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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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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g.d.h.柯尔
1792年，英国政府以托马斯·潘恩名着《人权论》含有“诽谤之辞”为由，对他提出【创建和谐家园】。事实上，那次【创建和谐家园】是法国革命之后对英国激进主张实行大镇压的开始，而且一度扑灭了激进主义这一有组织的运动。其实，潘恩本人并没有出庭受审，对强加于他的判决也从未服过刑。这是因为，1792年潘恩身在法国，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并且是那个新兴的革命国家的荣誉公民，虽然不久他就因反对处决路易①而失宠，正如当年被逐出英国那样，又被逐出法国，前往美利坚共和国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国家为独立而斗争的日子里，他曾经非常英勇地贡献了力量。
潘恩早在他就柏克②攻击法国大革命发表其经典答复之前就享有盛名。他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持的立场；并且，他在美洲发表的着作、特别是《常识》和《危机》，在声援殖民地居民起义反对乔治三世及其大臣取得最终胜利方面起了显着的作用。但是，这些早期作品在英国并非遐迩闻名，直到《人权论》出版，才使其作者成为在大不列颠读者最广、最受爱戴而又最遭痛恨的政论家。
《人权论》第一部分发表于1791年，是对柏克所着《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的答复，而后此书本身又是对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就《公民自由》所作名噪一时的讲演的答复。普赖斯是英国非国教牧师中的首要人物，也曾为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作过辩护，并于1788年参加过由革命会主办的1688年“光荣革命”
①纪念会。柏克身为辉格党②人，曾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虽然他因英国对其与殖民地居民的争执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分离表示遗憾，他却认为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法国大革命是另一回事。1688年的英国革命曾使地主贵族牢固地掌握政权，而一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却威胁着要把贵族及其特权一扫而光。在柏克这个辉格党人看来，任何社会如果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基础牢固的教会，似乎就是一片混乱，因为他认为教会和贵族是使社会团结起来的美德和社会传统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他坚决主张社会制度要建立在伟大的习俗和传统之上，而贵族则是这种习俗和传统的必要监护人。社会制度并不以理性为基础，如果人们认为可以依靠理性去建立一个国家，这种设想是灾难性的。国家和社会是逐渐发展起来而不是生造出来的；哪一代人都没有权伸出邪恶之手去占有它们，或者借微弱的理性之光去改造①指法国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被【创建和谐家园】，于1793年1月21日送上断头台。——译者
②柏克（1729—1797），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同情美国蚀立战争，但激烈反对法国革命，所着《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代表了当时欧洲复辟主义的思潮。——译者
①指1688年英国议会驱逐国王詹姆斯二世，迎接其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执政者威廉继位。这一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一次政变。——译者
②辉格党系英国自由党的前身，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英国议会中形成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泽者它们。每一代人的神圣职责是把承袭下来的这份珍贵社会遗产交给下一代；只有贵族才能保证这份遗产保存得完整无缺。
针对这种反对那些力求建立新法兰西的无套裤汉①和理性主义者的激烈言论，潘恩作了驳斥；他的驳斥一发表，就成为平民所珍爱的熠熠杰作。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不过是对极少数受教育人讲的，而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则是用手艺人和小店主易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对穷苦人讲的。他的书在发行后儿个月内一再重版。在这本书被查禁后，还不断有人因加以翻印或出售而获罪入狱。1815年后，当这种镇压终于一度放松时，就立即涌现出大量新的重版本，到1817年和1819年新的镇压法令再次使得发行潘恩的“煽动性的”和“亵渎神明的”着作成为应予惩处的罪行后，以上情况就又重演。
