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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型和剥削型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期望从外界获得东西，而囤积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与此有本质的区别。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不相信他们有可能从外界获得任何新东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则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包围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他们不仅吝啬钱和物质的东西，而且吝啬情感和思想。爱实际上是一种占有；他们并不给予爱，而是试图通过占有“被爱者”而获得爱。囤积型的人对人、甚至对回忆都有一种特殊的忠诚。他们的多愁善感使过去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珍贵；他们抓住过去的一切不放，并沉溺于对以往情感和体验的回忆中。他们对一切事都有所了解，但这毫无用处，他们没有创造思想的能力。

  　　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我们也能识别这种人。他们的特征是，紧闭嘴唇，以手势代表全部态度。接受型的态度似乎是诱人的、坦率的；剥削型的态度是敢做敢为的、尖锐的；囤积型的态度则是生硬的，他们似乎想强调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这一隔之墙。这种态度的另一特征是学究式的有条理。囤积型的人对一切事物、一切思想或情感，就像对钱财一样，有条不紊，他的条理性是枯燥无味的、刻板的。他无法忍受东西的凌乱不堪，他会自觉地把些东西重新加以整理。对他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会冲破他那坚强阵地的威胁；有条理的意义在于控制外部世界，通过整理事物，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以躲避它们侵犯的危险。强制性的清洁是他需要脱离与外部世界之联系的另一表现。超越他自身之墙的一切事情，都被看作是危险的、“不干净的”；通过强制性的洗礼──与在和不干净的物或人接触后，要进行宗教洗礼仪式一样──他清除了有威胁的接触。一切事物不仅在适当的位置、而且在适当的时间里得到了安置；刻守时间是囤积型的特征，是他们控制外部世界的又一方式。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是对那坚固阵地的一种威胁，那么他就以固执而对此作出逻辑的反应。一个经常性的“不”字几乎成了他防御侵犯的自动屏障；稳坐不动成了他对被逼迫之危险的回答。这些人常感到，他们具有的只是固定的力量、能力，及智力，这种贮存着的力量在运用中会减少或消耗，而且它们决不会得到补充。他们不明白，一切有生命的实体都具有自我补充的能力，活动和运用人的力量会使它得到增长，这种力量不用，反而会削弱它；对这种人来说，死亡和毁灭比生命和生长更现实。创造性的行动是他们听而不信的奇迹。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性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4）市场取向

  　　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性格特征，这只是现代的事。为了理解这种取向的本质，我们必须认识现代社会中市场的经济功能，它不仅与这种性格取向相似，而且是现代人这种性格取向发展的基础和主要条件。

  　　物物交换是最古老的经济途径。然而，传统的地方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地方市场上，物物交换提供了一个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机会。生产者和主顾们是互相熟悉的；相对来说，他们是一个小集团；双方或多或少都知道对方的要求，所以生产者能按主顾的特殊要求而生产。

  　　现代的市场不再是一个【创建和谐家园】的场所，而是一台以抽象和无个人要求为特征的机器。生产者是为市场，而不是为他所熟悉的主顾们生产；他的决断是以供求律为基础的；这种供求律决定商品能否出售，及以什么价格出售。例如，无论一双鞋是否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供应大于需求，那么，某些鞋就要在经济上被判【创建和谐家园】；这些鞋也许本来就完全不该生产。就商品的交换价值而言，市场日就是它的“裁决日”。

  　　读者也许会反对这种把市场过于简单化的叙述。生产者确实力图事先断定需求，在垄断的条件下，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需求的控制。然而，市场的正规作用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充分的支配力，以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通过中产阶级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影响全体民众。市场的价值概念所强调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一点又导致了人们，尤其是人自己的同样的价值概念。我把那些植根于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并把个人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取向性格，称为市场取向。

  　　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取向有了迅速的发展，随之一种新的市场──“人格市场”发展了，这是几十年来的现象。职员、售货员、商业主、医生、律师及艺术家等等，全都出现在这一市场上。事实上，他们的合法身份和经济地位是有区别的：有些人是独立的，靠提供服务而获取报酬；另一些人则是被雇佣而领取薪金的。但他们全都依靠那些需要他们服务或雇佣他们的人的个人接受，才能取得物质上的成功。

