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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笑的梦，连母亲也这么认为。她早就看透了陈松奇这个人，奇怪的是比母亲聪明百倍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相信陈松奇是那样的人。直到几年后，陈松奇已经调走很久了，父亲还会经常作这样的想像:有一天，他主动去找陈松奇，他见陈松奇的第一面一定是先流泪后说话，因为在父亲心里，失去一个好朋友是刻骨铭心的。他要和他的朋友一起对着真理，把应该流的泪都流光，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真理和信仰。
这种想像是很可笑的，陈松奇早就把这个傻瓜忘了。母亲说，你就一厢情愿吧！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这样想，人家现在当了更大的官，而你呢，自从解放以后，你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干越退步。父亲的确是这样，后来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副校长是不能做了，一直当一个普通的教授。
母亲和父亲正式的感情破裂源于母亲这句致命的话。为了这句话，父亲当场和母亲扭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听到这话后会突然发狂，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冲上去把母亲打翻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动，撕扯着对方的衣服。
可怜的母亲到打完架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父亲。渐渐我们了解到，父亲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他无能，他才不怕别人说他无能。真正的原因竟然是母亲说陈松奇的坏话让他发疯，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她说出了父亲和陈松奇关系的真相:这两个人根本上从来就不是朋友，也就是说，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有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父亲被迫看到了某种真相，他绝望了，所以突然间一反常态，完全背离他本人平常的性情，疯狂发作，歇斯底里像野兽一样，因为母亲说出了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真相。
母亲流着泪说，铁山，你不要这样打我，我说对了，是不是？所以你受不了了，你就打我，是不是？
父亲失声痛哭。
事实上母亲在解放初期已经领教过父亲发疯的行为，但只有一两次。可这回不一样，好像开出一个破口，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变得极其脆弱，只要一提到他和陈松奇的事，他就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变得歇斯底里，把饭桌掀翻，甚至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可在平时，父亲是老实平和的，经常帮母亲洗菜，也很爱我们。那天，他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后，他自己非常难过，一把抱起母亲冲到医疗室。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脸上没有留下伤痕。
你爸疯了。母亲对我说，他得了一种怪病。
父亲的解释与此不同，他对我说，你母亲不应该讥讽我，更不应该嘲笑他（指陈松奇），谁都可以笑我们，她不能。她这样做让我伤心，她忘记了她是因为什么才和我走到一起的，她怎么能这样说呢？即使陈松奇是坏蛋，她怎么能笑呢？她难道不应该哭吗？发生了这件让他如此痛彻心扉的事情，哀哭都来不及，可是她居然笑得出来。
我意识到，父亲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粗陋的父亲没有发现，母亲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对他的主义渐渐失去了信心，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发生的，所以父亲没有察觉。母亲根本不去再看任何这方面的书，除了单位要写学习心得。她重新开始阅读《圣经》，就是阿尔伯特给她留下的那本《旧约》。也就是说，在跟随铁山十二年后，母亲重新走回自己原先的信仰。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连伊利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空洞的心中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祖先的那片家园，那是一片被称为迦南美地的地方，上面流着奶和蜜。每当伊利亚心中如风一样掠过空虚时，她就会打开《旧约》的《诗篇》，然后她的心很快就得到抚慰，因为《诗篇》说，它的杖，它的竿都安慰她。母亲先是以教我《诗篇》为由，开始天天读《旧约》，我跟着背熟了几乎所有《诗篇》和一部分《箴言》。
父亲在不久后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他把母亲的《旧约》夺下来丢到地上，用脚去踩。我看见父亲在一瞬间变成了恶魔，他揪住母亲的头发在地上拖，母亲的一大片头发就这样落下来，一小块头皮脱落，血滴在地上。父亲完全失去了理智，用手在母亲身上乱抓，母亲的肩上和脸上都留下了血痕。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父亲却哭了。母亲自己换下了被父亲扯破的裤子，她白白的臀
