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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辛斯，亲爱的，”雷恩先生说，“你还没给休谟先生上过逻辑课吗？”
“他才不会听呢。”我闷闷不乐地说。
“休谟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接下来的几分钟，请你不妨敞开心胸，忘掉你对这个案子的所有成见，让萨姆小姐向你说明，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认为阿伦·得奥是无辜的。”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几天来第三次说明自己的理论了。这回是希望能说服休谟，虽然在开口之前，我心里便明白，这种嘴硬又野心十足的人，光凭逻辑根本不可能使他信服。当我在陈述一切从事实（包括得自卡迈克尔的证词，不过没提他的名字）得来的推论之时，休谟很有礼貌地听着，好几次还点着头，双眼放射出似乎是赞赏的光芒。可是我一说完，他却只是摇头。
“亲爱的萨姆小姐，”他说，“就一个女人——或者男人——而言，这的确是出色的推理，但是却完全无法说服我。第一，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相信这套分析，就算他们听得懂也一样。第二，这里头有一个严重的漏洞——”
“漏洞？”雷恩先生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如同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里说的，玫瑰有刺，银泉有泥，人皆有过失。不过休谟先生，姑且不论这些漏洞是否成立，我倒是乐意请你指点一下，究竟漏洞何在？”
“呃，就是惯用右脚和惯用左脚那些荒唐的说法，这种话你就是不能搬上法庭——说什么如果一个人失去右眼和右手，就会慢慢变成惯用左脚。听起来太空洞了，我很怀疑医学上的真实性。雷恩先生，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萨姆小姐的整套理论就会跟着崩溃了。”
“看吧？”父亲双手一摊，闷声说道。
“崩溃？亲爱的检察官，”老绅士说，“这一点是本案中，我认为最牢不可破的关键之一。”
休漠笑了：“噢，别这样，雷恩先生，你不会认真的。就算姑且承认它符合一般法则好了……”
“你忘了，”雷恩先生低语道，“我们刚刚才去看过得奥。”
检察官嘴唇抿成一条线：“原来如此！你们已经……”
“休谟先生，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是：以阿伦·得奥过去的特殊经历，会使得他从惯用右脚变成惯用左脚的人。不过，你会说，这个理论不见得能够适用于特殊案例。”雷恩先生停下来，虚弱地笑一笑，“所以我们就去印证这个特殊案例。我来里兹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证明阿伦·得奥会使用左脚而非右脚去做不自觉的动作。”
“而他果真如此？”
“没错，我把铅笔往他身上刺丢，他举起左手护住脸；接着我叫他用铅笔刺我，他是用左手做的——这足以证明，他目前的确是左撇子，而且他的右手实际上已经瘫痪。然后我把一张纸点了火，他紧张地将火踩熄——用‘左’脚。这个，休谟先生，就是我提出的证明。”
检察官不说话了。看得出他内心正在为这个问题而交战，苦恼极了，双眼之间露着深深的皱纹。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他喃喃道，“我不能——以我的说法，我没办法让自己相信这种——这种……”他忍无可忍地往书桌上使劲一拍，“这对我来说无法构成证据！它太巧合，太琐碎，也太间接了。得奥无辜的证据还不够——呃，不够‘具体’。”
老绅士的双眼放出寒光：“我认为，休谟先生，依照我们司法系统的精神，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应该视为无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而我认为，休谟先生，”我的火气也往上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你实在是个伪君子！”
