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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帝国》-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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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阁部“内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医疗体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旧派“劳民伤财”等反对意见后,牛金主张建立药厂,把医疗体系作为盈利的产业经营,财政大臣莫宁当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驳穷人付不起药费,医疗体系是富人的福利。马丰说可以分补贴性的和较好的非补贴的两类药品,田正宏还是认为人的性命比钱更重要。这一次光绪皇帝更加有经验,微微一笑,建议建立一个专门救助百姓的单位,次谋部不少官员听到这里都小声说道:“医疗保险!”

      退朝的时候刘云和文易走在一起,刘云问文易:“你对皇上怎么看?”

      文易看着刘云半晌,最后转过头来:“日子还很长呢。”

      “颜色之争”中,公武派内部主要是“公”和“武”的争论,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不同的议题间争论双方也未必是壁垒森严。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内部的矛盾搞平衡,对于朝政逐渐产生了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有可无起来。

      在行政上争执不休,立法上就更是争论激烈。先不说古旧派和地方势力对于内阁的杯葛,就是光绪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华民主党——中民党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立宪工作进行不下去,连资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问题了。但是,帝国的乱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现出来的那样严重。

      当时,沿海及南方各省为公武派控制,北方内6地方,如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则被古旧派控制,虽有地方主义抬头,但忠君情结未变。唯有东北地区,《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爷和日本人暗中联系,谋求东北分裂另立新君。虽然被次谋部破获后,光绪圈了为的镶蓝旗主,但东北形势仍是暗涛汹涌。由此,光绪十九年的次谋会议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丝“一衣带水”的幻想和“展保和平,和平促展”的一厢情愿,认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从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势,一朝乃”的战略,严密封锁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同时故意散播乱象,给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间,以求最后一举改写历史的结局,让铁和血为中国的崛起祭旗。

       

      happydai同人之牛金演讲

      说明:现于美国留学的happydai兄曾为本书撰写1896年帝国宪法草案,并以本书设定为基础写了几篇短小的同人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也在此向happydai兄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原标题:铁血帝国补四章:牛金在汉冶萍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演讲时间:光绪十八年四月

      演讲地点:汉冶萍总公司报告大厅

      演讲者:帝国工商大臣牛金[]铁血帝国

      听众:光绪十八年三月在牛金的推动下,(提前16年)打碎了洋务时期的本位主义壁垒,合并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成立的汉冶萍集团公司的职工。其中前排为各级经理和车间主任们,后排为工人代表。

      先生们,工友们:

      新政推行以来,我一直各地观察之余,沉痛而深刻地思考着。尽管工厂在武装着我们的国家,建设着我们的城市,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乡村。但与此同时,它正在我们的内部产生着甚至更加险恶的斗争。很明显,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看到,正在展的工厂对社会欠下了债,而且以可怕的度在增长,清算的日子不能永远延宕下去。(这时候,后排工人嘈杂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的确,现在工厂工作的情况是那样可怕,说起来会使我和(手指前排)先生们感到毛惊然。(招手让一个12、13岁年轻的工人上了台)他叫做罗布,许多人叫他小罗卜头。他是被送到在汉阳一个厂的8o名童工之一。他们这些都是1o岁光景的男孩和女孩日夜受到拷打,这不仅是为了些微的过失,而且是为了【创建和谐家园】他们低落的工作情绪。后来他被调到另一个北方的工厂。相比之下,在汉阳的待遇还算是比较仁慈的。在那里,孩子们不分男女,跟猪混在一起,在饲料槽中争夺厨房下脚,时常受到拳打脚踢,女孩子往往遭到受到【创建和谐家园】,他们的雇主,有一个使人听了要打寒战的怪痹,他拧孩子的耳朵时,一定要用指甲掐到肉为止。厂内的工头甚至更加恶毒,他把他的双腕缚住,吊在机器上,使他双膝弯曲,然后用重的东西压在他肩上。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正在工作的这个孩子和他的同事们在冬天差不多是光身的,冻得面色紫!(罗布泣不成声,被两个工作人员带下)

