》视为军事经典，对其理论加以解释、阐发，虽不乏独到见解，但独树一帜者如凤毛麟角。正如唐朝李世民所说：“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唐朝以后，兵家研究诡道蜂起，尤其是明朝，诡道兵书大增。《武备志》中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绝大部分记载的是历史上诡道在战争中的运用。《草庐经略》、《百战奇略》等兵书分门别类地研究、论述诡道之法，使诡道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军事欺骗的基本理论没有突破性发展。理论的缓慢进步与实践的阶梯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20 世纪以来，欺骗理论的发展侧重于应用理论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推动着欺骗手段的扩展和更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军事欺骗出现了新的面貌。
六、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
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许是因为二者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缘故，致使一些同志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既是对军事谋略的曲解，也是对军事欺骗的曲解。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军事欺骗的内涵，有必要剖析一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隶属关系
从学科分类上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处在不同的层次。军事谋略学着重研究决策音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形成对策方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规律，而军事欺骗学着重探求隐真、示假、乱敌的方法。军事谋略是个很宽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而军事欺骗的外延则狭窄得多。关于谋略的运用，《军事谋略学》的作者将其区分为审时、料敌、造势、示形、奇正、攻心、柔胜、权衡、标本、伐交、用间、励士、将道等十三个方面，其中与诡道（军事欺骗）直接有关的是示形、攻心、奇正、用间四个方面。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谋略训练基础》一书，把交战、伐交、庙算、用术、示形、造势、诡诈、励士、用间、应变作为军事谋咯的范畴，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与军事欺骗有关。可见，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既不是同一关系，又不是交叉关系，而是一种隶属关系。军事欺骗是军事谋略在作战领域的具体运用，是谋略运用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事对抗奉行的是诡道逻辑（有学者认为，诡道是谋略的核心），军事欺骗的地位、作用便显得特别突出，致使一些研究谋略运用的小册子讲的大多是军事欺骗的事。这种情况使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显得更加含混不清。
（二）指导关系
任何欺骗过程都是谋略运筹与技法运用的有机结合。任何有效的军事欺骗都离不开军事谋略的指导。只有在军事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实施军事欺骗，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指挥员在制定欺骗方案前，必须首先对以下问题作出思考和判断：①己方所处的态势和敌人可能的动向；②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上、中、下三策）；③能否找到一种使自身蕴含的能量发生倍增效应的“势”；④如要造成这种“势”，需要敌人作何部署调整；⑤敌人是否愿意做出这种调整；⑥如敌人不情愿，是用胁迫法还是欺骗法使敌作出于我有利的调整。在上述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欺骗问题才能提上日程。而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谋略运筹的过程。谋略运筹是军事欺骗的核心问题。离开了谋略的指导，既不能正确地提出欺骗任务，也不能头脑清醒地将欺骗付诸实施。评价一次军事欺骗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是不是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而且要看这种迷惑和调动对我方力量的使用产生了何种有益的影响。军事欺骗一旦脱离了谋略的指导，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麻烦。
（三）虚实关系
虚、实是就特点而言的。谋略重在务虚，欺骗重在务实，所以二者是虚、实结合关系。谋略是抽象的，因而有广泛的适应性。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远交近攻、顺手牵羊、暗渡陈仓、瞒天过海、调虎离山、投石问路、借刀杀人，都是前人从战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谋略。它战略上能用，战役上能用，战术上也能用；过去能用，现在能用，将来还能用。但每次使用的方法均不雷同。这就给军事欺骗的设计者留下了充分施展才智的余地。当确定以某种谋略欺骗敌人以后，军事欺骗的组织者便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把谋略具体化为周密严谨的欺骗方案。欺骗方案的特点是可操作性强。比如，当确定采用声东击西法欺骗敌人时，就要象组织真的战斗那样在假的主攻方向部署兵力兵器，组织协伺动作，开设假指挥所，实施现地勘察，在敌前沿前开辟通路，组织炮兵试射，等等。再如，欲以冒名顶替法欺骗敌人，就要解决冒充对象的确定，角色选派和训练，“服装”、“道具”的设计和筹措，
接触敌人的时间，各种行动方案，意外情况处置预案，与有关部队的协同，应急支援措施，通信联络方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即是说，把谋略变为欺敌行动，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实施军事欺骗首先务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实现由虚到实的转换，欺骗敌人就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如果把谋略比作艺术的话，那么，军事欺骗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军事欺骗既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要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比如在目视欺骗中，要对敌人的目视侦察能力作出评价；要计算各种距离上的目标发现概率；要确立假目标的仿真度；要计算炸药包、伪装网、发烟器材的消耗量，等等。其中有一些是纯技术问题。比如，假目标的设计和设置，烟幕的使用，假工事的构筑等，均应制定技术规范，从而使欺骗行为更具有可操作性。电子欺骗对技术规范的依赖性更强。敌方电子辐射体的功能、信号特征如何？用多大功率和频率实施干扰？有无插入敌电台网络的可能？如何防止己方电子辐射体被敌方探测、定位和识别？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欺骗敌人？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欺骗者在技术上胜敌一筹。只记住几条现成的谋略，没有军事欺骗的专门知识，既制定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欺骗方案，也不可能将欺骗方案变成现实。
上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的关系。隶属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区别，它们处在不同的层次，且外延大小悬殊。
