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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吗？”

  “是的，” 他说， “我想是的。”

  他挂上电话， 再次走到壁炉跟前， 用拨火棍搅动着灰烬。他看见一小片挡泥板和一块公路碎片， 就是这些。显然， 就是该用火来对付这幅画。这就是你通常用来杀死超自然恶魔使者的办法吗？ 当然是的。他自己就试过几次， 在《启程》中最明显， 这本小说他写的是闹鬼的车站。

  “是的， 真是这样，” 他说， “烧掉， 宝贝儿， 烧掉。”

  他想喝点饮料， 刚才他答应自己可以喝点什么， 然后他记起醋瓶被打翻了（现在可能沾满了弄洒的燕麦片——— 真糟） 。他决定先上楼。按书中所说——— 比如理查德·金内尔写的一本书——— 经历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之后， 要想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实际生活中， 他想他可能还是睡得好。

  其实冲澡时他就在打盹， 靠在背后的墙上， 头发上满是洗发香波， 水冲击着他的胸脯。他又回到了旧货市场， 放在纸制烟灰缸上的电视正在播放茱迪·狄门的图像。她的头回到了躯干上， 但是金内尔可以看清验尸员粗糙而工业化的针脚——— 就像一根令人毛骨悚然的项链环绕着她的咽喉。她说话了： “现在是新英格兰新闻专线最新播报。” 金内尔做的梦总是很逼真——— 他竟然能够看见那些针脚随着她讲话而时松时紧， “波比·海斯汀把他所有的画都烧了， 包括你的， 金内尔先生那幅画就是你的， 因为我确信你知道。【创建和谐家园】， 你看见标牌了。哎呀， 我收了你的支票你该感到高兴。”

  烧了他所有的画， 是的， 当然他烧了。金内尔在他水淋淋的梦里寻思着， 他不能忍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纸条上这么写着， 当你准备庆祝时， 你没有停下来看你是否想从火中救出一幅特别的作品。正是你给《公路病毒向北进发》带来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不是吗， 波比？ 也许纯属意外。你是个天才， 我立刻就知道了， 但是天才与那幅画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

  “有些东西总是能幸免于难，” 茱迪·狄门在电视上说， “不管你如何努力试图摆脱， 它们仍然源源不断地重现在记忆里， 就像病毒的侵袭。”

  金内尔伸手转换频道， 但是显然无论怎么换， 只有茱迪·狄门的节目。

  “你也许会说他打开了一个通往地狱的门，” 她现在说， “我指的是波比·海斯汀， 他就是从那个门里开车出来的。很好， 不是吗？”

  金内尔的双脚打滑， 但还没有让他完全跌倒。

  他睁开被香波刺得有点发疼的眼睛（在他打盹时， 白色浓稠的普雷尔香波已顺着他的脸往下流） ， 于是他用手接点水把眼前的香波冲洗掉。这样洗了一次， 正伸出手准备再洗时他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刺耳的隆隆声。

  别那么蠢， 他自言自语： 你听到的只是淋浴的声音。其他的只是想像， 你愚蠢的训练过度的想像。

  然而这不是想像。

  金内尔伸手把水关上。

  隆隆声继续着， 低沉而有力， 来自外面。

  他走出浴室， 身上滴着水来到了二楼的卧室。头发上还有香波， 好像他在打盹时头发都变白了， 仿佛梦中的茱迪·狄门让他白了头。

  我为什么要在旧货甩卖那里停下来？ 他问自己， 但是他找不到答案。他想没人能够给他答案。

  他走到窗前向下看私人车道时隆隆声越来越响——— 私人车道就像阿尔弗雷德·诺伊斯诗里的景物那样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他拉开窗帘往外看， 却发现自己想起了前妻萨莉， １９７８ 年他在世界幻想大会期间遇上她。现在萨莉在她的移动房屋里出版两本时事通讯，一本叫《生还者》， 一本叫《来客》。俯视着车道， 金内尔的脑子里同时冒出这两个书名， 就像立体投影仪的双重影像。