      我开始以为,这样的残酷现象只是例外,不是常规;实际上远远不是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被我一次次地看到,更让我震惊的是整个管理阶层的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下,人情的麻木不仁已成为常态,更加重要的是,认为这是与他们无关的事。绝大部分的工厂中,工人没有机会洗澡,身上散着难闻的气息。工作从上午五时至下午六时,有的更是工作到晚上十时,一天工作16小时也并不为奇。放眼望去,他们只有一点皮和骨头;而5o个人里面,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在上海丝厂的缫丝车间,供给沸水的汽管,常年保持着高温,七八月里更是热浪灼人。我亲眼看到女工和童工非常熟练地不使她们的手全部浸入水中,然而她们的手仍然脱皮并被烫伤,因为指头一定要不断地泡在热水里。她们的脸被热雾熏得白,甚至在冬天都经常汗水淋漓。车间里疾病流行——那真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工作情况之悲惨,已经引了不少地方对工厂自的仇恨情绪,一些人们——工人,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把工厂看作罪恶的根源,砸烂机器捣毁工厂的报告在我那里已经有厚厚的一摞。

      对于一切的政府灭顶之灾无不来自穷人反抗富人的暴动,这是包括天灾在内的一切灾害中之最可怕的,这个时候依靠哪怕是最犀利的军队能保护到多久,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的问题。尽管(手指工人,目视着神色狼狈的前排的人)他们如今也许能够暂且忍耐,也许。但是明天,明天的明天,当积攒的愤怒之火将一切的一切付之一炬,随着整个帝国的坍塌,大家同归于尽,我亲爱的先生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象现在一样有闲情从事理性的思考呢?这一切,应该有所改变了!(工人们热烈鼓掌,前排的人也有气无力地鼓了几下)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们,工业的龌龊和**堕落,并不是社会中必不可免的现象。我要告诉各位先生(手指前排),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同时,我要奉送给工友们(手指后排)一个前景,一种不亚于你们通常的梦想,却切实能够得到的,有着希望、光明和前途的新生活。

      我们的工厂,将不再让孩子接受机器的奴役——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应该在书本中得到情操的熏陶。我们将让工友们设计和修建自己的住宅,并进一步让你们能在工作之余,由闲暇的时间读书识字,从而了解为人之道。我们将废除监工和军警(注:洋务派工厂中驻有军警,经常对工人肆意体罚和殴打),改由工人自己来维持生产。我们将共同探讨如何改善生产的环境,如何设计更加安全的机器,如何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从而让工作的时候心情更加愉快。这一切将随着时日的推演,也许有些缓慢,却坚定不移地逐步实现,和不断地改善。(这时候,前排交头接耳,后排的嗡嗡声也大了起来)

      有一句话叫做“无奸不商”。我是商人出身,现在管理的也是商务,在座的恐怕都在想:“哪有这样的好事,不是有什么阴谋吧?”我可以告诉各位,各位先生不必担心,各位工友也不必顾虑。

      不错,天上不能掉下馅饼,世间也难找到免费的午餐。我本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慈善家,我这样做,必然完全符合我的本分,必然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但我没有任何的阴谋,我有的是“阳谋”。我将告诉各位整体的缘由,而这些缘由不但不怕你们知道,还希望你们一传十,十传百,让天下都知道。这里,我也不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就是讲讲你们能够接触到的东西,讲讲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生产的关系。

      我的措施不外乎有两个目的。先,就是让工厂从长远上,能够直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看起来,让工人工作十六个小时比工作八个小时似乎能够创造多出一倍的价值。但那是鼠目寸光的小厂主的思路。工作时间的延长的同时,工人精力集中的程度就会大大下降。得不到充分休息的工人,其身体和精力得不到正常的恢复,其工作能力随着健康的下降就会下降得更加明显。众所周知,一个精力充沛的熟练工人,和一个精力充沛的生手之间,其生产从而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数量是大不相同的。与其不断地训练生手,为什么不设法延长熟练工人的工作年限呢?(前排鼓掌)

      其次,我们需要工友们能够参与到国家的进步中。新的机器比旧的机器拥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同样的人手操作新的机器比操作旧的机器,同样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我想无论是先生们还是工友们,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我在京师清楚地知道,新的机器正在不断地出现,这其中不但有洋人新进的设备,还将包括越来越多,我们国人聪明才智的产物。越是复杂的设备,操作起来就越是需要更多经验的积累和学习的时间。只有掌握了文化,学习新知才能得心应手。因此,你们不但要用知识武装起来,还要教育你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操作更加先进的机器,其中的天资聪颖者,未尝不能成为如今在坐先生的一员。我相信并衷心祝福,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位工友的子弟,能够通过他的聪颖和勤奋,做到我这个位置,参加国家的治理,为中华的崛起而做出更大的贡献。(后排鼓掌)

