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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诩为何如此力挺曹丕呢？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曹丕是当年宛城阴谋的参与者——尽管他那年才十岁，未必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参与者就是参与者。
曹植虽也是卞夫人的儿子，可在宛城之战这件事里，他是完全无辜的。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宣布彻查宛城事件，那么连曹丕带贾诩都要倒大霉；但如果曹丕当了皇帝，宛城事件便会被彻底掩盖起来，没人会再提起。
曹丕没有辜负贾诩的厚望。当他篡位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销毁以及修改关于宛城之战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陈寿的《三国志》里，看不到半点贾诩与宛城之战有关联记载的原因。而贾诩则被授予太尉之职，用来酬谢他为自己和自己母亲所做的一切。
贾诩明白自己所隐藏的秘密有多么深重，他对于曹丕不能完全信任，害怕有一天会被皇帝灭口。于是，这位策谋深长的老人老老实实地蛰伏起来，平平安安地渡过余生。史书记载贾诩在魏国的晚年生活是“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完全是夹起尾巴来做人。
天下人都称赞他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哪里知道这位智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实情。
可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宛城之事尽管保密功夫做得极好，曹丕和贾诩都闭口不谈，可还是有丝丝缕缕的猜疑与揣测在隐秘地流传着。我们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尚且可以凭借只言片语推断出事情的真相，当时的人显然更有条件进行推测。
有一本叫做《荀勖别传》的史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武帝的时候，司徒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就问荀勖什么人可以接任。荀勖回答说：三公是极其尊贵的职位，不可以轻易授予别人，当年魏文帝曹丕授予了贾诩太尉的职位，孙权在江东听到以后，为之嘲笑不已。
天下人都认为贾诩是高人，为何孙权却要嘲笑他呢？莫非是知道贾诩的什么丑事，觉得这种小人不配担任三公？
再联想到南朝宋时的裴松之，恰恰是从吴国的官修史书里找出了贾诩与宛城之战的联系。我猜，大概是宛城之战被当时的人猜出一点端倪，流传到了江东，被孙权听到了一部分真相，特意记录在史书里。
当我们后来之人翻开满是灰尘的木简，这些只言片语就会变成一把古旧的钥匙，引导着我们打开一扇大门，门后则是一个充满阴谋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的建安二年春夜，贾诩就这么矗立在宛城城楼之上，安详地等待着。不知在那个时候，这个宛如恶魔一般的男子会低声呢喃些什么。
《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
我对《孔雀东南飞》的兴趣，最早始于陆侃如先生。他在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考官问他孔雀为何东南飞，陆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楼。”以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有问有答，可谓精妙之极。
《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不过当时只是沉浸在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之中，并未有其他想法。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厌倦了魔兽、看腻了【创建和谐家园】，重新从书架上抽出这首长诗，决定陶冶一下情操。
这一次重读，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多加注意的细节：这首诗篇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故事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会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发生奇妙的交集呢？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考据的兴趣。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的序里提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可见这个故事发生在庐江，而且能称府的，只能是庐江郡的治所。后汉时期庐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间，才迁移到了皖城。《孔雀》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皖城。这个后面会有解释。
按照诗里描述的情节，刘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先是县令来向刘家求亲，被拒绝之后，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说客，为自己第五个儿子求亲。刘兰芝的哥哥说嫁给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属的诸曹掾史中的一员，职位在功曹、督邮、都尉、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个上计吏，拿的是最低级的工资——佐史奉，一个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较贫寒，还得让老婆“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每天织布以补贴家用。
这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刘兰芝做儿媳妇的太守，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是《孔雀》一诗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一座重要桥梁。虽然诗里没有明确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选来。
简单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间按照先后顺序担任庐江太守的，有陆康、刘勋、李术（述）、孙河、孙绍、朱光、吕蒙——中间其实还有个雷绪，但他只是盘踞，并没正式获得任命，不算在内。
建安年间的庐江太守演变历程大略如下：
陆康是灵帝时人，约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为庐江太守，他在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被袁术派孙策杀死。袁术随即委派麾下大将刘勋继任庐江太守，迁治所于皖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勋被孙策杀死，孙策派了李术（述）担任庐江太守。建安五年，孙策死后，李术颇有反意，被十八岁的孙权一举击败，随即孙河被擢为庐江太守，但很快这个头衔又让给了孙绍（这个孙绍不是孙策的儿子，而是北海人，后来做了孙权的丞相）。但因为雷绪、梅乾、陈兰等人一直闹事，庐江一直无法安定。
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单骑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绪等人投降，皖地遂平。随后曹操又派了朱光来做庐江太守，以巩固皖城一线。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攻下庐江，俘虏朱光，吕蒙拜为庐江太守。从此庐江一分为二。吕蒙转任汉昌太守后，吴属庐江太守在孙河、孙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归到了徐盛头上。而魏属庐江太守则是刘馥的儿子刘靖——不过那都是曹丕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娶刘兰芝给自己第五个儿子的太守，应该就是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陆康可以排除。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庐江太守的时间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间。
通读《孔雀》一诗可知，故事发生的时候，庐江还是个太平地方，老百姓不为战乱所苦，日子过得尚算温饱，大家吵吵嚷嚷为琐事烦恼。太守尚有闲情逸致给自己第五个儿子娶媳妇，婚礼大操大办，十分隆重。
这样一来，吕蒙、孙河、孙绍三位也被排除了。
吕蒙被拜为庐江太守时，正驻屯浔阳，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庐陵山贼。庐陵山贼被平之后，吕蒙紧接着就去攻打长沙、零陵、桂阳，忙得晕头转向，庐江事务恐怕根本顾不上，更别说给自己儿子娶老婆了。
