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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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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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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由时间和空间组成。时间再怎么长,也就百来岁吧,延长余地不大,但空间就不一样了,伸缩的范围可以非常悬殊。因此,生命质量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与空间相关。
在交通艰难的古代,很多学人走不了太远,但他们心中的天地却很辽阔。这种辽阔,是一些无畏的旅行家给予的,用他们的脚步,用他们的记述。这样的旅行家不仅提升了自身生命的质量,而且也提升了整个文明的质量。
正由于此,当我钻研书库多年之后,越来越钦佩古往今来那些用生命历险来阅读空间大书、写作空间大书的人。终于,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感谢广大读者一年又一年地关注着我,追随着我,使我的旅程哪怕再艰苦、再危险也不寂寞。如果说,我的文化知识大半来自书房,那么,我的文化感悟则大半来自旅途。在半路客栈中把新获得的文化感悟匆匆写下来与广大读者分享,是我的一大幸福。
我开始出行时事事困乏,连照相机也没有,因此对于所见景象只能靠文字来描绘。这当然也有好处,使文字承担起了更完整的责能,具有一种可以舍弃图像的独立性。我的很多读者也习惯了这种不带图像的文字,后来看到我在书中印了一些照片还来信提意见,认为是画蛇添足之举。但是我的旅行方式毕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最后甚至成了与电视台的紧密合作,已经很难离开图像了。
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拥有庞大的图片库,他们计划从我的旅行文字中选摘一些出来配上足够的图片编一套书,交由希望出版社出版。提出过类似要求的人不少,有的还真编了书,让我上当受骗,但我这次看他们每一步都做得扎实有序、诚信可靠,也就答应了。
编这套书,我没做什么事,若有功劳,全应算在编排者和出版者身上。我希望这套书能鼓励更多年轻读者踏上更开阔、也更文化的人生旅程,也希望更多由于事务繁忙或年迈不便如此出行的读者能由这套书而弥补人生缺憾。
是为序。
2004年8月
渤海国都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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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对于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我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即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一带旅行的时候,知道当年的流放犯曾对着这个地区一圈巨大的城墙墙根遗迹深感惊讶。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历史学造诣的大学者,他们也想不出在遥远的古代这儿曾屹立过一座什么都城。
他们凭常识即可判断,拥有如此宽阔的基座的城墙一定是极为宏伟的,那么这座都城也一定气势非凡,但它为什么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中的少数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测,但他们是严谨的学者,身处的恶劣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检阅资料、测量挖掘,他们也只能把猜测咽进肚里去了。
李白醉酒图。民间传说中,诗人还是一个通晓渤海国语的奇才。
我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联想到中国流传极广的那个有关诗人李白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李白有一次因皇帝求他写点东西居然要朝中显贵杨国忠替他捧砚磨墨,高力士替他脱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写什么重要东西可以容忍我们的诗人如此大摆架子呢?人们记得,原来皇帝收到一个叫做渤海国的番国送来的信,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识那种文字,很丢人,后来还是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解决了问题。李白要帮着皇帝写回信,当然可以摆摆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当作历史来相信,但流放者们发现的城墙墙基,却确确实实就是渤海国首都的所在地!
