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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尔兹内说，他要进里边去。把连队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上楼，朝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在走廊上，他碰到了几个他认识的参谋。他们把情况简单地向他说了一下。这些听起来很放肆，却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试图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却挂不通，于是他便决定自行其是。“为这紊乱的马蜂窝”恢复和平与秩序。为做到这点，最好的治理办法莫过于恢复大家的工作。他把认识的参谋召集起来，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前线仍急需援军和给养。
参谋们一致表示赞同。但谁来签署命令？身居指挥要职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踪了。斯科尔兹内说，命令由他签，一切责任由他负。陆军总司令部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后，斯科尔兹内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约德尔让他继续指挥。“派个将军过来吧”，斯科尔兹内建议。约德尔却坚持让他以元首的名义进行指挥。斯科尔兹内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备令，要所有指挥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尔将弗洛姆拉到宣传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话，戈培尔对此不予理睬。戈培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门口安一名卫兵。
希姆莱也在部里。他带着希特勒授权镇压叛乱的命令，刚从拉斯登堡回到柏林。“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希特勒曾对他说过。尽管握有如此大的权力——外加后备军的临时总司令衔——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尔的助手瑙曼看来，希姆莱甚至是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说法，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乱实际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们要不是这样笨的话！”他向希姆莱吹嘘说。“他们本来是有大好时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这事由我来干的话！他们何不夺取电台并散布最大的谎言？”
希姆莱不动声色，客气地点点头。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了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在“狼穴”，菲尔基贝尔将军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但又不想【创建和谐家园】，原因是，他拟在官方的法庭上证明他的动机。“假若你相信来世的话”，他向年轻的副官告别时说，“我们就可以说：‘再见！’”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科尼斯堡的录音车前来，以便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把贴身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听他宣读匆忙草就的讲稿。几个秘书和副官，还有凯特尔和打着绷带的约德尔都来了，但录音车还是没有来。希特勒便利用这段时间为此次谋杀事件添油加醋。“这些懦夫！”他喊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胆量开枪把我打死，我倒有点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
录音车终于来了。７月２１日凌晨１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都吹吹打打奏起军乐，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的亲密的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这样一个命运：就我自己而言，这并不可怕，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从这个命运中，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因而我也将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地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们，不是已经【创建和谐家园】就是被陆军枪毙。“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事变，一直没有。与这一罪恶行径有关的人员一定被清洗。”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首恶分子全身都凉了——他们在拉法耶旅馆的军官俱乐部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创建和谐家园】。不过，倒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耶旅馆。当施图尔纳格尔起身致意时，奥伯格向他冲了过去。奥托·阿贝茨大使进行干预。“柏林发生的事是另一码事。”他说。“在这里，诺曼底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这才要紧。我们在这里的德国人理应搞统一战线才是。奥伯格冷静下来，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作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爱娃·勃劳恩保管。它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证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7）
７月２１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４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３时４０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１１时３５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１１个处４００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１９１６年许多达姆旋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欠，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创建和谐家园】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７月２０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７月２３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创建和谐家园】。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8）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１９３３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７月３０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６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８月１日，３．５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８月２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作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８月４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迪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８月７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８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
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创建和谐家园】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的。”
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８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这是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如此）。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８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８个肉钩。被【创建和谐家园】的８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还作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８人。另外还有５０００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７月２０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9）