  　　在人格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估价的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一方，出售的是人格；在另一方，出售的是商品。两者的价值都是交换价值，它们的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的确，如果人们只被赋有合意的人格，而不具有在他们必须完成的特殊工作中的熟练技能，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就不能发挥效用。一位纽约的医生如果不具有最起码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那么，他即使有最好的医疗态度和最完美的医疗设备，也不会获得成功。一位秘书如果不能快速的打字，那么，她即使有最可爱的性格，也难保其不丢工作。然而，当我们问，作为成功的一个条件，技术和人格各自的比重应占多少时，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某些情况外，成功主要是技术和其他一些人之特性──如诚实、正派、正直的结果。虽然，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是技术和人之特性的比重，另一方面是二者和“人格”的比重，但“人格因素”总是起决定作用的。成功主要依靠一个人在市场上怎样很好的出售自己，他的人格是否获得通过，他是否是一个漂亮的“包裹”，他是否“令人愉快”、“健康”、“可靠”、“雄心勃勃”；此外，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属于哪 个俱乐部，他是否认识有权之士。在某种程度上，人格类型要依靠一个人所从事的特殊工作而定。股票经纪人、售货员、秘书、铁路主管、学院教授、或旅馆经理，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人格，除了他们的区别外，他们还都需要实现一个条件：有此需求。

  　　事实上，要争取成功，只具有完成一项特定任务所需的技能和装备是不够的，人必须能“有效地表达”他的人格，以同他们竞争，于是便形成了人对自己的态度。假如一个人完全凭借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的话，那么，人的自尊和他的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人的自尊和他的使用价值成正比；但是，由于成功主要依靠人怎样出售他的人格，因此，他体验的自己是一种商品，更确切地说，他既是一个卖主，同时又是一个待出售的商品。一个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如果一种商品、或旅行包也有感觉和思想的话，那么，这种感受倒可以和这些商品相比较。例如，柜台上的每一只旅行包都尽可能地使自己富有“吸引力”，以吸引顾客，并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昂贵”，以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以最高价格出售的旅行包会感到洋洋自得，因为这意味着它是最有“价值”的旅行包；而那些卖不出去的旅行包则会感到悲哀不已，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但是，有的手提包尽管在外表和使用价值上是最佳的，但由于提包式样的翻新而使它不幸运时，它也会落入同样的命运。

  　　像旅行包一样，人必须在人格市场上赶时髦，为了赶时髦，他必须知道何种人格是市场上最需要的。这种知识通过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一般得以传播，并在家庭中又得到了辅助教育。然而，人在早期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够的，它只强调了一些一般的特性，如适应力、雄心勃勃、以及对他人不断变化着的期望的敏感。在其他场合，人也获得了一些成功之典型的更特殊的例子。画刊、报纸、新闻短片都展现了各种成功者的画面和生活故事。图片广告具有同样的功能。成衣广告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表明，一个想要在现代人格市场上“赚大钱”的人所应有的样子。

  　　向一般人传播所需要之人格模型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电影。年轻女子竭力仿效着高价明星的面部表情、发型、手势，并把此当作是有指望获得成功的途径。年轻男子则力图使自己像在银幕上所见的明星模式。然而，一般人对最成功者的生活却很少有所接触，他同电影明星的关系也有区别。事实上，他们与电影明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但却能在银幕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见他们，能和他们通信，并得到他们的照片。与我们的时代相反，过去演员是为社会所鄙视的，但他们却向观众传播着伟大的诗作。而今日的电影明星没有伟大的作品或思想可向观众传播，他们的作用是充当一般人与“伟人”的中介。一个人即使没有指望获得如伟人们那样的成功，但他还是能努力仿效他们的；他把伟人当作圣人，并因为伟人有成就，而把他们当作生活的楷模。

  　　由于现代人所体验到的自我既是市场上的卖主，又是待出售的商品，因此，他的自尊只能由他所无法控制的条件来决定。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价值；如果他不成功，他就没有价值。作为这样取向之结果的不安全感的程度，几乎没怎么受到重视。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因此，一个人被无情地驱使着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他的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摧毁了。

  　　然而，这不仅是自我评价和自尊的问题，而且也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与自我同一之实体的体验问题。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成熟的生产性的个体之感觉，是与他把自己作为一个有力量的行动者加以体验相一致的；这种自我感觉可以简洁地表达为，“我就是我所是”。市场取向型的人所面临的是，把自己的力量当成商品让渡给别人。他不是一个力量的拥有者，而是一个把力量遮掩起来的人，因为他的问题并不是在使用力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而是在出售力量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力量和力量所创造的东西相分离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相区别，并要由别人来判定和运用；于是，人的自我同一感和自尊一样动摇了；现在，这种同一感是由人所扮演的一切角色构成的：“我就是你所需要的”。