托马斯·潘恩的书深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它被看作穷人的圣经，因为它是英国政治着作中第一本根据普通人观点阐明普通人情况的书。潘恩这个制作过船桅支索和当过收税员的人，是属于人民的：他知道怎样作为他们的一员向他们讲话。基于同一原因，他的书理所当然地在统治阶级手里遭到查禁。这是因为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本书确实是危险的，而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和当时其他许多激进的作品却不是这样。这本书是危险的，因为他不但用明白无误的语言系统地阐明了穷人的权利，而且还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既给穷人提出了抽象的权利，又给他们提出了应为之斗争的实际利益。
这个在英国还是第一次出现的激进方案，收在《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发表，当时由柏克的《感想录》和《人权论》第一部分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小册子论战已经充分展开。在第一部分中，潘恩主要想做两件事——驳斥柏克的诽谤以扞卫法国大革命，以及把他扞卫法国大革命之举同代表英国人民率直陈述基本政治权利联系起来。在第二部分，他先是进一步肯定那些权利以反驳对他的非议，然后转而宣布有关社会改革的一些积极措施，他的这些措施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性，使它们同当时任何其他着述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潘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呼吁需要实行普及公费教育，呼吁设儿童津贴和养老金（应当指出，养老金从五十岁开始领取，到六十岁略为增加），呼吁采取公共措施为失业者安排有工资的工作，以及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对最大量的收入提高到每镑征收二十先令）为这些措施筹集资金。
此外，潘恩又用流畅的英语制定了他的正确改革社会制度的标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这样说：我国的穷人都是幸福的；他们中间既无愚昧也无贫因；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税并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亲呢，因为我和幸福亲昵。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话，就可以为它的宪法和政府自负了。”
潘恩用诸如此类的话将自己置于伟大的激进主义先驱者行列。诚然，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写书的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诞生，还只不过是象莫尔和马布利等乌托邦建立者的空想。但是他相信可以利用国家来作为增进其公民福利的有效工具；他还确信，除非以完全的民主平等为基础，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并且确信，只要以民主平等作为社会的基础，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他绝对相信民主的代议制。“把代仪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①无套裤汉系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十八世纪后期，法国贵族都穿紧身丝绒短套裤，广大革命群众则穿祖布长裤，故名。——译者
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他确信民主制会促进和平与幸福，并将导致“普遍安全，而普遍安全则是导致普遍贸易的一种手段”。
他还深信人类自由。对他来说，仅仅容忍不同的意见是不够的。“不容忍乃是用火与柴捆武装起来的教皇，而容忍则是教皇出售或授予兔罪证。”
他要求不仅要容忍，而且要确认意见的分歧是有益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并且要求给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意见如何分歧。国家可有权对某些行为加以惩罚，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权迫害或处罚不同意见。一个人欢喜持有什么见解，这是他的天赋权利；而公民权或国家授予的权决不能废除这些天赋的权利，因为公民权或国家授予的权只能从天赋的权利中产生。
这就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用的语言。但潘恩给予它新的用途。伏尔泰和卢梭从未提倡充分民主，也从未对普通人的创造力抱有信念。实际上，当时在普通人中间还没有开展运动，也没有能使他们瞩目的活跃的创造力。当潘恩执笔时，这种运动还刚处于荫芽状态，但他却具有慧眼和胆略看出它，他的着作比其他任何人的着作都更有助于这一运动在其早期斗争中的形成和趋向。难怪托马斯·哈代的伦敦通讯会——英国第一个工人的政治团体——要对潘恩发表的《人权论》致以热烈的谢意和祝贺，当时涌现的其他许多社会团体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意。每一运动都需要一种福音，而潘恩的《人权论》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福音至少有两个世代。
