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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时候，在省城开了三天会议的苏慕儒和唐天鸿一块儿过来这边，一过来就给唐昱带过来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消息，分税制的改革终于要开始了，而且，东陵市再一次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和政府资产加入拍卖行列一事系统，依然是以东陵市为试点单位，到了九月份十月份才开始全国大规模的改革。事实上是整个辽海省试点，东陵市作为试点的先锋率先开始实行国税地税分家搞两套税务机构。
原来，苏慕儒他们这几天连着在省里边开了三天的会议，总共就说了两件事儿，第一件是关于全省严打的事情，第二件就是关于分税制改革的事情，分税制改革一旦开始实施，就要拆分原本的税务局，改为国税和地税两个机构，具体实施起来，自然又是要一番起飞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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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所谓的分税制，就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
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关于前世93年94年国内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前世的唐昱不在政坛上厮混，对里边的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不过后来因为某个课题的关系，他前世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性报道的文章，后来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以留意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多少有些记忆。
说来那三天的昏迷也不是全无好处，起码那一幕幕的在唐昱的头脑中闪现过的画面让他对前世的很多事情能熟记于心，甚至包括前世之时看过的某些统计性的报表，都能够记得其中的数字，比那些所谓的过目不忘的天才都要强不少，也算是怪胎了。
“分税制改革试点依然是从东陵市开始？是不是整个辽海省都要优先于全国开始税制改革？”唐昱抬头看着苏慕儒和唐天鸿，见他们肯定的点点头后，又开口问道，“东陵市是中央还是省里边点的名？”
到底是中央还是省里边点的名字，这点却是需要搞明白的。至于唐昱他能够猜到辽海要优先于全国开始分税制改革，却是因为，这段时间负责分税制改革的朱延山副总理正带着一个团队飞赴全国各省与地方上进行谈判来推动分税制改革的进行，辽海省被四月份陈松威的事情牵连到，与中央美院谈判的资格，自然要优先开始实行分税制。
苏慕儒奇怪的看了唐昱一眼，“是中央特别点了东陵市的名字。”
显然，省里边点名和中央点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像上次的政府资产开始拍卖，吧东陵市定位试点就是省里边的意思，是严仲贤和沈睿鸿两个人要斗法的先兆，而这次的情况显然又有不同，是中央的大佬特意点了东陵市的名字。
虽然试点不止一个市，不过点了东陵市的名字，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顿了顿，苏慕儒怕唐昱不明白，又给他解释道，“你也知道，东陵市自从前任市委书记发生了大额骗税一事被查处之后，时机恰在税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东陵市被卷入地方与中央大博弈的舞台，就这样纳入了中央大佬的法眼之中，这次估计就是这个愿意，所以点了东陵市的名字开始试点。”
他话语之中不提陈松威，而是说前市委书记，显然心中还是有些芥蒂，不愿意提这个名字。不过任谁被陷害到那种地步，若是心里边没有些怨气，显然是不可能的。
唐昱笑了两声，“不知道中央对市里边市委书记带头的大额骗税案有多高兴，这次要不是咱们市里边出了这事儿，中央和地方不知道要扯皮多久才能把事情给定下来，咱们到时间接的帮了中央的大忙，让中央说话硬气起来。这次分税制改革，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大博弈，地方上的利益，不用说，肯定是损失惨重了。”
唐昱这话说的直白，若是搞政治的，是绝对不会这么说出来的，唐昱最后一句没有点出来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大博弈把骗税案发生地的东陵市和辽海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边，而前省长邱立源就是因为稍微牵扯到了里边，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调到了中央任闲职，也算是时运不济。
苏慕儒到时极愿意听唐昱关于此事的论述，递给唐昱一份省里边下发的红头文件，“这份东西，就是中央这次的政策，你小子看看，然后好好说道说道。”
唐昱腆着脸笑了笑，“你们两个都是搞政治的老手，不用压榨我这么个年轻的劳动力吧，我的脑袋可是刚刚受过伤还没有好利索呢，再说，这些东西，我懂得的，未必有你们知道的深啊，怎么还要听我说道。”不过嘴里边这样说着，还是随手翻开那份文件仔细看起来。
苏慕儒在一旁笑道，“让你小子说道说道，自然是有原因的。这次东陵市被点了试点的名字，我特意的问了沈省长一声，沈省长说，这次被中央大佬点名试点，也不仅仅是因为骗税的事情，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愿意就是我在内参上边那篇关于分税制改革的文章了。沈省长说，那篇文章，在上边入了中央大佬的眼睛，这才特意点了东陵市的名字，嘿，我的那篇文章，原本就是让老唐代写，最后可是被你改的面目全非才上了内参的。那时候还不觉得你小子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不过这会儿对照着这份中央下发的文件来看才能体会到里边的东西，朱延山副总理在这份文件里边要表达的意思，你那份文章里边就明着暗着说了不少，倒是把人家的心思猜的透彻，自然要让你来好好说道说道的。”