  　　易卜生在《培尔·金特》一剧中表述了这种人格状况：培尔·金特力图发现自我，但他觉得自己像一只洋葱──被人一层接一层地剥开，却找不到核心。由于人无法在怀疑他的同一感中生活，因此他必须在市场取向中找到同一感的证明，这种同一感与自我和人的力量毫无联系，而是与他人有关他的意见相联系。他的威望、他的地位、他的成功、以及他作为一个特定的人而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取代了真正的同一感。这种情境使他完全依赖于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并迫使他保持他曾经获得成功的那样一种角色。如果我和我的力量互相分离了，那么，我的自我实际上就是由我所卖得的价钱购成的。

  　　人体验他人的方法与他体验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与自己的关系及人与他人的关系是有联系的，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在第四章。］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是作为商品而被体验的；他们也不呈现为他们自己，而是呈现为可销售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简化为取得成功、富有吸引力、有价值之间量的多少的区别。这个过程与市场上商品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一幅画和一双鞋既可以表现为交换价值，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所以好几双鞋与一幅画是“等值的”。用同样的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被简化为一个共同的因素──市场价格。他们那独特的、唯一的个体性是毫无价值的，事实上是一个压舱物。独特的这个词很能表达这种态度。取代这个词原来所意味着的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展他的个体，现在它几乎成为无价值的同义语。平等一词也改变了它的原意。所有人生来平等这一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基本权力──把人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今天，平等则已相当于可交换性，且是对个体的真正否定。平等是每个人发展独特性之条件已为平等意味着消灭个体、树立无私特征的市场取向所取代。平等原来是和差别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它已成了“无差别”的同义语，而无差别确实是现代人与自己、与他人之关系的特征。

  　　这些状况必然歪曲人的全部关系。当个体自我被否定时，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表面的，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可交换的商品，人没有能力、且不能彼此提供唯一的、“独特的”个体。然而，市场创造了一种它自己的同事关系。每个人都卷入在同样的竞争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成功；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相遇了（或至少相信他们能这么做）。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感受，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孤独、害怕失败、渴望快乐；这场竞争没有方向，也不要指望会有方向。

  　　人之关系的这种表面化特征，使许多人都希望在个人的爱之方面，能找到深刻而强烈的情感。但爱一个人和爱邻居是不可分割的；在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中，爱之关系都只是这种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人之关系更强烈的表现。所以期望植根于市场取向中的孤独的个人为个体之爱所拯救，这只是一种幻想。

  　　思想和情感一样，也是由市场取向所决定的。思想具有迅速把握事物的功能，以便能成功地处理它们。普遍和有效的教育促进了思想的功能，它使得智力而不是理性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为了处理之目的，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只是事物表面的，肤浅的特征。深入到现象的本质中以发现真理，这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真理不仅含有前科学的“绝对”真理──无数经验数据的教条，也包括人凭借理性、通过观察和随时修正所获得的真理）。大多数的智力测验都依这种思想而定调；它们并不怎么衡量人的理性之能力，也不能充分衡量人的理解力，以使心理迅速适应一种既定的情境；把这种测验称为“心理适应测验”才是恰当的。因为这类思想本质上适用于运用比较和定量衡量之方法，而不适用运用分析特定现象及实质的方法。所有问题同样都“令人感兴趣”，且它们在重要性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知识本身成为一种商品，因此，人就被他的自身力量异化了。思想和知识都被当作生产成果的工具。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中，人关于自己的知识、心理被看作德性、正当生活及幸福的条件，而现在，它却退化为在市场研究、政治宣传、广告等等中，用来为更好的操纵他人和自己服务。

  　　显然，这种思想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学习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用于为市场需求服务。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太多了，以至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激励学生想要更多更好地学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对所教课程、知识、及见解等等的兴趣，而是为了得到提高交换价值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对知识和教育虽有极大的热情，但同时，却把那些“只与”真理有关、而在市场上无交换价值的思想，说成是不切实际的、无用的思想，并抱以怀疑或蔑视。

