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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蒂尔和我一直走到画室的尽头，站在窗前。窗子在花园后面，朝向一条狭窄的横街，几乎是一条乡间小路。我们来到这里呼吸将近傍晚的清新空气。我认为自己离开那一小群少女十分遥远，正是下定决心牺牲一次看见她们的希望，我才终于听从了外祖母的请求来看埃尔斯蒂尔的。你寻找的东西在哪里，你并不知道，而且常常长时期回避由于别的原因每个人都请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料想不到，正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人。我毫无目的地望着这条乡间小路。小路从画室外紧擦画室而过，但已不属于埃尔斯蒂尔。
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小帮子中那个推自行车的少女。她快步沿着这条小路走来，乌黑的秀发上，戴着她那马球帽，帽子压得很低，下面是她那丰满的面颊和快活而又有些执拗的双眼。我看见在这条奇迹般幸运、充满柔情的许诺的小路上，从树下向埃尔斯蒂尔送过一个友好微笑的问候。这简直是一道彩虹，对我来说，它将我们的地球世界与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无法企及的地域连接了起来。她甚至走过来将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看见她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
“先生，您认识这位姑娘吗？”我问埃尔斯蒂尔，我明白他可能把我介绍给她，请她到他家来。于是，这间乡间景色环绕的宁静的画室，充满了更多一层的诗意。好比在一所房子里，一个孩子已经呆得很高兴，当他又得知，漂亮的东西和高贵的人非常慷慨大方，要无限增加他们的馈赠，正在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茶点时一样。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同时也一一道出她的其他女友的名字。我对这些女孩描写得相当准确，他道出她们的名字无甚犹豫。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我想错了，但是与一般在巴尔贝克的判断错误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店铺掌柜的儿子骑在马上，我轻易地将他们当成王子。可是这一次，我倒把属于相当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一些少女给安到一个可疑的阶层里去了。这个社会阶层问题，一开始时我最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盖尔芒特之家那样的上层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肯定，如果海滨生活那色彩斑斓的空虚没有在我看花了眼的双目前事先赋予她们某种魅力，而且她们再也不会失去这种魅力的话，说她们是大批发商的女儿，我大概也不会与这个概念胜利地抗争到底。现在，我只能对法国布尔乔亚是一个绝妙的最丰富多采的雕塑作坊表示钦佩了。多少出人意料的类型！从面部特征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面部线条上，又是怎样的决断，怎样的新鲜，怎样的质朴！这些迪安娜①和仙女竟然出自吝啬的老布尔乔亚阶级，我真觉得这些老布尔乔亚也是最高大的塑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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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安娜为希腊神话中之猎神。
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我还没来得及察觉，在她们那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又一个想法已经扎下了根。原来我认为她们是自行车运动员、拳击冠军的情妇，现在又觉得她们很可能与我们认识的某一律师家庭关系非常密切了。这些发现的错误，对一个人观念的改变简直具有化学反应般的瞬时性！
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什么样的人，我所知甚少。肯定她对于某一天她之于我如何，也毫无所知。甚至我在海滩上早已听人说过的西莫内①这个姓，有人叫我写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写成两个“n”，一点也料想不到这个家族对于只有一个“n”看得很重。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下，时髦玩艺越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不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并不比贵族的那些标记更毫无意义，但是，这些玩艺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诧。可能有过姓simonnet的人干过坏事，甚至比这还糟。总而言之，据说，别人若是将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这西莫内家的人便要大光其火，犹如受了诽谤一般。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感到自豪，而他们为唯有自己姓只有一个“n”的西莫内、而不是两个“n”的西莫内，大概感到同样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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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莫内simonet。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某些姑娘是住在巴尔贝克的。有一个姑娘家的别墅就在海滩的尽头，就是卡那维尔悬崖开始的地方。由于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挚友，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我和外祖母在一起遇到的那个姑娘正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当然，有那么多条与海滩成垂直方向的小街街角都很相似，我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认出那是哪一条街。人们希望记忆准确无误，但是就在当时，视觉就是模糊的。然而，阿尔贝蒂娜与走进女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虽然如此，此后，棕色头发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在我面前呈现的无数形象，不论此形象与彼形象多么不同，全都重叠在一起。如果我沿着回忆的线索上溯，在这个特征掩护下，就象在一个内部通道中一样，我可以从所有这些形象面前经过，而无法从同一个人中绕出来。反过来，如果我希望一直上溯到我与外祖母在一起那天路遇的那个少女，我必须再走到露天中去。我确信又找到了阿尔贝蒂娜，她与走在自己的女友中间，在散步中经常停下来，高出大海地平线的那个，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上述的形象依然与最初的那一个形象相分离，因为我无法在事后赋予她给我的双眼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刻对我而言她不具有的特点。不管概率计算能给我什么保证，在小街与海滩的转角处那样大胆地望了我一眼的，我以为可能会爱上我的那个双颊丰满的姑娘，我从来没有与她重逢过。