顿了顿，忽然又笑出声来，“你小子这次可是让我出了丑了，我在香榭苑和沈省长谈完事情，最后沈省长忽然笑呵呵的问了一句，问我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小子操刀，我还没回答呢，沈省长直接笑道，看那字里行间的模样就少不了你的手笔，便是不是你操刀，最后也有你的润色，沈省长最后还说让你最近到省里边去一趟，分税制改革的东西，他还要和你好好谈谈。”
唐昱笑了笑没有说话，沈睿鸿能这样和苏慕儒说话，自然说明苏慕儒已经纳入了他的体系之中，要不，官场上边可是很忌讳这样说话的。
至于沈睿鸿能猜到那篇文章里边有唐昱的手笔，却是因为，唐昱在之前就和沈睿鸿在税制改革的问题上边做过讨论，而且深入的阐述过一些东西，沈睿鸿自然能从那篇文章里边看到唐昱的手笔。
至于说他和苏慕儒说的，那篇文章入了中央某人的法眼，其实唐昱稍微猜测一下就知道，定然说的是朱延山副总理了，前世之时分税制的改革就是在这位副总理的推动下进行的，唐昱在文章中多种表述都暗合了这位副总理的意思，自然就入了他的法眼，而恰好，沈睿鸿与这位副总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浅，苏慕儒也就入了法眼。
不过唐昱一直有些奇怪，照理说，入了朱延山副总理的法眼，若是运气的话，或许会被叫过去问对，只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依旧还没有动静，看来应该没有希望了，倒是可惜了那篇文章，唐昱当初准备的时候，可是希望给苏慕儒架个梯子的，事后还又准备了不少的资料，这会儿看来，是完全的多余了。
不过唐天鸿倒是打心眼里边高兴，儿子出息了，他自然高兴的紧，要知道，那篇文章可是入了中央大佬的研究，虽然用的是苏慕儒的名字，不过唐昱操刀，已经足够说明他的实力。
和苏慕儒之间也不必忌讳很多东西，唐天鸿开口问道，“小昱，你刚刚没看那份文件就说，地方利益指定要大大的受损，这话怎么说？”
唐昱合上那份红头文件，开口道，“这里边的道理其实你们都能够看得到的，中央和地方，什么时候和谐过？从来都是扯不清的利益纠葛。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于税制的改革一直在探索之中，也有过一些措施的，不过对于税制的改革，千变万变，概括起来无非是六个字儿，‘强中央，弱地方’，万变不离其宗，这次的分税制改革自然也不例外，终究还是脱不了这六个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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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鸿私下里和苏慕儒说，他见过的人里边，最能够体会到中央政策走向的，唐昱是最敏感的，这一点上边，他自己都自然不如，前有海南楼市调控的事情，这次又是分税制改革的事情，也由不得他们不高度的评价唐昱在政治上边的敏感性，尤其是对中央政策的把握，简直到了神的地步，知无不对。
这会儿苏慕儒自然也想听听唐昱对分税制改革上边的看法，这会儿的唐昱，可不能仅仅当成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看待，而是要当成一个能体会到中央政策思想的人来看待，当成能把握住中央某些人心态的人来看待。
看两人都是一副感兴趣的神情，唐昱又接着往下说，“我最近看了不少有关国内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文章和相关的政策概括了一下，自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内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改革，在国内的税制改革上边，我们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和‘利改税’体制的改革。无一例外，这些改革都把握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弱地方，强中央’的原则，无论怎么改革，都不会偏离这个原则和大方向。”
顿了顿，唐昱又接着往下说，“不知道你们注意没，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党的十四大会议上边就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使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这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推行到今年的时侯，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我看过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至不足30％的水平，显然，这样的制度严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税制的改革是必然的，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既然要增加中央，那自然就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
苏慕儒赞同的点了点头，“这些资料我也研究过，分税制的改革，必然是要弱化地方上的利益加强中央上的利益，中央的钱袋子空着，自然瞅着地方上的，你之前说中央与地方上的扯皮，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你这小子，对这些事情倒是看的清楚，也不知道谁教你的。”
唐昱心头暗道，若是你也到社科院里边写两年的资料，大概也能明白这些东西，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
第一百二十三章 征管之争
“其实中央与地方上边的扯皮，说到底还是征管之争。这种涉及到利益的东西，自然是要扯皮的，中央和地方上边历来就不平静，中央对待下边，不会温情脉脉，下边也不会任由中央割去自己的利益，这种扯皮的事情，多了去了，只要涉及到利益的东西，哪能少得了扯皮。”
苏慕儒赞同的点了点头，“小昱，你倒是说说这个征管之争，我对这份文件里边的东西还没有太吃透，看来沈省长之前说听你小子给分析分析，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啊。”以苏慕儒的实力，一个小小的地级市的市长自然没有资格参与到地方与中央在税制改革上边的大博弈，自然对里边的一些门道不是很清楚。