  　　虽然我提出，市场取向是一种非生产性取向，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其它的非生产性取向有区别，因此，它是自成一类的非生产性取向。接受、剥削、囤积取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一种取向都是一种人之关系的形式，一种取向如果支配了一个人，便成了他的特性和特征（后面还将要说明，这四种取向并非如迄今为止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必然都是否定的性质）。然而，市场取向并不能发展人的某些潜在性（除非我们荒谬的假定，“虚无”也是人的一种特性）；市场取向的真正本质并不是发展一种特殊的、永久的关系，而态度的确实可变性才是这类取向的永久特性。在市场取向中，得到发展的只是那些能最好地加以出售的特性。没有哪一种特定态度是占统治地位的，而这一真空则能由需要之特性最快地加以填补。然而，需要这一特性已失去了该词的原有含义；它只是一种角色，一种特质的借口，如果另一个更合乎需要，它就很快被替换了。例如，体面有时就很需要。某些商业部门的推销员应该以那种可靠、朴实及负责的特性来影响公众，这些特质是19世纪许多商人的真正特质。现在，人在寻求一个逐渐灌输了信任感的人，因为看来他过去好像有这些特性；他在人格市场上所出售的是他具有表现这种特质的能力；而在这角色的背后是哪一类人这无关紧要，而且，也没有人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身的兴趣并不在自己是否忠实，而是这种忠实在市场上使他能得到什么。市场取向的前提是真空，任何特质的缺乏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因为任何持久的性格特征总有一天会与市场的需要相冲突。有些角色也并不适应人的独特性；因此，人必须废除它们──不是废除这些角色，而是废除人的独特性。市场人格必须是自由的，它没有个性。

  　　我们至今所讨论的这些性格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例如，一个人也许是接受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但通常也混合着任何或所有其它所向。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这些混合取向问题，而对这一点，我所想强调的是，所有取向都是人的特征的一部分，而什么取向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序上有赖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对各种取向和社会形态之关系的更详尽的分析是社会心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我还是愿意在这里提了一个尝试性的前提，以作为决定这四种非生产性（不管哪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格取向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性格形成中某些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在于特殊取向──它们是一种文化或社会阶层最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代表了强烈的情感力量，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情感力量，以便理解社会的作用。流行的观点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而我想说明，不应该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形态和社会体制“影响”着个人。二者其实是越来越深刻地相互影响；一般说来，个人的整个人格是以人与人的相关关系为模式的，而这种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原则上能够从对个体的分析中推断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

  　　从接受取向中，我们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有权力的集团完全可以剥削另一个集团。因为被剥削的集团没有力量改变它的情境，也没有任何力量改变它的观念，被剥削者敬仰他的统治者就象敬仰他的供养人一样，因为从这些供养人那里，他能获得生命的一切。不管奴隶得到的东西是多么的少，但他总感到从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看，他理应得到的更少，因为他的社会结构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印象，即他没有组织起来的能力，也没有依靠自己的行动和理性的能力。相应来说，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略一看来，这种接受态度似乎已完全绝迹。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观念及实践都阻拦着接受取向，并强调每个人必须寻找自我，必须对自己负责，如果他想“无往而不胜”，就必须运用他自己的创造性。然而，接受取向受到阻拦，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适应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导致了无依无靠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现代人微妙的接受性的根基。这一点在对“专家”和“舆论”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在每个领域，人们都期望有一个专家，他能告诉人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该怎样去完成工作，所有人都应该听从他的教导，接受他的观念。我们的社会里，有科学方面的专家，幸福方面的专家，而作家由于是最好的卖主，因而事实上就成了生活艺术的专家。这种微妙的而不是一般的接受性在现代“民俗学”中呈现出怪诞的形式，广告则使它变本加厉。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即刻致富”的命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人们却还是在做着这一步登天的白日梦。这种情况部分地与使用新发明有关；无需调档的汽车、不用摘除笔套的自来水笔，这只是随手而来的二个奇妙的小例子。而有关幸福方面，情况就更突出了。一个极有特点的引证是，作法法尔维说：“这本书告诉你怎样改变自己，使自己与过去判若二人──幸福、健康、精力充沛、自信、有能力、不用照顾。但这要求你遵从不费力的心身安排表；实际上要比这简单的多。……这里所开列的有益之方案可能颇为奇特，因为很难设想不劳而获。……然而，情况就是这样，你马上就会看到。”