部都露出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裤，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软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裤子，他要自己动手，为妻子补裤子。他的手哆嗦着，下巴也颤抖着，眼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干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爱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器一样，坏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在相爱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干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创建和谐家园】。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套红卫兵的军装、袖章、皮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身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肿了眼睛，我这才知道，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深，比仇敌的仇恨还更深。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根锁骨，还有多处挫裂伤。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花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色列的念头。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操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创建和谐家园】了衣服在操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唇上沾着葱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筋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
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母亲终于达成她的心愿，带着我回到了以色列。她把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留给了父亲。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她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好，连父亲书房中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阿尔伯特送她的那本《旧约》留在了书桌上。
那一晚，母亲恸哭了一场。
公路上的灵魂离婚
我和母亲伊利亚于1967年回到以色列。在到以色列之前，母亲带着我先抵达了德国的西柏林，她要看一看自己的家乡，以及她熟悉的街道，她要祭奠自己的父母亲。
但我知道她想见的是谁。虽然卡尔后来参加了德国军队，但伊利亚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初恋情人来看待，在卡尔身上，有着伊利亚对理想的全部盼望，虽然它熄灭了。后来，伊利亚的理想投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就是铁山，现在，它也熄灭了。
在整个海上行程中，母亲的情绪显然越来越缥渺，她长时间地望着舷窗外。我想，她是在回忆往事，她一定想起了卡尔，还有阿尔伯特，当然，她也一定会想念我的父亲铁山。这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至少他们是有理想的，只是卡尔走错了道路。现在母亲最想见的还是卡尔，只有他音讯全无。她最担心的结果是，他在战场上战死了。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柏林。玫瑰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条咖啡街，她的家和阿尔伯特的家也不复存在。伊利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她在她家和阿尔伯特家的旧址上，献上了两束鲜花。
伊利亚通过一个少年好友才打听到了卡尔的消息，他没有死，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差点儿没冻死，右脚的四个脚趾和左脚的整个脚掌都被冻坏，最后只有截肢。好友说，现在卡尔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住在东区12 街。
那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卡尔。他刚下班，拄着一根拐杖，吃力地将一袋苹果提上楼。母亲帮他提上楼，他说谢谢。母亲问他，你认识我吗？卡尔。他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母亲。
卡尔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没有女主人，屋里乱得不能再乱。卡尔变得沉默寡言，他对伊利亚的突然造访十分吃惊，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谈话的欲望，他甚至没有问伊利亚这几十年在哪里，情况怎样。这不禁让伊利亚感到失望。
伊利亚只好自己把情况说了一遍。卡尔说，谢谢你来看我。
卡尔说他现在是一名玩具厂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飘忽不定，四下看来看去，好像在回避伊利亚的目光。我发现他很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女儿拉结。母亲说。
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起身倒水，好像要倒给自己喝，顿了一下，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伊利亚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卡尔呆了一下，说，瘸子不结婚。