“佩蒂。”父亲轻声道。
休谟脸涨得通红：“好吧，我会研究一下。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先请——我还有很多工作……”
我们木然地离开，一路沉默地走出来。
“我这辈子看过不少顽固的笨蛋，”当我们坐进车里，德罗米欧发动引擎时；父亲气呼呼地说，“可是这个毛头小子绝对是第一名！”
雷恩先生盯着德罗米欧红色的后脑勺，一脸沉思的表情。
“佩辛斯，亲爱的，”他语带忧伤地说，“看来我们失败了，而且你的一切努力也都白费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焦急地问。
“休谟先生那种勃勃的野心，恐怕会击垮他的正义感。此外，当我们坐在休谟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时，我猛然醒悟到，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是他果真那么【创建和谐家园】的话，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个错误，将我们一军——”
“错误？”我惊恐地叫道，“你不会是认真的吧，雷恩先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孩子，不是我们，是我。”他陷入沉默，半晌才开口，“得奥的律师是谁？或者，那个不幸的家伙有律师吗？”
“是个叫马克·柯里尔的本地人，”父亲喃喃道，“克莱今天跟我谈起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除非他认为得奥有罪，而且把那五万美元藏了起来。”
“是吗？他的事务所在哪里？”
“在【创建和谐家园】隔壁的史卡西大楼。”
雷恩先生轻敲着玻璃：“掉头，德罗米欧，开回城里，到【创建和谐家园】隔壁的那幢大楼。”
马克·柯里尔是一名非常胖（像小说里的名侦探塔特先生被压扁的矮胖版）、非常秃，而且非常机灵的中年男子。他根本无意摆出忙碌的样子。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窝在旋转椅里，双脚翘在书桌上，抽着一支跟他一样肥的雪茄，痴痴地望着墙上一张灰尘满布的版画，那是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史密斯·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肖像。
“啊，”听完我们的自我介绍后，他用一种懒洋洋的声调开了口，“我正想见你们，原谅我不起身恭迎——我太肥了，从我身上看得出法律的尊严躺在这儿……萨姆小姐，休谟告诉我，你掌握了得奥一案的重要线索。”
“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雷恩先生猝然问。
“刚刚才打电话过来，真亲切。嗯？”柯里尔机警的小眼睛扫了我们一眼，“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天晓得，我打这场官司需要一切帮助。”
“柯里尔，”父亲说，“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为什么接下这件案子？”
他笑得像一只胖猫头鹰：“好怪的问题，巡官，你怎么会这样问？”
他们眼对眼互相对望了半天：“喔，没什么，”父亲耸耸肩，终于开口道，“不过，告诉我，这个案子对你来说，究竟只是例行公事，还是你真的相信得奥是无辜的？”
柯里尔慢吞吞地说：“该死，他绝对有罪。”
我们面面相觑：“说吧，佩蒂，”父亲闷闷不乐地说。
于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讲第一百遍了，疲倦地再度重述根据事实的分析。马克·柯里尔听着，不眨眼、不点头、不笑，而且，好像几乎也不感兴趣。而当我说完，他摇摇头——跟休谟一模一样。
“很不错，不过行不通。萨姆小姐，你不能用这类故事，去说服陪审团里那些乡巴佬。”
“用这个故事去说服乡巴佬是你的工作！”父亲迅速接口。
“柯里尔先生，”老绅士柔声道，“先不管陪审团，你自己觉得怎样？”
“这有什么不同吗，雷恩先生？”他像驱逐舰一样喷出烟雾，“当然喽，我会尽力而为。不过你们今天在囚室里玩的小把戏，可能会赔上得奥的那条小命。”