我在这一小帮子的各个少女之间犹疑不定，她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点首先使我心荡神驰的集体魅力。这种犹疑是不是又给上述的原因增加了一条，给我后来，即使在我最热恋阿尔贝蒂娜——是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期间，留下一种间歇的而且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呢？由于先在她的所有女友之间游荡，后来才固定在她身上，我的爱情有时在爱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某种“游戏”性质，这种游戏，象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使爱情先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来施加在她的身上。我心中感到不自在与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说不定与另一个人的形象也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闪电般的一瞬间，使我能够将现实化为乌有，不仅是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样的外部现实（我承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一种内心状态，在这种心态中，完全从自己心中引出我爱的人的特殊品格，特别性格，使得爱情对我的幸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甚至是内心的纯主观的现实。
“没有哪一天，她们当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从画室前经过，不走进来稍微拜访我一下的，”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如果外祖母叫我来看他的时候我立刻就来，很可能我早就结识阿尔贝蒂娜了。想到这里，埃尔斯蒂尔的话真叫我伤心。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想，她到海堤上会女友们去了。如果我早能和埃尔斯蒂尔一起到海堤上去，也会结识她们了。我编出一百样借口来，好叫他同意跟我到海滩上去转一圈。那个少女在那面小窗的窗框里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平静的。现在我失去这种平静。那面小窗，直到那时为止，在忍冬的包围中是那样动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了。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他要去跟我走几步，但是他不得不首先画完正在画的那幅画。这叫我感到快乐，快乐中又夹杂着折磨。他画的是花，但不是山楂花，刺玫花，矢车菊，苹果花——我如果要向他订一幅画，我更希望订画这些花的画，而不是一幅人物肖象，以便通过他天才的揭示，得悉我经常在这些花前寻觅而始终不可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埃尔斯蒂尔一面作画，一面与我谈植物，但是我听不进去。光是他一个人已经再也不够，他现在只不过是那些少女与我之间必要的中介。他的天才，一小会以前对我来说，还赋予他以威望。而现在，只有在他即将把我介绍给她们的那一小帮子人眼中，他将这种威望给我一点点，这威望才有价值。
我踱来踱去，巴不得他赶快画完。我抓住一些习作仔细端详。许多习作靠墙翻过去，一个压一个地摞在那里。我就这样碰巧发现了一幅水彩画。这幅画大概是埃尔斯蒂尔绘画生涯中很久以前某个时代的作品，使我特别着迷。一些作品不仅仅技巧高超，而且立意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诱人，我们竟然会将作品魅力的一部份归之于立意，似乎这种魅力，本来在大自然中就已经具有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描摹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作品使人特别着迷。这样的物品能够存在，甚至将画家的表现形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创建和谐家园】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①。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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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创建和谐家园】，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创建和谐家园】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①，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②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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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②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第二卷 地名：地方(13)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
埃尔斯蒂尔夫人来到，更要耽搁我们，我心里真难受。窗户的边边很快就成了玫瑰色。我们即使出门去，大概也要一无所获了。再没有看见那些少女的任何可能了。因此，埃尔斯蒂尔太太离开我们是快是慢，也再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呆很久。我觉得她特别令人生厌。小上二十岁，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她很可能是个美人儿。但是现在，她的黑发正在变白。她很普普通通，却又不朴素自然，因为她认为举止庄重、态度庄严乃为她那雕塑美所必需，而她的年龄已使她的雕塑美失去全部魅力。她的服饰极为朴素。埃尔斯蒂尔每时每刻都用含有敬意的柔情蜜意说：“我的美人加布里埃尔！”似乎只要说这句话，就会使他动情，使他满怀尊敬。听到他这样说，人们很受感动，但也感到惊异。后来，当我见识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绘画以后，倒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太太姿容增加了几分。我明白了，既然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整个的思考功夫，一句话，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更好地分辨这些线条，更忠实地重现这些线条，那么事实上，他早就将几乎天神般的性格归之于某种理想类型，某种准则了。这种理想类型可归结为某些线条，某些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的【创建和谐家园】花纹。这样的理想给予埃尔斯蒂尔的灵感，确实是那样严肃、那样要求很高的迷信，这种信仰竟然从不允许他感到满意。这个理想，就是他本人心中最秘不示人的部份，所以他无法将这理想看得很淡漠，无法从中得到【创建和谐家园】，直到他遇到了这个理想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在一个女郎的躯体上，遇到了已在外部实现的这个理想。这就是后来成了埃尔斯蒂尔太太的那个人的躯体。从她身上，他得已感到那理想是崇高的，感人的，神妙的——只有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这种感受。直到那时为止，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美，顷刻，神秘地化成了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以结成卓有成效的情感一致的硕果。将双唇按在这美上，啊，心灵会得到怎样的宁静！
