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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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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前言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２０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３０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他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才，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均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卡梅尔，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心腹军官（斯科尔兹内，鲁德尔）、心腹建筑师（施佩尔，杰斯勒）、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曼特福尔，瓦力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等会见的次数不下２５０次。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在国会图书馆内保存。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其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１９１８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创建和谐家园】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卍字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柳西胡的混神。
序幕 背后插刀 （1）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帝国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
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刚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１３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弯曲，但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躲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精气力尽，蜷缩在战壕里；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彩，士气低落。老兵们全身麻木，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品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情况均相同：它不绝于鼻。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憋不过起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
“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窒息得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便慢慢死去。”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又是短暂的。这是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方式——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新兵们那样，便立即翻身倒毙在地上。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
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２９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与其他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气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
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创建和谐家园】，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１５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４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８０％。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气，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３６００名官兵仅存６１１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悲观主义者毕竟是错了。随着１９１８年的到来，４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１００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４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７月１５日，决战在莱姆斯市（Ｒｈｅｉｍｓ）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在德军内，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８月初，英军在亚眠（Ａｍｉｅｎｓ）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凯撒的大兵竟向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喊道：“破坏者！”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是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却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创建和谐家园】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前线并未崩溃，后撤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序幕 背后插刀 （2）
由希特勒作盲目证人的悲剧，以及他毫无疑问地加以尊敬的权力的崩溃，为他自己令人吃惊地最终取得权力打开了道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虚有其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要人们为谁也说不清楚的目标而作出牺牲的这场战争。
当火车拉着他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之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的崇高愿望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治疗后，希特勒恢复了视力。
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之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神经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认为，希特勒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这原是无法解释的；业已康复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创建和谐家园】、沮丧，以及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发生兴趣。柏林本身已实际上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１１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１１月９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那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自１１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如此众多的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现在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
希特勒之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１１月１１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注：希特勒之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之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系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１９１８年，一位名叫“Ａ·Ｈ”的士兵，来到了巴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作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巴斯瓦尔克冷清清的医院病房里，２０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投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政治。
第一章 根深蒂固 （1）
第一部 我，幻想家
1889-1907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１４３０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Ｈｙｄ－ｌｅｒ”变为“Ｈｙｔｌｅｒ”再变为“Ｈｉｄｌｅｒ”（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１６５０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Ｇｅｏｒｇ Ｈｉｅｄｌｅｒ）。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Ｈüｔｔｌｅｒ”或“Ｈｉｔｌｅｒ”。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１８３７年６月７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４２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创建和谐家园】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５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５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３６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１３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５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２４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１８７５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１８７６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６月６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１８５７）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创建和谐家园】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１８４２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４０％。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４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１６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１８８２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１８８４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７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４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创建和谐家园】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５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５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１８９５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３０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９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６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４０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１８９６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１４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学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创建和谐家园】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创建和谐家园】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１１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创建和谐家园】。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６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３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１２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