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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做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的最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党玉琨也从与他来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众多，几乎到处都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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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听了属下的报告，决定先到戴家湾村亲自考察一下，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创建和谐家园】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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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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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创建和谐家园】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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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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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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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他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创建和谐家园】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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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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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37年
作案地点：清西陵之崇陵
受害人：光绪帝及其妃子
作案人：鄂士臣、关有仁、李汉光等八人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作案后果：珍妃墓陪葬全部被洗劫一空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祟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11月16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
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创建和谐家园】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城里。
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做守卫工作了，整个西陵的戒护，一时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据当时住在西陵附近的老人们说：1938年秋，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日本军已占领了易县城。西陵作为皇陵，已没有了过去那威严的八旗护陵兵，成立了皇室后裔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备大队，名义上是护陵，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办事，专与【创建和谐家园】作对。
当时西陵附近有一位青年人，抱定抗日救国心，但对【创建和谐家园】没有认识，不愿投奔【创建和谐家园】，也不愿投奔【创建和谐家园】，自己找了邻村几个亲戚朋友，准备成立一支队伍打日本，但手中又没有枪支，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盗掘珍妃墓。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传奇
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珍妃进宫时才十三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关于珍妃被害经过，有一篇清末太监写的回忆文章《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作了详细的现场描述：八国联军打近了北京，西太后站不住脚，逃往西安，临走的时候，把珍妃害了。庚子年七月二十日，宫里乱七八糟的，西太后和皇上都改变了装束，就要逃出宫了。就在这个当儿，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到了宁寿宫，把珍妃从三所里提出来。珍妃在冷宫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战战兢兢，一副憔悴的模样。西太后对她说，现在太后和皇上就要离京了，本来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让她赶快自尽。珍妃对西太后说，皇上应该留在北京。但是不等珍妃说明道理，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抢白她说：“你死在眼前，还胡主张什么！”珍妃跪在西太后面前，哀求留她一条活命，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为所动，仍命崔玉贵走上前去，把珍妃扯过来，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井里了。
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对珍妃之死发出深深的感慨：“金井一叫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赋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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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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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妃墓的由来