那时的埃尔斯蒂尔，已不再处于只期待思维旺盛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的青春年少时代，他已接近指望通过肉体的满足来促进精神充沛的年龄。我们精神疲劳了，往往倾向于物质至上；活动减少了，往往倾向于被动接受影响。精神的疲劳与活动的减少开始使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可能确有某些得天独厚的躯体、行业、节奏能那样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以致即使没有天才，只要描摹某一肩部动作，某一脖颈的紧张，我们就能创造出一幅杰作来。这是我们喜欢用目光去抚摸美的年龄，这美在我们身外，在我们身边，在一幅挂毯上，在旧货商店里发现的一幅提香所作的美妙画稿中，在与提香画稿同样美丽的情妇身上。我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每次见到埃尔斯蒂尔太太，再也不能不感到快乐，她的身躯也失去了沉重的臃肿，因为我用一个想法充满了她的躯体，那就是她是非物质的造物，是埃尔斯蒂尔的自我写照。对我来说，她也是一幅肖象画，对他大概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来说，生活中的材料是不算数的，只是显露其天才的一个机会而已。将埃尔斯蒂尔创作的十幅不同人物肖像画排列在一起去看，人们会清楚感觉到，首先，这些人跟埃尔斯蒂尔全是一家人。天才汹涌澎湃覆盖住生活，只有大脑疲劳了，渐渐失去了平衡时，生活才又占上风。好比一条大江，大潮涨来，江水倒灌之后，才又恢复正常水流。在第一个阶段中，艺术家逐渐摸索出自己意识不到的天才所具有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他是小说家，他知道，什么情景能向他提供素材；如果他是画家，他知道什么景物能向他提供素材。这素材本身无关紧要，但对他的探索必不可少，正如一间实验室或一间画室之必不可少一般。他清楚地知道，用柔和光线所产生的效果，用对某一过失改变看法而产生的内疚，用站在树下或半潜入水中美如雕象的一些女郎，他造就了自己的杰作。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他的大脑已经衰退，面对他的天才使用的材料，他再也无力进行心智活动，只有心智活动才会产生作品。然而他会继续寻找这些材料，为置身这些材料身旁而兴高采烈，因为这些材料在他身上唤起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乃是工作的激发剂。他会将这些材料笼罩在迷信的氛围之中，似乎它们高于一切，似乎艺术作品的很大一部份已寓于其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便蕴含着已经现成的艺术作品。与模特儿经常来往、对模特儿宠爱之极，如此而已，他不会走得更远。他会与一些已经翻然悔悟的杀人犯无止无休地聊下去，这些杀人犯的悔恨和堕落昔日曾构成他小说的题材；他会在薄雾使阳光变得轻柔的国度买上一处乡间住所；他会连续几小时地注视女人洗浴；他会收集好看的衣料。生活美好，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词，尚处于艺术境界之下。我见过斯万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生活美好是一个阶段，由于创作天才速度减慢，由于对促进创造天才的各种形式怀有偶象崇拜，由于希望少下功夫，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人，有一天大概就会渐渐蜕化到这样的阶段上去。
他刚才终于给他的花卉画上了最后一笔。我望了望花卉，又浪费了一会功夫。既然我知道那些少女大概再也不会在海滩上了，我望望花卉浪费时间，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即使我认为她们还在海滩上，浪费这几分钟就会使我错过与她们见面的机会，我也还是会看的，因为我心中暗想，埃尔斯蒂尔毕竟对他的花卉比对我与这些少女相见更有兴趣。我外祖母的天性与我完全自私自利截然相反，但她的天性仍在我的天性中有所反映。与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我对他一直装作很有感情或恭而敬之的人，在我面临着危险，而他只有点小麻烦时，我只会对他的烦恼深表同情，象什么大事一样，而将自己面临的险境视为小事一桩，因为我感到在他看来，这些事大概是这样的比例。如果实事求是地讲，甚至还有过之，我不仅不为自己所处的险境而悲叹，而且还要迎着这风险走上去；而对于事关别人的危险，则相反，哪怕自己更有可能为危险击中，也要尽量使别人免遭这种危险。这样做原因很多，说起来并不能为我增加光彩。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虽然我一味思考时，觉得自己将生命看得很重。但在我生命过程中，每当我为道德上的忧烦，或仅仅是精神上的不安而受到折磨时（有时这些精神不安是那样孩子气，我竟然不敢明说出来），如果突然出现什么意外情形，给我带来生命危险，这种新的思想负担与其它思想负担相比，是那样轻快，以致我会怀着轻松的感觉甚至是欢乐去迎接这种危险。虽然我是世界上最胆怯的人，但我领略过这样对危险的沉醉。在我理智地思考时，看上去这与我的本性是那样格格不入，那样不可想象。即使在一个完全平静而幸福的阶段，当出了某种危险而且是生命危险时，例如我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仍然不会不将他人置于安全的地位，而为自己选择危险的位置。相当数量的实践体验叫我明白了，我一直会这样做而且会高高兴兴这样去做时，我发现，与我一向自认为和肯定的相反，原来我对别人的看法是非常在乎的，这真叫我感到羞愧。
这种不可告人的自尊，却与虚荣、狂妄毫无关系。因为能使虚荣心与狂妄得到满足的东西，一点也不会使我感到快乐，而且我一直是力戒虚荣、力戒狂妄的。在有的人面前，我做到了完全隐藏起自己小小的长处，一旦他们知道这些小小的长处，对我的看法就会不那么平庸。对这些人，我从来无法剥夺自己的快乐，向他们表明，我更加热心的是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移开死亡的威胁而不是从我自己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我的动机是自尊而不是品德高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做法与此相反，我都觉得极其自然，我根本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如果我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义务感，我大概会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必须这样做，可能就会因他们不这样做而责怪他们了。相反，我觉得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明智的，同时也无法阻止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第二位。炸弹即将爆炸，我自己置身在他人之前。后来我发现了，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的生命更没有价值。自那时以来，我觉得这样做就尤其荒唐甚至罪恶了。
话又说回来，拜访埃尔斯蒂尔那天，距我意识到这种价值差距时间还很远，何况也谈不上有任何危险，只不过作为很有害的自尊心的前奏信号，要求自己对于本人那样热切向往的快乐，不要显得比对人家尚未完成的水彩画家的作品看得更重而已。这幅画终于完成。一走到外面，我立即发现——
这个季节白昼是多么长——天色并非我想象的那么晚。
我们到海堤上去。我以为那些少女可能还会从那里经过，使出了多少诡计，才叫埃尔斯蒂尔呆在那个地方啊！我将我们身边高耸入云的悬崖指给他看，不断地要求他与我谈这些少女的事，以便叫他忘记时间，叫他留在那里。我似乎感到往海滩的尽头走，截住这一小帮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跟您一起稍微再靠近一些，去看看这些悬崖，”我对埃尔斯蒂尔说，因为我发现这些少女中有一个常常往那边去。“一边走，您一边跟我谈谈卡尔克迪伊吧！啊，我多想到卡尔克迪伊去啊！”我又加一句，并没有想到，在《卡尔克迪伊港》这幅画中那么强有力表现出来的崭新特点，说不定更多地是来自画家的视觉，而不是来自这片海滩真有什么特别价值。
“自从我看了这幅画以后，这个港口和海啸角，可能就是我最想见识的地方了，而海啸角从这里去，又路途遥远。”
“即使卡尔克迪伊不是更近一些，我大概还是会更倾向于建议你去卡尔克迪伊，”埃尔斯蒂尔回答我说。“海啸角当然很精采，不过归根结底不过是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那种大悬崖罢了，你已经见识过。而卡尔克迪伊，低矮的海滩上岩石遍布，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我不曾见过与此相似的景色，更使我忆起佛罗里达的某些景观。又奇，又极其有野趣。它位于克利杜和纳奥姆①之间，这些海域是多么荒凉，你是知道的，海滩曲线优美动人。这里，海滩曲线平平常常。可是那里，那曲线多么优美，多么柔和，我简直无法对你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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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两个地方似乎为作者所杜撰。