“说得太难听了，柯里尔先生，”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注意到，当我这么说的时候，雷恩先生眼神痛苦地在椅子上瑟缩了一下。
“你们中了检察官的计了，”柯里尔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对被告进行实验，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可是我们就是证人哪！”我叫道。
父亲摇摇头，柯里尔则笑了起来：“休谟轻易就可以证明你们都是成见。天晓得，你们已经跟太多人说过，你们有多么相信得奥的无辜。”
“快说出重点吧。”父亲低吼道。而雷恩先生在椅子里缩得更低了：“好吧，你们明白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困境了吗？休谟说你们去跟得奥预先排演，以便在法庭上演戏！”
我脑中灵光一闪，那个警卫！原来我的预感是真的。我不敢看雷恩先生，他静静蜷缩在自己的椅子上。
“我就是怕会这样，”雷恩先生终于黯然开了口，“在休谟的办公室，我才忽然想到。是我的错，没有为自己辩解脱罪的余地。”他晶亮的双眼笼上一层乌云，然后干脆地说，“好吧，柯里尔先生，既然是我的愚蠢造成了这场灾难，我只能用我唯一的办法来弥补——用钱。你的律师预聘费是多少？”
柯里尔眨眨眼，缓慢地开了口：“我接这个案子，是因为替那个可怜的家伙难过……”
“的确。请告诉我多少钱，柯里尔先生。或许这个可以激起你更多英勇的同情心。”老绅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准备好钢笔。好一阵子，只听到父亲沉重的鼻息，柯里尔冷静地竖起指尖，比出一个数字，我感到一阵眩晕，父亲也张大了嘴。
可是雷恩先生只是冷静地写好支票，悄悄放在律师面前：“所有费用都不要省，账单由我付。”
柯里尔微笑着，斜瞥了一眼桌上的支票，肥肥的鼻孔轻轻一颤：“雷恩先生，冲着这笔律师费，再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也愿意辩护。”他小心翼翼地折把好那张支票，放进跟他一样肥的皮夹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专家作证。”
“是的，我在想——”
他们不断交谈着，我只听到一片模糊的低语，唯一清晰的声音，是敲响的丧钟，不断在阿伦·得奥头上回旋，要平息钟声，除非奇迹出现。
第十一章 审判
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深深陷入失望的泥淖，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一线缝隙，然而这一线生机又是那么灰暗险恶。我脑中不断重复响着一句话：阿伦·得奥在劫难逃了。我在克莱家飘来荡去，活像一缕幽魂，诚心诚意希望自己死掉算了，杰里米大概也发现了我的沮丧，不再来烦我。
我对周遭的事情毫不关心，父亲成天黏在雷恩先生后头，和马克·柯里尔一次又一次商量个没完。
随着阿伦·得奥审判的日子的确定，我发现老绅士努力振作起精神，打算好好打一场历史圣战。偶尔见到他，他都沉默地紧闭双唇。显然他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柯里尔，然后自己奔波在里兹市里，安排当地的医生们上法庭帮被告做实验；努力打破检察官办公室的沉默面纱，而且小有成效。最后还打电报去纽约市，敦请他自己的医生，马提尼大夫，来纽约州北部参加审判。
这些工作都让他和父亲有事可忙，而我却只能干坐在那儿等待，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有几次我打算到囚室探望阿伦·得奥，却不得其门而入，在拘留所的会客室就被挡下来。如果跟着柯里尔，应该就可以过去，他是被告的律师，当然有权探望他的当事人，可是我依然却步。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位律师，一想到要和柯里尔结伴，在囚室里与得奥面对面，我总隐隐有点排斥。