指导关系主要是讲二者的联系，任何一次欺骗行动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谋略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进行军事欺骗。虚实关系主要讲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谋略务虚，欺骗务实。由虚到实，是欺骗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总之，军事欺骗与军事谋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第二章 军事欺骗在战争中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五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达一万四千五百次之多。在这些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战争中，军事欺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列宁说过，世界上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而欺骗敌人就是施计用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兵书上有“兵行诡道”、“兵以诈立”、“无欺不战”等说法，讲的就是军事欺骗运用的普遍性。那么，军事欺骗在战争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种作用的性质和表现形态如何呢？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正如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似的战争。每次战争乃至战斗，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起因、过程和结局。因此，越是陷入微观的考察，就越难以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因为规律是深藏于现象背后的，只有进行高度的科学抽象才能把握。如果我们抛开战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来观察战争，战争就变得异常简单。战争不过是利益对立的双方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暴力斗争。战争的具体目的形形【创建和谐家园】，千差万别，但高度抽象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战争目的的这一科学抽象，揭示了战争的基本矛盾，标志着人类对战争认识的深化。毛泽东之前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基本目的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斗时指出：“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战争论》第1 卷第57 页）“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战争论》第1 卷第62—63 页）。显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0 页）这是迄今为止对战争本质亦即战争基本矛盾的最深刻的揭示。毛泽东关于战争基本矛盾的揭示，既是我们理解一切军事问题的钥匙，也是我们研究军事欺骗问题的指南。军事欺骗的作用，结合具体的战例来看，是纷繁复杂的，然而，从战争基本矛盾的角度考察，则非常简单：军事欺骗的作用就在于它有助于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更好地消灭敌人，从而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当代价一定时，谋求最大战果（消灭更多的敌人）；当战果一定时，把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付出最轻微的牺牲）。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普及于战争全体，贯穿于战争始终的。所以，军事欺骗的作用，也体现于战略、战役、战斗各个层次和战争的全过程。大到全球性战争，小到一次战斗，都为军事欺骗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制约着战争中的一切，评判着战争中的一切。战争中的一切行动，凡是有助于达成这个目的的，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当然，这样认识和回答问题未免过于笼统。 下面，我们就用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军事欺骗的作用原理和形式。
一、出敌不意与军事欺骗
出敌不意，是一切军事统帅和指挥员刻意追求的作战指挥艺术。由于在
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运用出敌不意的战法，给敌以不意的打击，能够使敌不知所措，意志沮丧，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武器技术装备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以，古今中外的兵家无不高度重视这一原则。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说过，“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敌不意。”（转引自《外国军事学术》1981 年第6 期）孙子在《九地篇》中写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认为，“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战争论》第3 卷第980 页、第965 页）杜·古西林的信条是：“没有突然袭击作保障就不发动进攻”（《战略论》第89 页）。
出敌不意进行突然袭击之所以有此奇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有备对不备，剥夺了对方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迫使对方在其作战潜力或故争潜力发挥出来之前进行较量，从而使其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突然袭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对战役战斗的作用比对战争的作用更大。突然袭击可能决定一次战役战斗的胜负，但难以决定一场战争的结局，尤其不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对于夺取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对方战争潜力的发挥，主动权就可能易手。战争的结局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军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建和谐家园】德国以突然袭击手段闪击波兰、丹麦、挪威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均获成功，却没有能够征服苏联，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但也必须看到，不宣而战使【创建和谐家园】德国在战略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正是由于实施突然袭击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一切军事统帅和作战指挥员都十分向往和追求突然性。然而，并非每次战役、战斗都能达成突然性。能否达成突然性要看是否具备了达成突然性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行动迅速，其二是隐蔽企图。
行动迅速主要取决于兵器杀伤速度、军队运动速度和军队指挥速度三个要素。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运输工具、指挥器材的大量使用，军队的行动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是这种加快一般是双方的，作战双方行动的高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所以，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蔽企图。即以军事欺骗手段迷惑敌人，麻痹敌人，使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克劳塞维茨语），对我之企图和行动方式、打击的目标等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处于不意、不备状态，为我达成突然性创造条件。
以军事欺骗达成突然性的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①一边散布缓和空气，麻痹敌人，一边极其秘密地制订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使敌人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失去警觉，处于不意状态。如1986 年4 月美军袭击利比亚前一天，美海军舰队已在利比亚海岸附近集结。美国报刊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暗示下，声称这次舰队集结不会有作战行动。然而就在第二天夜间，美军突然出动大批飞机，包括从千里之外的不列颠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对利比亚实施了大规模的空中攻击。②通过隐真示假，虚张声势，设置假目标、假阵地，散布假情报以及佯动袭扰等，迷惑敌人，使敌人对主要作战方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82 年的以黎战争，以军利用电子器材模拟军队行动，造成以军在戈兰高地集中的假象，而进攻部队却在周密伪装下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从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③通过制造假象和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给敌人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印象，从而达成作战时间和方式上的突然性。如，本来已完成进攻战役准备却故意作出进攻准备刚刚开始的假象，使敌人对战役
发起的时间判断失误；本来加紧进行进攻准备，却摆出一副实施防御或准备撤离的姿态，使敌人对行动方式判断失误，处于不意状态，等等。二、以弱胜强与军事欺骗
“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弱要胜强，必须首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待其力量超过强者时才能战胜强者。弱者能够战胜强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他由弱者变得比强者更强。
