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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创建和谐家园】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创建和谐家园】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创建和谐家园】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创建和谐家园】》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创建和谐家园】》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创建和谐家园】》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创建和谐家园】》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创建和谐家园】、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创建和谐家园】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创建和谐家园】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创建和谐家园】、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1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创建和谐家园】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创建和谐家园】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创建和谐家园】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创建和谐家园】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创建和谐家园】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创建和谐家园】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创建和谐家园】。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创建和谐家园】，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创建和谐家园】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创建和谐家园】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创建和谐家园】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创建和谐家园】。)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2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创建和谐家园】，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创建和谐家园】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创建和谐家园】，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创建和谐家园】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创建和谐家园】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创建和谐家园】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创建和谐家园】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创建和谐家园】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创建和谐家园】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创建和谐家园】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创建和谐家园】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