唐昱微微一笑，“说到这征管之争，其实还是要先说这个分税制。你们看这份红头文件，这是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这里边，将原专司税收征管的一个税务机构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很显然，按照这份文件里边的表述，地税局是竞争不过国税局的，在这件事儿上边，地税局是弱势群体。至于为何说竞争不过国税，这里边其实也是有着多层次的原因。先从税种上边来说，从这份文件里边就能看得出来，首先表现在地税的日常征管层面，即税种多、税额小；税源零散，不稳定；征收成本过高。地税征管比之于国税征管，一个是捡芝麻，一个是抱西瓜。”
喝了口水，唐昱又接着往下说，“就税种数量来看，地税税种有12个，假使将一些中央、省、市法定代征的税费项目计算在内，从数目上边看是要多于国税税种的，看似有些优势。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税种税基比较小，且不易控制。比如车船税和普通营业税的征收，税源零星分散，税金从几十元到百元不等，征收成本很高，有时甚至需要委托多部门代征、代管，衍生出无数繁琐环节。其实从这个税种的划分上边就能看出一些东西，中央的做法，是要把易征税种都划给国税，难征税种都留给了地税，吧地税当做后娘养的孩子。国税吃肉，地税喝汤的这种说法是之前的口水战的时候南方周末上边的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不过大体还是没错的，中央的做法，就是只给地税喝汤甚至只给喝水。既然是这样，那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也就此产生，而很显然，分歧罪的地方就产生在这个征管之争的上边。”
苏慕儒还是有些疑惑，“你刚刚说的这些，似乎在说国税地税分家之后中央偏袒国税，这个是自然的，中央要增加收入，自然要拿大头，地方上的利益自然要受一些损失的，也就与中央有了扯皮，不过这征管之争的说法，到底是在说什么？”
唐昱笑了一下，“其实，在这个之前，有些人早就提出来过这个所谓的征管之争，不过不大受人注意罢了。这最大的分歧，其实出现在企业所得税征管上。”
“我看过近期关于分税制改革的讨论文章，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虽然定下了国税和地分税制改革革的基调，不过最初的草案与现在的这份文件，在某些地方是有很大的改变的，也正是某些地方的改变，才有了征管之争的这个巨大分歧。按照初期草案之中的说法，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两不相碍。不过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中央的声音强硬起来之后，这种草案就被另一种方法给代替了，就是现在的红头文件上边的说法，企业所得税是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
“共享税种？这怎么说？”唐天鸿与苏慕儒两人在这方面都不是专业人士，还需要唐昱做些解释。
“其实说来，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还是因为我们东陵市骗税的事情才出现的，在之前的草案之中，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两不相碍。不过我们东陵市的骗税案让地方上边落了话柄，中央的声音进一步的强硬起来，这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共享税种的出现，而这个税种，其实就是征管之争矛盾的潜伏。”
“怎么说？”
事实上，在唐昱前世的记忆里边，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在前世的时候，是直到2002年之后才出现的，而之前，一直沿用的是中央企业收入所得归国税机构征管，地方企业收入所得归地税机构征管的方法。
显然，唐昱重生而来让东陵市的巨大骗谁团伙提前暴露，在推动了分税制改革政策的同时，也让某些东西出现了不为人知的改变，例如这个共享税种的出现，例如，在前世的时候，地税初期是有十七个税种的，而不是现在文件里边的十二个。显然，事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没有按照前世时候的轨道，虽然大体方向不变，不过在细微之处，已经与前世出现了不同。
意识到了这点，唐昱继续往下说，“既然决定了共享，那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分歧，关于企业所得税界定标准，其实这里边是很难鉴定的。就这份文件之中，虽然对国税和地税如何征缴企业所得税、税源归属等问题进行划分，但表述并不明晰、文本内容也有矛盾，那几种界限划分的标准也不是很明确，这就是征管之争的根源。事实上，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出现的，国内官员做这些扯皮的事情，很是拿手。”
“再说这份文件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划分的表述，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在前段时间的争端大讨论上边就有文章提到过，只不过不是很引人注意，例如：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上边，地税方面认为新办企业是从无到有，如果是老企业出资办新企业，这是投资、属关联企业，不应由国税征管。企业的机构分设和业务衍生，均不能算是新办企业行为，所得税也不由国税征缴。可是根据国税总局文件的表述，新设企业的母公司或股东原来缴纳地税的，则新企业的所得收入仍由地税征收。为了弄清很多外来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原始注册地到底是缴纳地税还是缴纳国税，还需要挤出一些时间到外省去调查取证，以便确保这些企业的税源不至于‘外流’。
再有，这份文件里边的规定，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所得税要由国税局征收的，但事实上地税局控制了这些领域的发票就等于控制了征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当纳税人去开发票时，地税局会向纳税人施压，明确要求他们到地税缴交所得税，但本来是国税局征的税。这种界限不清的问题，在国税地税划分之后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才有了征管之争的这种说法。”