其实，强胜弱败和弱能胜强这两个命题，很早就被人们提出来了。正确认识它的关键是对强和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强与弱，作为军事学的一般概念，标志着战争力量的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战争中、某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谓之强，低于对方谓之弱。然而此处的强弱还不是战斗力的强弱。就战争全局来讲，战略上力量的强弱并不等于某一战役战斗力量的强弱：就战争某一局部来讲，直接参战的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物资储备是否充分等，也不等于实际战斗力的强弱。上述条件只是战斗力的寓体。兵员数量众多，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保障充分，蕴含的战斗力就强，反之，蕴含的战斗力则弱。但是，潜在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首先，潜在战斗力向现实战斗力转化，要受若干条件的制约。如：战备程度高低，部队所处的状态（运动还是驻止），战斗士气的高低，指挥素质优劣等。这些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战斗力转化效率的高低。其中，指挥是否正确，对转化效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战斗力作为一种力，具有一定的方向和速度。战斗力指向不同的部位，释放的速度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同是一支穿插部队，既可能插向敌人的心脏，瘫痪敌人的指挥，也可能插入敌人的“火袋”，被敌人包了饺子；主攻方向指向与敌要害相关的薄弱部位一举突破成功，且可以震撼敌人，指向敌人的强点则可能要碰钉子：同样是发射1000 发炮弹，以急袭方法砸向敌人阵地；和以等速射方法慢慢释放，所造成的战场效果也是不同的。显而易见，由潜在状态转化为爆发状态的战斗力，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水平的高低。因为战斗力使用的方向、目标、速度和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指挥员决定的。
由于指挥水平存在着差别，交战前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作战中释放出的战斗能量可能很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因使用不当有些被白白消耗掉了。交战前力量较弱的一方则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战斗能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在正确的指挥下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于是，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当后者在作战中实际释放的有效战斗能量强于前者时，就可以战胜前者。可见，强胜弱败的强和弱，是就交战过程中实际发挥出的战斗能量而言的；弱能胜强的强和弱，是就交战前的静态的潜在的战斗能量而言的。由于处于潜在状态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所以，以弱胜强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变为现实性，要看条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指挥。
军队作战指挥与故斗能量释放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正常的指挥使战斗能量按正常值释放；高超的指挥使战斗能量超常释放；错误的指挥使战斗力不能正常释放，或战斗能量释放出来产生破坏效应。比如，作战中国协同失调，航空兵突击了自己的步兵阵地，高射炮击落自己的飞机等等，都属这种情况。部队之间误打误伤，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果敌我双方的指挥都无懈可击，
那么交战前力量软弱的一方就不能以弱胜强，要想以弱胜强，必须“一把斧子两面砍”：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使己方军队的作战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诱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阻碍其作战能量的正常发挥。欲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就要运用军事谋略和谋略得以实现的手段，其中包括欺骗手段，以种种假象迷其耳目，乱其心智，使其视真为假，视假为真，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舍此别无它途。军事欺骗对于以弱胜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通过诱使敌军指挥失俟，促使敌军实现由强向弱的转化。
三、作战效益与军事欺骗
如前所述，弱军要战胜强军，只能智胜，不能硬拼。而智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迷惑、欺骗敌人，使之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然而，这决不是说，军事欺骗只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强者对军事欺骗的依赖性不象弱者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强者对军事欺骗的追逐和利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在起作用，即：企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同商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反映了经济效益一样，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比值反映了作战效益的高低。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使强者和弱者一样钟情于军事欺骗。因为他们知道巧妙地实施军事欺骗使对方上当受骗，会使胜利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
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在定下战争决心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还有除战争以外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其他手段；能不能打赢；预期取得的胜利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倘若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战争。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发动过一些“错误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因得不偿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战争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具体到一个战局，一次战役战斗，也要对得失进行权衡。当然，所得和所失不能只看兵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而要联系全局来全面考虑。比如，以伤亡500 人的代价夺取一个只有200 名守军的孤岛，孤立地看似乎得不偿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小岛可以作为登陆作战的前进机场和补给基地，付出这500 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这是战役战斗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它告诉我们，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比追求胜利的动机，对作战行动的支配作用更强。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胜利，同只管生产而不计成本一样，是不明智的，弄不好还会产生负效益。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入不敷出，实力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外电评论，“两伊战争没有胜利者”。
由于成功地运用军事欺骗总是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战效益，所以，强军并不因其强而轻视军事欺骗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创建和谐家园】德国对波兰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波兰的进攻是以强凌弱，完全可以以力胜之。但是，德国为了速战速胜，并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大放和平烟幕，极力麻痹波兰，在一片和平气氛的掩盖下，秘密地完成了战争准备，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很快便突入波兰腹地。波军在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损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德军只付出很小的代价。1945 年，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也是以强击弱。但苏军并未因其强而打堂堂之阵，而是采取了大量的战役伪装措施，巧妙地掩盖其战