８月１５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个别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话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８月１７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创建和谐家园】。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谕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克曼８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６００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４００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６００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霍斯指挥官是拥有这项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第二十八章 陆军的爆炸计划 （10）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５０个师的德国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８月２４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２４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５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９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９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４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３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９月１２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９０秒钟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３针；病暂时减轻了些。
９月１６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1）
1944.7.21-1945.1.17
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命令都很熟悉。当然啰，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４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９００多万，但在过去３个月中伤亡就达１２０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１９４０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１９４０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２５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９月１９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３张ｘ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
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番本鳖浓缩丸，０．０４；浓缩颠茄片，０．０４。”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番木鳖碱和阿托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之易怒和怕光；他之沙哑喉咙和皮肤淡红怪色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它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９月２５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热，也打不起他的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番木鳖碱和阿托平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２７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林格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６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可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多么的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
希特勒精神萎靡不振，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号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在他的贴身人员中，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这他已经受了多年）居少。
２９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但，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这个人，为医者绝不可与之为伍，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而施佩尔对元首的“危险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人，正在努力毁灭可怜的莫雷尔医生。
除莫雷尔一人外，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去看希特勒。看来，鲍曼已经取胜。１０月１日黄昏时刻，林格给吉辛挂了个电话，说，元首头痛得很厉害，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去。元首穿着睡袍，躺在简朴的床上。见吉辛进来，他把头往上抬了抬，以示问候，但他的头立刻又跌回枕上。他目光空虚，毫无表情。他诉说头胀痛得不行，也不能用左鼻孔呼吸。吉辛在床边坐下后，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话题。“医生”，他问道，“消毒丸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吉辛作了解释。希特勒皱了一下眉头。“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你不知道我非常相信你？”吉辛医生觉得全身发冷——倒不是因为室内冷气过冷。他急忙解释说，是人家不让他来。希特勒一耸肩了之。吉辛认为，他的肠胃病系番木鳖碱所致。希特勒又耸耸肩了事。他说，类似情况他有过多次，只是没有这样严重罢了。“长期不断的忧虑和发怒使我不得安宁。为了德国人民，我不得不日夜思考和工作。”他已觉得好多了，用不了几天便可下床了。”你把莫雷尔吓了一大跳”，他说。“他吓得脸色发白，忧心忡忡，还责怪自己。不过，我已说服了他。我自己就历来相信，简简单单的药丸便能吸收我肠子里的气。每次服后我都觉得很舒服。”吉辛解释说，舒服的感觉是幻觉。“你说的也许不错”，希特勒插嘴说，“但这药吃了也没有坏处，在过去一个月中，由于我神经高度紧张，肠子反正都会痉挛的。７月２０日的事有时还在我身上有所反应。迄今为止，我还有将这些藏在心里的毅力——现在呢，它已爆发了。”
吉辛的诊断是，他患了黄疸，但希特勒却矢口否认。“不，你是想把我变成你的胆囊炎病人！来吧，你检查检查我的胆囊吧。”他把被单往后一卷，让吉辛进行检查。这是吉辛首次为他的病人作全身检查。他检查了希特勒的神经反应，腮腺，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吉辛满意了：例如，关于元首的性器官有缺憾的谣传纯系误传。他的性器官正常而完整。至少还有两名医生为希特勒作过全身体格检查。莫雷尔医生发现，他的性器官“完全正常”。元首当权后不久，柏林“西头医院”的一位医生也为他检查过，情况相同——这位医生曾听人说过，希特勒“有同性恋的倾向，便特别注意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和睾丸”。
希特勒对检查的每个过程都入了迷，再次成了学医的学生。“你知道，医生”，林格和吉辛帮他穿睡袍时他说，“除神经过分活跃外，其余神经系统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说着说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感中。对吉辛为他解除痛苦，他表示感谢。“现在，命运又派遣你去打探出这个消毒丸的事情，使我免受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要不是你，我身体复元后还会服用这药的。”这个结论已是前后矛盾，却又突然对吉辛大加赞扬，使他摸不着头脑。