      华厦起于平地,工友们未来美好的生活远景虽将随着国家的展,生产的进步而逐渐实现,但是我们必须从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开始。工友们,你们将作为工人的代表,在会后和国家、厂方,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出谋划策。只要能真正推动生产的展,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会获得满足。(全体鼓掌)

      让我们为了国家的崛起,为了天下大同,抛弃古旧的糟粕,共同营建新的世界!(全体起立,鼓掌)

      后记:

      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随后组成了汉冶萍工会(光绪二十一年归属工商部下属的帝国总工会领导)。在牛金回京后,工商部汉冶萍筹备工作组主持了厂方和工方的协商,结果让童工离开工作岗位接受长期职业技术培训直至成年,在雇工人工资上涨了14%,开始修建“满足厂方人员最低居住标准”的工人宿舍,并决定在汉阳设工会机关,并开始在各厂建设工人子弟学校暨工人夜校,和工会机构。厂方和家长平分工人子弟的教育费用。随后,《科学化管理手册》被刊印下。工会、科技部指导小组、工商部工作组和厂方组成“工业科学生产指导委员会”简称“工科委”,进行对于工人生产的优化考察。

      通过研究很快了解到,“炼钢有酸法、碱法之别,酸性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汉厂贝塞麦系酸法,而大冶矿石所炼之铁,含磷过多,以致沪宁铁路公司化验轨样后,不肯收用。谓其磷多,含炭(碳)少。炼钢,减少含炭(碳)分数,使其柔软,以免断裂。然柔则不经磨擦,软易走样,……”于是,决定废弃贝塞麦而改用马丁碱法。光绪十九年,经过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的汉阳铁厂的钢铁质量明显上升,产量在工人高涨的生产热情推动下也大幅增长。工会提出的奖金制度使得各个工位小组间产生了你争我赶的劳动竞赛**。厂方制定了科学的培训计划,将工人每一个基本动作都规范化,工人劳动强度下降的同时,生产效率反而上升不少。工人在参加学习后,不但提出了许多技术改进的意见,在工效挂钩制度实行后,工会主动对产品质量制订了明确的规格要求和严格的检查制度。例如对钢轨,在化学成分方面规定:含碳量>o.4o%,含磷量<o.o4%,含硫量<o.o6%,含硅量<o.1o%,含锰量<o.9o%。在机械性能方面要求:每5o吨钢轨取6英尺长试样一根,架于间距为3.6英尺的支点上,两端距离相等,中间悬一28吨重锤,经1.5小时后,其弯曲度不得大于5/16英寸;再将同样长的钢轨置于同样的支点上,用1吨重锤从试样中间上方2o英尺高处落下两次,钢轨不得有任何裂缝,同时每次落下后钢轨的永久变形不得过4英寸。此外,对钢轨的外形尺寸、断面组织等也有明确要求。由于要求严格,规定具体,产品质量得到可靠保证,钢材不但在国内直接满足铁路、机器制造、军事工业等需要,而且开始销往欧美国家。[]铁血帝国

      甲午战争后,汉冶萍集团在工人师傅和帝国工程院钢铁研究院的共同努力下,新建了一座25o吨(477立方米)炼铁高炉,将原有两座贝塞麦酸性转炉和1o吨小马丁炉拆除,改建为3o吨马丁炉4座,建15o吨混铁炉一座,辊径为1o16毫米的初轧机一座,辊径为76o毫米的钢板轧机一座,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其中主要设备实现国产化,部分设备是利用日本战争赔款从美国和德国引进的。以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8)改造完毕。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其产量、质量也名列前茅。该厂1891年产铁117oo吨,1893年增至1953o吨,1894年一期改造后猛增到6641o吨,1898年二期改造完毕达到159396吨。钢厂1894年重新投产当年产钢13825吨,1895年产钢22626吨,1898年增至5o113吨。1898年产的钢中,磷含量降到o.o12%。炼铁焦比为每吨铁耗焦1.o5吨,成为世界质量最好、耗能最小的钢铁企业。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南洋诸岛、乃至德国美国的钢铁公司纷纷来华订货。1898年销售给美国的生铁就达65362吨。当时西方国家担心失掉市场,出了“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呜呼!中国醒矣”的惊呼。

       

      happydai同人之霸府初改

      原标题:

      铁血帝国补二章:霸府初期的改革概述(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年)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掌握政权,基本上控制京畿军务后,刘云、文易等人连续召开了几次“过来人”的全会,基地的人员也分批参加了会议。其目的是统一思想,讨论如何在当前的国情下建设新的中华。