  他的来客肯定是个生还者。

  大艾姆就停在房子前面， 两根铬合金尾气管排出的白雾在静谧的夜色中袅袅升起。驾驶坐旁的门开着， 不仅如此， 照在门廊前的灯光告诉金内尔前门也开了。

  金内尔想是忘了上锁吧， 一只没有感觉的手抹去了前额的泡沫， 也忘了重新设置防盗警报并不是说这样做了就能对这个家伙有什么用。

  唔， 或许都是因为想着特鲁迪姑妈才会这样， 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这个想法马上让他感到不安。

  生还者。

  大引擎轻轻地发着隆隆声， 也许至少是带四缸汽化器、重磨阀门和燃料注入的４４２ 车型。

  这个光着身子的男人顶着满头泡沫， 拖着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腿慢慢转身， 看见了他床上方挂着的画， 他好像早就料到画会在那儿一样。画中的大艾姆停在他的车道上， 驾驶座的门开着， 铬合金尾气管里冒出两缕废气。从这个角度他还可以看见房子的前门打开着， 一个长长的人影投射在厅内。

  生还者。

  生还者和来客。

  现在他听得见上楼梯的脚步声， 步履沉重， 不用看也知道这个金发小伙穿着骑摩托车的靴子。手臂上刻着“死在耻辱之前” 的家伙总是穿着摩托车靴子， 就像他们总是抽没过滤的骆驼烟。这些东西就像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

  还有刀子， 他将带着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子——— 其实更像是一把弯刀， 那种一刀就可以砍下人头的弯刀。

  他会咧开嘴笑， 露出那些尖尖的吃人的牙齿。

  金内尔知道这些， 毕竟他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人， 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勾勒一幅画面。

  “不，” 他低声说， 突然发觉自己全身【创建和谐家园】， 突然周身皮肤冰冷， “不， 请走开。” 但是脚步声还在走近， 在走近。你无法让这样的一个家伙走开。不会起作用的， 这不是故事应有的结局。

  金内尔听见他走上最后一级楼梯。外面大艾姆还在月光下隆隆地响着。

  现在脚步沿着客厅过来了， 磨旧的鞋跟敲击着抛光的硬木地板。

  金内尔感受到一阵可怕的麻木。他努力从麻木中挣扎出来， 然后逃向卧室， 想在这个东西进来前把门锁住， 但是肥皂水又让他滑了一下， 这次他倒下了， 背平躺在橡木地板上。门弹开了， 摩托靴穿过房门朝他躺的地方走来。而他全身【创建和谐家园】， 头发满是普雷尔香波。这时他看见床头的墙上挂着那幅画， 在他屋前停着的公路病毒， 驾驶座旁的门开着。

  他看见驾座旁边的凹背折椅上都是血。我要出去， 我想， 金内尔边想边闭上了眼睛。

  午餐惊魂

  那是在纽约的一天， 我路过一个非常雅致的餐馆。餐馆里一个领班正领着一对夫妇到他们订的座位上。那对夫妇在争论着什么。领班看见我朝我眨眨眼， 那眼神可能是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于是我回到宾馆写下这个故事。在写这故事的三天里， 我完全沉浸在里面。对我来讲， 写它的原因不是神经兮兮的领班， 而是将要离婚的夫妻间的古怪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 他们比领班更神经兮兮， 神经多了。

  一天， 我从经纪行下班回家， 发现饭桌上有妻子写的一封信，其实应该说是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她要离我而去， 打算离婚， 要我等她律师的通知。我坐在饭桌边的椅子上， 难以置信地反复读着字条。过了一会儿，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 查看衣柜。她的衣物全不见了， 只留下某人送给她的一条运动裤和一件难看的运动衫， 运动衫前面用耐洗的原料印着Rich Blonde 。

  我返回餐厅的饭桌边（餐厅在起居室的另一头， 这是一套只有四个房间的公寓） ， 再一次看着那六句话的字条， 没有什么新发现，但卧室那半空了的衣柜使我开始相信字条上所说的。字条上的语气十分冷淡， 没有“爱” “好运” 这样的字眼， 甚至连结尾的“最好的祝福” 都没有， 最后的“保重” 还算温馨， 在下面她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黛安娜。