今天，当世界再次面临各种基本力量之间的斗争时，《人权论》所提出的挑战和呼吁井没有过时。潘恩的着作不再能作为我们的福音了，因为许多问题已经大大变了样。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找到它自己的社会福音，并且用它自己的语言、根据他自己最迫切的问题来表达。可是过去的福音并未消逝，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何在所作的说明对今天大有教益。事实上，法国革命并没有实现它宣布作为其目标以及作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唯一合法基础的那种民主。经过艰巨的斗争，它仅有助于为播下民主的种子扫清道路。今天，哪里的民主的作物开始生长，哪里就仍然有反动派和压迫者锐意把它祈倒。
十八世纪潘恩在美国、法国和英国为之战斗的东西，我们今天仍必须为之战斗，而且也要象他一样地英勇，如果我们不想遭受失败的话。在这个斗争中，我们不能没有以往历史给我们的鼓舞，不能没有思想家、实干家和战士给我们的鼓舞，因为他们使普通人赢得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为了人类幸福而进行的长征中所获得的那些成果，现在仍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一个新潘恩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体面和理智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然而，老潘恩也能助长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对普通人事业的信念。
1937年5月31日
1949年7月修订
编者①前言
托马斯·潘恩的着作问世已有一百多年，只要人们始终热爱自由和诚挚坦率的语言，托马斯·潘恩的言论就将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本版《人权论》的编纂工作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将近代各种版本同年的版本对照时，我发现前者错误百出。漏掉了许多字，对的变成错的，整段整段（总共达好几页）地略去，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创建和谐家园】一句话。插入的文句显然原来是用作脚注的，可是在付印时却载入了正文。这样，1791年讲的话，摆的地方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将一些早期的版本相对照时，我发现它们之间也有所出入，这些出入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潘恩本人的修改造成的。
为了尽可能提供一部最佳读物，我曾经参阅了这个着作的初版（1791年约翰逊公司版）、再版、三版、六版、七版和八版（1791年和1792年乔丹公司版），西蒙兹公司的普及版（1792年）——据m.d.康维相告，此版经过潘恩本人仔细修订——在都柏林出版（1791年p.伯恩公司版），法文版第二版（1793年比松公司版），卡莱尔版（1819年），纽约版（1830年），格拉斯版（1833年），库新版（1837年），爱德华·将罗勒夫版，詹姆士·华生版（由华生本人编，霍利奥克——弗雷德里克·法勒公司出版），自由思想出版公司版（1883年），j.m.韦勒公司版（1891年）和m.d.康维公司版（年）。我曾逐字逐句校对了这些版本中的十四种，还非常仔细地通读了其余的版本。我发现词句有改动的最早版本是华生版（多半是由于校对粗心所致）；其后出版的版本（不包括未注明出版日期的特罗勒夫先生和康维先生的版本），不但具有华生版的错误，而且还有它们本身所特有的一些变动，其中最显着的就是略去了极大部分的脚注和正文的若干段落。我已经注意到那些版本中更为重要的变动，但又发现“此段〔或‘此注’〕已从新版中略去”等字样非常刺眼，因此在一百零二页以后所有这些删节都只用一个星号标明。
本版是以约翰生、乔丹和西蒙兹三种版本为依据的。我还适当注意了潘恩本人的订正，但是对那些经过改动看来反而失去而不是增加文章气势的地方，我还是按作者的灵感而不是按他的见解沿用了原文。为了尽可能使《人权论》以它在1791年出版时的面貌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恢复了原来的拼法、独具一格的标点以及字母有时大写有时不大写的做法。句子的结构是不可使之现代化的，否则就会破坏原着的力量，而把十八世纪的遣字造句同十丸世纪的拼法相结合则不能使全书协调一致。恢复原来的拼法和原来的语法，就彻底加强了总的效果，并使读者同本书的写作时代更加接近。
我在“第二部分”指出了1792年潘恩据以受审的首席检察官【创建和谐家园】书中的所有段落。据我所知，这是以前任何版本都不曾有过的。
我要感谢约翰·m，罗怕逊和其他各位，他们借给我《人权论》的一些珍本。
海帕提亚·布雷德洛·邦纳
①系原书编者。——译者
献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阁下：
我谨把这篇扞卫自由原则的短论奉献给您，您的可资模范的美德已为树立这些原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愿人权将如您的慈爱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普及，愿您将享有目睹新世界使旧世界获得新生的快乐。
阁下，这就是我的衷心祝愿。
您的万分感激和忠顺卑微的仆人，托马斯·潘恩
英国版序