役企图，使关东军对其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突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苏军打了一场“真正的闪击战”。如果打堂堂之阵，苏军也能打胜，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损失将会大得多。J973 年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战前采取了大量伪装欺骗措施，麻痹了以军，使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粹不及防，埃军原计划强渡运河可能要伤亡2.5—3 万人，实际仅死亡208人。军事欺骗对提高作战效益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以聚克散与军事欺骗
古今中外一切聪明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用兵。“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这是中国古代兵书的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时曾指出，这位一度威震欧洲的军事人物的“秘诀在于集中”。列宁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美军《作战纲要》把“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足够的兵力兵器”列为赢得战斗胜利的四大先决条件的首条。苏联出版的《战术》一书也把“在需要的时候在主要方向上坚决集中军队的基本力量”作为现代合同战斗艺术原则之一，并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对以往大多数战斗和交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种军事理论反对集中乓力。人们不仅要问：既然集中兵力是一条通则，敌我皆知，古今亦然，那么，战场上岂不总是以集中对集中吗？其实不然。
一方面，集中兵力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可以调动？有没有必要的时间完成集中？有没有适当的战场空间容纳集中起来的军队？等等。另一方面，集中兵力的过程时常遭到对方的阻挠和破坏。因为作战双方在集中自己兵力的同时，总是竭力分散对方的兵力，破坏对方的集中。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集中乓力的主观愿望常常不能如愿以偿。所以，战场上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并不很多。比较多见的倒是一方集中，另一方不集中。双方指挥员斗智斗法，其水平高下，主要看在集中自己的同时，是否善于调动分散敌人。如果只懂得集中自己的力量，不懂得分散敌人的兵力，结果就会形成以集中对集中的局面。只有把集中自己与分散敌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孙子所强调的集中兵力，就是和分散敌人相联系的。他在《虚实篇》中写道：“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里所说的就是用示形欺骗的方法来分散敌人，同时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优势。在西方，菲德烈大帝甚至认为，“为将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懂得怎样分散敌人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军事欺骗。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强调，要利用各种欺骗手段，分散敌人的兵力，改变局部敌我力量对比，从而以集中对分散，以强大对弱小，战而胜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总体上每次都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善于诱敌分兵，所以在决胜的局部上形成了对敌优势。如第一次反“围剿”，从全局看是敌以十万对我四万，但在打张辉琐时，是我以四万打敌九千。解放战争头两年，我总兵力不如【创建和谐家园】军队，但却打了许多以多胜少的歼灭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猬集的敌人拉开、拖散。分散敌人的方法很多。或分兵一支，佯装主力，威胁敌人的要害部位，迫敌分兵；
或以假分散诱敌分散，待敌分散后再突然集中攻击；或模拟部队在相关地区集结，多方牵制敌人，使敌“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或以小部队的佯动和佯攻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分散敌兵力火力，等等。总之，有计划地分散敌人是实现以聚克散的关键，而分散敌人又主要依赖有效的军事欺骗。不懂得军事欺骗的奥妙，就不会有效地分散敌人。
五、战场造势与军事欺骗
战役作战十分讲究造势。战场就象个大棋盘，战役发起田，双方指挥员频频调兵遣将，谋势造势。造势虽不是正式的撕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利的“势”标志着胜利的归向和发展的趋势。在战场上造成有利于我的“势”，就能进退自由、游刃自如，致敌于进退维谷、捉襟见时的境地。特别有利的“势”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它甚至可以使敌不战而降。例如，1949 年平津战役中的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形成了【创建和谐家园】守军西窜无路、南逃无望、大势已去、战也枉然的“势” 。
要谋势、造势，就要调动、部署部队，作种种机动：行军、开进、驰援、迂回、包抄、渗透、退却、转移等等。从战争实践看，“走”的时间往往比“打”的时间多得多。虽然一般说来“打”是第一位的，但是，“打”离不开“走”。为了造成好打之势，部队往往要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走。“走”有主动走与被动走之分，有的走是为了造成于己有利之势。有的走则在客观上“成全”敌人。聪明的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审时度势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而且能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人作出他所期望的动作；从而完成造势。而调动敌人用行政命令方法是不行的，只有施以欺骗之法才能奏效。因为只有当敌军指挥员认为某一行动对己有利时，才会作出付诸实施的决策。所以，欲使敌作出于己有害、于我有利的决策，就必须运用各种欺骗方法，使敌人对利弊得失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从而自觉自愿地按我们的意志行事。虽然不排除战场上有逼敌机动之法，如驱逐突出部的敌人，以取齐战线；以重兵临敌，迫敌撤兵等；但最有效的还是以军事欺骗的方法调动敌人。战场造势是敌我双方共同完成的。谁更善于欺骗敌人，而不被敌人欺骗，谁就能更好地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
以军事欺骗调动敌人的方法很多。粗略区分有以下几种：①顺详敌意，因势利导，诱敌就范。②巧设饵兵，示敌以利，诱敌来攻。③围城打援，打诱结合，以打促调。④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纵敌突围。⑤向敌示弱，纵敌日进，上我圈套。⑥布设疑兵，虚张声势，诱敌分兵。只要根据当时的战场实际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就能成功地调动敌人，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仅能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军，而且每每“为敌司命”，巧妙地调动敌人就我范围，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不愧为善于造势的【创建和谐家园】。此处略举两例，例一：1935 年4 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以后，为了将滇军调出云南，让开我北上的通道，遂佯攻贵阳。红军兵临贵阳城下，并袭击贵阳机场，使蒋介石信以为真，急忙电令滇军日夜兼程奔赴贵阳“救驾”。于是，红军乘滇军东调、云南空虚之机，在贵阳虚晃一枪，挥师北上，与滇军相向而行，擦肩而过，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例二：解放故争第
二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打破，改为重点进攻。毛泽东针对敌人的企图，将计就计，因势利导，一面电令华东野战军在胶东摆开与敌抗争的架式，将敌人的右拳拉向渤海，一面亲率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榆林，将敌人左拳继续向西北方向拉，使蒋介石两个拳头越伸越远，胸膛垂露，形成了一个“哑铃”状。我刘邓大军乘机实施中间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利剑插入敌人胸膛，把南线的主战场推向了敌占区，配合全国各个战场，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这两个战例都是运筹帷幄、巧妙造势的范例。其中，军事欺骗的运用非常成功。