日子缓慢地流逝，“那一天”终于来临，报社的记者特派员、街头蜂拥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爆满的饭店，以及大众热烈的讨论，审判便在这场狂欢节般的热闹声势中展开。一开始，整个局势就充满了戏剧化的气氛，检察官和被告律师之间滋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憎恨情结，被告有罪与否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或许是因为良心有些不安或犹豫吧，年轻的休谟回避直接出面，改派他的一位助理检察官司威特，负责【创建和谐家园】本案。司威特和柯里尔一出庭就铆足了劲，在法官面前像两只饿狼咬住对方的脖子。我相信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至少根据他们在法庭上对彼此的态度看来是如此。他们用最恶劣的口气诘问对方，而且屡屡被法官严厉斥责为言行不当。
另一方面，我也从一开始就看出整件事是多么没有希望。选择陪审员时，柯里尔机械化地抗争到底，弄得整个过程枯燥不堪，结果光是挑选陪审员就整整耗了三天。我一直避免去看那个悲惨的小老头，他瑟缩在被告席上，睁大眼睛看着法官，恨恨地瞪着司威特和他的随员，还不时喃喃自语，而且每隔几分钟就扭过头来，似乎企图找寻一张仁慈的脸孔。我知道，而坐在我旁边那位沉默的老人也知道阿伦·得奥在找谁，他无言的求救让我很不舒服，也加深了雷恩先生脸上的皱纹。
我们几个坐在记者席的后方，伊莱修·克莱和杰里米也和我们在一起，离我们没多远隔着走道的是艾拉·佛西特医生，他一边捻着短须，一边夸张地唉声叹气，想引起群众的同情。我也注意到芬妮·凯瑟那个男人婆坐在旁听席后头，非常安静，好像深怕引起注意。缪尔神父和马格纳斯典狱长则坐在后头，同时我还瞥见卡迈克尔安静地坐在左手边不远处。
被告律师和检察官双方都满意的陪审团终于选出并宣誓就座，我们才安下心来，等着审判继续进行。不必久等，当司威特用间接证据为得奥布下天罗地网，我们立刻就明白谁占了上风。他传唤了几个证人，铺陈出犯罪的表面事实。在凯尼恩局长、布尔医生和其他几个例行性的证词之后，卡迈克尔被叫上了证人席，他郑重而有礼的态度，一时间使司威特误以为眼前这个人是个傻瓜，不过卡迈克尔很快就让司威特醒悟，并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的证人。我转头看见佛西特医生脸上出现了阴郁的皱纹。
这位“秘书”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无懈可击。他简单明了地说明自己所知道的事，不断迫使司威特用更明确的词汇重复问题，于是审判尚未进入重点，司威特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卡迈克尔证词中所提到的那半截木盒子，以及用铅笔潦草所写的“阿伦·得奥”的签名都被列为证物。
接着马格纳斯典狱长坐上了证人席，重复关于佛西特参议员拜访阿冈昆监狱的证词，虽然大部分的证词都在柯里尔强而有力的【创建和谐家园】之下从记录上取消，可是对陪审团却显然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大部分陪审员都是满头灰发的成功农民或商人。
审判持续了几天，情势再明白不过。当司威特提出的初步论据告终之后，他证明被告有罪的任务可以说已经漂亮完成。从新闻记者们不断的颔首，从陪审团里一张张焦虑而专注的面孔，我已经感受到检方完成任务的气氛了。
表面上，马克·柯里尔并不受法庭中不祥气氛的干扰，他冷静地继续努力，我很快就明白他心中的想法。他、父亲，以及雷恩先生已经决定，要使辩护奏效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我们那套理论所根据的细节，很简单地先点明，再向陪审团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我也看得出之前柯里尔所挑选的陪审员都相当聪明，当初审查时，只要有任何一个候选陪审员表现出愚钝的倾向，他立刻就会找各种借口否决掉，因而选出了一个智能素质相当高的陪审团。