从柏克先生在美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来看，我自然应当把他看作人类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的给识是在那个基础上开始的，我如果有理由保持这一评价而不改变它，这对我来说是更为快意的。
柏克先生去冬在英国议会发表了猛烈攻击法国革命和国民议会的演说，当时我在巴黎，并且前不久还写信给他，告诉他那里的事情是进行得多么顺遂。以后不久，我就看到了他打算出版他的小册子的广告。由于这种攻击所用的语言在法国很少有人学习过，懂得的人更少，外加任何东西一经翻译就会变样，因此我答应法国的一些革命朋友说，柏克先生的小册子一出版我就给予答复。当我看到柏克先生的小册子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我就更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了；小册子把法国革命和自由的原则骂得狗血喷头，也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欺骗。
我对柏克先生的这种行径感到格外惊讶和失望，因为，基于我即将述及的事实，我曾经别有期望。
我看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但愿世界上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并且希望另外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邻国之间不时发生的纷争。这是一定可以办到的，只要各国宫廷愿意真心诚意地着手去做，或者各个国家卓有远见，不上宫廷的当。美国人曾经受过反对法国的同样偏见的熏陶，这在当时也是英国人的特性；可是经验以及同法国的交往最有力地向美国人表明了那些偏见是错误的；我并不认为，目前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比美法之间更为真诚和亲密的关系。
当我于1787年春来到法国时，图鲁兹大主教担任首相，当时声望很高。
我同首相的私人秘书———位胸襟宽阔善良的人——过从甚密，发现他对战争的疯狂性和对英法两国的严重失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而认为两国不断相互猜疑除了使双方加重负担和捐税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为了确保我没有误解他，他也没有误解我，我把我们看法的实质写成书信送交给他，并向他询问：如果我在英国人民当中发现任何要想取得比迄今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更进一步的和解的意向，我会被授予多大权力，说法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意向？
他极其坦率地回了我一封信，这封信不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首相，据称这封信是在首相认可下写成的。
差不多三年以前，我就把这封信交给柏克先生，并留给了他，信至今还在他手里。当时，我是从以往对他抱有的看法出发，希望他、同时自然也期待他会找机会好好利用这封信，以便消除两个邻国由于彼此缺乏了解而产主的错误与偏见，这些错误和偏见徒然使双方都受到损害。
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它肯定给柏克先生提供了做些好事的机会，如果他有意于此的话。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一看到旧的成见正在消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撒播新的仇恨种子，好象他唯恐英法两国不再是仇敌。世界各国有些人专靠战争和保持各国不睦为生，这虽令人吃惊却是事实；但是，假使一国政府里的有关人物致力于散布不和并在国与国之间扶植偏见，那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本书中有一段话提及柏克先生领取津贴，这个消息已经传布一些时候，至少有两个月了。一件事对某人关系重大，他非知道不可，但却往往最后一个才听到，正因为如此，我才特意提出，如柏克先生认为必要，就可借此机会辟谣。
托马斯·潘恩
第一部分-1
——回答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在国家或个人据以相互挑衅和激怒的种种粗暴无礼行为中，柏克先生论法国革命的小册子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法国人民也好，国民议会也好，都没有过问英国或英国议会的事，而柏克先生竟同时在议会和公共场合无端对它们大肆攻击，这种行为不能借作风来宽恕，也不能用政策来辩护。
凡属英语中能找到的骂人下流话，几乎都被柏克先生用来奉敬法国国民和国民议会了。凡属怨恨、偏见、愚昧或知识所能提示的一切，都在近四百页篇幅中滚滚而出，凶猛无比。按照柏克先生写作的劲头和计划，他本来可以一口气写上好几千页。盛怒之下，舌头或笔失去控制，搞得精疲力竭的就是人，而不是主题了。柏克先生对法国各种事态的见解一向是错误的，他自己也感到失望，但是，他的希望是那么与众不同，或者他的失望是那么满杯恶意，以致他有新的种种借口蛮干下去。曾经有一个时期，柏克先生不相信法国会发生任何革命。那时他的看法是，法国人既没有胆略干革命，也没有毅力支持革命；现在革命爆发了，他就想借谴责革命来作为脱身之计。
辱骂国民议会犹嫌不足，书中还用很大部分篇幅辱骂普赖斯博士（当今心地最仁慈的人之一）以及通称革命会与【创建和谐家园】资料研究会的英国的两个社会团体。