六、摆脱被动与军事欺骗
主动权即军队的自由权，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支军队进退攻防均由自己作主，不受敌人的控制和支配，就是握有主动权；被客观形势所摆布，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是失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在战争中，敌对双方总是力图占据主动地位，而将被动地位加于敌方。围绕着主动地位的争斗，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双方指挥员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物质力量的优势是争取主动的客观基础，还不是主动地位本身，要把主动的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一个“争”，一个“避”，既反映了主体选择的倾向性，又反映了主观能动因素对于主动权归属的影响和作用。
在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中，自然是有胜有败。弱军胜利、强军败北的事实，在中外战争史上比比皆是，说明主观能动因素对主动权的归属具有决定性作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调动重兵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全然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然而，毛泽东看出了它五指伸开、兵力分散的必然趋势，将计就计，指挥我军主动让出一些地盘，使敌人包袱越背越重，限制了行动自由，我则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纵横驰骋，进退自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有生力量。只一年，就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实现了主动地位的转换。
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是经常变化的。“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06 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从被动的形势、被动的逆境中争取主动，转败为胜。街亭失守，兵退西城。司马懿几十万大军追逐而来，兵临城下，不可谓不急不险。然而，诸葛亮采取了“虚而虚之”的计谋，城门大开，令老翁洒扫街道，自己登城楼饮酒抚琴，悠然自得，使司马懿疑窦顿生，急忙”退兵三十里下寨”。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事实虚构的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从被动中脱身的用兵艺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启示。战场上的主动与被动是相互转化的，我由被动转向主动，即意味着敌由主动转向被动。在物质基础一定的情况下，敌由主动转向被动的首要条件是主观指导犯错误。因此，欲摆脱被动地位，除了乘敌之隙，充分利用敌人指挥上的错误外，还要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误，即以诈骗之术误敌。诸葛亮以“空城计”退兵，就显示了军事欺骗对摆脱被动地位的作用。
摆脱被动，前提是已经陷入了被动。因此欺骗方法的运用将受到一些限制，不象处于主动地位时那样自由。但即使这样，行之有效的欺骗方法还是
很多的。如：示形设虚，对敌大摆迷魂阵，使敌虚实难辨、迟疑不前的缓兵之计：虚而虚之，使敌疑心我有埋伏而引乓后撤的退兵之计；以少数兵力虚张声势，麻痹敌人，主力秘密脱离接触的金蝉脱壳之计；佯装败北作诱敌之退，把敌人诱入险地或死地的饵兵之计，等等。此外，攻其必救，调虎离山；巧布疑兵，牵制敌人，也是有效的骗敌之法。
毛泽东说过：“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在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形势下，消极等待敌人犯错误是不行的，只有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才能促使被动地位的转化。而军事欺骗就是人工造成敌人过失的最好方法。
以上从六个侧面讨论了军事欺骗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六个方面都是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目的派生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这个基本目的。就范畴来讲，军事欺骗属于指挥谋略范畴，它主要是通过指挥员的指挥活动发生作用。它可以有力地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但不能决定战争进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若干因素，如：战争的性质，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自然力、主观指导能力等。军事欺骗只是主观指导能力的一个方面。我们既要如实地看到军事欺骗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战役战斗的作用），又不可将其作用估计得过了头。战争毕竟是力量的竞赛而不是纯粹的骗术，尽管有时一个巧妙的骗术可以“抵得上一个步兵师”。
第三章 军事欺骗特点与规律探析
军事欺骗作为特殊形式的军事斗争，具有与其他斗争形式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要正确地运用这种斗争形式，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其特点，把握其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自觉按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行动的自由，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于规律是深藏干事牧内部的，所以认识军事欺骗规律比掌握具体的欺骗技巧更难。但只要我们从分析军事欺骗的特殊性（即特点）入手，其规律还是可以认识的。本章将把军事欺骗的特点和规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欺骗企图的互斥性
——欺骗企图的互斥性是利益对抗性的集中表现。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是欺骗与反欺骗斗争的焦点。
军事欺骗是在利益根本对立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利益的对立，使任何一方都竭力避免做对方所期望的事情。指挥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不仅要考虑他的每一项措施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是敌人所期望的，会不会被敌方所利用。正中敌人下怀的蠢事是不能干的。“违对方意志而动”，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有力地支配着指挥员决策思维的神经。改变敌人的意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使用暴力，剥夺对方的反抗手段，迫使其放弃自己的意志。这是作战企图所反映的内容。另一种是使用欺骗方法，诱导敌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意志（当然，欺骗方法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不代表敌人根本利益的意志）。例如，通过示形用佯，制造假象，隐蔽企图，使敌人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进而采取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部署和行动，授我以可乘之隙等等，这是欺骗企图所反映的内容。欺骗企图是作战企图的派生物，它曲折地反映着作战企图的本质，是作战企图的辅助成份。欺骗企图是受作战企图支配的，作战企图的对立性决定了欺骗企图的互斥性。作战企图的实现对欺骗企图的达成有一定的依赖性。欺骗企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战企图。比如，1947 年幡龙战役的作战企图是攻取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为此，需要孤立蟠龙守军，把猖集于蟠龙地区的十几万敌军引走。欺骗企图是诱敌北上，孤立蟠龙守敌，为我攻取蟠龙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战机。敌主力北上绥德，这是我们的战役利益所在，敌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所以调敌北上必须采取欺骗的方法。担任诱敌任务的359 旅制订了详细的诱敌计划，全旅编为五个支队，全部配备电台，以两个支队扮演1 纵队和新4 旅，以两个支队扮演2 纵队和教导旅，以1 个支队扮演359 旅，旅部扮渲西北野战军的领率机关。白天，他们拉开一副“野战大军”行进的架式。晚上，在东西宽达十里的地域遍燃篝火，远远望去，极象大兵团集结的样子。部队转移以后，驻地是一幅“大军仓惶退走”的场面。破烂的门板，散乱的担架，没有烘干的旧军装等，扔得到处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东一张西一张地粘着草纸，其中有一张上的文字依稀可辨，可以从中猜测到部队向北转移，尔后东渡黄河的动向。为了防止敌人识破我军的意图，命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在缓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大批船只，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这一系列欺骗措施使得敌人把359 旅完全当成了野战军主力，在后面步步紧