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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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绵延到远处。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寻得干干净净,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呆着。再往里走,看到了也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据说还无意地或有计划地从地下挖出过不少零星物件,蛛丝马迹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证,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3 0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1 0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也有5里,内中排列着5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着我参观的牡丹江文化局副局长刘平先生以前曾负责过这里的发掘和管理工作,他说,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不仅是渤海国的百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着5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数万人的现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一副何等样的景象!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盛唐文明与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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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资料中知道,渤海国是当时东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自治藩国。可以想象,刚刚从一种比较原始的游牧生态走过来的部落,要不要接受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会经历一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翻来覆去斗争了好多年,终于以先进战胜保守,以文明战胜落后,在大仁秀时期(8 1 7—8 3 0)达到鼎盛,世称“海东盛国”,其首都与唐朝长安一东一西地并立于世。但是,切莫乐观,先进真的战胜了保守吗?文明真的战胜了落后吗?未必。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搬到社会历史上来常常碰壁。“海东盛国”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忌恨了,它与唐朝的亲密交往也太让别的游牧部落看不惯了,它所汇集的财富太让人眼红了,它拥挤的街市太能够【创建和谐家园】别人的占领欲了,它播扬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别人要来吞食它的野心了,于是,它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时期,千万不要为万众瞻仰而高兴,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严重的危机已在那里埋伏。
大仁秀时期才过去1 0 0年,公元9 2 6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像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戏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但仔细一想,这个结尾却也是合乎逻辑的。
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盛唐文明,怎么还会被游牧民族所灭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会频频出现。遥远的唐朝有时可以在实力上帮点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经历着复杂的内部斗争,后来自己也灭亡了,怎么帮得上呢?因此,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创建和谐家园】,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海东盛国”毁于契丹人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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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国首都城墙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韧的心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还不至于很快就退化,但野蛮者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契丹人占领渤海国首都之后,先是尽情地抢掠了一番,后来发现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无声的砖石檐墙、大街通衢也会构成一种强大的故国之思和复仇意念,要去捕捉却又不知去向,以为没有了却又弥漫四周。契丹人恼怒了又胆怯了,胆怯与野蛮一结合总能做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坏事,他们下令腾出首都,举国南迁,逃开这些街道和楼宇,拆散这些情绪和气氛,然后放一把大火把这座都城彻底烧毁。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时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记得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石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粘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断裂。这场火看来实在是不小,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是烧沸了的,那么,远远滋润着它的无数水源也都会连带着燥热起来,在地下蒸腾。
但是蒸腾也就蒸腾罢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却,朔北的长风把最后一缕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热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从渤海国南迁的人四处散落,几代之后,连一个渤海人的后裔也难于找到了。
我们仍然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从废墟到镜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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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有时也会被身边的烦嚣搅得头昏脑涨,很想躲开城市,进而对呼唤城市文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经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我们是否一定要去钻进别人已想钻出的怪圈?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现渤海国遗迹的清代流放者们。他们被城市放逐了,离别城市那天还涕泪交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大都市的废墟,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大多会从废墟中领悟城市里功名的无聊,从而获得平静和超越,减轻心头的苦痛。
记得离开渤海国废墟后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镜泊湖。面对着镜泊湖宁谧的美景,我曾想:废墟傲视着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镜泊湖则又进一步傲视着废墟的短暂。渤海国的废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镜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万多年。废墟是以往功业的遗留,镜泊湖完全离开了功业,因此也没有废墟,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妩媚,妩媚了上万年也不见老,被它妩媚的建功立业者都一一化作了尘土,而它还是妩媚着。像镜泊湖一样冷清和漠然,多好。
这么一想,我似乎获得了全然解脱,就像老庄哲学曾经给过我的,但很快我又感到了这种解脱的虚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万古湖山,事实上我就连在镜泊湖住上较长时间也会因寂寞、孤独而无法适应。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装扮的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几步之外就是世俗人性的广阔绿洲。每天都这么走,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
承德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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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德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的背后。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都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创建和谐家园】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康熙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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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
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说来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辨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8岁即位,1 4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必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1 6岁上干净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2 0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8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1 6 9 1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5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大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去修理长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德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空泛,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承德避暑山庄其实就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木兰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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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2 0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4 8次。
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1 7 0多座大帐篷为“内城”,2 5 0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的齐声呐喊下,康熙一马当前,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到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卒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1 7 1 9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还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只,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创建和谐家园】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账,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创建和谐家园】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运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创建和谐家园】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创建和谐家园】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哪个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一所“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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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早在3 0 0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3 1 8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
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4 8年,亲政3 8年,竟有2 5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2 0多年的【创建和谐家园】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死也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
乾隆的“十全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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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猎”,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界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着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创建和谐家园】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惟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6首御制诗,以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两个文明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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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1 8世纪(乾隆正好死于1 8世纪最后一年),1 9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于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
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创建和谐家园】的梦幻之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的边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哑。
1 7 9 3年9月1 4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 6 8 4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7 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19世纪的中国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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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大概是【创建和谐家园】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