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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事实。体制对学术的压抑和禁锢，实质在于以意识形态标准取代学术
标准，以政治批判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和争论，体制从不提倡、从不遵
守学术规范。提倡学术规范的人决不比反对者更带官气，更依赖于体制。
把任何主张都等同于意识形态，把任何话语都和权力扯在一起，言下之
意不过是：除了自己天下无好人。我怀疑，这样的人只有靠大家不能区
分是非黑白、真假好坏才能活下去。
对话的层次及其他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创建和谐家园】
能够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自己感到十分荣幸刚才不少学
者都提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说法，我个人尚没有在《中国书
评》上发表文章的荣誉，因此也可以说我是《中国书评》“体制”外的
学者。不过，《书评》是我十分关注也十分喜欢的学术刊物，我参加写
作的一部著作（《走向权利的时代》）曾在这份刊物上受到相当激烈的
批评，自己也从那次批评中获益良多。如今《书评》复刊了，辽宁大学
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刊物前十期文章的精选本，这都是很令人欣庆的好
事。表示祝贺之余，自己愿意就刊物今后的编辑问题谈点想法。
我想，说《书评》是一份特立独行的刊物恐怕在学术界不会有异议：
从创刊伊始，刊物的编者就相当自觉地将评论的范围指向社会科学，重
视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的评论，重视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对知识生产过程及知识形态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学术规范化的倡导颇
有助于人们思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应当形成怎样的学术规范，
如何才能逐渐地形成学术规范，等等。倡导的同时，《书评》的作者们
又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也通过对某些失范作品不留情
面的批评，使学术规范变得更加具体化了。这应当说是《书评》在九十
年代对中国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非常大的贡献之一。
作为建议，我希望复刊后的《书评》在促成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
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可以发现，学术规
范化（以及本土化）的讨论是所有严肃学者都关注并且可以参与的一个
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展。但是，涉及
到某些比较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如何使学者们能够沟通、对话，并且保
持对话的高水准，似乎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当今社会，学术分
工日益细致，造成知识沟通方面的很多困难，这或多或少妨害了知识的
真正增长。也许大学里的院系体制所造成的知识壁垒正是这种体制影响
知识的一个例证。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当然不是没有，但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见到的却是所谓“印象式”评论，赞扬和批评都显得说不到点子上，
隔靴搔痒，移的就矢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自己很期望
《书评》能够在今后树立更多的好典范。
说到对话，我还想顺便提出对《书评》编辑方针方面的一个建议，
即是否能考虑扩大评论对象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科学的范围，把
人文学科也纳入评论的对象之中。现在的这种编辑思路当然有其合理
性，因为刊物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非社会科学领域的
作品很可能包孕着十分社会科学的意义，关键是学者能否加以揭示和分
析。
另外，文章的类型能否更加多样化一些？像《【创建和谐家园】书评》那样
的评论，在目前的《中国书评》中似乎就没有立足空间。也许，《书评》
的编者有意识与《读书》杂志保持风格上的差异，认为《时报书评》类
型的文字不太适合在《书评》上发表。但是，就我粗浅的观察，《读书》
上的绝大多数书评并非《时报书评》类型，而更像是“借枝开花”或“六
经注我”式的文章。《中国书评》能否有一个栏目，所发表的文章篇幅
不大，风格像随笔，紧扣评论对象，然而在学术上却高屋建瓴，富于启
发意义。我想，这样的栏目不会降低《书评》的学术水准的。
《中国书评》要做的事情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嘉映
书评本来就是一种有益而重要的形式。在当前中国，我觉得书评这
种形式的意义比通常还要重要。一是由于我们的图书市场尚未建立秩
序。现在图书业已经享有相当的自由，书出得很多，但是，这种自由刚
出现，还来不及建立自由的秩序，何况这种自由还远不充分，磕磕绊绊
的，妨碍了自由秩序的建设。外国好多名著翻译过来了，很想买，一翻
开，满篇误译，不忍卒读。上好的题目，左传与史记的比较研究啊，现
代性话语的特点啊，打开书一看，竟不如中学生在给女朋友吹牛皮。自
由国家出好书，也出烂书，但哪类出版社出哪类书，哪些书店卖哪类书，
哪些杂志上的书评评哪类书，书评本身的品质怎样，这些都比较清楚。
好书坏书杂出，不算没秩序，实际上，正因为必须允许好书坏书都出，
才需要秩序。而在建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书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书评在我们这里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活跃的
深入的书评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个学术界。【创建和谐家园】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
新学始终不大成熟，而学术传统却完全中断了。八十年代起，开始了重
建学术界的工作。依我看，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个学术界。我们在学理
方面，实在还没作出什么贡献，要么介绍外国人的学理，要么把这些学
理应用到具体研究中去。我们看重外国的新思想，更甚于看重我们自己
的新思想——如果我们真有什么新思想的话。同样，外国人对我们学术
水平的评价，也比国内同行的评价来得更权威。所有类似的现象都说明
我们还说不上有一个中国的学术界。一个学术界的主要标志是一项研究
成果能够在这个“界”里产生反响，得到评价，受到批评。在已经建立
的学术秩序的地方，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专业杂志来
做。可是在中国，什么一级二级刊物，什么专家评审小组，我不知道它
们的存在是否阻碍学术发展，但说到促进学术发展，它们显然无所作为。
所以，像《中国书评》这样专门而严肃的书评杂志，在建设中国的学术
界，建设学术秩序方面，就会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
说到学术建设，我愿意特别强调批评的作用。介绍一本书的梗概，
彰扬一本书的新意，把一本书放在一个学派或一个思潮里确定它的位
置，这些都是书评要做的事惰。但我还是愿意批评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我设想，一位作者的长处，他在写书的时候，有意无意总是在张扬的，
思路不通之处，材料不详之处，作者即使并非有意掩饰，往往也会自己
不曾看清。这时候很用得上旁观者清这句话。可是批评的传统，在我们
中国似乎格外弱。庄周惠施辩驳对方的观点一点不客气，但看起来两个
人的交情依然无人能比。这种风气到先秦以后好像就断了。后世的读书
人，要么探几发微，索引一本老书的故实，引申某种大道理，要么各依
门户互相攻讦。中国人的学问是好的，但黑格尔讥笑“中国式的博学”
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我们在学理方面，实在没什么进步。批评的精神，
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我们两千年的学问，从不讲科学精神，最了不
起是个悟字。悟到了没悟到，人各一心，无从取证，但批评精神、科学
精神之缺乏，学问之渐失生命力，最后我们不得不主要从外国汲取学理
上的资源，则为人人所见的实情。如果《中国书评》能在弘扬批评精神
一事上有所助益，那简直要说厥功甚伟了。
提一个具体的建议，《中国书评》似可以设一最差书榜，各位编委，
并邀请各路专家，每一期提出他或她这一季见到的最差的一本书，愿意
的话，再写上几句评语。我希望别的读书杂志也设立这种最差书榜，如
果我的书在两三处都上了最差书榜，我估计自已再动笔时会多少更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