      刘云提出的逐步消灭社会封建残余,牛金提出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扶植民族资本,鼓励工商,文易提出渐进废除不平等条约,田正宏提醒注意的贫富分化问题,逐步建立福利制度的建议以及马丰、提出的现代科研教育体系的方案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但是对于清庭的处理则生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分成了立宪派和共和派两大派别。[]铁血帝国

      立宪派的主要理由就是国家展需要稳定,列强虎视眈眈于周边,没有必要增加新的动乱。这一派以文易、马峰、田正宏等文官为多。

      共和派的主要理由就是革命不彻底,“扫把不到,灰尘不会主动跑掉”,对未来的展必然造成阻碍。清廷是一个包袱,应该早点放下它轻装前进。这一派以钟夏火、丁介云、武定国等武将为多。

      两派理念不同,开始的争吵很快变成了相互的攻击,立宪派说共和派就知道打仗不懂政治,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共和派说立宪派是被荣华富贵腐蚀掉的软骨头,其中马丰被武定国讥笑为“钻裙子的”,不但马丰本人额头青筋直冒,虽被旁边的同志们拉住还是挣扎着要和武定国决斗,就连一直不表态的刘云也是脸色微变。

      刘云和文易私下对此多次交换意见,他清楚知道不但如今权力很大部分来自帝党体系,而且国内的时流革命根本还不得人心,革命现在是不成熟,今后就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在红旗下成长的同志们不都理解这一点是正常的,但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不能生内部的分裂。他觉得应该做总结言了。

      “同志们,”刘云环视迅安静下来的全场,满意地看到昔日训练仍然起着作用,说道:“革命和改革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做了精辟论断:‘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利益,甚至做好了必要的时候牺牲生命的准备,因为我们拥有更加伟大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于采用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手段。”

      “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野蛮的民族压迫必须解除,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但是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完全是政体层次的问题,和国家的体制没有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西方实行君主立宪的大有国在,并没有因为君主制度就让他们变得如何落后。但是,”刘云表情一寒,“君主只能是一个象征性质的存在,名义上是国家的代表而已。当然,他如果学习新知,未尝不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马峰你说呢?”

      “啊?”

      就这样共和派的意见被刘云暂时压制。趋向于保留帝制,同时可能别有想法的文易的军政分离案从实际上削弱了“过来人”中的共和分子的势力。随着时间推移,因为出入上层社会,周旋于富贵之间,立宪派的声音在“过来人”为主的禁卫军官团中也日渐变大了起来。

      刘云政变后,后党被大批清洗,朝中为之一空,使他在精兵简政之余大量安插了“过来人”在新的政府架构内负责军政要职。面对这批志士对于政权的把持,帝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随着新政6续出台,翁同和为的大部分士绅纷纷反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尊皇”的口号,被对方称为“古旧派”,但是少数,特别是从后党中转化过来,以醇亲王为的王公及张之洞等洋务派中较为激进的大臣则把政治筹码压到刘云他们的身上。醇亲王为此曾向光绪奏道:“非刘卿不得保国祚,不从,身后亦未可期。”光绪对于刘云等人的凡是写“请予准奏”的奏请都写“阅”字或者“知道了”,其他的也极少批驳,至多命其复议,只在刘云等人明确写上:“恭请圣裁”字样才表意见,不能说和醇亲王的进言没有关系。他们希望在变革中转变,仍保其地位,因此极力主张朝廷和志士集团结亲合流,因为邻国日本有“公武合体派”的称呼,他们也被世人称为“公武派”。刘云等人对于用日本的称呼有些不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称呼也颇为贴切。

      处于“义士”控制下的光绪帝,却变得更加开明,甚至前。十七年政变时,宫中太监大部分都是太后一党,因此在扫荡后党的运动中,后党牵连的大部分宦官都被清洗或驱逐出宫,留下的只有几十人,光绪也没有多少嫔妃,于是在光绪十八年下诏遣散内务府,安全工作由直隶总督刘云负责,随后交其奉旨建立的内政部管理,几千年封建宦官制度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光绪对于古旧派的今后是否有“秽乱宫廷”问题的争论,答复道:“朕读古书,朝廷昏庸有宦官也不能防止,难道你是在责备朕的德行不修吗?”)。光绪十九年公历新年(自十九年起帝国采用年号和公历日月纪年,旧历仍然出现在农用日历中,被称为“农历”),皇帝为了增收节支,将大部分的紫禁城开放为“帝国博物馆”,百姓经过安检后可以购票入场,帝家珍品分批拿出来展览供人观瞻。光绪二十年,翁同和带领群臣奏请大庆祭典,光绪第一次在太和殿否决了没有要“恭请圣裁”的次谋部集团的奏章——经过牛金审核,认为可行的庆祝方案——而提出将十八年起每年牛金、马丰举办的京师产品交易会中的焰火等娱乐项目和庆典合并,通过他出席主持交易会,表祝词,“与民同乐”,不但为帝国节约了八百万元(约八十八万两白银或二十九万英镑)的庆祝费用,而且通过推动交易会进入**,反为帝国带来国营工业利润及其他税收项目受益过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一千五百万两白银或五百万英镑)。这三件事成为次谋部内部,文易等立宪派打击共和派的“大口径炮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是在光绪十八年的除辫事件之后生的。