逼。359 旅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九旅之众诱入绥德地区，置于无用之地。与此同时，蟠龙守敌被我主力团团围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军很快攻取蟠龙，全歼敌167 旅旅长以下6700 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从蟠龙战役诱敌与歼敌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欺骗企图是为作战企图服务并围绕作战企图展开的，是作战企图的折射。欺骗企图一旦被敌人识破，敌人就可能从中窥见我作战企图。又由于欺骗企图是通过作战企图这个中介与作战利益柏联系的，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不象欺骗措施那样变动不居。相同的欺骗企图可以通过不同的措施达成。同样，相同的欺骗措施也可达成不同的欺骗企图。因此，反欺骗要着眼于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而不是破坏其欺骗措施的实施。透过对方欺骗措施的疏漏之处，还可窥探其作战企图。可见，军事欺骗斗争是围绕着粉碎对方欺骗企图而展开的。敌对双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欺骗对方，一方面又竭尽全力识破对方的欺骗。谁能从对方的欺骗措施中发现破绽，迸而推断其真实情况和意图，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欺骗对方，谁就获得了军事欺骗的主动权。
二、欺骗方法的多样性
——单一的欺骗措施往往不易奏效。谁的欺骗方法更具有多样性，谁就能更有效地欺骗对方。
除单兵欺骗以外，军事欺骗的主要对象既不是普通士兵，也不是普通军官，而是具有决策指挥权的指挥员。只有当对方指挥员上当受骗时，才能说达到了欺骗的目的。敌军指挥员为防止上当受骗，在定下决心之前，必然要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情报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些来自不同渠道和方面的情报，真假参半，虚实混杂，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彼此印证。它们对指挥员决策思维的影响力取决于三点。其一是信息渠道的权威性：其二是信息量的大小；其三是从各个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能否互相印证。这后一条尤其重要。如果关于某一情况的欺骗信息总是来源于同一渠道，即使信息量很大，也不容易影响指挥员的判断。任何聪明的指挥员都不会过于相信某一信息来源，而总是尽其可能地多方搜取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只有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能够互相印证，且无相反情况时，才能有力地影响甚至改变指挥员的判断。正是基子这一认识，作战双方总是力求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制造欺骗信息。并以多条渠道传递到对方指挥官的大脑，设法使敌人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和用技术设备探测到的情况具有一致性。
欺骗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由事物外部特征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大部队野外驻止，必有如下外部特征：停放的武器装备，帐蓬，来往的车辆，走动的人员，新辟的简易道路，草地上践踏出的小道，坦克和汽车压出的辙印，简易厕所，晾晒的衣物，丢弃的垃圾，昼间的炊烟，晚间的灯火，等等。以上是空间外形方面的特征，还有坦克、汽车发动机的声响，机械和人工构筑工事的声响，汽油和柴油的气味，饭菜的气味等声觉和嗅觉方面的特征；还有无线电通信和雷达的电磁波特征。显然，要完整地模拟部队集结地域，或对部队集结地域实施伪装，仅靠几种方式是不够的。从有关外军材料看，外军很重视运用多种欺骗方式达成欺骗目的。如美军认为：“敌军获取的许多情报都来自地面观察或空中照相。因此，对于向敌方传递欺骗内容来说，目
视欺骗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只进行目视欺骗不会使敌受骗，还必须与电子、嗅觉和音响欺骗（包括部队运动）结合使用。必须根据敌方搜集情报的能力确定综合运用哪些必要的欺骗措施”。“既要让敌军看见，又要使其听见”，“敌军嗅到的气味必须与其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声音一样”，“敌军使用电子设备侦察到的情报必须与其通过看、听、嗅而获得的情报一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在战役规模、发起时间和主突方向等方面欺骗敌人，经常模拟大型假集结地域，其欺骗措施多达几十种；主要是：修筑简易铁路支线和卸载站，布置假物资堆积场；以坦克、汽车的阳动，显示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集结；工程兵在通往假集结地域的方向上架设新桥，修缮旧桥，修复前送道路；修建假机场，使用飞机模型和部分作战飞机显示航空兵集结；将坦克部队开进假集结地域，然后隐蔽地转移到真的集中地域，在假集结地域留下坦克和火炮模型；构筑假炮兵阵地，设置火炮模型，以游动火炮的试射“活跃”假阵地；使用纲索、绞盘和绞车带动坦克和步乓模型，模拟集结地域内的车辆和人员移动；在敌人能够观察到的地幅挖掘假交通壕，并在开阔地上和树林边沿设置垂直遮障；使用无线电技术器材和火炮、坦克模拟各种声响；通过遣返俘虏和在居民中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的情报机关：以相应型号和功率的无线电通信模拟军队的移动和集结，等等。由于其欺骗方法丰富多样，几乎每一次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为了麻痹以色列，采取了200 多项伪装和欺骗措施。如：多次征召预备队人员，尔后进行复员；反复把架桥器材运抵运河，然后撤回；以军事演习掩盖战争准备，采取前调一个旅、后撤一个营的办法，完成兵力集结，等等。直到开战当天凌晨4 时，以色列才确信战争即将爆发，但为时已晚。埃及军队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很快突破了以色列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三、欺骗手段的诡诈性
——军事欺骗是不择手段的。虽说“准确的眼力比欺诈更重要”，但多用欺诈之术总能争得更多的利益和主动。
“兵者，诡道也。”孙子这一警世之言，极简洁地道出了军事对抗的本质特征。小到战术范围，大到战略领域，敌对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投诱饵，设陷井，制造假情报，传递假信息，隐真示假，以假乱真，方法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的，因此它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在军事斗争中，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只要施计用诈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任何一方都不会被所谓的信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遍观军事欺骗的战例，可以看出，行“诡诈”之术是极普遍的事情，尤其是主动性军事欺骗，更是招招不离诡诈。由于欺骗是相互的，所以由此带来了诈中之诈。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有一段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他说：“..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和反阴谋，诡计和叛卖，骗局和骗局中