夜幕降临，必须归去了。我送埃尔斯蒂尔回别墅，突然，有如梅非斯托非勒斯骤然在浮士德面前显现，在大街的尽头——有如与我的气质截然相反的气质和几乎野性而又残酷无情的生命力非真实而又魔鬼般地具体化了，而我那多病之躯、病态的敏感以及过度的动脑子正缺少这样的生命力——出现了精灵的几颗斑点，人们绝不会将这些精灵与其它东西相混淆，出现了少女植虫类群体的几颗孢子。她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但是毫无疑问，正在对我进行冷嘲热讽的评头品足。我感觉到她们与我们势必相遇，不可避免，也感到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便象一个泳者看到浪峰即将袭来那样转过身去。我骤然停步，任凭我那位鼎鼎大名的同伴继续向前，我则留在后头。当时我们正走过一家古玩店前，我朝古董商的橱窗俯下身去，似乎这橱窗突然吸引了我。我装作不在想这些少女，而能够想别的事，颇为得意。而且我已经隐约知道，待埃尔斯蒂尔呼唤我以便将我介绍给她们时，我会露出询问的目光。那目光流露出的不是惊异，而是希望装出的惊异——每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或者说，每个人身边的人都是善于根据外表判断性格的人——我甚至会用手指指着胸脯问：“您是叫我吗？”并且一溜小跑奔过去，乖乖地低着头，脸上冷冷地掩藏起烦躁，因为我正在聚精会神欣赏占老的瓷器而被打断，要把我介绍给我并不希望认识的人。
这时，我打量着橱窗，等待着埃尔斯蒂尔呼唤我的名字，恰似等待一颗期待已久而又没有杀伤力的子弹打到我身上这样的时刻到来。确信一定会把我介绍给这些少女，结果不仅是叫我装出对她们毫不在意的样子，而且要感受到毫不在乎。既然结识她们的快乐已经不可避免，这种快乐反而受到压抑，缩小，反而没有与圣卢谈话，与外祖母一起进晚餐，在附近郊游那么令人愉快了。有些人大概对古迹不大感兴趣，后来由于与这些人关系微妙，我不得不错过一些郊游的机会，我非常遗憾。此外，使我即将得到的快乐大大逊色的，不仅是来得这样突兀，而且是这样前后不相连贯。有些规律与流体静力学规律一样准确，使我们头脑中按固定顺序形成的形象保持着层次。可是，事件突然在眼前出现，便打破了这些规律。
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了。而我在海滩上、在房间里所设想的与这些少女的结识，完全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即将发生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我思想毫无准备。从这件大事中，我既认不出我的向往之情，也辨别不出这向往的目标。我几乎后悔与埃尔斯蒂尔一起出来了。特别是，我本来以为会感受到的快乐，现在反倒因为肯定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剥夺这种快乐，而大大缩小了。我下定决心扭过头去，见埃尔斯尔蒂站在距这些少女几步开外的地方正与她们说再见时，根据弹力定律，这种快乐便又整个恢复了其高大的形象。距他最近的那个少女，大大的脸儿，双眸熠熠生辉，面孔好似一块大蛋糕，上面还给天空留了点位置。她的双眸，即使目不转睛，也给人以动态的感觉，正如狂风怒吼的日子，虽然肉眼看不见空气，却能感觉到它在空中流动的速度。有一瞬间，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好似暴风雨日子里天上那风驰电掣的乌云挨近了一块行进速度不那么快的云朵，与这块云朵擦肩而过，触着了它，又超过了它。但是，它们互不相识，各自远去。我们的目光也是如此。有一瞬间，你对着我，我对着你，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面前的这个天国对将来来说蕴含着什么承诺，什么威胁。只是在她的目光并没有减缓速度正好从我的目光下经过时，那目光轻轻遮上了一层薄雾，有如明朗的月夜，风儿卷走了月亮，一块云彩将月亮遮住时，有一瞬间，月光便被迷雾遮掩，然后很快又显现出来。埃尔斯蒂尔并没有叫我，就已经离开了这些少女。她们从一条街斜穿过去，埃尔斯蒂尔向我走过来。一切都错过了。
我曾经说过，那天，在我眼中，阿尔贝蒂娜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似乎觉得她一次一个样。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一个人外表、肥瘦、身长的某些改变，也可能来自这个人与我们之间某些状况的变化。在这方面，起作用最大的因素是信还是不信（那天晚上，我先是坚信就要与阿尔贝蒂娜结识，后来这种坚信又烟消云散。几秒钟之间，在我眼中，先是将她变得无足轻重，继而又变得宝贵无比。几年以后，先是坚信阿尔贝蒂娜会忠实于我，后来这种坚信又消失，也引来相似的变化）。
当然，在贡布雷，根据不同的时间，根据平分我的最敏感之处的两大方式，我进入哪一种，我早已感受过不在母亲身边那种痛苦会缩小抑或是增大。整个下午，母亲就象红日高照时谁也感觉不到的月光。夜幕一降临，便只有她占据我这颗惶惑不安的心了。那时，就连新近的往事也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
但是那一天，当我看到埃尔斯蒂尔没有呼唤我，正在离开那些少女时，我又明白了；一种快乐或一种忧伤，在我们眼中，其程度变化不同，也可以不仅仅源于两种状态的转换，而是由于肉眼看不见的信仰移位。例如这种看不见的信仰可以使我们视死如归，因为这种信仰为死亡撒下了脱离实际的光辉。也是这种信仰使我们对赴一次音乐晚会看得很重。可是，一宣布我们就要上断头台，音乐晚会立刻就失去了魅力，笼罩着晚会的信仰便会突然消失了。这种相信不相信所起的作用，头脑中某些东西对此真是明明白白，那就是意愿。但是，如果理性、感性继续无视这种作用，那么意愿再明白也没有用。理性和感性认为我们想离开一个情妇，只有我们的意愿知道我们的心还系在她身上。在这种时候，理性和感性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因为信仰将理性和感性弄得模糊不清，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时候才能恢复信仰。但是，只要这种信仰消散，只要理性和感性得知这个情妇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时理性和感性完全失去了针对性，就变得控制不住，小小的快乐便扩大到无限。
爱情的虚无也是信仰的变种。爱情早已存在，正在四处游动，它停在哪一个女子的形象上，无非因为这个女子几乎无法企及而已。从这一时刻起，对这个女子想得并不多，脑海中很难现出她的模样，而考虑更多的是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她搞到手。一连串的忧思滋长起来，这就足以将我们心中的爱固定在她身上，她成了我们几乎还不熟悉的爱的对象。爱情变得偌大无比，那个真正的女子在其中占的地位多么小，我们并不考虑。如果突然间，就像我看见埃尔斯蒂尔停下脚步与少女们说话那个时刻一样，我们停止焦虑，停止不安，由于我们整个的爱就是她，在我们终于将猎物抓在手里时，可能骤然间那爱就烟消云散了，对于这猎物的价值，我们并未足够地考虑过。
我对阿尔贝蒂娜了解什么呢？在海上映出的一、两个身影，肯定不如委罗内兹笔下那些女郎的侧影漂亮。如果我服从某些纯美学的原由，我本会喜欢那些女郎胜过喜欢阿尔贝蒂娜。然而，我能服从别的原由吗，既然丢掉焦虑不安以后，我只能重新找到这些无声的身影，除此之外我根本就别无其它？
自从我见了阿尔贝蒂娜，每日就她进行过千百种思考，与我称之的“她”，进行着内心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我叫她提问题，回答，思考，行动。在我心中，每时每刻，无穷无尽的想象的阿尔贝蒂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这一长串里，真正的、在海滩上远远望见的阿尔贝蒂娜，只出现在排首，正如“扮演”某一角色的明星，在长系列演出中，只在首演式上出现一般。这个阿尔贝蒂娜只是一个侧影，一切附加上去的成份，全是我的想当然。在爱情上，我们内心产生出的添枝加叶，远远胜过从所爱的人身上来到我们心中的东西——哪怕从数量上来说，也是如此。最最实际的爱情也是如此。有的人不仅能自我培养情绪，还能靠一点点东西活着——即使已经得到过【创建和谐家园】满足的人当中也有如此的。