孙河担任庐江太守的时候年方弱冠，别说生不出五个儿子，就是生得出，也没法办婚礼。而且孙河接任庐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寻常。当时孙权刚接替孙策，立足未稳，急于立威，所以对当时担任庐江太守的李术下了狠手。过程极其惨烈：“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三国志·吴主传》）先是困城，后是饥荒、屠城，然后又是大迁徙，庐江百姓救死不暇，谁也不会有心情办什么婚礼。
而接任孙河的孙绍，年纪虽然够了，但他面临着南方雷绪等人的叛乱、北方扬州刺史刘馥的制压，焦头烂额，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跑了，也没余裕做这件事。
朱光是庐江太守里在位最长的，他于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孙权俘虏，少说也有十年光景。他会不会就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间，为了防范东吴的军事压力，治下居民尽数东迁，整个庐江只留下一个近乎军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汉中数万户，让诸葛亮经营几十年都不能彻底恢复。从庐江等地一次迁走十几万户，这等规模，可见对当地经济伤害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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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刘勋和李术。
也就是说，《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间。
刘勋在任时间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术在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们两个，谁才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看来我们还是要从诗中去找证据。
焦仲卿回去与母亲诀别的时候，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庭兰就是白玉兰，一般于农历二月中至三月初开花，花期为整个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长江流域的白玉兰花期一般在农历一月。根据竺可桢的观点，汉末正处于中国历史第二个寒冷时期，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1到2摄氏度，所以位于江南的庐江，花期也会和现在黄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从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来看，所谓“大风寒”正是一岁之初倒春寒之际，大概就是二三月间。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孔雀》诗里说得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
〖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
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
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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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
日子较难推算，因为在灵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术》的作者刘洪改进过的四分历。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后汉书·献帝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为甲子。
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命理学说来看，都不算吉日。
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庐江太守正是李术。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李术的经历。
根据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此人是汝南人，在孙策麾下颇受信重。建安四年，袁术去世，袁术手下的一部分将领企图投奔孙策，却被庐江太守刘勋截杀。孙策大怒，挥军攻拔庐江。刘勋无路可去，只能北上投奔曹操。孙策就地派麾下大将李术担任庐江太守，还拨了三千人马给他。
曹操眼见孙策坐大，深恐在没消灭袁绍之前腹背受敌。恰好荀彧给他推荐了一个叫严象的人在南边对付袁术。袁术既然死了，曹操便就地任命严象为扬州刺史，去安抚孙策，还举孙权为茂才以示亲切。严象没想到的是，他一抵达庐江，就被李术杀掉了。
李术杀严象，究竟是因为李术跋扈，还是孙策授意而为，已无可考据，总之堂堂一位刺史就这样被杀了。而曹操忙于应付袁绍，也无暇找他算账。没过两个月，意图袭击许都的孙策就离奇地被许贡门人刺杀。结果严象遇害一事，便被搁置了。
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接下了孙策的事业，周瑜、张昭等人倾心辅佐，却不代表所有人都认同。李术久有异心，看到孙策身死，便极其高调地接纳了从孙权麾下叛逃的人，打算自立。孙权问他要人，李术回了一封无比嚣张的信：“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孙权正愁初掌大权无处杀威，见李术这等态度，立刻写信给曹操，说：“严刺史是您亲自选拔的，没想到一来这里就被李术那厮给砍了，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就让我替曹叔叔您报仇吧！”
于是孙权亲自率领孙氏亲族大举围城，李术走投无路，向曹操求援。曹操既没兴趣也没余力去救他，结果皖城被攻破，李术枭首，结束了他不太光彩的一生。
李术从就任庐江太守到败亡，大约大半年，横跨建安四年和五年。时间虽短，却还算比较平静，没有战乱，没有屠城、没有迁徙，算是庐江百姓最后安宁的时光。
从心理角度来说，李术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虽然在孙策麾下他不敢造次，但野心这种东西是无法压制的。当他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时，心中必然大喜。带着这种昂扬情绪给儿子娶亲，借机大操大办，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太守的身份问题就算是初步解决了。如此看来，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不过是被提前了半年而已。就算他们没有被拆散，继续相依为命，很快也会遭遇孙权的屠城；就算逃过屠城这一劫，也会随着其他十几万户被曹操强迫迁徙到北方。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夫妻两人，一个在魏属庐江，一个在吴属庐江，不能交通来往，更是悲惨。乱世下的小人物命运，真是叫人唏嘘。
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么？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砾么？
再一次重读《孔雀》，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孔雀》本身来说，无关宏旨。但当《孔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确定的时候，这个细节连缀起来的，是一个令我们后世之人为之一惊的历史可能性骤然浮出水面。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跟母亲诉说自己对刘兰芝的深情，他母亲这样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他母亲觉得邻居家有个叫秦罗敷的大姑娘，比刘兰芝好得多，劝儿子去娶那个新欢。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否有些耳熟？
秦罗敷？
那不就是另外一首乐府《陌上桑》里的女主角么？
在《陌上桑》中，罗敷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坚贞女子，当轻佻的“使君”调戏她的时候，她利用巧妙的言辞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所以在两首乐府里都出现了这个名字，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
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两个秦罗敷就是同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创建和谐家园】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创建和谐家园】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