伊利亚在他家里看不到多少与往事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军用水壶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他和施腾贝格教授的合影。
你不问问阿尔伯特吗？伊利亚说。
他怎么样？卡尔问道。
他已经回以色列了。伊利亚说，我也马上要回去。
卡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漠，他开始打呵欠。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母亲专程绕道德国来看他，他就这样接待我母亲。
母亲突然意识到，她和卡尔实质的区别:她是犹太人，而卡尔是曾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军一员。母亲的幻想气质让她常常忽略现实处境，她没想过她来看卡尔，她在地下的父母会怎么想。
伊利亚问卡尔，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
卡尔好像很烦躁，站起来走来走去，拐杖敲得木地板砰砰响。你不要问我这些鬼问题。卡尔说，我说我没杀人，你会相信吗？卡尔突然转过头对伊利亚说，可是，我没杀过一个犹太人。
伊利亚看着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卡尔，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卡尔打断她说，可怜我吗？还是要清算我的责任？你总有一个目的吧。
伊利亚难过得好像要哭了。我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母亲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谴责你的。
德国二战后向犹太人道歉，成了德国忏悔的标志。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要来谴责卡尔，但卡尔却很警惕。他直直地看着我们，突然说，可是，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伊利亚，我必须对你说明白。
伊利亚问，你要说什么呢？
卡尔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眼神是奇怪的。也许清洗运动①是个错，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卡尔说，让杀犹太人的人向他们下跪吧！各负其责。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才来看我，伊利亚，你是好女人，但是我要说，我不忏悔，我到现在都对这场战争不后悔，我不后悔的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正如施腾贝格教授说的，总体批判立场没有错，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开端，只是我们失败了。教授是智者，我也是。别人因为什么参加战争我不知道，但我是因为我的理想，我从不怀疑自己，别把元首看成恶魔，他不是，他只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跛脚的实践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个无能之辈！我们的一切全叫他毁了。
伊利亚听得呆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跳动，我相信在那个瞬间，她和这个男人最后一丝虚幻的联系中断了……伊利亚说，你是不是要说，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卡尔！
卡尔看了伊利亚一眼，说，我没有意思要顶撞你，伊利亚，是你自己要来找我的，好吧，你都看见了，这就是卡尔，让他们去下跪吧，让他们去忏悔吧，人的一生只是用来吃后悔药的吗？不，卡尔不是，卡尔永不后悔，因为卡尔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可怜的面包而出卖灵魂，就像现在我家徒四壁，但我是一个精神的胜利者，过去是，现在也是，谁也别想侮辱我！
母亲的嘴唇颤抖着。她说，我只想问一句，你觉得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吗？卡尔。
……我没那样说。卡尔说，当种族之争无可避免时，只好留下最优秀的。
母亲终于爆发了，上前给了卡尔一个耳光，卡尔摔倒在地。他摸着脸，突然笑起来，这就是你三十年后的见面礼吗？伊利亚。死并不可怕，你们犹太人就那么怕死吗？他挣扎着从
地上爬起来，指着墙上他父母的照片，说，我父母可不这样，他们以为我在斯大林格勒冻死了，他们摆酒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盛宴，死，是神的意志。他们也是智者。
母亲转身走出那幢房子。我相信这是她最绝望的一天，她来柏林是自取其辱。这不仅仅是她和卡尔的最后了断，而是那一个理想的最后了断。
卡尔，从母亲的世界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和母亲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中东战争①正如火如荼。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跟阿尔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阿尔伯特为我们办理定居耶路撒冷的手续。以色列政府为自愿回到家园的人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街上正在进行防空演习。我在警报的号叫声中见到了阿尔伯特叔叔。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但他拥抱了我，他叫我铁红。母亲对阿尔伯特说，你越变越年轻了。
你能回来真好，伊利亚。阿尔伯特说，不过，我很想念铁山。
我们的车在回家途中误闯演习区域，被国防军扣在那里。阿尔伯特向军人解释，说我们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犹太人，军人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阿尔伯特说我是中犹混血儿，可是他还是看着我。我意识到，我长得不像混血儿，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人。