我外祖母从前有一位图画教师，他跟一个身份不明的情妇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以后不久，那母亲就死了。图画教师伤心难过得自己也没再活多久。实际上他并未与她正式居家度日，而且与她【创建和谐家园】也不多。外祖母和贡布雷的几位太太，在她们的老师面前甚至从不愿意提到这个女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她们想到要给这小姑娘一生的命运提供一个保证，每人出了一份钱，给她搞了个终身年金。首先是外祖母倡议，她的某些女友则颇为勉强，她们认为：这个小姑娘难道就真的那么叫人感兴趣，她到底是不是那个自认为是她的父亲的人所生呢？对于那个小女孩的母亲那种人，人们一向是拿不准的。最终她们还是下定了决心。小女孩前来致谢。她长得其丑无比，与上了年纪的图画教师一模一样。顿时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小姑娘唯一长得好的是头发。一位太太对带小女孩前来的父亲说：“她的头发长得多好！”我的外祖母觉得，既然那戴罪的母亲已死，图画教师也将不久于人世，对于一向讳莫如深的那段往事提上一句已无关紧要，便加了一句：“这大概是随家里。她母亲是不是头发这么好？”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天真地回答道，“我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戴着帽子。”
该追埃尔斯蒂尔去了。我从一面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除了没有得到被介绍的机会这大灾大难之外，我又发现自己的领带完全歪了，长头发也从帽子里露了出来、显得很难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她们也遇到了我和埃尔斯蒂尔在一起，不会将我忘记。这已经运气不错。那天，照我外祖母出的主意，我穿了那件漂亮的背心，又拿着我最漂亮的手杖，我差点换上另一件难看的背心。这又是好运气一桩。我们期望的重大事件从来不会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因为缺少我们以为可以指望的那些有利条件；而我们并不希望的其它重大事件却接踵而至，相辅相成。我们是那样担心最坏的事，最后我们竟会认为，就总体而言，偶然对我们还算是帮忙。
“若是结识了她们，我该多高兴！”我走到埃尔斯蒂尔跟前，对他说。
“那您为什么躲在十里开外呢？”
这就是他说的话。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这表达的是他的思想。如果满足我的愿望便是他的愿望，叫我一声，岂不易如反掌？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听别人说过这一类的话，让人揪住了错的凡夫俗子是常常这么说的。他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即使是伟人，在某些事情上，与凡夫俗子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从与那些人相同的俗套里寻找日常的遁词，就像总到同一家面包铺子里去买每日的面包一样。要么，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反面去理解，既然这些字眼的意义与真实情况相反，这种话便是某种反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反面的图象。
“她们挺急的。”
我心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某个人对她们不大热情，她们阻止他去叫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决不会不叫我。就这些女孩，我向他提过那么多问题，他明明看出我对她们有兴趣嘛！
“我刚才正与你谈卡尔克迪伊，”我就要在他家门口与他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曾经画了一张草图，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海滩的轮廓。那张油画不算太糟糕，但已不可相提并论。如果你允许，为纪念咱们的友情，我把那张草图送给你，”他接着加了一句，“拒绝给予你向往之物的人，给你点别的东西。”
“如果你有的话，我倒很希望有塞克里本特小姐小幅肖象的照片。可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那个模特儿在一部莫名其妙的轻歌剧中扮演的角色的名字。”
“先生，我一点也不认识她，这你是知道的，可你的样子似乎事实上与此相反。”
埃尔斯蒂尔沉默不语。
“那总不是婚前的斯万太太吧！”我说，突然不幸而言中。这种情况是相当少见的，但却足以给预感理论提供某些根据，如果有意将可以把这种理论归之无效的种种错误忘记的话。
那确是奥黛特·德·克雷西的一幅肖象。她不愿保留这幅画象，原因很多。有的原因十分明显，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画象时间较早，此后，奥黛特训练了自己的线条，将自己的面庞和身段化成了如今的这个造物。年复一年，她的理发师，她的裁缝，她自己，在她坐卧的姿势，怎么谈话，怎么微笑，手怎么放，眼神怎么传递，怎么思考上，都得遵从这个造物的大致轮廓。非得是一个餍足了的情郎堕落下去，才会像斯万那样，在他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妻子nevarietru①的奥黛特不可胜数的照片中，唯独喜爱自己卧房中那张小照。那张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丑陋而瘦削的【创建和谐家园】，戴一顶饰有三色堇花的草帽，头发蓬松，形销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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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永不改变。
话又说回来，即使这幅画像并非像斯万心爱的小照那样，是在奥黛特的线条系统化，成为一个威严而又令人着迷的新式人物之前画就，而是在那之后画成，只要有埃尔斯蒂尔的眼光，也就足以将这个类型拆散。极高的温度可以将原子结构打散，根据另一种类型将这些原子按照完全相反的序列组合起来。艺术天才也能这样动作。这个女人强加于自己各部分线条的那种矫饰的和谐，每日出门之前，她要在穿衣镜中严加审视，一定要它坚持下去。改变帽子的倾斜度，头发的光滑度，目光的活泼度，以保证这种和谐持续下去。这种和谐，大画家的目光在一秒钟之内就能将它摧毁，而以女子线条的另一种组合取而代之，以使自己心中的某种女性理想美、绘画理想美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样，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从某一年龄起，一位伟大研究家的目光到处能找到构成某种关系的必要成份，他只对这种关系有兴趣。就像那些工人和赌徒，他们不会犯难，手上来什么就是什么，对随便什么东西，他们都可以说：行，这就行。卢森堡亲王夫人的一位表妹，是最高傲的一位美人。她从前爱上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在那个时代还是新东西。她请一位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画家为她画像。艺术家的目光顿时找到了他到处寻找的东西。在画布上，出现的不是贵妇人，而是一个跑腿的女店员，身后是成斜坡而下的紫色宽阔背景，使人想到比加尔广场①。一位伟大艺术家所作的女子肖象，不仅根本不去考虑如何满足这位女子的某些要求——例如有的女人已开始苍老，却要穿上小女孩的服装要人家给她拍照，这小女孩的服装叫她显示出仍然少女般的体型，显得似乎是自己女儿的姐姐甚或是自己女儿的女儿，而她的女儿站在她身旁，倒按照这种场合的需要而“打扮得十分难看”——反而将她极力掩饰的短处突出表现出来，例如发烧一般的脸色，甚至是发青发紫的脸色。正因为这些短处“极有个性”，就更对画家有吸引力。即使不走到上面那一步，有这些也就足够了，足以使趣味不高的观众幻想破灭，并粉碎他的理想。那个女子那样自豪地支持着这种理想的骨架，也正是这种理想以其唯一的、不可制服的形式将她置于人类之外，人类之上。而现在，这个女人遭了贬，离开了她稳坐金銮不可侵犯的原型，就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而已，对她的出类拔萃，我们已失去任何信心。对这种典型，一般来说；我们是那样下苦功夫，不仅表现出奥黛特式的美貌，而且表现出其个性、特点，以至站在这幅剥去了奥黛特式美貌、个性、特点的画象前，我们不仅要大叫一声：“比她丑多了！”而且要大叫：“一点也不象！”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我们没有认出她来。这个人，我们确实感到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但是这个人，又不是奥黛特。这个人的面庞，体态，神情，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切使我们忆起的，不是奥黛特这个女子，她从来不采取这种姿势，她惯常的姿态绝不会勾画出这样莫名其妙而又具有挑逗性的【创建和谐家园】图案。使我们忆起的，倒是别的女子，所有埃尔斯蒂尔画过的女子。虽然这些女子彼此很不相同，但埃尔斯蒂尔总是喜欢叫她们摆出正面姿势，足弓弯弯，露出裙外，宽大的圆草帽提在手中，草帽遮住膝部高度，与正面望上去的另一圆形——面孔成对称呼应。总而言之，一幅天才的肖象画不仅肢解了一位女子的原型——其卖弄【创建和谐家园】及其利己主义的美的概念所决定的类型，在画象上，标志时间的不仅是女子怎样着装，还有艺术家怎样作画。这种作画方法，也就是埃尔斯蒂尔最早的作画方法，那便是提炼出对奥黛特压力最大的出身问题，因为这幅画不仅像奥黛特那时期的照片一样，把她表现为著名风流女郎中的一位后来人，而且这幅画像成了马奈或惠斯勒绘的许多肖象画的同时代作品。马奈或惠斯勒这些作品所依据的模特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已经属于为人遗忘之物或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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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加尔广场在巴黎蒙马特区，是【创建和谐家园】群集的地方。