  　　以“获取我所需要的”为座右铭的剥削性格，是要返回到淫盗行为和祖先的封建制那里。返回到19世纪榨取天然资源的强盗、巨商那里。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为利润而漫游在地球上的“流浪的”、“冒险的”资本者，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他们以贱买贵卖为目的，而且无情地追求权力和财富。这种类型的性格是在18和19世纪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培育起来的。而我拉这个时代，由于权威主义制度，【创建和谐家园】裸的剥削又复活了，这种权威主义企图剥削自然资源和人类资源，它们不仅剥削本国，而且用强力侵犯其它国家。他们公开宣扬强权，并通过强调强者生存的自然律而使强权合理化；爱和正派都是软弱的象征；思想则是胆怯和堕落的表现。

  　　囤积取向与剥削取向并存于18、19世纪。囤积型的人是保守的，他们对拼命的获取很少有兴趣，却热衷于在方法上以合理原则和保护既得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追求。对这种人来说，财产是他的自我和保护最高价值的象征。这各取向给了他以一种极大的安全感；他对财产和家庭的占有构成了一个安全的，易于管理的世界，就像受到了19世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保护的那样。强调工作和成功是善的例证的宗教伦理也支持这种安全感，同时倾向于赋予生命以意义和宗教上的满足感。这种稳定的世纪、稳定的占有、稳定的伦理综合起来，给中产阶级的成员以一种归属感、自信感和自豪感。

  　　18和19世纪，并没有出现市场取向；市场取向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只是到了最近，旅行包、标签、商标名称也变得重要起来，人和商品都一样。工作信条失去了份量，买卖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在封建时代，社会的变动性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一个人无法利用他的人格而为前进开路。在市场竞争的年代里，社会变动频繁。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能把商品兜售出去”，他就能往上爬。今天完全靠个人自己而发财的机会比过去少多了。如果一个人想往上爬，他必须适应各种大规模的组织，而他的主要资产是他有能力扮演所期望的角色。

  　　失去个性、空虚、生命无意义、个体自动化，这一切导致了不满足的增长，导致了寻求更适当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和寻求能引导人达到这个目标之规范的需要。接着所要讨论的生产性取向表明，这种性格使人的全部潜能得到生长和发展，而其它所有活动都应从属于这个目的。

  （1）一般特征

  　　从古典和中世纪文学的时代直到19世纪末，人作作了大量的努力，以说明好人和好社会应是什么样子。这些观念部分是以哲学或神学的形式加以表述，部分则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得到了表达。很显然，20世纪缺乏这种视野。20世纪所强调的是，对人和社会进行批判的分析，而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种积极的看法则是被蕴含在这种分析中的。当然，无可怀疑，这种批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任何社会进步的条件。但由于缺乏设计“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社会之眼光，却使人在相信自己、相信他的未来面前无能为力了（而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又同时是无能为力的结果）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学在这方面都无例外。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对神经病人的性格作了杰出的分析。他们关于非生产性性格的临床说明（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谓之前生殖期性格）是详尽无疑的、准确的──他们并不顾忌所使用的理论概念需要修正这一事实；但他们很少考虑正常、成熟、健康之人格的性格。弗洛伊德把这种性格称之为生殖性格，但生殖性格一个极其模糊和抽象的概念。弗洛伊德把生殖性格定义为一个人的性格结构，在这种结构里，口唇里比多和【创建和谐家园】里比多在最高的生殖欲面前，已失去了主导地位和作用，而生殖欲的目的是与一个异性相结合。对生殖性格的这种描述，并没有超越那种一个有能力在【创建和谐家园】和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个体的性格结构的说法。

  　　在讨论生产性性格时，我将大胆超越批判性的分析，而深入研究这种充分发展了的性格的本质。这种性格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这可作为研究生产性取向这一概念的最初途径，以说明这种生产性取向和弗洛伊德生殖性格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不在字面上、而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弗洛伊德关于里比多的理论，那么，它就可以相当准确地说明生产性的意义。因为在性成熟的阶段，人有正常的生产性能力；能过【创建和谐家园】和卵子的结合，新的生命诞生了。然而，这种生产性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物质生产的能力却是人所特有的。人不仅是理性的、社会的动物，他还是生产的动物，他能够运用理性和想象力，去改变眼前的物质。他不仅能够生产，而且他必须生产以维持生命。然而，物质生产只是生产性性格最通常的象征。人格的“生产性取向”［本书所使用的生产性是对《逃避自由》一书中所叙述的自发性概念的扩充］是一种基本态度，是人类在一切领域中的体验之关系的模式。它包括人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精神、情感、及感觉反应。生产性是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进一步而论，我们指出，他必须由理性所引导，因为他只有了解了力量是什么、怎样运用力量、及为何而运用力量，他才能使用他的力量。生产性意味着他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之力量的化身、一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溶为一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相异化。