阿尔伯特住在一个普通的街区，他把我们的房子也申请到了这里，离他的房子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在他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张理蕙。
张理蕙正在忙着做饭款待我们。她穿着犹太人常穿的黑大衣，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母亲说，你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我还好。阿尔伯特说，理蕙是语言天才，她现在精通中、德、英和希伯来语。现在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阿尔伯特则在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
张理蕙做的是中国和犹太混合的菜。她对伊利亚说，我想让你们尝尝久违的家乡菜，又怕你们不习惯，所以也做了几个中国菜，但我离开中国很久了，恐怕不合你们胃口。
饭菜很香，当我们吃到一半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阿尔伯特说，这是演习，但我们必须躲起来。他拉着我们往地下室跑，我的汤都洒到衣服上了。我们下到阿尔伯特家的地下室，他把灯打开，里面什么都有，简直是另一个家。
阿尔伯特让我们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我们没见过这种东西，也不会戴。阿尔伯特帮我们好不容易戴上，然后我们就等着警报解除。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敲门声，阿尔伯特上去开门。
地下室的门再次打开，进来几个军人，他们是来检查防空演习的。为首的一个军人检查了地下室的设施和防毒面具。
他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这时，阿尔伯特说，不，他们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公民。
说着他拿出我们的手续，军人看过后，说，欢迎回到以色列。
我一回到以色列就遇到这样的事，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阿尔伯特带我们到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幢和阿尔伯特家几乎一样大的房子，只是样式不同。张理蕙已经把房子收拾干净，阿尔伯特还在我们的花园里种上了花花草草。看着花园的鲜花，我突然觉得回到以色列真幸福，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阿尔伯特告诉母亲，有一个人很想见她，让她猜猜是谁？母亲猜了一圈也没猜对是谁。阿尔伯特说，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傍晚，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我们竟然见到了马克，就是开飞机的马克·里恩。他穿着美军军装，帽檐低垂，戴着墨镜，虽然五十多岁了，却越发显出一种成熟的英武不羁的样子。他一见到母亲，竟然一把抱住她，亲吻她的脸。他说，你还是那么美丽，伊利亚，我向上帝祷告过，他垂听了我的祷告。
阿尔伯特问，你向上帝是怎么祷告的呢？
马克说，我对上帝说，我爱伊利亚，这一生一定要娶到她，这不，她来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张理蕙说，你这是让上帝为你做事，马克。
不，这是上帝的应许。马克说。
张理蕙说，伊利亚不是阿尔伯特的吗？也许我们都是在夺人之爱呢。
马克摆摆手，不不不，你错了，莉亚。这是张理蕙的犹太名字，看来马克和她已经很熟了。神应许我们的事一定会成就，但是如果人不顺服神的带领，一直不听神的话，神就会任凭他们，但起初不是这样。正如《圣经》上说，休妻是不可以的，但你们行了，是你们心硬的缘故，但起初不是这样。
我明白了。张理蕙说，起初伊利亚和阿尔伯特应该是一对，但因为心硬，现在我和阿尔伯特是一对。
阿尔伯特说，你别老和我作对，马克。他对伊利亚说，马克老用《新约》和我的《旧约》作对，我在《旧约》中找理由，他就从《新约》中找理由。
这时马克说，我们把小天使忘了。
他过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是我的女儿，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孩子。
我在马克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突然鼻子一酸，想落泪。我想起了父亲铁山，自从母亲和他闹矛盾后，他成天喝酒，很少和我说话，更没有这样拥抱过我。我颤抖了一下，我觉得以
色列真好，仿佛到处是爱。而我刚离开的中国，街上都是标语，老师被人揪出来五花大绑，踩在脚下批斗。
你瞧，她发抖了。马克说，她不好意思了。
阿尔伯特告诉我们，马克是美军在以色列观察组的官员，但他反对战争。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民族之间的和解。
阿尔伯特说，事实上和平手段已经失效，所以才有这场战争。
【创建和谐家园】徒不愿意看见杀人。马克说，也不乐意看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和平。暴力只能遏止部分事端，却无法消除仇恨。
阿尔伯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创建和谐家园】徒如何看待政治，教会能参与政治吗？马克，你是一个虔诚的【创建和谐家园】徒，但你又是一个军人，你不感到矛盾吗？
马克点点头，说，教会是属灵的，不属世界，耶稣【创建和谐家园】的国在天上，在心中，不在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会以团体的方式干预政治，但【创建和谐家园】徒是公民，在地上要尽诸般的义，他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服役，参与政治，用【创建和谐家园】的价值标准在这地上作光和盐，而不是关起门来研读教义，不闻世事。主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说明我们必须介入世界，改变世界。
阿尔伯特追问，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如果你不赞同，为什么要过来帮助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