我一面送埃尔斯蒂尔回家，一边在他身旁默默咀嚼着这些想法。刚刚对其模特儿身份的发现，将我引至这些思考之中。这第一个发现又导致第二个发现，那就是对艺术家其人的发现，这更加使我心慌意乱。他为奥黛特·德·克雷西画过肖像。这位奇才，这位智者，这位孤独者，这位谈吐惊人并在任何事情上都出手不凡的哲人，是否有可能就是从前维尔迪兰家收留的那个可笑而又恶习不改的画家呢？我问他是否认识维尔迪兰一家，是否凑巧他们那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比施先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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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施意为母鹿。
第二卷 地名：地方(14)
他回答我说是的，并不觉得难堪，似乎这是他一生中已经相当遥远的一段，似乎预料不到他在我心中会唤起极其失望的情绪。他抬起眼来，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到了这种情绪。他的面孔现出不满的表情。这时，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他家门口。换一个理智和情感不这么高尚的人，大概就会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有些干巴巴的再见，此后便避免再与我见面了。埃尔斯蒂尔对我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真正的导师——从纯创作观点来说，说不定为人之师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艺术家，为了在精神生活上完全站在真理一边，应该保持孤独，而不要挥霍自我，哪怕是对一些【创建和谐家园】——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对年轻人最有裨益，他总是极力去开掘某一情境中所包含的部份真理，哪怕这真理对他或对别人都是相对的。与其说上几句可能会挽救自己的自尊心的话，他宁愿说几句可以对我有教育意义的话。
“一个人，不管多么明智，”他对我说，“在年轻时的某一阶段，没有说过什么话，甚至过着某种生活，事后回忆起来觉得很不愉快，希望将其抹掉，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但是他不该绝对地为此而悔恨，因为，只有经过所有的可笑、丑恶之现形，他才能有把握在可能范围内变成一个贤哲。这一切可笑、丑恶的现形应该是这最后现形的先导。我知道有些年轻人，是杰出人物的子孙，他们的家庭教师从他们中学时代起便教导他们要精神崇高、道德高尚。可能他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任何要遮掩的地方，凡是他们说过的话，都可以发表，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是一些精神贫乏的人，是理论说教者软弱无力的后代，他们的明智是消极的，是不能开花结果的。明智不能接受而来，必须自己去走一段路亲自去发现，任何人不能代替我们去走，不能免了我们这趟差，因为明智是对事物的一种观点。你钦佩的世人，你觉得端庄的仪态，并不是家长或家庭教师佈置停当的。这些东西的先导，是完全与此不同的人生开端，受到周围占统治地位的恶或俗的影响。这些代表着一场战斗，一次凯旋。我们在最初某一阶段是什么模样，那形象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不管怎么说，是不讨人喜欢的。这我明白。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形象，因为它是我们确实经历的见证，按照生活和思想的规律，我们从生活的共同因素中——如果是一个画家，就还从画室生活、艺术小团体中——提炼出来超越这一切的某些东西。”
这时我们早已走到他家门口。没有结识那些少女，我很失望。但是现在终于有了可在生活中再次找到她们的一线希望。她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只从天际闪过，我想再不会望见她们从那里出现了。在她们周围，那将我们隔绝的巨大漩涡已不再漂浮。这大漩涡不过是她们可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溜掉而在我心中唤起的欲望的表现而已。这种欲望时时在心中活动，游移不定，迫不及待，惴惴不安。我对她们的渴望，现在可以放下歇一歇了，可与其它许多欲望一起储备起来。一旦知道这些欲望可以实现，我便将实现的时刻推迟下去。
我离开埃尔斯蒂尔，又是独自一人了。这时，骤然间，尽管我很失望，仍在头脑中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巧合。这些巧合的出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尔斯蒂尔正好与这些少女关系密切。这些少女，就在当天早上，对我仍是一幅以大海为背景的油画上的人物，现在她们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与一位大画家过从甚密。这位画家现在也了解我有与她们结识的欲望，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中唤起无比的快乐。但是这快乐对我仍藏而不露。有的客人来到，也叫人禀报过了。但是他们要等别的客人离开，没有别人在场时才走出来。于是我们看见了他们，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就来见你”，并且听他们谈话。这种快乐即属于这样的客人之列。有时，在这快乐走进我们心中的时刻与我们自己可以走进这快乐之中的时刻之间，又过去了许多时刻，我们在这个空隙里又见了那么多人，以致我们担心，这快乐大概不等待我们了。但是，它们很耐心，并不厌烦，一旦所有的人都离去，这快乐立即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有时，是我们自己太疲劳了，以致觉得我们头脑衰竭已经精神不够，无法将这些回忆、这些印象牢记心中了。而对这些回忆、这些印象来说，我们那个脆弱的自我是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唯一的成型方式。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只有在现实的灰尘与神奇的沙土混在一起的日子里，在某个平平常常的变故成了传奇的契机的日子里，生活才有趣味。这时，不可企及的世界的整个岬角突然从梦幻的光照中涌现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则象一觉醒来便见到了我们日夜热切向往的人一样，本来以为只有在梦幻中才会见到他们呢！
后来的几天，时间都被圣卢离去的准备工作占去，我无法继续窥视这些少女。现在，很有可能在我希望的时刻与她们结识，这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尤其可贵。我的朋友对外祖母和我那样殷勤倍加，外祖母很想向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心情。我告诉过外祖母，说圣卢对普鲁东极为钦佩。这倒叫她有了一个主意，便吩咐将她从前购买的这位哲学家的许多亲笔书信送来。这些东西到的那天，正是圣卢动身的前夕，他前来旅馆观看。他贪婪地阅读了这些书信，恭恭敬敬地用手抚摸每一页纸，极力将每一个句子牢记在心。然后他起身告辞，请我外祖母原谅呆了这么久。就在这时，他听到外祖母回答他道：
“用不着，拿走吧，这是给你的。我吩咐人送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送给你。”