普赖斯博士曾于1789年11月4日布道，那天是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被称为“革命”的纪念日。柏克先生在谈到这次布道时说：“这位爱谈政治的牧师接着一口咬定，根据革命的原则，英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三项基本权利。
选举自己的地方长官。
罢免违法乱纪的地方长官。
组织自己的政府。”
普赖斯博士并没有说，做这些事的权属于这个人或那个人，或者属于这一类人或那一类人；而是说它属于全体人民，是国民固存的权利。相反，柏克先生却否认国民有这种权利，全体人民没有，部分人民没有，哪儿都没有；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说：“英国人民绝对不要这样一种权利，谁要是偏偏主张这种权利，他们将不惜牺牲生命财产来【创建和谐家园】。”人们拿起武器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他们没有权利，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和柏克先生好作奇谈怪论的禀赋倒是十分相称的。
柏克先生要证明英国人民没有这种权利，全体人民没有，部分人民没有，哪儿都没有，他所有的证明方法，就同他说过的话一样地荒谬绝伦，妙不可言。因为他的论据是，享有这种权利的人或一代人已经死去了，这种权利也同他们一道消失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英国议会约在一百年前向威廉和玛丽所作的声明：“上下两院议员们谨以上述人民（指当时在世的英国人民）的名义，最谦卑忠诚地表达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永远顺从之意”。
他还引用了议会在同一王朝统治期间所通过的另一项法案中的条文，他说这一条文“使我们（指当时在世的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负有义务。”
柏克先生以为捧出这些条文，他的论点就可以充分成立了，他通过宣称它们永远取消了国民的权利来实施这些条文。然而，他不满足于这样再三声明，还进一步说什么“即使英国人民在革命前享有这种权利（他承认早期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情况都是如此），但英国国民在革命时期就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极其严肃地永远否定和放弃了。”
鉴于柏克先生不时从这些可恶的原理中（如果称它为原理不算亵渎的话）吸取毒素来非但加害英国人民，而且加害法国革命和国民议会，并用“篡夺者”一词来指控那些可敬的、过去和现在都光采夺目的人，因此我将毫不客气地用另一套原理来回敬他。
年的英国议会做了一件事，对他们本身及其选民来说，他们有权这样做，而且看来也应该做；但是除了这项因受委托而拥有的权之外，他们却擅自建立了另一项权，即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的权。这样，事情本身就分成了两部分：他们受委托而拥有的权以及他们擅自建立的权。第一项权是认可了的；对第二项权我却要作如下答复：
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也从来不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或由谁来统治；因此所有这种条款、法案或声明——它们的制订者企图用它们去做他们既无权利又无权力去做，也无力量去执行的事情——本身都是无效的。每一个时代和世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象它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死后统治的狂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而又蛮横的。人不能以他人为私产，任何世代也不能以后代为私产。1688年或任何别的时期的人民议会无权处置今天的人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约束和控制他们，正如今天的议会或人民无权处置、约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后的人民一样。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须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要适应的是生者，而不是死者。人一旦去世，他的权力与需求也随之而消失；既然不在参与世事，他也就不再有权指挥由谁来统治世界或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了。
我并不是在为赞成或反对此地或别地的任何形式的政府或任何政党而争辩。全体国民愿意怎样做，他们就有权去做。柏克先生却说，不行。那么，权利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是为生者的权利辩护，反对这些权利被死者一纸空文规定的权威所断送、控制和缩小；柏克先生却为死者的权威压倒生者的权利和自由辩护。曾经有个时期，国王在临终前用遗嘱转让他们的王位，把人民象荒野里的野兽一样移交给他们指定的任何一个继承人。这种做法现在已被彻底破除，几乎想不起来了，而且过于荒唐，使人难以置信；但是柏克先生用来建立他的政治教派的议会条文却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东西。
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必须同一些共同的原则相似。在英国，无论父母或家长，或自称全能的所有议会权威人物，甚至都无权约束或控制一个年过二十一岁的人的人身自由。那么，1688年的议会或任何一届议会凭什么权利可以永远约束子孙后代呢？