      朝廷中,古旧派对光绪十七年公武派废除科举制度的《新科令》狙击未果,对于光绪十八年刘云提出《满汉合一谕暨除剃法令》进一步动了最激烈的狙击。许多老臣以头戗地,叩头出血,次日朝会之前,倒悬宫门要求维持祖制的大臣有数十人,刘云奏请“凡闭蒙不思进取者,其心与后党同。”一下子吓住了大部分的古旧派群臣,光绪也有些色变。

      文易、刘云二人当夜入宫(刘云管理宫廷宿卫,古旧派大臣非朝会不得见驾)向皇帝密陈,至天明方回。其后两天光绪未上朝(据说次日光绪自闭于屋中整日,再次日召见次谋部众官员,众臣出来后面带惊喜色,京城大小绣房当夜接到官家急活连夜开工)。其后第十一天,光绪又未上朝,次谋部众臣也未到场,只见全副武装的内卫军官带着大队士兵在殿中。在古旧派众臣沸沸扬扬,数十人齐声高声呼唤“圣上”的混乱中,光绪皇帝,在抛弃了假辫子,文官一律西服革履,武将一律身穿帝**礼服的次谋部众臣簇拥之下缓缓而出。只见他身穿“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对襟、阔袖的正黄九龙衫袍,头上没有了辫子,不长的头被通天冠束住,其他众臣见了俱是目瞪口呆。海军大臣张之洞学识渊博,立刻热泪盈眶,五体投地涕泣道:“圣天子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数位【创建和谐家园】大臣也纷纷伏在地上嚎啕,哽咽着称“万岁”不已。

      内卫军官一声令下:“除辫!”内卫官兵纷纷把帽子取下,拽掉了假辫子。“反了,反了……”无数满族古旧派大臣面色如土,有几个行将就木的老臣受不了【创建和谐家园】,当场口吐白沫晕厥过去。光绪皇帝下诏道:“中华本属一统,复国制本合天意,朕乃中华之子,当为万民表率。”命内卫向所有大臣当庭放新的朝服立刻更换,赐金剪刀允许自由剪辫,公武派及不少汉族大臣纷纷凑趣。随后,光绪帝在带领众臣到达天坛祭天,并写祭文送往盛京祭祖,宣布《除剃令》(规定剃留自由)立即生效,并下诏各级官员按先中央,后地方逐渐易新服。

      后来分十年废八旗制度的《民族法》、废除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的《勋爵法》和建立先中央后地方、先特殊后一般,在光绪二十五年基本建立新型司法体系的《【创建和谐家园】法》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虽出自次阁手笔,但多为光绪宣诏亲自宣布,古旧派大臣已经无力动大规模抵搪行动。最后一次反弹是光绪二十年春,京畿八旗“清君侧,复古制”的旗丁暴动,还被卫戍师事先得知,尽数俘灭。为的庆亲王世子载振死于乱军之中,庆亲王奕劻被新成立的最高【创建和谐家园】合议庭宣判有罪,判处终身圈禁,成为司法改革后的第一个祭品。从此,朝中古旧派大臣式微,内阁为公武派完全控制。

      虽然政见分别不大,但从光绪剃事件开始,皇帝和内阁官员争相标榜民意进而争夺改革主导权的竞争却隐隐开始。退出行政的古旧派转而利用其尚被承认的社会地位,进入立法和司法机构,特别是常在主导立法的资政院设计对内阁的杯葛。因为资政院和内阁均在名义上对皇帝负责而不存在隶属关系,“院阁之争”成为控制行政的内阁推行帝国新政的主要障碍。有时,不愿意“武力干预民主制度”的内阁,也不得不依赖皇帝出面平衡资政院的反击。