  我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橙汁， 想把杯子拿起来时， 杯子滑落在了地上。橙汁撒在低层的橱柜上， 玻璃杯破了。我知道， 如果我去拾碎片可能会把手割破， 因为手在颤抖。但无论如何都要捡起来， 我真的把手割破了。两个地方被割破， 但都不深。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玩笑， 而后意识到不是。黛安娜不是会开玩笑的人， 但问题是这件事我以前都没注意， 也没有前兆。我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我变傻了， 还是变麻木了。在随后的几天里， 我一直在想我们两年婚姻生活的最后六个月或八个月， 后来两个时段都想。

  那晚我打电话给她在鲍德里奇的娘家， 问黛安娜是否在那里。

  她妈妈接的电话并说： “她在， 但不想和你谈， 别再打了。” 然后是挂断的声音。

  两天后， 我接到黛安娜律师的电话， 他自我介绍叫威廉·汉姆伯特， 在断定他确实是和史蒂夫·戴维斯说话后， 开始称我为史蒂夫。这可能有点难以置信， 但事实如此， 律师就是这么古怪。

  汉姆伯特说下星期初我将会收到一份“正式文件” ， 并建议我准备一份概括性的开场白以化解家庭事务的危机。他也忠告我别做任何“突然性的信托转移” ， 还让我在这段财务上不好清算的时期保留所有新购买物品的收据， 即使是最小的东西。最后他建议我找个律师。

  “您能听我说几分钟吗？” 我问。我低着头坐在办公桌前， 左手扶着前额， 眼睛闭着， 不愿看电脑屏幕上明亮的数据线， 那时我也许哭了， 眼睛里像落进了沙子。

  “当然， 很愿意听， 史蒂夫。” 他说。

  “我要对你说两件事。第一， 你说‘化解家庭事务危机的开场白’ 就是说准备结束婚姻， 如果黛安娜认为我要骗她的财产， 那她就错了。”

  “是。” 汉姆伯特说， 并非同意我的想法， 而只是表示了解。

  “第二， 你是她的律师， 不是我的。不要带着施惠的随意的口气叫我的名字， 在电话上这么叫， 我就挂断电话。当我的面叫， 我会揍你个眼冒金星。”

  “史蒂夫戴维斯先生， 我不认为“

  我挂断了电话， 这是自从我在饭桌上发现上面压着三把公寓钥匙的字条那刻起第一件给我【创建和谐家园】的事。

  那天下午， 我向法律部的朋友谈起这事， 他向我推荐了一个处理离婚事务的律师朋友， 叫约翰·林。我约他第二天见面。我尽可能晚地从办公室回家， 在公寓里徘徊了一阵， 决定出去看电影， 可找不到我想看的影片； 想看电视， 也没什么好看的， 只得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然后我发现自己站在卧室里， 站在１４ 层高的临街窗前。

  我扔掉了所有的烟， 甚至扔了从我书桌抽屉最里面翻出的一包可能放了十年的总督牌香烟， 因为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世界上怎么会有像黛安娜·考斯洛这样的人！

  虽然我２０ 年来每天抽一两包烟， 并没有突然想戒， 也从没心生厌倦， 更没有什么心理暗示——— 你妻子出走两天后是戒烟的最好时机。我只是将整条的、半条的和两三包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到黑暗的窗外， 然后关上窗户（我从未想过把自己扔出去比把烟扔出去更管用， 还没到这种地步） ， 躺在床上， 闭着眼。过了今晚， 明天对我来说可能会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之一， 更可能的是到中午我又开始抽烟了。前者我预料对了， 后者错了。