那些已经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他们彼此相距之远，非竭尽人的想象力不能设想。那么，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什么义务；在一方已死和另一方未生而且双方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见面的两个非实体之间，又能订立什么由一方永远控制另一方的规章或原则呢？
在英国，据说未经本人同意，是不能拿他们钱包里的钱的。但是，谁授权或谁能授权给1688年的议会去控制并剥夺子孙后代（这些人还未出生，无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并永远限定和限制他们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利呢？
对于人的理解力来说，再没有比柏克先生向读者提供的东西更加荒谬的了。他对他们并对未来的世界说，有一帮一百年前在世的人制订了一项法律，现在国内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永远不能有一种权力来改变它。神权是要了多少狡猾或背理的手段才终于统治了轻信的人类的呀！现在柏克先生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神权，他借助这个昔日一贯正确的议会的权力缩短了他通往罗马的路程；他还提出议会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属于神权范围，因为那种权力必然是超人的，人力永远不能改变。
但是通过把那些条文公布于众，柏克先生却不是对他的事业而是对他的国家做了一件好事。这些条文证实，随时提防企图侵占权力，防止其趋于极端，是多么必要。令人惊奇的是，詹姆士二世因擅自建立权力获罪而被逐，但是这个罪过竟然为逐放他的议会以另一种形式和规模重演。这就表明人们在革命时期对人权的了解很不全面。那届议会擅自建立的永远支配人们及其后代自由的权力（因系受委托，它没有也不能拥有这种权力，因为没有人能授予它这种权力），同詹姆士二世企图建立来控制议会和国民因而获罪被逐的权力，在专制无理方面，性质肯定是一样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因为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对在世的人僭权，另一个则是对未出世的人僭权，既然一个的立脚点不比另一个靠得住，二者必然同样都是无效而又不起作用的。
柏克先生凭什么或从何来证明人可以有权永远约束子孙后代呢？他已经提出了他的条文，但他还必须证明这种权力的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如果它一直是存在的，那末它现在也一定存在着，因为凡是属于人的特性的东西，人是消灭不掉的。死亡是人的特性，人不断生下来，也不断死去。可是柏克先生却塑造了一个政治上的亚当①，子孙万代都得永远受其约束；因此，他必须证明他那个亚当拥有这种权力，或这种权利。
绳索愈细，拉力就愈差，除非有意把它拉断，就不该去拉它。如果有人打算推翻柏克先生的主张，他就会照柏克先生所做的去做。他将大大抬高权威，以便对权威的正当性表示异议，而这种异议一开始，权威就站不住脚了。
只要稍稍动一下脑筋就会明白，在某一世代制定的法律，尽管往往经历好几代还继续生效，可是这些法律继续生效是因为得到活着的人的同意。一项未被废除的法律之所以继续有效，并不是因为不能将它废除，而是因为它未被废除，而未废除就可被认为是得到了同意。
但是柏克先生的条文甚至连这种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具备。它们想要永存，反而化为乌有。它们的本质就排除了同意。由于把权力建立在它们所不能有的那一种权利的基础上，结果就断送了这些条文本来可以有的权利。永存的权力不是人类的权利，因而也不能成为议会的权利。1688年的议会还不如通过一项法案准许他们自己永世长存，以使他们的权力永世长存。因此，对这些条文只能说，它们是一种表面文章，其意义好比那些利用这些条文的人向自己致贺词，以古老的东方方式说：“噢，议会万岁！”
世界形势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看法也在改变；政府是为活人而不是为死人服务的，所以，只有活人才对它有权。在一个时代被认为正当和合宜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认为不正当和不适宜。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作主呢？由①亚当，《圣经》中所谓的“人类的始祖”。——译者
活人还是由死人呢？
由于柏克先生的书几乎有一百页涉及这些条文，其结果必然是：如果这些条文由于擅自建立权力来永远统治子孙后代，它们本身毫无权威可言，而且实质上也无效；那么，柏克先生从中引用或以此作为根据的连篇累牍的推理以及滔滔雄辩就也都是无效的；我对事情的看法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要特别谈到法国的情况。柏克先生的书看来是为了教训法国国民而写的；但如果我可以打一个过分的比喻，一个适合这个过分事件的比喻，那就是黑暗企图照亮光明。