  　　为了避免对“生产性”这一术语的误解，似乎有必要扼要地讨论一下什么不属于生产性的问题。

  　　一般来说，“生产性”这个词与创造性、尤其是与艺术创造相联系的。真正的艺术家确实是最令人信服的生产性的代表。但是，并非所有艺术家都具有生产性。例如，一幅普通的绘画，除了在画布上以照片的方式【创建和谐家园】了一个人的人像外，也许并没有其它的内容。但一个人没有创造某些可见物或可传授物的天赋，却能生产性地体验、观察、感觉和思考。生产性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一种态度，除非他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残废人。

  　　“生产性的”这一术语容易与“能动的”一词相混淆，而“生产性”则易于“能动性”一词相混淆。虽然，这二个术语可以是同义语（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能动性概念里），但能动性在现代的习惯用法中，常表求与生产性全然相反的意思。能动性一般被定义为，耗费力量以促使现存情境发生变化的行为。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改变或明显影响现存情境，而是为外在于他自身的力量所影响或所动摇，那么，他就是一个被动者。这种流行的能动性概念只注意到实际耗费的力量及由此而带来的变化，却没有对统治这种能动性之潜在的心理状况作出区分。

  　　人在睡眠状态下的能动性就是一个非生产性能动的例子，尽管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人在昏睡中，也许会睁着眼睛、也许会行走、说话、做事；他在“行动着”。那种能动性的一般定义也许可用到他身上，因为他耗费了力量，并带来了相应的变化。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特殊性格和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就会看到，行动者并不是真正的睡眠者，而是催眠者发出的指令，通过睡眠者加以行动。虽然，催眠状态是人为制造的，但它却是某种情境中极端且特有的例子。在这种情境中，一个人能够行动，但他却不是真正的行动者，他的能动性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压力强迫的结果。

  　　非生产性能动的一种共同类型是焦虑的反应──不管是剧烈的或平缓的、还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这种反应常常是当今之人疯狂偏见的基础。与由焦虑所引起的能动性不同的是，以屈从或依赖权威为基点的活动，尽管二者经常混和在一起。这个权威也许令人畏惧、令人羡慕或为人所“爱”──这三者通常是混合的──但这种能动性的起因却是权威的命令，这种命令可以是形式上的，也可以涉及内容。人之所以能动，是因为权威期望他能动，而他所做的正是权威所要求他做的。在权威主义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能动性。对权威来说，能动意味着以某种高于他自己的名义而行动。他能以上帝的名义、过去的名义、或责任的名义行动，但他不会以自己的名义而行动。权威主义性格受到了源于最高力量的【创建和谐家园】而行动，这种力量既不易受攻击，也不易改变，因而它是不会受到源于他自身本能冲动的影响的。［权威主义性格不仅趋向于服从，而且想要统治别人。事实上，虐待狂和受虐狂都存在，它们的区别只是各自的强度和抑制程度能所不同（见《逃避自由》一书中对权威主义的讨论）。］

  　　与服从之能动性相类似的是机械般的自动化能动性。在这种能动性中，我们看不到对权威的明显依赖，而是有赖于以舆论、文化形态、常识、或“科学”为代表的匿名的权威。人所体会或从事的是他应该体会或从事的事。这种能动性并不起源于他自己的精神或情感体验，而是起源于外在之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种能动性缺乏自发性。

  　　这些能动性最有力的来源是非理性情感。一个为吝啬、受虐狂、羡慕、妒忌及所有其它贪婪形式所驱使的人，是被迫而行动的；因而，他的行动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理智的，而是反理性的，反人类利益的。一个人不断重复自己的行动，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墨守成规。他是能动的，但不是生产性的。