“我亲爱的医生，是上帝让您作这一检查，并发现了其他医生注意不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对您给我所做的一切都很感激。我将一如既往忠实于您——尽管您攻击了莫雷尔——对您所做的一切我再次表示感谢。”他抓起吉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要求再来一剂“可卡因那东西”。治疗后，元首立刻腹泻。他说，他的头脑慢慢清醒了，不久便可下床了。但他说话的声音弱了下去，眼睛转动着，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吉辛连忙给他号脉：脉既弱且快。“我的元首，您没事吧？”没有回答。希特勒已昏迷过去。
吉辛四下里瞧了瞧，未见有人。林格已开门去了——有人敲门。吉辛猛然醒悟到，希特勒是死是活，全靠他是否开恩了。躺在他眼前的是一位暴君——他对人民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在那个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不想让他再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操人们的生死大权。”在内心的某种命令驱使下，他将一根药签伸进可卡因——再有一剂便可能致命——瓶内，用刚才使他昏过去的药物，迅速地洗涤他的鼻孔。吉辛洗完他的左鼻孔后，有个声音吓了他一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完？”那人是林格。
吉辛只好说就快完了。就在这时，希特勒的脸（比先前更白了）抽搐了一下，双腿往上一收，好像很痛苦似的。“元首又患肠痉挛了”，林格解释说。“让他休息吧。”吉辛表面上很镇静，与林格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急急赶回陆军医院。到医院后，他仍在心里打鼓，不知自己是否已将希特勒置于死地。在恐怖中，他打电话给哈塞尔巴赫，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了一天假，说是要去看看柏林的办公室，因为它挨了炸弹。
次日，吉辛从首都打了个电话，得悉希特勒依然活着。谁也未怀疑双倍可卡因治疗一事。回“狼穴”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是在怀疑的气氛中回来的。但这怀疑却不是来自元首。元首仍与先前一样友好。尽管如此，元首还是说要把问题说清楚。他说，消毒丸一事就算作过去了吧，因为他对莫雷尔“完全信任”。他要亲手把问题澄清。为此，他已让人叫勃兰特医生当天下午前来。
希特勒辞退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二人，借此将事情作一了结。当晚，吉辛被召到鲍曼的住处。“不过，我亲爱的医生”，鲍曼看见他身穿全副军装，便说，“你为何如此正式？我只想与你商量点事儿。”吉辛有些害怕；鲍曼觉得有趣。“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搞得如此悲悲切切，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你的。相反，元首对你赞不绝口，叫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这是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作的出色的治疗。信内还有一张１万马克的支票。医生把支票撂在桌上。但鲍曼强将支票塞给了他，说，拒绝便是对元首的污辱。
打点好行装后，吉辛到地堡向元首辞行。希特勒向他伸出一只手。“你会明白的”，他说，“消毒丸一事一定要澄清。我知道，你的行动完全出自理想主义，动机纯是为了业务。”他再次对他的出色的治疗表示感谢，并当场提升了他的职务。
这样，小黑药丸一事到此便告一段落——辞退了３位有名望的医生。这时，传闻越来越多，说莫雷尔医生有意要毒杀元首，但元首的贴身人员却完全不信。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认为，莫雷尔虽然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却是个良医。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看法。连责备莫雷尔无能的那３名医生也不相信他会给元首下毒。他们记得，当勃兰特指出这些药丸——少量服用则无害——含有番木鳖碱时，他脸上确曾出现震惊的神情。看来，莫雷尔从未认真阅读药瓶上的说明，只看到药名。发现此药竟是含番木鳖碱的种子，这真是当头一棒。
待希特勒下得病床来时，证明隆美尔参与炸弹阴谋的证据已相当多了。元首叫来两名将军，要他们去执行一项令人讨厌的任务：建议他了却此生。１０月１４日，他们往访了正在乌鲁姆附近一座城堡里养伤——因车祸受伤——的隆美尔。１小时后。他们走了。他对夫人说：“１５分钟后我就要死去。”他解释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希特勒提出两条出路供他选择：服毒【创建和谐家园】或上人民法庭。
与妻儿诀别后，他把副官拉到一边。“阿尔丁格”，他说，“事情是这样。”他把希特勒的建议和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将与那两名将军一同乘车去乌鲁姆，途中便服毒。半小时后，死于车祸的消息便向全国公布。当局会给他举行国葬；家人不会受到迫害。阿尔丁格恳求他进行反抗，隆美尔说，这不可能了，因为村子已被党卫军包围，与他的军队的通讯线路也被切断。“我已决定去做我显然必须去做的事情。”
下午１时５分，他穿着非洲兵团的皮茄克，带着陆军元帅杖，乘车出发了。在前往乌鲁姆医院的途中，隆美尔服毒【创建和谐家园】。据他的医疗报告称，他的死亡是先前脑壳破裂引起的脑血栓所致。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脸上，据他的亲属回忆，出现了“十分蔑视的表情”。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2）
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３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１０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没有海军的匈牙利海军上将霍尔蒂——没有国王的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那年早些时候，由于纳粹占领了匈牙利，他的虚构的独立就此告终——其时，苏军离匈牙利首都已不到１００英里。在布达佩斯，任何一个秘密通常都是在咖啡馆里被大声议论的。因此，希特勒也就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施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很合适，叫”米老鼠”。施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裹着（他这个主意是从肖伯纳的话剧《凯撒与克里奥佩屈拉》那里学来的）——将他带至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７条人命。
６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施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他把偷袭阿登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施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将他的人进行训练，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此时，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创建和谐家园】玫瑰”，后来，那天上午，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３个军的兵力，外加１２个机械化师和１８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下述两个前提为基础制订出来的：突袭和使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７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３０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心理上和实际上均如此。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才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这他妈的玩意儿连一条腿都没有！”他抱怨说。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２０个师，在长达４０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希特勒讽刺说，“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怎样打的呢？勇敢地进攻！”这仍是旧话：对于“大解决”，他的将领们缺乏想象力。“你们怎么不研究研究历史？”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天上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发生了一个无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阿登将成为我的罗斯巴赫和洛伊登。另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将会发生：反对帝国的联盟也会一下子四分五裂！”
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３０万战斗吨位：４艘【创建和谐家园】，３艘战舰，６艘重巡洋舰，３艘轻巡洋舰，以及１０艘驱逐舰。此后，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满洲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英国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