当我写到这里时，恰巧我面前摆着拉法叶特侯爵①（请他原谅我用他原先的称呼，这不过是为了尊敬而已）1789年7月11日——攻占巴士底狱前三天——向国民议会提出的有关《人权宣言》的几点建议；我不禁十分惊讶地发觉这位先生和柏克先生据以得出他们的原则的第一手材料是多么截然相反。拉法叶特侯爵不象柏克先生那样，借助于陈旧的案卷和发霉的文件去证明活人的权利已经丧失，被那些已经弃世的人“永远否定和放弃了”，而是适应现存的世界，并强调指出，“要想到大自然铭刻在每个公民心中的感情，这些感情一旦被庄严地公认，就会产生新的力量：一个国家要热爱自由，只要它懂得自由就行，一个国家要获得解放，只要它要求解放就行”。柏克先生据以论述的资料是多么枯燥、贫乏和晦涩呀！他所有的议论和辩辞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和那些清晰、简洁和激动人心的肺腑之谈相比，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呀！那些话语尽管简短，却引向一个豁达豪迈的广阔思想领域，而不象柏克先生的文章那样，听来声调悦耳，内心却一无所得。
既然我已经提到了拉法叶特侯爵，我还想不揣冒昧地补充一件他于年在美国国会发表告别演说的轶事，当我看到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所作的猛烈攻击时，此事不禁又在我的脑际涌现。拉法叶特侯爵在独立战争初期前往美国，并作为志愿兵一直为它服务到战争结束。他在那次冒险事业的全过程中的表现，对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是最了不起的。生活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国度里，而且拥有恣意享乐的资财，能有多少人愿意将这种良辰美景去换取美洲的丛林旷野，把大好的青春消磨在毫无好处的危难艰苦之中呢！而事实确是如此。当战争结束，行将离开美国之际，他亲临国会，回顾他目睹过的革命，在他那满怀深情的告别辞中，用这些话抒发自己的感受：
“但愿这个为自由而高高竖起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当时在法国的富兰克林博士收到这份告别辞时，曾请求维尔热纳伯爵把它登在《法兰西公报》上，但始终没有获得同意。实际情况是，维尔热纳伯爵在本国是一个专制的贵族老爷，他害怕在法国发生美国式的革命，正象眼下有些人害怕在英国发生法国式革命一样；而柏克先生的恐惧心理（他的着作必须从这个角度考虑）同维尔热纳伯爵的拒绝如出一辙。现在还是回过头来研究一下他的着作吧。
“我们看到了”，柏克先生说，“法国的叛逆者反对一个温良合法的君主，其凶残、狂暴和【创建和谐家园】的手段之骇人听闻，远远超过人们反对一个最非法的篡夺者或最杀人成性的暴君。”这不过是其他无数例子中的一个，据此可以看出，柏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根源与原则是无知的。
①拉法叶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贵族出身，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早年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有所贡献。——译者
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造反并不是反对路易十六，而是反对政府的专制原则。这些原则并非路易十六首创，而是许多世纪前就确立了；它们已根深蒂固得难以去除，奥球斯王牛厩①中的寄生虫和掠夺者已肮脏恶臭得难以清洗干净，非采取彻底而又普遍的革命不可。一件事如果非做不可，就应该全心全意去做，否则就不要做。当时危机已经来临，只好以大无畏的气概采取行动，否则就干脆不要行动。当时，国王以体贴人民而着称，这种情形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也许还不曾有过一个人象当时的法国国王那样生长于专制君主的模式中而一点不想行使那种权力。可是政府的原则依然故我。君主与君主政体是截然不同的东西；起义一开始，和整个革命过程反对的乃是君主政体的专制，而不是反对君主个人及其原则。
柏克先生不理会人与原则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不明白起义可以是反对君主政体的专制，而并不反对君主个人的专制。
路易十六的温和秉性丝毫无助于改变君主政体的传统的专制。在传统专制主义下的历代王朝的一切苛政，在继承者的手中仍会重演。一个王朝暂停执行专制主义并不可以使法国满意，尽管法国当时已十分开明。专制主义的暂时中止实行并不意味着它的原则的中止，前者在于直接拥有这种权力的个人的美德，后者则在于国民的美德和坚毅不拔。在英国造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的反，反的是他们个人的专制；而在法国反的则是旧政府的传统专制。
但是柏克先生之流，凭一纸霉烂了的文件就把子孙后代的权利永远交出去，是没有资格来评价这场革命的。革命涉及的范围之广，非他们的视力所能及，革命据以进展的理性的威力也非他们所能望其项背。
但是，在这场革命中，有许多观点是可以加以探讨的。专制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已历史悠久，它不单属于国王个人。在表面上和名义上好象是属于国王个人，但实践上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专制主义到处都有它的标记。
每个机关和部门都有它建立在习俗上的专制主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巴士底狱，每一个巴士底狱都有它的暴君。国王本人原有的这种传统专制主义本身已被一再分割成无数模样，直至最后它已全部由代理人实行。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对于这种通过无穷无尽的机构来进行以至其根源难以察觉的专制主义，是毫无办法纠正的。它冒充履行职责来巩固自己，并借口服从来施行暴政。