1901年11月，清廷与八国联军媾和，慈禧等人从西安返回北京，慈禧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下旨要珍妃家人来打捞珍妃遗体。珍妃遗体在井内泡了一年半有余，井口又小，怎么也捞不上来。慈禧大怒，要对全家问罪，珍妃弟弟志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摆上香案，烧香叩头，求姐姐显灵开恩，救全家性命，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遗体打捞上来，已是惨不忍睹。志含泪将姐姐一条曲着的腿捋直，装殓入棺，慈禧命人把珍妃掩埋，对外宣称：珍妃为了免遭洋人污辱而投井【创建和谐家园】，并恢复珍妃名誉，从妃册封为贵妃，企图以“贞烈殉节”的名义掩世人耳口。
慈禧为何把珍妃害死又行追封之事？据说慈禧在出逃期间，屡作恶梦，梦见珍妃浑身水湿，遍体血迹，目眦欲裂地前来索命，使她备受惊吓，于是假惺惺地施以恩惠，抚慰珍妃亡灵莫来打扰。
珍妃死后，埋葬在西郊的什么地方？各种记述歧异。《清史稿》说：“葬西直门外”；《逊清皇室轶事》说“葬于西直门外的恩济庄”；《珍妃其人》说“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的宫女墓地”；《崇陵传信录》则说“浅葬京西田村”。恩济庄在阜成门外海淀区八里庄之西，也可说是“西直门外”。珍妃到底埋葬在海淀区的恩济庄，还是田村？据查，恩济庄确有一座“老公坟”，即太监公墓，连大太监李莲英的坟也距此不远，但在老公坟南边并未发现宫女墓地。在恩济庄西三里的田村却有妃嫔停棺之地。据《诗书见闻录》记载：“乾隆三年，端慧太子薨，停棺于城西的田村。”又据《养光斋丛录》记载：清代雍正年间，“妃嫔病殁，金棺皆停吉祥所。五日后乃奉移田村。”由此观之，“珍妃浅葬田村”是符合事实的。
1914年，隆裕皇后去世，与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合葬于西陵金龙峪之崇陵；同时将珍妃从海淀区田村迁葬于崇妃园寝。就这样，珍妃永远被埋葬在永宁山下了。
珍妃墓被盗过程
历代每一座皇陵建成之后，都会有守墓的人在陵墓附近安家，以期长年累月守护皇陵。因此皇陵附近总有不少的村落。清西陵也不例外。在它附近，也分布着不少村落，华北村是其中之一。村里有条汉子叫鄂士臣，此人胆大手黑，能发财的事什么都敢干。
1938年11月初，鄂士臣找到老相识关友仁密谋。
“我说，日本人打来了，乱世英雄起四方，咱也该搞点家伙，拉一支队伍，闯荡闯荡，一旦有个出头之日，你老兄当了大官，咱这穷哥们也跟着沾点光，怎么样？”
鄂士臣话虽不多，但句句都像勾魂似的扯动着关友仁的心。是呀，眼下这地面是三不管，老蒋溜了，日本人顾不上，八路军还没有正式开到陵区来，正是拉队伍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常言道：有枪就是草头王。当了王，称霸一方，变成财主还费事？正能满足平生心愿！想到此，关友仁兴奋了，不等鄂士臣继续劝诱，开口把话头凿在点子上。
“这家伙到哪里去弄呢？”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眼下这块地面儿不是没主儿吗！”鄂士臣见关友仁如此干脆地同意搭伙，绽开了笑容，凑到近前，手指点点脚下，胸有成竹地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就朝地下的死人要！挖开一个皇陵，把宝贝拿出来卖掉，还愁买不来几杆枪？还愁没有人来投奔吃粮？”
一番话，说得关友仁异常高兴，当下二人合计了具体办法，物色了几个同伙，决定放开手脚大干。
第二天，鄂士臣与关友仁又分头找来了几个盗墓的老手，有龙里华村的那保余、苏振生，凤凰台村的李纪光等八人，决定夜盗珍妃墓。
为什么要盗珍妃墓，这里还一个故事。
李纪光具有多年盗墓经历，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经验的一个。当八个人聚在一起研究盗墓计划的时候，他捋袖子瞪眼，环视一下屏气静听的同伙，毫不掩饰地端出心中盘算的主意，“不瞒诸位，我盗过泰妃陵、王爷陵，这些坟包子好挖好拿，皇陵则完全相反，皇帝陵、皇后陵里宝贝多，这谁都清楚，可明楼宝顶，规模太大，巨石暗券，灌浆箍铁，工程坚固，就咱这几个人，累死也弄不开……我看咱就先捡个容易的，盗妃陵，怎么样？”
“我看行，就盗妃陵。”鄂士臣对李纪光的话表示赞同，“老李的话有道理，妃陵工程量小，有几夜就能挖开，拿走宝贝做了事，容易见效。干这事，要的是速战速决，先找个妃陵干一回，以后再慢慢来，能弄开取宝的陵，一个也不放！”众人同声附和，决定先挖妃陵，但西陵内有三座妃陵，还需选择。
最后，他们根据各陵的地理位置，来推测盗陵过程中的凶险程度。要紧的是尽量不要节外生枝闯出祸来。慕东陵、昌妃陵位置靠西，距八路军的驻地较近，盗掘这两座陵容易暴露目标。泰妃陵呢，离村庄较近，人迹多，也容易被发现，而且泰妃陵寝内已被盗过，再费好大劲去挖掘搜寻，得不偿失。还有位置靠北的岳各庄等地的王爷陵，地下宝物虽不及帝后妃诸陵多，但比较好盗掘。问题是那一带是以高洪飞为头子的土匪武装活动的地盘，这帮人心毒手狠，为富不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八个人最后将目标集中在园寝中的珍妃墓。理由是：崇妃园距村庄较远，不易被人发现，比较安全。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宠妃，生前虽不得意，死后入葬的规格却很高，随葬的珍宝肯定不少，进行盗墓容易发横财。
经过精心谋划，八个人分头去做准备。鄂士臣与关友仁装扮成搭伴打柴的人，去探查出入珍妃墓的路径。盗墓行家李纪光弄来一根两丈多长的木杆子，杆子根上安有一个“八”字形的腿，杆身上等距离地钉着许多根短木棍，俗称“蜈蚣梯子”，专备越墙入脊入洞下地宫，使用甚为方便。众人还准备了铁镐、铁锨、手锯、钢钎等掘土起砖撬门的工具等等。一切准备停当，这伙人便分散隐蔽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单等鄂、关二人把路径摸清探明之后，便向崇妃园寝珍妃墓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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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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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瑾二妃的坟墓，并列在崇妃园寝三座门里广场的北侧，场内苍松郁郁，芳草萋萋，两座宝顶矗立在长方形的月台上，宝顶下即是棺椁所在的地宫。月台南边有石阶与神道相连，石阶下面就是进入地宫的石门。这群盗墓者是从珍妃墓的石阶与宝顶的中间向下挖的，这里是长方形大砖含油灰灌注砌成的，每块砖有40多斤重，着以细浆白灰粘合，很难撬动。四个挖掘者甩开膀子，使尽蛮劲，也没多大收获。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巧法，先用铁镐和钢钎凿碎一块大砖，而后从绽裂处用镐刃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撬。这样干虽然琐碎些，但弄掉一块砖是一块。这帮人忙了大约八个小时，才挖出了一个直径2米、深约3米的竖井，底下便是坚硬的地宫券顶石，为了使过程短一些，他们便用火药炸开了珍妃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