他不禁喜形于色，并不比对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身体状况更能控制自己。他满面通红，好像刚刚受了处罚的一个孩子。他一再道谢，并极力（并未做到）控制激荡全身的喜悦心情。我外祖母见他如此这般控制自己，更为感动。可是圣卢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表达出应有的感激之情，第二天，他乘坐当地的小火车返回他所在的部队驻地时，还将身子探出车窗外，请求我原谅。实际上，他的驻地并不远。他本来想坐马车去。他晚上还要回来，并不是一去不复返时，常常坐马车。但是这一次，必须将许多行李放进车厢。他觉得坐火车走更简单些。在这件事上，他采纳了站长的意见。他征求站长意见时，那站长说，马车或者小火车，“几乎意义不清。”可他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几乎相当”（总而言之，这与弗朗索瓦丝说“这差不多是一回事”所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好吧，”圣卢作出结论说，“我就坐这九曲十八弯的小铁路火车走吧！”
我若不是病魔缠身，也会坐上小火车，一直把我的朋友送到东锡埃尔的。我们呆在巴尔贝克车站的时间里——小火车的司机不紧不慢地等一些姗姗来迟的朋友，他们不来，他是不想开车的。同时他也不紧不慢地喝着清凉饮料——我答应每周至少去看他数次。布洛克也到车站来送行——圣卢很讨厌。圣卢见我们这位同学听见了他要我到东锡埃尔去吃午饭，吃晚饭，去住，最后也对他说：
“如果你哪天下午凑巧路过东锡埃尔，我又有空，你可到司令部来找我。不过，要说有空嘛，我几乎从来就没空。”口气极为冷淡，使命是纠正发出邀请时那迫不得已的热情，防止布洛克对邀请认真对待。可能罗贝尔也担心，如果我一个人，我不会去。他以为我与布洛克的交情要胜过我自己之所言，这样就叫我能有一个同路的伙伴，一个带动人。
我真怕这种口气、这种一面邀请一面又劝人家不要来的邀请方式会使布洛克不快，觉得圣卢干脆什么都不说也许还更好些。可是我错了。火车开走以后，我和布洛克一起离开车站，一直走到我们必须分手的两条大街交叉处。一条大街通旅馆，另一条通向布洛克家别墅。整个这段路上，布洛克一直不停地问我，我们哪一天到东锡埃尔去，因为“圣卢对我那么好”，如果不应邀前去，他未免“太感情粗糙”。我很高兴，他竟然没有发现，那邀请是用怎样毫不迫切、勉强算得上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的。或许他还没有不高兴到那种程度，还愿意装作没有发现。不过我还是为他着想，希望他不要立刻去东锡埃尔，以免成为笑柄。但我又不敢向他表明圣卢远不如他那样追不及待，也不敢给他出个主意。那主意只会使他不快。他真是太迫不及待了。虽然他这类缺点完全可以由一些杰出的优点来补救，换上更内向的别人，是不会有这些缺点的。但他这样的冒昧，确实叫人恼火。照他说，我们这个星期之内非去东锡埃尔不可（他说“我们”，我想，他有点指望我去，好给他去当借口）。整整这一路，走到绿树掩映的体育场前，走到网球场前，走到市政府前，走到卖海鲜的小贩前，他都停下来，求我定一个日子。我不干。他离开我时，生气了，对我说：“请便吧，先生。不管怎么样，我不得不去，既然他请了我。”
圣卢特别担心对我外祖母感谢得不够。第三天我收到他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再次委托我向外祖母致谢。这封信是从他驻防的城市寄来的，在信封上邮局盖上了邮戳，上有那个城市的名称。这封信似乎向我飞奔过来，对我说，在路易十六骑兵团军营的四堵墙内，他思念着我。信纸上印着马桑特的家徽，我从上面分辨出一头雄狮高踞于一花环之上，花环下方由一顶法兰西元老帽构成圆形。
“旅途顺利，”他在信中告诉我，“一路阅读在车站上购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阿费德·巴丽纳①（我估计这位作者是俄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写得这么好，我觉得真了不起。告诉我，你对此书如何评价吧！大概你很熟悉，你是无书不读的渊博学者）。我现在又回到这粗俗的生活中。唉！我觉得在这里自己简直是被流放。我留在巴尔贝克的一切，在这里是没有的。在这种生活中，我找不到任何温馨的回忆，任何智慧的魅力。你一定会蔑视这样的生活环境，不过这种生活也并非没有任何动人之处。自我上次离开这里以来，我好像觉得一切都变了样。因为在这期间，开始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友谊所开始的时代。我希望这个时代永远不要结束。我只向一个人谈到这个时代，谈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女友。她出我意料地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她很希望与你结识，我想你们一定会谈得很融洽，因为她也非常爱好文学。相反，为了回忆咱们的交谈，为了重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时刻，我倒躲开我的同伴。他们是些很好的小伙子，但是我对他们说这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对于与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第一天，我几乎更喜欢自己单独回忆，不给你写信。可是，你思维细致，性情极为敏感，又怕你收不到我的信胡思乱想。你肯于俯就这个粗野的骑兵，但是要把他改造得文雅一些，更细腻一些，更与你相称一些，你可要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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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费德·巴丽纳是露意丝·塞西尔·万桑（1840—1908）的笔名，她是《辩论报》的撰稿人，著有研究贝尔纳丁·德·圣－彼埃尔、缪塞的书籍，也是向法国读者介绍易卜生、斯宾塞和托尔斯泰的人。
这封信，从充满柔情来说，与我自己凭空想象的他给我写的信基本上很相像。我那时尚未结识圣卢。后来，他第一次的接待非常冷淡，使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让我面对冰冷的现实。这冰冷的现实倒没有永远那般一成不变。
我收此信以后，每当午餐时刻信件送到时，哪一封信如果是他来的，我立即会认出来，因为这信总具有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出来的第二张面孔。从这张面孔的线条上（笔迹的特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抓不住一个人的心灵，正象我们从鼻子的线条或声音的抑扬顿挫上能抓住人的内心一样。
现在，撤掉餐桌上的杯盘碗盏时，我心甘情愿地坐在桌旁了。如果不是那群少女可能经过的时刻，我也不只是朝大海那边凝望了。依然料放着的刀叉那中断了的动作，凌乱的餐巾那鼓起的圆形，阳光又在上面增添了一块黄色的丝绒，半空的酒杯更加显示出其形状上那美妙的下小上阔，在半透明玻璃而又似乎凝聚着目光的杯底，残酒颜色很深却熠熠生辉；移动容器，光照引起液体饮料的嬗变；在已经半空的高脚水果盘里，李子从绿到蓝，从蓝又变成金色；已老旧的椅子移来移去、每天两次来到桌布四周落坐；桌布铺放停当，好比在祭坛上铺放停当，在这里举行美食庆典一般。桌布上，牡蛎壳底还残留着水晶般清澈的几滴汁，如同石雕的小小圣水缸中的几滴水。自从在埃尔斯蒂尔绘的水彩画上看见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之后，我极力在现实中重新找到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正如我喜欢具有诗情画意的某些东西一样。在我从未设想过有美的地方，从最常用的物件中，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我极力寻找美。
