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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但“这些解释本身的对错或许是不重要的”（“绪论”，页
37－38）。
夏勇对解释模式建构条件的不意识，深刻地揭示出他对中国的权
利发展与西方法律发展的过程是相同的预设，进而导致他当然地认
为伯尔曼等人的解释模式不需证明便普适有效且可直接适用到对中
国人权利发展的分析研究之中。这种预设实际上遮蔽了【创建和谐家园】利发
展与西方法律或权利发展之间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个问题的详尽讨论显
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但此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的
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与西方社会中权利发展完全不同的实例：因为，如果
说西方法律可以按照伯尔曼的研究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诸基础性动力
之一（因为“如没有从12 世纪到15 世纪发展起来的宪法性法律、公司
法、契约法、财产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当代理论家们认为与资本主义划
等号的从17 世纪到18 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则是不可能发生的”（伯
尔曼，页50））的话，那么【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进程因在1978 年以前曾被打
断而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同步或者说是受经济改革的影响、社会秩序重
建和意识形态重解的促动而逐渐展开的［9］；显然，这两者的具体发展
状况不能被简单地等而视之，甚至有可能要求我们采取与适合于西方经
验的解释模式不同的解释模式。据此，我们在运用源于西方论者如伯尔
曼等人的解释模式之前，就必须对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解释模式以及其
他解释模式对【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问题的效用给出认真且确实的分析；换言
之，我们只有将“权利的互动模式”以及其他解释模式置于中国的具体
场域中予以论证方能回答何种解释模式更具解释力或者说“权利的互动
解释模式”为什么更具效力。
正是夏勇对解释模式建构条件的忽视，所以他只能将未经认真分
析就简单从伯尔曼等人的解释模式那里转换出来的“权利的解释模
式”停留在主张或口号的层面上，而未能切实地落实于《权利》的诸
研究之中。换个角度说，这导致了《权利》一书在解释模式上的混乱，
一是没有“权利的解释模式”的统一运用，二是“权利的解释模式”与
其原本欲图替代的其他解释模式的混杂运用，更看不到“一种适合于权
利及其历史的而不是适合于经济、哲学、政治及其历史的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有别于一般法律及其历史的解释理论”（“绪论”，页33）的运用。
其次，除了上述夏勇所谓的互动解释模式未在研究实践中得到论
证、进而在《权利》一书中未得到建构以外，实际上《权利》一书因对
【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与西方人权利发展相同的预设，从而也未对“权利发展
与社会发展具有互动关系”这一逻辑假设做出证明，具体来讲，就
是对立基于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权利发展的特定关系没有进行分
析和论证。众所周知，“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这一论点，乃
渊源于伯尔曼等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法律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提出的假设
并在具体研究中经过证明而获致的结论。然而，夏勇却不知不觉地将这
一产生于西方社会经验并在其间基本得到证明的分析性假设
（【创建和谐家园】ytical presuppositions），转换成了一种“业已证明了的命题”
（verified propositions）而适用于中国权利发展的状况（但实际上这
一假设在中国的社会经验中并未得到证明）。这种在研究中将西方的研
究结论理所当然地变成一种不需证明的前提，而不是研究和分析的对象
［10］，在某种程度上就限定了或者说是转换了《权利》一书的基本研
究论题，亦即原本应当对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在中国的具体场域中是如
何发生互动的过程与进程进行描述，对【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为什么会达致当
下的现状进行解释进而发现【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的特定道路，以及对促使中
国人权利发展之特定道路得以形成的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及历史的因素
做出分析，而在《权利》一书的具体研究中却被转换成了描述和解释中
国权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利保护机制的现状的论题。前者讨论中国人
权利发展题域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后者则关注“是
什么”的问题。
因将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这一对中国权利发展研究而言只是一
种逻辑的假设转换成《权利》一书展开的研究所赖以为基的一种业已证
明的前提而导致的《权利》论题的转换，无疑又内在否定了《权利》一
书所设定的探寻中国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互动中的权利发展的特定道路
的论题。人所周知，只有在原本讨论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在中国场域是
如何进行以及为什么这样进行互动的过程的论题中，也即将它作为假设
而在本土的证明中，论者方能洞识【创建和谐家园】利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得
以发展的轨迹以及【创建和谐家园】利的发展是否与西方人权利的发展那样会对
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将论题转换成了对作为法
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的【创建和谐家园】利现状的描述和解释，所以作
为结果，《权利》一书基本上只局限在发见【创建和谐家园】利的多少、质量以
及权利项的侧重等面向，而未能探究出中国社会从相对不重视权利到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真实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与权利之间的
真实的互动关系。
这种论题的转换，更为严重的是在《权利》的具体研究中还表现为
对研究方法的侵损。可以说，这从另一面向使原本因主观凭空建构而无
以落实的“权利的互动解释”模式更加重了它与具体研究不相干的成分：
绝大部分研究基本都是静态地对【创建和谐家园】利现状本身的分析和考查，而
未能够对【创建和谐家园】利得以发展的背后的社会变迁给出分析，未能对中国
权利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也大体上未能对中国改
革以后究竟是社会哪些方面的发展促进了【创建和谐家园】利观念的转化以及社
会的当下发展中的某些因素是否会扼制【创建和谐家园】利观念的强化做出讨
论，更未能对中国权利保护机制的恢复和建构起作用的各种政治的、经
济的和社会的机制的真正确立的问题，以及对中国权利体系的建设的其
他制度的健全以及推进种种权利体系趋于完善的社会发展进程等问题进
行分析和研究。甚至连《权利》一书的编者为进行【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研究
而设计的访问调查问卷中共三组65 个问题里，也不仅看不到权利的社会
学视角的显现，而且几乎没有欲图证明【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
的问题。相比之下，更多的倒是那些关注被调查者对自身权利状况的态
度、对自己权利实现和保护的途径、对法大抑或权大等一般性问题的静
态视角的显现。
四
综上所述，《权利》一书的论者对【创建和谐家园】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
利保护机制发展道路的研究意图以及在这种意图中所欲图建构的“权利
的社会理论”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社会学
视角，无疑给中国法学研究尤其是权利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并
为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标示了某种方向。但是，《权利》一书的
这种意义还只是一种可能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它所欲图建构的“权利的
互动解释模式”还是“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论题，都因其对中
国人权利发展与西方权利发展的相同性预设以及对解释模式建构条件和
假设必须论证等问题的忽视，而实际上在其具体研究中未得到切实的建
构，只停留在了口号或主张的层面，最终致使《权利》一书设定的探寻
【创建和谐家园】利发展的特定道路的核心论题基本落空。
然而，我依旧要指出，《权利》一书论者的努力及其所体现出来的
使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并不会因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而遭完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