      改革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起来也引了不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虽然政府机构中的反对派可以镇压,但民众观念的改变却也颇费时日;激进的改革甚至就在中央如何实际落实有时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新科举推行后,罗素兰面对国家的师资力量严重欠缺的数所空壳大学欲哭无泪,绞尽脑汁去节省每年一亿元的西学教育经费。他彻查手下有没有【创建和谐家园】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熟睡中听到“贪”字就能从床上跳起。千省万省,三千多万学校设备采购维护费、过四千万元西方专家学者的聘金和近二千万的翻译费用是无论如何省不下来的(这还是在他强拉无数同志客串教师的前提下,如始作俑者马丰曾在一开始被他勒令每周完成28小时以上的教学任务,不得不把铺盖和每天的文件带到大学,每天夜里讲完了就在教师休息室继续办公)。幸好军事方面的教育特别经费不算在内,要不然连教育署少得可怜的经办人员们的月薪都不出了。

      而扛了一个中央银行的空壳的莫宁除了要保证军费,支持国家工商业(莫宁每次都是阴森森地对始作俑者牛金说:“我一定支持——你,牛。”),还要防止伪钞、打击不法商人狙击新货币的图谋。他在天津、上海先后成功击退了投机商的行动,并在山西和不法钱庄反复周旋。虽然极大充实了国库,却至少熬出了几百根白头。

      (据说,内阁任命时,恰好同时得了风寒,结果被马丰和牛金分别代理了几个月的教育、财政事务的罗素兰和莫宁到了任上当天就大大问候了那两位急着当“创建者”的仁兄的女性前辈们,此后更是隔三差五就要亲切慰问一番)[]铁血帝国

      如果说这些内政上的努力是呕心沥血,那么这个阶段外交上的工作,按照外务次官张志高的话,就是“功劳全当白干,苦劳一定挨骂”。外交是妥协的艺术,而且“弱国无外交”,辛苦了半天反而被别人说是卖国贼,这种痛苦非置身其中者绝难体会。

      不能否认,最招致诟病,尤其是在资政院被杯葛次数最多的就是外交修约的工作。连公武派议员都对张志高起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换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暨收复租界”的主张大肆抨击,认为是“丧权辱国”,次阁会议上农林大臣田正宏和财政次官莫宁也非常反对,认为该政策将有利于殖民主义不利于民族经济,只有是工商大臣牛金和科技次官马丰明确表示赞同,认为是时代潮流。后来不久生了英国水兵【创建和谐家园】事件,刘云奏请将所有外国租界中国居民迁出,并在租界外围筑围墙,这个要了外国商人的命。经过紧张磋商,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先后和张志高进行了修约谈判,帝国收回了治外法权,向各租借地派驻法官,但是当地民法遵循租界国法律,治权也没有收回。张志高的修约谈判中,通过努力达成“自中国颁布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典,建立独立司法体系,并以明文法律作为唯一司法根据之日起,租界国法律即行废止”和“自中国承诺遵循行政体制依照明文法律及承诺涉外处分事先向友邦通告之程序之日起,租借地治权即行归还”的条款被议员们讥笑为“镜花水月条款”,以及世人谈论都把修约功劳归于刘云的筑墙令,无不令张志高十分沮丧。当然,次谋会议上大家对他的劝慰和鼓励,多少让他的心理恢复了平衡。现在,次谋会议上最狂热的好战分子不是钟夏火等武将,而是这个文质彬彬的张志高:迫切希望中华显示天威的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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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dai同人之思想维新

      原标题:

      补五章:铁血帝国早期的思想维新之路

      正文:

      “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

      ——刘云《挑战》(帝国社会科学内参《【创建和谐家园】》杂志特稿)[]铁血帝国

      光绪十六年夺取政权以后,后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清洗,刘云的特种兵团被称为“新血滴子”,从事了数百起暗杀活动,其中不乏错杀冤杀;而大部分官员都见风转舵投靠帝党旗下,宣布“拥护维新”。在腥风血雨之中光绪的帝权从表面上得到了巩固,地方也暂时屈从了中央的铁腕。前期后党洋务派建设的产业在这个时候被刘云集团系统地据为己有,成为帝国工业早期的基础;而其他的产业仍然控制在帝党同僚的手中,并没有统一在中央的旗下。除了张之洞得到了帝国海军的指挥权后,让出了湖广的产权外,刘云大部分掌握的就是各地的军事工业。尽管刘云集团也想建设完备的产业基础,但是在这几年暂时只能依靠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和国家干线铁路产业。其他的,就需要“国学”的展了。