见苏慕儒和唐天鸿听的认真，唐昱笑了笑，“其实所谓的征管之争，说到底还是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央有中央的利益需求，地方有地方的利益需求，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大些，这才出来了征管之争。不过这次中央有了说话的底气，在与地方的博弈中硬气起来，地方上边直不起腰，自然就要被中央捏着七寸走，这征管之争，最终还是要看谁的底气硬，现在看来，是中央的底气要硬些，换句话说，国税的后台比地税硬，地税是争不过国税的。”
“其实说来，要是地方上能硬气些，就应该与中央搭台唱戏，强烈要求把税种的划分上升到立法的高度，目前的这种财政集权不是通过法制化来实现的，因此随意性很大按照分税制规定，中央主导税权，只有中央具备税种设立权力。在税种设立时会启动法律程序，但在具体划分过程中，则由财税部门通过自己的行政性文件加以具体界定。这容易造成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争税的情况。在划分税源上，中央不立法，法律程序也不走，财政部一纸文件，很多税源就归了国税。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我们东陵市的大额骗税案让地方派在分税制改革的事情上边没有了博弈的底气，立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前段时间报纸上边就此事已经打过了口水仗，不过最后显然还是中央胜出了一筹。”
“其实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立法权的先后顺序的问题，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有立法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优先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有相悖之处。这种要求之下，地税似乎成了后娘养的，与国税之间的矛盾只会更加的凸显出来。而且，按照这份文件里边的说法，这里边规定，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税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均归中央；把与地方资源、经济状况联系比较紧密，对全国性商品生产和流通影响小或没有影响，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税权归地方；把一些税源具有普遍性、但征管难度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立法权归中央，司法权和执法权可归中央也可归地方。这种强制性的立法规定，注定了国税与地税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国税天生就处于优越的地位，地方上边的既得利益受损，不和中央扯皮闹矛盾才怪。这种行为，完全就是中央变着法子从地方的口袋里边捞钱，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了。”
唐天鸿赞同的点了点头，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前不大关心分税制改革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不大了解，不过这会儿听了唐昱的解释倒是明白了不少，不过还是对着苏慕儒叹息了一声，两人相视而笑，尽在不言中。
他们两个自然知道，唐昱能看得到这些东西，自然也有其他人能够看得到，中央制定政策的大佬也不会看不到，不过最终是以这样的文件形式下发，说到底，还是利益上边的博弈罢了。
苏慕儒叹息一声，对着唐昱道，“你小子，对这些东西了解的倒是清楚，怪不得沈省长说你最能把握到中央的思想，这些东西，有些若是不点出来，可不一定能想得到，不过中央这次的分税制改革，那是势在必行了，前面的弊端积累的太深，若是不改革，中央勒紧裤腰带也过不下去了。”
叹息了一声，“这次之所以中央迫不及待的要进行强势的税制改革，而且还让朱延山副总理来挑头，那实在是中央也穷怕了。”
第一百二十四章 分税制改革（中）
唐昱也赞同了一声苏慕儒的说法，中央却是穷怕了，这才有了这次的税制改革。
事实上，他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苏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仅有前世的记忆，还有这一世专门收集的资料。当然，大多数还是源自于前世的记忆，源自于前世在社科院充电那段时间的疯狂涉猎，至于这一世收集的资料，却是为了说话之时不说露了嘴。
事实上，在【创建和谐家园】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不得不进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的中央财政就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开了序幕，这才有了苏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会儿，中央财政窘迫到了极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
原本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可是那一年的财政会却变成了变相的“募捐”会。据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资料描述当时的事情，一些财政厅厅长当场和中央财政部翻脸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
而也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决心要充实钱袋子。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个经济学家还专门评论过那次的财政会议，评论当时的“反目”到底有没有道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说辞，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给钱的理由！就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广东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