  　　尽管这些能动性的来源是非理性，且行动者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有理性的，但它们所产生的重要的实践结果，却常常导致物质上的成功。在生产性概念里，我们并不牵涉必然导致实践结果的能动性，而是要涉及到一种态度，一种在生活过程中对世界和自己的反应模式和取向模式。我们所要论述的是人的性格，而不是他的成功。［一个有意义但不全面的分析生产性思维的努力是已出版的韦施梅尔(Max Wertheimer)的遗著《生产性思维》（纽约，1945年版）姆斯特伯格(Munsterberg)、那托普(Natorp)、柏格森(Bergson)、詹姆士(James)论述了生产性的某些方面；狄尔泰(Dilthey)在艺术创作的分析中，胡塞尔(Husserl)在心理“行动”的分析中，施瓦茨(Schwarz)在医学人类学中，都分析了这些问题。但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问题，即没有对性格加以分析。］

  　　生产性是人所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但“力量”是什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力量这个词意味着两个矛盾的概念：拥有力量＝能力＋对力量的控制＝统治。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力量＝丧失力量之结果的统治＝能力。“对力量的控制”是“对力量的运用”的歪曲。人生产性的运用其力量的能力是他的潜能；无这种能力就是他没有潜能。人运用理性的力量，就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而理解其本质。人运用爱的力量，就能冲破与他人的分离之墙。人运用想象的力量，就能使还未存在的东西具体化；就能规划并开始创造。缺乏潜能，人与外界的关系就会被歪曲成统治世界、控制他人的欲望，就像人们过去所做的那样。统治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潜能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统治产生于没有潜能，又反过来加剧了没有潜能的状况，因为一个人能强迫别人服待他，结果，他自己对生产性的需要就逐渐丧失了。

  　　当人生产性的运用他的力量时，他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人能够以两种方式体验外在于他的世界：再生的方式(reproductive)，即以胶卷的形式理解现实，对现实进行了照相式的刻板记录（显然，再生式的理解甚至也需要积极地运用头脑）；及原生的方式(generative)，即依靠想象及人自身精神和情感力量的自发活动，而使新的物质充满生机，并重新创造这种新物质。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以这两种方式进行着创造，但这两种体验方式各自的份量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有时，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发育不全的。而对这种几乎不存在的极端的再生模式或原生模式的研究，是理解这些现象的最佳途径。

  　　在我们的文化中，原生能力相对萎缩的问题屡有发生。一个人能够按事物的现有面貌（或按他所在文化的要求）去认识它们，但这些事物不能使他产生富有生机的感觉。这样，一个人就完全成了“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了现象的全部表面特征，但他没有能力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也没有能力想象这些还没有出现的事物。他只见局部而不见整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对他来说，现实只是具体化了的事物的总和。这个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是计算的想象力，即他把所知道和所存在的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由引而推论出它们未来的作用。

  　　另一方面，失去了领悟现实之能力的人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似乎是完全有信心的；他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而为所有人都理解的现实的普遍因素，对他却是不现实的。当一个人所见的对象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全然是他的想象力的产物时，他就是在幻觉；他以自己的情感来说明事件，而毫无关心、至少不完全承认这些事件在现实中的进展。一个患狂想症的人也许认为，他正受到迫害，一次偶然的谈话可以被当作那种羞辱他、伤害他的计划。他相信，这种羞辱他、伤害他的意图虽缺乏更明显、更确切的表现，但这并不能证明任何事物；尽管在表面上，这种意图并不表现出伤害性，但如果一个人“更深刻地”观察一下，它的真正含义就很显然了。因为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真正的现实彻底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内在的现实。

  　　“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在看到了明了的世界时，他能以照相的方式在意识中再生这个世界，他也能通过操纵事情和众人而行动，就像他们显现在那幅图像上的那样。精神病患者却不能看到现实的本来状况；他把现实只当作他内在世界的一个符号、一种反应而加以理解。这两种现象都是一种病态。精神病患者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这样，他就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而“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那作为人的力量枯竭了。然而，他并不是在社会效用上无能为力，而是由于他的现实观是那样地被歪曲，以至当涉及到更多的即时现象、素质和短期目标时，他就很容易犯错误。“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

  　　“现实主义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真正对立面是生产性。正常人是有能力使自己与世界相联系的，这种联系的方法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理解世界；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世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如果其中的一种能力衰退，人就得病了。而正常人则具有这二种能力，尽管这二种能力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再生能力和原生能力的存在是生产性的先决条件；这两种对立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生产性的动力源泉。最后，我想强调，生产性不是这两种能力的总和或混合，而是从这两种能力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某些新东西。

  　　我们已经讨论了生产性是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那么问题在于，有生产性的人是否能生产；如果能，他所生产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