  接下来的十天， 我忍受着没了尼古丁的肉体折磨。那段日子很艰难， 经常有郁闷的感觉， 但远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糟。尽管我想不戒了， 狂抽几十支， 不， 要抽几百支才过瘾， 但都克制住了。有时我想如果再不抽烟我会发疯的， 在街上经过抽烟的人时我想朝他们喊： “给我抽， 妈的， 那是我的！” 但我没有喊出来。

  最难熬的是深夜， 我以为（但我不敢肯定， 从黛安娜离开那时起， 我的思想就混乱了） 戒了烟会睡得更香， 但没有。有几个晚上我双手抱着枕头， 看着天花板， 听着警笛声和卡车隆隆驶进市区的声音， 一直到凌晨３ 点还是睡不着。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街正对面韩国人开的２４ 小时超市， 想到超市里白色的日光灯， 亮得像库伯勒·洛斯的濒死体验。白光从橱窗间透出来照在人行道上， 在那里， 再过一个小时， 两个年轻的戴着白色纸帽的韩国人将开始装水果。我还想到柜台后站着的那个年纪大些的韩国人也戴着白色的纸帽， 他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香烟架， 就像《十诫》中查尔顿·赫斯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石碑那么大。我想起身， 穿上衣服， 下去买一包（也许一条） 万宝路， 然后坐在窗户边一支接一支地抽， 直到东方发白、旭日东升， 但我没这么干。半夜里我靠数香烟的牌子入睡， 而不是数绵羊： 云斯顿， 云斯顿１００ 超长型弗吉尼亚细长型， 道拉尔功勋功勋１００ 超长形骆驼骆驼过滤嘴骆驼温和型。

  后来， 大约是在我开始更清醒地审视我们婚姻生活的最后三四个月时， 我开始明白自己当初决定戒烟， 并不像最初以为的那么轻率， 更不是不理智。我不是伟大的人， 也非勇敢的人， 但戒烟的决定也许既伟大又勇敢。这很有可能， 有时我们会超越自己。总之，在黛安娜离开的日子里， 这个决定算是给我找了点事儿做， 也给我的不幸做了另一个解释。

  当然我也思考过戒烟对那天在哥谭餐馆里的事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但谁能预测到那样的事？ 我们没有人能预测我们行为的最后结果， 甚至没几个人试着预测。我们大部分人所做的就是延长短暂的快乐或解除痛苦。即使我们为最神圣的理由而做事时， 也常常有某一环滴着某人的血。

  在我在西八十三大街吞云吐雾那晚后， 过了两个星期， 汉姆伯特又打电话给我。这次他很正式地叫我戴维斯先生。他感谢我通过林先生把各种文件的复印件转给他， 并说该是我们四个坐下来吃顿饭好好谈谈的时候了。我们四个就包括黛安娜， 自从她离开的那天早上开始我就没见过她， 甚至那天早上我也没真正见到她。她一向都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睡， 我连话都和她说不上。我的心跳在胸膛里加速， 脉搏在拿电话的手腕中鼓动。

  “有很多细节要分析， 很多相关条件要讨论， 该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了。” 汉姆伯特说。他迟钝的轻笑在我耳边响起， 像一个冷漠的大人给小孩买了一块糖。“一般在委托人会面之前最好有一段时间， 一个冷却期， 但根据我的判断， 现在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将有助于——— “

  “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要——— ” 我说。

  “一起吃午餐， 后天怎样？ 你有空吗？” 他嘴里说着， 但语气却明显是： 你当然会来， 只为了再看到她， 体验她的手轻触你的感觉， 对吧， 史蒂夫？

  “我周四没有其他事， 所以没问题， 我应该带我的律师吗？”

  那呵呵的笑声又在耳边缓缓响起， 像发霉的果冻。“是的， 我想林先生愿意来。”

  “定在什么地方？” 我还想知道谁买单， 接着又笑自己天真。我的手伸进口袋想拿一支烟， 拇指指甲下面的肉却触到牙签的尖头。

  痛了一下， 我把牙签拿出来， 看看上面是否有血。没有， 我便把它叼到嘴里。

  汉姆伯特还说了什么， 我没听进去， 看见牙签使我又马上想起自己在生活的浪潮里无依无靠地漂浮。

  “什么？”