柯里尔律师步步为营地打下整个基础，他传唤卡迈克尔坐上证人席，于是卡迈克尔首次当众说明，谋杀发生当晚他曾躲在房子外头窥探，看到了那个蒙面的神秘访客，而且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进出房子。司威特在交叉询问中刻意刁难卡迈克尔的证词，问一些让我担心会引出不利答案的问题；然而卡迈克尔冷静地解释说，他以前之所以没有透露，是因为他怕会因而失去工作——于是便巧妙地掩饰了他偷偷窥探已故参议员的真正任务。我转头看了佛西特医生一眼，他的脸像暴风雨前的阴云密布，我当下明白，卡迈克尔替政府所做的私人调查工作一定会马上中止了。
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布尔医师、凯尼恩、父亲，还有当地警察局的专家都—一作证——我那套理论的基础一点接一点的构筑起来，而当柯里尔迂回地让所有事实都正式记录下来之后，他便传唤阿伦·得奥坐上证人席。
他看起来真是再凄惨不过了：怕得半死，不断舔唇，喃喃念着誓词，弯腰缩进椅子里，唯一的那只独眼惊惶不定。
柯里尔很快开始询问，看得出得奥已经接受过指导，问答集中在得奥十年前过失杀人的前科上，先堵住助理检察官的路，免得稍后轮到他询问时，会被拿来大做文章，引出不利被告的证词。对于每个问题，司威特都大声【创建和谐家园】，不过当柯里尔语气温和地指出，这些建立辩护基础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创建和谐家园】之时，司威特的【创建和谐家园】就被法官一一驳回了。
“法官，陪审团诸位绅土，我将会证明，”他平静地说，“佛西特参议员是被一位右撇子刺死的，而被告却是左撇子。”
我们到达胜负的关键点；陪审团会接受我们请来的那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吗？司威特是有备而来吗？我看着他那张淡黄色的脸，一颗心直往下沉。他正以猎人的耐心，等待一决胜负。
一切都结束了，战火的硝烟消散，我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我们那些专家！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即使雷恩先生的私人医生，一位大名鼎鼎的开业医师，也无法说服陪审团。
因为司威特也找来了一帮专家，而这些人不断针对“当一个人变成惯用右手时，那么他也会从惯用右脚变成惯用左脚”的理论提出质疑，结果一大串医生们冗长而乏味的证词，到最后形成了僵局，每个医生坐上证人席之后，都推翻前一个人的说法，可怜的陪审团，完全不知道哪一方的意见是对的。
一次又一次，马克·柯里尔小心翼翼把我们的理论加以简化解释，表现得十分精彩；可是司威特的反驳却将它们逐一推翻。绝望之余，柯里尔—一传唤雷恩先生、我，还有父亲坐上证人席，希望借着我们在得奥囚室里进行实验的证词，能挽救专家们被击垮的意见。司威特迫不及待地接受挑战，在交叉询问里猛烈地展开反击，他扭曲我们的话，要求再传唤一位证人，就是拘留所里那个满脸邪恶的警卫。
这家伙恶意指控我们曾事先针对双脚反应和得奥预演串谋，柯里尔厉声【创建和谐家园】，扯着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只差没对司威特动武，可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陪审团又倒向另一边，相信司威特的指控是真的——我愣坐着，接下来的几小时，只看到可怜的阿伦·得奥又上了证人席，顺从地用他的左手又是捏又是打又是握的；然后是踩东西，先是双脚，然后左脚、右脚——用各式各样的位置，做各式各样的动作，到了最后，他气喘吁吁，又害怕又恼怒，而且非常生气，百般折腾下来，他似乎宁可被定罪，也不想再受这些折磨了。这一切更加深了不乐观和不确定的气氛。
审判的最后一天，柯里尔做终结辩论时，我们都明白大势已去。他打了一场艰苦的仗，而且失败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却表现出坚韧的一面，我想，他是虽败了，但为了回报那笔丰厚的律师费，他的确是拼尽了全力。
“我要告诉诸位，”他朝着无精打采、困惑不堪的陪审团大声吼着，“如果你们把这个人送上电椅，就是对司法和医学权威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击！这个【创建和谐家园】被告的案件，是检方聪明却谬误之下所捏造出来的，是命运的巧合造成种种合理的间接证据，让这个可怜的糊涂虫陷入罗网。你们已经听过专家的作证，无论在什么位置，他都会出于本能地用左脚踩熄燃烧的纸片，可是你们已经知道凶手是用右脚踩熄的；再者，那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进入那个房间。根据这种种情况，你们怎么能怀疑被告是无辜的？司威特先生相当聪明，不过聪明得过了头。无论他找出多少专家提供反面的证词，我都要说，被告所提出的主要辩护专家是纽约鼎鼎大名的马提尼大夫，他个人的清白、专业的声誉，以及高深的专业知识，都绝不容检方污蔑！