  　　生命的诞生只是从怀胎而始、至死而终的生命统一体的一个特殊阶段。由生到死这二极之间的一切就是焕发人之潜能的过程，就是使潜在于二个细胞中的一切富有生机的过程。只要给以适当的条件，身体自身就能生长；相反，精神的诞生过程却不是自动的。它需要生产性的能动性，赋予人的情感和智力潜能以生机，并使人形成自我。但是，人之情境的悲剧性在于自我的发展永远不会完成，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人的潜能也只能得到部分的实现。人总是在他还未充分诞生前就死了。

  　　尽管我并不想描述生产性概念的历史，但对它进行某些必要的说明，也许有助于澄清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中，生产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他认为，通过弄清人的功能，就能确定人的德行。在一名长笛演员的演奏中、一位雕塑家或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中，好在于他们具有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特殊功能，具有使自己成为他们之所是的功能；同样，好人也在于他具有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使自己成为他所是的功能。这样一种功能就是“一种灵魂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遵循或包含着理性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说：“但是，我们在精神或行动中，是具有还是运用这种主要的美德，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精神可以毫不产生任何好的结果而存在，就像人在沉睡或其它任何不活动的状况下那样；但能动性却不能这样，因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人必然有所行动，且必然是适当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人就是在理性的指引下，依靠他的能动性，使人的特有潜能富有生机。

  　　斯宾诺莎说：“德性与力量，我理解为同一的东西。”自由和幸福在于人对自己的理解，在于人努力实现他的潜能，并“愈益接近人性模型”。斯宾诺莎认为，德性与运用人的力量相一致，恶则是人不能运用他的力量；对斯宾诺莎来说，恶的这种本质是重要的。

  　　歌德和易卜生以诗歌的形式，美好地表达了生产能动性的概念。浮士德是人对生命之意义永恒追求的象征。对浮士德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是科学、快乐，也不是威力，甚至不是美。歌德提出，对人追求只有一个答案，即生产的能动性，这种生产的能动性是与善相一致的。

  　　在“天上序幕”中，上帝说，阻挠人的并不是过失，而是无能动性：

  　　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着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但是呀，你们，你们真实的神子

  　　须得乐享这生动而丰饶的真美！

  　　未济的世界是永恒生动，

  　　环护着你们以爱的崇墉，

  　　游移着的现象载沉载浮，

  　　用绵延的思维把它一统。

  　　在第二部的结尾处，浮士德赢得了与靡非斯特的打赌。他虽犯了错误，带有罪恶，但他并没犯主要的罪恶──不生产之罪。浮士德最后的几句话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这一思想以要求从海边到耕地的行动为象征：

  　　我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

  　　虽然还不安全，但也可自由勤苦。

  　　原野十分青翠，土壤一片膏腴，

  　　人畜都在这新地上得到安居，

  　　勇敢勤勉的人民垒成了那座高丘，

  　　向那周围移植都可以衣食无忧。

  　　外面虽有海涛不断地冲击提岸，

  　　而内面却安居乐业如同天车一般，

  ¡¡¡¡¼´Ê¹º£³±Äö°¶£¬µÌÓÐÀ£µÄΣÏÕ¡£

  　　人民全体合力，立即把漏穴补完。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表达了对人的信念，这种信念是18、19世纪进步思想家的特征；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写于19世纪下半叶──则是对现代人非生产性特征的批判分析。这一剧本的标题也行称为“寻求自我的现代人”更好。当培尔·金特用全付能力去赚钱、去获取成功时，他相信，这是为他自己而行动。他根据奥丝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则而生活：“要使你富有”，而不是根据人的原则“真实地对待自己”生活。当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发现他的剥削和利己主义阻止了他成为真正的他自己；他发现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生产性，并赋予自己的潜能以生命，那么，自我的实现才有可能。培尔·金特未能实现他的潜能，这就是他的“罪过”，而且也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缺乏生产性。

  　　（线团在地上滚着）

  　　线团： 我们是思想，

  　　你早该把我们想。

  　　你早该让我们长上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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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ÒÃDZ¾¸ÃÔÚ¿ÕÖа¿Ï裬

  　　迎风曼声歌唱。

  　　如今当了灰线团，

  　　只好滚在烂泥塘。

  　　（落叶在风前飞舞）

  　　落叶： 我们是口令，

  　　你早该认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