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在二次大战中，为了达成诺曼底登陆的突然性，丘吉尔参与导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欺骗。围绕“霸王”行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其构思之巧妙，方法之多样，手段之诡诈，情节之曲折，都是空前的。据说，为了欺骗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英军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他们向当时德国占领的法国派出稍加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登陆的真情，他们所知道的都是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这些低能的间谍派往法国以后，很快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捕获。他们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德国人从这些间谍的口中搞到了英国人想让他们知道的假情报。由于敌对双方彼此十分警觉，所以对轻易得到的、送上门的情报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偷来的东西则往往如获至宝，深信不疑。所以，佯装疏忽，把假情报泄漏出去，常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关于蒋于中计的描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蒋干本是来东吴说降和刺探军情的，周瑜却佯装不知，布置了一个“酒后吐真言”的假象，并在帅案上放了一封伪造的曹操部将蔡瑁、张允的降书，故意给蒋干一个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偷来的降书促使曹操处死了两员善于指挥水上作战的大将，使曹操失去了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击短、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构思得合情合理。无独有偶。在1948 年的天津战役中，我军前线司令员刘亚楼也导演了类似的一幕。当时，我军正在准备进攻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无心放下武器，却想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天，陈长捷派了两名参议员给我军指挥部送信。刘亚楼为迷惑敌人，来了个就汤下面，顺水推舟，把接见地点由城西杨柳青指挥部移到城北的宜兴埠，并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谈话间，凡门重炮声震屋瓦，炮弹呼啸着飞往天津方向，两议员大惊失色。刘亚楼若无其事他说：“二位不必惊慌，这是我军在试炮”。两议员回到城里把情况向陈长捷据实汇报，陈长捷立即断定我军攻城指挥部一定在宜兴埠，主攻方向一定是城北，于是，马上下令把守卫市中心的主力151师调到城北。这正中了我军声东击西之计。
151 师刚到城北就被我军包围，坯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就缴了枪。我军东西对进，将天津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激战29 小时，解放天津城，活捉陈长捷。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手段是必然的，正常的，放弃诡诈手段才是不可思议的。诸如乔装打扮、冒充敌军；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悬羊击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等等，这些诡诈手段在军事欺骗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对于将帅来说，“眼力比诡诈更重要”，但正确的指挥，再加上诡诈手段的配合，胜利的代价就会大大降低，行动效益就会大大提高。不使用乔装冒充的诡诈手段，沙龙的先遣队就闯不过埃军严密守卫的运河浮桥；不使用悬羊击鼓的诡诈手段，毕再遇率领的守兵就不能金蝉脱壳，摆脱金兵。战争就是用诈的场所，准善于用诈，谁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欺骗策略的随机性
——骗敌有法，但无定法，能因时、因地、因势、因敌而变化者谓之神。
一切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欺骗规律的欺骗方法是适用于古今中外、通用于敌对双方的。兵家权谋，三十六计，诡道十二法，这些谋略智慧的结晶，对谁都是敞开的，并不格外钟情于哪一方。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出版自己的伪装教材和欺骗条令。欺骗方法本身并不神秘，关键是能否因时、因地、因势、因敌灵活运用。孙膑以减灶计示弱，是因为他要诱敌来追，伏击敌人。虞诩以增灶计示强，是因为他要拒敌追击，摆脱敌人。两种策略遇然不同，但都达到了目的。三国有诸葛亮“草船借箭”，唐朝有张逊“草人借箭”，南宋有毕再遇“张伞借箭”，目的都是骗箭，但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就战争中的虚实运用来讲，不过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先实后虚、先虚后实这六种。但这六种策略具体运用起来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实而实之是一种“以真隐真”的策略，其要旨是以巧妙的方法有意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情况，使敌按照“一骰的欺诈是以假隐真”的思路对我进行判断，从而形成错觉，上当受骗，事物就是这样奇怪，越是直言不讳地粑真情告诉敌人，敌人越是不信，反而把它看成是一种欺诈。因此，使用这种策略常能达成“公开的欺骗”。在1805 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法军经过一系列的谋划形成决战态势后，拿破仑派人在阵地上大声宣读他发布的进攻联军的命令。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谁会相信那高声宣读的命令是真的呢？然而正是这大胆泄漏“天机”的举动，有效地掩盖了“天机”，使联军错误地判断了法军进攻部署和企图，迅速从已占据的高地撤出，结果正中拿破仑的下怀，联军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师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部队一夜疾进115 华里，夭亮时，离三所里还有30 华里，为了对付敌机的空中威胁，师首长命令全师去掉所有伪装，沿公路成纵队跑步前进。凡十架敌机在他们上空活动，居然把这支志愿军穿插部队误认为是从德川撤退下来的李伪军，并通知三所里守敌，准备了米饭、咸鱼、开水等，等待犒军。就这样，该师在敌机护送下，及时赶到了三所里，先敌一步占领了有利地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为志愿军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两例都是成功地运用“实而实之”策略的范例。公开的欺骗策略使用起来仍然每每奏效，其原因就在于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境灵活运用。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刘伯承七亘村设伏，都是按兵法中“实而实之”的计谋来安排的，但妙处各有不同。诸葛亮妙在针对曹操深知兵法、多思善断的特点，算敌之算，因敌而用谋；刘伯承妙在摸透了日军的心理和用兵规律。由于日军熟悉中国古代兵法，懂得“兵不遵常”的道理，断定我军不会也不敢在此再度设伏，而且日军有一股牛劲，往往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加之前方需要军械子弹和粮食被服急如星火，七亘村又是必经之路，所以重叠设伏大获全胜。倘若伏击的不是骄傲轻敌的日军，而是力薄心虚的伪军，或者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迂回，重叠设伏的策略就可能失败。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军事欺骗并非哪一家的专利，准都可以使用，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能不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同样一种策略，用在此成功，用在彼失败，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使用者没有因情因势活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包打胜仗的锦囊妙计，军事欺骗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依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谁能灵活运用，谁就能取得成功。指挥员欺骗艺术之高下，往往在此分野。
五、欺骗组织的周密性
——战争中没有小事情。军事欺骗越是组织得缜密周到，无懈可击，成功的把握就越大。
同世上任何事物一样，军事欺骗也有两面性。用得成功，可以使敌钻进我之圈套，用得不成功，也会落人敌人设置的陷井。正如《兵不厌诈》一书的作者所讲的：“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象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第353 页）因此，使用军事欺骗手段，必须十分审慎周密，决不可粗枝大叶，草率从事。记不清哪位将军曾经说过：“战争中没有小事情”。事实的确如此。蚁缕之穴，可溃千里长堤。战史上，因一着不慎而全盘皆输的例子并不鲜见。军事欺骗与反欺骗是一对矛盾。在我隐真示假的同时，敌人也在拿着放大镜寻找我计划上的缝隙。有时只因一个细节考虑不周，露出了破绽，就会导致整个欺骗计划的失败。因此，只有外行才会忽视细节问题，深知军事欺骗真谛的人是不敢贸然弄险的。为了说明军事欺骗的周密性特点，让我们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著名的军事欺骗战例。1917 年，英国与土耳其在巴勒斯但进行的战争陷入僵局，战线稳定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正好位于加沙（靠近海岸）至贝尔谢巴（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和交通要冲）一线以西。以往的战斗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区，以便接近水源和容易得到补给。为了打破僵局，英军指挥官阿伦比将军决定改变传统战术，尝试一下德国指挥官以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贝尔谢已穿越土耳其与德国防守薄弱的腹地翼侧，发动骑兵扫荡，包围敌军。为了掩护这次行动，负责情报工作的迈纳茨哈根中校采取了以下措施：①与巴勒斯但的犹太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扫清了德国人在沙漠的间谍组织；②制止土耳其与德国空军在前线的一切空中侦察；③在容易被土耳其情报机构发现的地方放置假的间谍津贴和表扬信件，使敌特受到怀疑；④让土军得到一份英军无线电通信密码资料，然后使用此种密码进行通信，使敌军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地区的全部行动只是佯攻。整个欺骗行动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里；第二步，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提供确凿的证据。