“陪审团的诸位绅士，无论表面上的证据多么可鄙，无论检察官灌输那会预先串通的想法有多么狡诈，你们都无法昧着良心，宣告这个可怜不幸的人，强加于他一件他肉体上不可能犯的罪，把他送上电椅受死！”
在陪审团历经六个半小时的商议之后，阿伦·得奥被宣判，他被【创建和谐家园】的罪名成立，有罪。
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争议性，陪审团建议法官在判刑时能从宽考虑。
十天之后，阿伦·得奥被判终身监禁。
第十二章 余波
柯里尔后来的上诉被驳回。于是阿伦·得奥被粗壮的副警长戴上手铐，送往阿冈昆监狱开始服刑，除非他死掉，否则法定刑期永远不会终止。
我们从缪尔神父那儿得知了得奥的大致状况。依照惯例，得奥这次重新回到阿冈昆监狱，他过去服刑的良好纪录完全不算数，视为新进犯人；必须被迫再一次经历监狱里的阶级循环，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争取他可怜的“特权”，若是他还能幸存，且行为良好能获得管理员的同情，就能成为那个失落灵魂的铁拳社会里有用的一分子。
一天接一天，一星期接一星期，时光不停流逝，但哲瑞·雷恩先生脸上颓丧与悲痛的表情却未曾稍减。我对他的固执感到意外，他拒绝回哈姆雷特山庄，坚持留在缪尔神父家，白天在神父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晚上偶尔陪缪尔神父和马格纳斯典狱长聊天，而且不断设法向典狱长问起关于阿伦·得奥的情形。
那位老绅士正等待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一点我始终看在眼里，可是他到底在期待什么，或者他待在里兹只是因为对得奥定罪感到难以释怀，我却无法判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于是父亲和我也继续留在里兹。
一些和本案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佛西特参议员的死，所有反对党的报纸开始揭发关于佛西特同党的搜刮恶行，使得佛西特医生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佛西特谋杀案让约翰·休谟先前的疑虑一扫而空，他开始正面猛力攻击参议员任期内的作为，采取最【创建和谐家园】裸的扒粪手段，显然对手的卑劣使得他心中毫无罪恶感。关于前参议员人格和政治生涯最下流的谣言，开始在城里流传，可以想见，当初调查参议员谋杀案所挖到的许多把柄，现在都被休谟和鲁弗斯·科顿拿出来，一件件回敬给敌人阵营，而且成效卓著。
然而佛西特医生不会轻易认输，他对政治的基本天赋、他成功的秘密反映在他报复的手段上。一位缺乏想象力的政治人物，可能会以谩骂来对抗休谟的恶意指控，但佛西特医生并不如此，对于所有的中伤，他始终保持尊严，报以沉默。
他唯一的回击，就是推举伊莱修·克莱竞选参议员。
我们依然留在克莱家做客，因此我有机会看到整件事情谨慎的运作过程。姑且不论雄厚的财力背景，伊莱修·克莱在提耳登郡形象良好。他热衷慈善活动，是当地企业界中坚分子的领袖，在里兹商会的地位举足轻重，又是工人眼中仁慈的雇主——从佛西特医生的立场来看，实在是对抗改革急先锋约翰·休谟的最佳人选。
有一天晚上，佛西特医生来访，和伊莱修·克莱关在房间里，私下“辟室密谈”了两个小时，我们才首次窥出医生心意的一点端倪。后来他们终于出来，佛西特医生如常一脸油滑献媚，然后驾车离去。我们一群人待在回廊，看见这一幕都松了口气。
“你们绝对猜不到，”克莱先生说话的语调里透着一股惊奇，似乎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家伙向我提出了什么要求。”
“要求你去当他的政治玩具木马。”父亲慢吞吞地说，一副不以为然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