      在因为擅自成立数所师资不足的大学,被教育部“勒令从事教学工作”的马丰在十六年夺权后,就在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科技指导组,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展的方法。如何在中国推行科技文明的课题在争论中得到展,一个新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

      “西学?西方有我们先进吗?是国学才对吧!”夺取政权后不久的“次谋部”会议上,当刘云向马丰询问大学设立后,如何“取消八股,推行西学”的时候,马丰语惊四座,并拿出了一套详尽的《国学复兴方案》。

      《帝国日报》作为刘云集团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光绪十六年末在京师印刷出版,光绪十七年全国各地县城都覆盖到了。十八年初,光绪皇帝在《帝国日报》头版题写了新年致辞,同版刘云的《天下维新》都是轰动朝野的爆炸新闻。事实上,十六年宫廷政变后的一两年间,各个行省都宣称推行新政,但是朝野还不清楚到底要如何展:有的人认为就是继续展洋务,有人认为要渐进西化,有人认为是“尊王攘夷”,有人认为“大政归还”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八年朝廷宣扬的居然是“文明复兴”的口号。

      “外国之技,中华早已有之。其时民智未开,知者恐用之不当;又值华夏小康,人心思安,故蔽焉。天下大乱,志士出焉,启民智而兴国学,以复大治……”

      “这是什么?造神运动?”次谋部里面军官团的咆哮的高分贝完全压掉了科技组成员正在读稿的声音。

      “这不能叫做造神。要是造神就不说什么‘知者’、‘志士’,直接说‘圣人’好了。”马丰解释道。

      “我们的科技本来就比他们先进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解释还要大费周折呢,古代文明说我觉得较为简单,不论是和国内还是国际解释都容易。”张志高应和道。

      “我们在大学讲的东西尽管是基础科学为主,那些西方人都听傻了。他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平面几何体系是商高提出的,行列式是南北朝刘徽明的,极限是祖冲之明的,而积分是祖冲之的儿子祖恒明的。信不信随便,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讲了。”罗素兰突然【创建和谐家园】来。一向因为空壳大学和马丰“顶牛”的他的支持到让当事人有些受宠若惊,结果表达强烈善意的感谢目光投射之下,对方以聚焦在无穷远处的双眼予以回应。

      “你们想用烧火棍,不想用飞机大炮打仗的话,趁早说出来。”文官的脑,国务卿(总理大臣的次官)文易在一旁冷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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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枪族?5.8口径的?”军官团兴奋的交头接耳起来。

      “怎么,提前到1895年装配部队不行么?中国制式武器生产的好东西还不止这些吧。等到汉冶坪的事情和张之洞谈妥了就会从汉阳开始成批生产。”

      “我们会使用新的电动车床设备生产——明年丹江口水电站试运行。当然,这些都是在‘文明复兴’的口号下推行的。”马丰添油加醋。

      “还有什么要说的么?”刘云看着左边的军官团们。

      “……”

      “好。你们接着说吧。”

      和次谋部内部争执的内容不同,朝野对于“志士出山论”倒是颇为欣赏,也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因为大家很容易想到了诸葛亮的故事,不论如何刘云成为现代孔明,要“匡复中华”的说法(民间进一步传说,刘云等人是“墨家子弟,鬼谷一门”。乾隆“曾经托付刘云师傅,要他们在关键时候献其绝技以拯救天下”,现在是他们“应誓而出”云云,军官团怀疑是文官团暗中散播的,尽管后者从未承认)确实让国门被列强打破后,惶惶然不知天下安止的文人们有了精神的寄托,更加理想的效果是“乱世说”极好地满足了文人的虚荣心(自己修习的是“治世之学”嘛)的同时,科技不再是“奇技淫巧”,而是作为“乱世之典”的“新学”引入了文人正统学术之林,天下举子秀才趋之若萤。当然,《帝国日报》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帝国日报》长篇累牍地谈论孔孟之道,提出“习圣人之言,当习其时,习其地,习其事,知其因果,不可断章而取其意”。[]铁血帝国