当一个人从法国政府的特性来考虑它的情况时，他就会了解到引起造反的原因，除了那些同路易十六其人或其秉性直接有关的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法国当时有难以数计的专制主义要加以革除，这些专制主义是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下滋长起来的，并且根扎得那么深，以致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君主的专制。在君主政体、议会和教会之间，专制主义互争长短；封建专制主义在地方上实行，教士专制主义则到处实行。但柏克先生却从国王是起义的唯一可能对象着眼，把法国说成活象是一个村落，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报告长官知道，而且除非在他的直接控制下就不能进行压迫。柏克先生可以在路易十四时代也可以在路易十六时代在巴士底狱终其一生，但不论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六都不会知道有柏克先生这样一个人存在。在这两个王朝，政府的专制原则是一样的，尽管两个君①奥球斯王的牛厩，出自希腊神话，相传奥球斯在牛厩中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所以用来比喻极肮脏的人与事。——译者
主的秉性有如暴虐与仁爱一样悬殊。
柏克先生认为法国革命应受非难之处（即这场革命是在一个比前几代温良的君主的统治下爆发的），事实上正是它的无上光荣。在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过的革命都是由私人仇恨所激起的。忿怒是针对个人的，因此，这个人就成了牺牲品。可是，在法国的事例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场从对人权的合理考虑中产生的革命，一开始就把个人与原则区分开。
但是柏克先生在评论各种政府时，似乎对原则一无所知。他说：“十年前，我还能庆贺法国有一个政府，而无需查问这个政府的性质如何或者它是怎样治理的。”这是一个懂道理的人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按它应当关心的那样去关心人类的权利和幸福的心灵说的话吗？据此，柏克先生就应当赞美世界上所有的政府，而把在它们的统治下受尽折磨的牺牲者完全置之脑后，这些人或【创建和谐家园】为奴，或者受刑致死。柏克先生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在这种邪恶的感情支配下，他是没有资格就权力与原则作出判断的。对他有关法国革命的看法就说这些。现在我要谈一些其他问题。
我知道在美洲有一个地方叫“海市蜃楼”（point-no-point），因为当你沿着象柏克先生的言语一样的海岸往前走时，它老是往后退，和你保持一段距离；但当你走呀走呀走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它却完全无影无踪了。柏克先生的三百五十六页大作也是如此，所以很难对他作出答复。但是，由于他希望确立的论点也许可以从他的谩骂中推断出来，我们就只好从他那些自相矛盾的议论中去寻找他的论据。
至于那些悲惨的画面——通过这些画面，柏克先生滥用了自己的想象力，并试图推动读者的想象力——它们是为了舞台演出而精心设计的，为了表演而捏造事实，并利用人们富于同情心的弱点使之产生叫人流泪的效果。
但是柏克先生应当想到他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剧本”，他的读者期望的是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夸夸其谈的高调。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一本书中发出戏剧性的悲号，企图使人相信“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欧洲的光荣永远消失了！非买的恩赐生命（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廉价的国防、丈夫气概的培育和英雄业绩一去不复返了！”而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荒唐的唐·吉诃德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对他的论断我们能有什么看法，对他提出的事实又能注意些什么呢？在他那狂妄的想象中，他发现了无数风车，而他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去袭击这些风车。但如果贵族的时代象骑士的时代一样应当崩溃的话（它们原来就是有某些联系的），作为等级的吹鼓手的柏克先生满可以把他的歪文写下去，在结尾时惊呼：“奥赛罗的职业已经完蛋了！”
①尽管柏克先生把情况描绘得那么恐怖，但把法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较，就会惊讶地发现，法国革命的特点是死伤极少，但当我们想到当时蓄意要摧毁的对象是原则而不是人时，这种惊讶之感也就消失了。【创建和谐家园】国民采取行动的因素远远超过个人恩怨，所欲追求的目标也绝非一个仇敌垮台就能达到。在那少数丧生的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是存心挑出来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都是命该如此，并未遭受如1745年事件中倒霉的苏格兰人所遭受过的那种经久不息的残酷报复行动的迫害。
翻遍柏克先生全书，提到巴士底狱只有一次，而且他还含蓄地表示他对①奥赛罗系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