  “我问你是否知道第五十三大街上的哥谭餐馆。” 他说， 好像有点不耐烦， “在麦迪逊广场和公园之间。”

  “不知道， 但我肯定能找到。”

  “中午怎么样？”

  “行。” 我说， 想让他转告黛安娜穿那件点缀着黑色图案的旁边开衩的绿色衣服。“我再跟我的律师确认一下时间。” 我想起“律师” 是个傲慢而可憎的词， 却无法不用它。

  “确认一下吧，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给约翰·林， 他哼哼哈哈地说了好多话（不是愤怒地说， 而是考虑周全地告诉我） ， 足可证明他不愿去， 然后说他在那个时间有个会。

  我挂了电话， 坐回电脑前， 寻思着事先不抽上至少一根烟， 我怎么可能见黛安娜。

  在计划吃午饭的那天早上， 约翰·林打电话告诉我他不能去，告诉我他得取消这个饭局。“我妈妈， 她从该死的楼梯上摔下来，折断了腰骨， 在巴比伦。我现在去潘恩火车站， 我要赶火车。” 像是一个人在说他必须骑着骆驼穿过戈壁滩。

  我想了想， 指间一用力折断了一根新牙签。两根用过的牙签放在我电脑边上， 尖头都磨掉了。我只要看到它们， 就很容易想到胃里充满了尖利的小刺。我注意到， 要改掉一个坏习惯， 似乎只能用另一个坏习惯去替代。

  “史蒂夫， 你在听吗？”

  “在， 很抱歉听到你妈妈受伤了， 但我会去的。”

  他叹了口气， 之后， 带着同情急急忙忙地说： “我理解你想见她， 这样你就必须特别小心， 不能出错。你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她也不是伊瓦娜， 但走到要离婚的地步就肯定有人有错。你本人没有什么不对， 特别是过去五年。”

  “我知道， 但——— “

  “但其中的三年，” 他的声音压过我， 像穿上大衣一样拿出法庭上的腔调， “黛安娜不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生活伴侣， 也没有一点贤内助的样子， 在你娶她之前， 她只是黛安娜·考斯洛。”

  “是， 但我要见她。” 我的想法可能让他发疯， 如果她穿着那件带黑色图案的绿色衣服我就想见她， 因为她很清楚那是我最喜欢她穿的衣服。

  他又叹了口气， “我不能再说了， 要不然就赶不上火车了， 下一趟要到１０ 点１０ 分才开。”

  “去赶火车吧。”

  “我会的， 但首先我还是要努力让你明白， 这样的会面就像一场格斗。律师是骑士， 客户就暂时被保护起来， 他是一手握着巴里斯特先生的长矛， 一手牵着缰绳的律师骑士。” 他的语调表示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古老比喻。他又说： “你告诉我你要去， 由于我不在场， 你将骑着我的老马， 没有长矛， 没有盔甲， 没有头盔， 甚至可能没有护挡就朝那家伙冲去。”

  “我要见她， 我要看看她怎么样了， 有没有变化。嘿， 没有你在场， 汉姆伯特也许不会谈那些文件。”

  “噢， 不可能那么好吧。” 他发出轻微的嘲笑， “我说服不了你，是不是？”

  “是。”

  “好， 那么我要你遵守几个规则， 如果我发现你没有照做， 还把事情弄糟， 那我就采取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不接你的案子， 你在听吗？”

  “我在听。”

  “好， 史蒂夫， 别冲她嚷嚷。这是第一规则， 你听到了吗？”

  “好。” 我不会冲她嚷嚷， 因为既然我能在她出走两天后就戒烟并坚持下来， 我想我就能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不骂她【创建和谐家园】。

  “别冲律师嚷嚷， 这是第二规则。”

  “好。”

  “别只说好。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他也很不喜欢你。”

  “他甚至连我都没见过， 他凭什么对我有成见？”

  “别犯傻， 他收了钱就得对你有看法， 就是这样， 所以答应我，并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