      举例而论,《论语;阳货》中,有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历代争论都在何谓“上知”,又何谓“下愚”,但是谁都认为“上知”“下愚”是两个名词,和孟子“劳心劳力”论,构成了等级社会和【创建和谐家园】策的思想基础。《帝国日报》中却批驳了这个解释,认为和“性相近也,习相远矣”的前文联合解释,“上知”“下愚”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指“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的两个偏正结构,而是两个动宾结构,“上”是“崇尚”,“上知”意谓“崇尚聪智”;“下”是“轻视”,“下愚”意谓“轻视愚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意思是“只有崇尚聪智与轻视愚昧(的观念)是不变的”。这种“聪智”“愚昧”是与知识的有无、获取知识的多少密切相关的。“聪知”是“有知多知”的结果,“愚昧”是“无知少知”的表现,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高下。

      现代科技理论被打上了墨家的标签成为国学的分支,而日渐茁壮的公武派更大的精力集中在儒家【创建和谐家园】的再诠释。不但这种整体理念通过宣传机器被颠覆,连许多生活细节都被影响着。再举例而论,孔子《论语;乡党》中“割不正,不食。”自古认为是“宰杀猪、羊时割肉不合常度,是失礼的行为,食物形态也被弄坏了,所以不吃”是尊礼的直接表现;但是《帝国日报》在《国学真解》栏目中指出,“不正”是“屠宰的方法不当,造成肉中带有病原”,是科学养生的论述。孔子的“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也不是因为对于祭品的崇敬,而是提醒注意肉不要因为放置过久而损坏。(帝国冰箱微型化后,祭品民俗演变成祭品放在透明的冰箱中,祭祀完了大家就吃掉“以慰相思”,比“现代”的民俗中浪费祭祀食物的做法好像要文明得多。)

      儒学在公武派的把持下,开始了系统性的研究。感谢中华文明的特点,孔子不是上帝也不是【创建和谐家园】,他的学说是可以研究和推敲的,何况文人乐此不疲。光绪十八年间,儒学由外在的“礼”还原到内在的“仁”,到了十九年,儒学家们进一步地通过对内在的“仁”存在的根源的探讨,现孔子原来把“乐”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源:

      1,生活之乐: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2,事业之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3,道德之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论语季氏》)“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论语阳货》)。

      公武派宣称,孔子以“仁”释“礼”,将作为外在规范的“礼”解释为“仁”的内在要求,而“仁”又基础于人的心理感情之“乐”,因而“乐”高于“仁”更高于“礼”。孔子的“仁”却自始即是以“乐”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乐”是比“仁”更深层更宏大的概念。因此,科技和经济可以满足人之乐得到了道德层次的肯定。而“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溶、主客同构”作为“乐之极致”终结了洋务时期“西学”和“中学”的说法,天下学说无所谓中西之别,天下民族也无所谓满汉之分,差别仅仅在于文化的差异,而我中华则“包罗万象”“海纳百川”。规范和平等的思想逐渐被世人认同。

      公武派这期间对于中西文化最大的突破则在于科学和玄学的划分,导致了中国随后奇迹时代的“思想爆炸”。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有:

      一、“可道非常道,常道非可道”。世界是无限的,因此它整体上说也是不可道的。科学的思辩、量智、理论理性,永远只能认识其一部分;玄学的体证、性智、本体理性,才能把握其全体。科学与玄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问,科学思辩的对象及结果为知识,知识的特点是“可道”,故知识是“支离破碎”的;玄学体证的对象及结果是本体真实,本体的特点是“不可道”,故本体只可以“整体如此”。因此“墨家”研究“可道”还是释家、道家研究“不可道”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没有高下的差别,儒家则阐述两者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后来为奇迹时代中国哲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造与价值:天人合一,则宇宙是我内省的归属。对于这种归属的体证,便实现了能所互泯,内外浑然。从而宇宙与人生同体同性,天道与人道同质同流。故而便有其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万物生生不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我身心的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越之乐,推动和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于“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这便是人生价值的极致。但这种人生价值的极致并不遥远,它就在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越之乐的实现之中。也就是说,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越之乐的实现,都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极致的组成部分。因此创造的价值,在于“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越之乐的实现”。这个在当时建立的一切以“天人合一”“日新化育”为终极的信仰体系彻底打掉了“利”“义”的争执为工业展铺平道路。

      到了后来的奇迹时代,从事政治的士人,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被赋予了和士人相同的地位的工商业的***中,“君子小人说”仍然被广泛采用,“商人于信,学人于真,士人于义”,把商业信誉、学术道德和政治道德上升为社会思想信仰层次,乃至“天下大治”,这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就不是刘云集团以及公武派当初能够想到的。刘云后来在《挑战》中说到,“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恐怕除了总结,还有那么一丝感慨的意思在里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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