在唐昱的记忆中，他在社科院充电的那会儿看过的资料中似乎提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有借无还的买卖，地方上边自然不乐意。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
那个时候，据说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
也正是中央的钱袋子太空，中央被穷怕了，在财政过于穷迫的背景下边，才有了朱延山这位向来喜欢大刀阔斧整改又有着铁血手腕的人士进行这次分税制改革。事实上，中央对于重用朱延山副总理这样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来。
关于当年中央财政的窘迫，唐昱的记忆里边有这样一组书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唐昱好像记得，当时的财政部部长似乎某个刘姓人士向分管银行的朱延山副总理借钱，朱延山当时没有答应，而是开始酝酿分税制改革的事情。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中央的财政已经难以维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唐昱不太记得前世的具体数字，不过他这一世通过沈睿鸿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唐昱把那些资料拿出来分别给唐天鸿和苏慕儒看，资料上边，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唐昱的脑中还有一份当时的数据，那时候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增长12.8％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总理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延山副总理的高度重视。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早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来，也没有人去挑这个担子。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前世的时候，是在1993年7月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不过这一世的情况显然有所改变，因为骗税案的发生，促使朱延山副总理关于税制改革大变动的提前发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具体的流程，开始了与地方上边的谈判，开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财政为何穷迫到了这个地步？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些东西，这份税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不过很显然，前世之时唐昱在社科院里边接触到的东西被完备，到了2000年后，随着某些分析软件和数学建模的出现，很好的分析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财政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具体来说，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创建和谐家园】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体的提上日程，那还是在1992年年初，邓公发表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室，分税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税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92年，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时候，在1993年5月的时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才开始具体的起草东西，而这一世，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草案的争论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东陵市的骗税案发生之后已经推翻了一次草案，吧关于企业所得税之类的税种又重新进行了起草。
说来，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这么快速的制定出税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其实唐昱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出了提前揭发出陈松威的骗税案之外，他帮助苏慕儒写的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对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据前世朱延山副总理的想法写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总理的意。朱延山副总理改革之中制定出来的七条主要内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这些，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关于朱延山副总理的税制改革还有个说法，叫南“征”北“战”十七省，说的就是为了分税制的实施，朱延山副总理南征北战与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的事儿。上一世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上边展开谈判，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