情报军官迈纳茨哈根自导自演了这一骗局。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笔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已地区的行动仅仅是佯动，进攻加沙的日期比实际制订的进攻日期（十月三十一日）晚好几个星期。这本笔记与二十镑钞票一起放进一个背囊，让人感到这个背囊不是故意失落的。为了给这次安排增加真实感，由人代笔以迈纳茨哈根夫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说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另一封信的口气是两个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志大才疏，并披露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被一个在十一月中旬发动进攻的新计划所取代了。迈纳茨哈根还伪造了一个总部会议日程，以期证实那些谎话。最后，他又往背囊里放了地图、命令和密码本。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不会引起敌人怀疑。
迈纳茨哈根骑马进入沙漠，碰上一支土耳其骑兵巡逻队，并遭到射击。他假装受伤，在仓惶逃跑中丢下望远镜、水壶和背囊。为了显得他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背那个背囊才把它扔掉的，他事先从他的乘马的小血管里放了些血，溅到背囊上。
土耳其巡逻队迅速把背囊送给了德国顾问。但德国顾问表示怀疑。为了打掉敌人的疑心，迈纳茨哈根打出了第二张牌，他判断敌人会利用背囊中发现的密码来侦听英军的无线电通信，于是，由司令部通过无线电下达十万火急地寻找那个丢失的背囊的命令。同时下达的还有书面命令。这份命令的副本“碰巧”由一名军官用来包裹午餐，并故意丢失，很快被敌军获取。随后，土军又抓了两名俘虏。这两名俘虏也知道丢失背羹所造成的“灾难”。土军巡逻队还发现一支英军搜索分队正在彻底搜查迈纳茨哈根上校与土军巡逻队遭遇的地域。对丢失背囊的严重关切打消了土军及其德国顾问的疑虑。与此同时，英军使用故意送给敌人的密码有计划地传递假情报，暗示将在十一月十四日这个日期之前不会发动任何进攻，因为阿伦比已去休假，七日以前回不来。作为欺骗计划的锦上添花的一笔，他们又发出了邀请沙漠骑兵团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参加十四日在开罗举行的赛马会的电报。为了使这封电报更可信，开罗到处张贴了宣传这次赛马会的海报，《埃及新闻报》发表了赛马程序表，沿途还搭起了帐蓬。这一系列欺骗活动组织得周到严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土耳其对将在加沙附近发生的大战深信不疑，他们把两个师调到沿海地区作为预备队，并在加沙附近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英军十一月十四日的进攻。当土耳其还蒙在鼓里的时候，英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的一万五千名骑兵转移到了贝尔谢巴，于十月三十一日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得手后，即将主攻方向转向沿海地区，卷击敌人翼侧。为避免被英军切断后路，土军被迫撤离加沙地带。九日，英军攻克那路撒冷。
此处用这么大的篇幅引述这一战例，是因为它是军事欺骗周密性的极有说服力的佐证。这一欺骗战例留给人们的启示很多，但最重要的也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组织工作的周密性。所谓周密，就是周到，周全，严密，细致，想到种种不测，预有应变措施，做到算无遗策，万无一失。军事欺骗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我所采取的欺骗措施，敌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要使敌人信以为真，就不能存有任何继漏。所以，凡成功的欺骗必有周密性特征，反之，粗疏的欺骗则往往被敌人识破和利用，带来双倍的损失。
六、欺骗作用的时效性
——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长久地欺骗敌人。及时、充分地利用欺骗效果是提高欺骗效益的重要环节。
各种欺骗措施纵有千般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制造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竭力用假象掩盖本质。而假象是不能长久地掩盖本质的，所以，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永久性地欺骗敌人。军事欺骗的作用仅在于增大敌人了解真相的困难，使我之企图和行动被发现的时间推迟，使其来不及采取措施弥补行动上的失误。项羽设鸿门宴欲除掉刘邦，张良略施小计，让刘邦脱身，等到项羽醒悟过来，刘邦已平安地回到自己的营地。蒋介石不明红军兵逼贵阳的真相，急调滇军到贵阳保驾，等到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红军已经在绞车渡有条不紊地渡过了金沙江，想追也来不及了。军事欺骗并不能代替对敌人的直接打击，它的任务是为战斗力的使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时，以骗敌之术，虚张声势，使敌不敢贸然来犯，可以赢得
准备时间；在没有做好围歼准备时，故意示弱，稳住敌人，在敌迷惑不解中达成合围，等等。敌人不可能一直受骗，但发觉受骗时往往已经身不由己了。如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 年12 月），当时东北野战军主力6 个纵队尚未到达平、津、塘，另5 个纵队尚未入关；淮海战役已经发起，我军正在围歼【创建和谐家园】第12 兵团，并包围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在此情况下，为使蒋介石不能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南撤的决策，毛泽东电令平津前线，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隔而不围，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令淮海战场留下杜幸明集团余部，两星期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令山东军区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防止傅作义集团沿津浦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毛泽东的缓兵之计着实迷惑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发现傅作义指挥的60 万人马被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分割包围以后，再想南逃已不可能了。从这个战例中可以看到，利用欺骗效果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敌人发觉上当受骗以前把生米做成熟饭。否则，不仅不能置敌于被动，而且还可能被敌人牵制住。在战场上，出现于一定时间、空间的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空隙、裂缝称为战机。战机是战争“时间流”上的一点，其最大特点是它的时效性。由于战争时间是流动的，所以战机稍纵即逝。战机既有因客观情况突然变化丽形成的，也有因敌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还有主动创造的。军事欺骗是创造战机的重要方法。由于军事欺骗创造的战机通常不是建立在力量优势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时间更为短暂，往往只占整个欺骗过程的极小部分，有时以时。日为单位，有时以分、秒为单位。从敌人开始接受我方欺骗活动所显示的各种现象和有意制造的情报，到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对我欺骗活动作出充分的反应，这是欺骗效果产生的过程。从敌人作出我所期望的反应，到其自知上当受骗，进而采取应变措施，是我利用欺骗效果的过程。如果把前一过程称为造势的话，后一过程即为乘机，造势是为了乘机。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两个过程及其转换点，适时地由假变真，乘敌之隙，采取行动，才能充分利用欺骗效果，提高欺骗效益，否则，军事欺骗所造成的有利战机就会白白浪费。
利用军事欺骗效果必须要快。乘敌之隙的临界时间必须小于敌人弥补缝隙的时间。为了赶在敌人前面，有时需要打乱敌人快速反应的时间表。利用军事欺骗效果，最难的是掌握好火候。战机的丧失，有时是因为军队行动缓慢，有时则是由于指挥员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行动早了，时机尚不成熟，敌人可能会缩回去；行动迟了，时机已失，敌人可能也会溜掉。不迟不早，恰到好处，需要极高的指挥艺术。
七、情报系统的两重性
——敌方情报系统既是对欺骗的威胁，又是欺骗信息发生作用的中介。重要的是善于趋利避害，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