圣卢走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促成埃尔斯蒂尔举办一次小小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将会遇到阿尔贝蒂娜。我走出大旅社时，人们感到我魅力无穷，风度翩翩。这完全是一时性的（而且由于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未能将这魅力与风度保留下来（也未能将埃尔斯蒂尔的信任保留下来）去征服某一更有意义的他人，我深以为憾。花费那么多心血，就是为了得到与阿尔贝蒂娜相识的快乐，我也深以为憾。自从这一快乐有了保证以后，我的理智就认为这一快乐并不珍贵了。但是在我内心，意愿无时无刻不在分享这一幻觉。意愿是我们不断变幻、接踵而至的个性坚韧不拔、永恒不变的奴仆，他躲在暗处，受人蔑视，不倦地忠诚，不顾我们的自我千变万化，不断地为使我们永不缺少必需之物而辛劳。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理智和感性开始自忖这次旅行是否确实值得一去。意愿知道，如果这趟旅行无法成行，这些无所事事的主人立刻又会觉得这次旅行一定妙不可言，便任凭这二位主人在车站前无止无休地说下去，更加踌躇不决。但是，他负责买票，并按开车时间将我们安顿在车厢里。正如理智和感性变化无常一样，意愿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由于他默默无言，并不道出自己的原由，看上去他似乎不存在。我们自我的其它部份清清楚楚地辨别出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遵循着意愿坚定的决心。当我从大穿衣镜中望着毫无用处、不堪一击的各种装饰物时，我的感性和理智便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是结识阿尔贝蒂娜的快乐究竟有什么价值，说不定感性和理智希望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保留起来，为另一场合所用。但是我的意愿不允许应该出门的时刻过去，他将埃尔斯蒂尔的地址交给了车夫。既然抽签已经完毕，我的理智和感性便有了闲工夫感到这很遗憾。如果我的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我的理智和感性很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过了一会，我到了埃尔斯蒂尔家。最初我以为西莫内小姐不在画室内。确实有一位少女坐在那里，身穿丝绸长裙，头上没戴帽子。但是，她那秀发，那鼻子，那面色，我都不认识。我从一个漫步海滩、头戴马球帽的骑自行车少女身上归纳出的那个实体，在这些地方我没有找到。可是，她确是阿尔贝蒂娜。甚至得悉了这一点之后，我也没有顾及她。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处社交聚会时，这个人的自我就已经死亡，他变成了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整个沙龙是一个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中，人们受着另外一种精神环境规律的制约，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跳舞、牌局上以及一些人上，似乎这些人和事对我们永远至关重要，实际上，到了第二天便忘个一干二净。
为了向与阿尔贝蒂娜交谈几句这个目的地走去，我不得不走一条根本不是由我开辟出来的路线。这条路首先停在埃尔斯蒂尔面前，然后又经过其他好几群客人。有人向这些客人报出我的名字。此后这条路沿着冷餐台延伸，在那里，有人给我送上草莓饼。我将草莓饼吃掉，一面一动不动地听着开始演奏的一首乐曲。对这个阶段，恰巧我都赋予将我介绍给西莫内小姐同样的重要性。将我介绍给她，无非是这各个阶段中的一段。在那之前几分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是我前来的唯一目的。再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真正的幸福时刻以及我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刻，不也是如此吗？在许多他人中间，从我们心爱的人口中，得到了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肯定答复或者要命的答复。但是必须继续与人聊天，各种念头相继涌来，形成了一个表面。灾难已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个深而狭的记忆，只能不时地在这个表层之下无声地显露出来。如果不是不幸，而是大幸，则可能只有过了数年之后，我们才忆起，我们感情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原来发生在一次社交聚会中，我们就是怀着对这件大事的期待去参加那次社交聚会的。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这件事给予长时间的注意，几乎没有时间意识到其重要意义。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以便将我介绍给坐在稍远些的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先将一个咖啡奶油小糕点吃完，然后很有兴味地请我刚刚认识的一位长者详细给我谈谈某些诺曼底地区集市的情况。这位老先生对我扣眼上的那朵玫瑰花十分欣赏，我想可以把这朵花赠送给他。这并不是说，接踵而来的介绍没有引起我任何快乐，在我眼中此事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要说快乐嘛，自然我只在稍晚些时候才体会到，是我回到旅馆，一人独处，又变成了我本人之后。有些快乐与拍照相似。心爱的人在场时，拿到的只是一张底片，然后回到自己家中，可以使用内部暗室时，才将这底片冲印出来。只要待客，暗房的入口便“关闭”着。
我的快乐体验虽然这样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倒是立刻就感觉到了。介绍时，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忽然得到赏赐，握着了一张“券”，适用于今后的快乐。我们朝思暮想希望得到这张“券”，已经好几个星期。我们也清清楚楚地明白，对我们来说，得到这张“券”不仅仅结束了艰苦的寻找——这只能使我们充满欢乐——而且也结束了某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我们的想象将他歪曲了，我们惴惴不安，担心他永远不会认识我们，又使他变得格外高大。我们的名字在介绍人口中响亮道出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介绍人又像埃尔斯蒂尔那样把我们的名字夹在赞扬之辞之中的时候——这个行圣事的时刻，与鬼怪故事中妖精一声“变”，一个人骤然变成另一个人那个时刻很相似——我们热切希望接近的那个女子骤然消失了：首先，她怎么能仍然如同从前她本人一样，既然——由于陌生女子不得不重视我们的名字，不得不注意我们这个人——在昨日还位于无限远的双眸中（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那游移不定、目光分散、伤心失望、漫不经心的双目永远也不会与她相对而视），我们原来寻找的有意识的目光，无法辨认的思绪，顷刻间就被我们自己的形象所神奇而又十分简单地代替了。那形象就好比绘在笑容可掬的一面镜子深处。如果我们本人化成了与我们最不相像的人，这种转化也会极大地改变人家刚把我们介绍给他的那个人，他的形状就更相当模糊。我们可以自忖，他到底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①。但是，陌生女郎就要开口对我们说的几句话，就和那些五分钟之内在我们眼前就能塑成一座胸象的蜡像家一样灵巧。这几句话使这个形状明确了起来，而且赋予这个形状某种决定性的因素，会将前一天我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发挥出来作出的全部假设一扫而光。无疑，即使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之前，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已不再完全是那个值得扰乱我们生活的唯一幽灵。我们一无所知、勉强看清模样的一个过路女郎，一直是幽灵。她与邦当太太是亲戚，这已经限制了那些美丽的设想，已经堵住了美丽设想能够传播的一条路。随着我越来越接近这个少女，对她了解越来越多，这种了解反倒要以减法计算了，欲望和想象的每一部分，都为一个价值小得多的看法所代替。确实，这看法之上又加上了一种在生活方面，与财团归还最初股份之后之所予完全相同的东西，财团称之为本金已还股。她的姓，她的亲戚，给我的设想加上了第一个边框。我站在她身边，又在她眼下的面颊上看到了那题小小的美人痣。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又是一个界限。最后，我听到她该用“完全”这个副词时却使用“完美”这个副词，真叫我大吃一惊。她是在谈论两个人，对一个人她说：“这个人完美得疯疯癫癫，但待人依然非常热情。”对另一个人，她说：“这位先生完美得平平常常，完美得令人厌倦。”这样使用“完美得”一词令人不快，但是这表明一个人的教养、文化程度。我还真无法想象一个骑自行车的【创建和谐家园】、玩高尔夫球饮酒纵乐的缪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此外，这也不妨碍阿尔贝蒂娜经过这第一次变形之后，在我看来又变了好多次。一个人摆在你眼前所显露出来的优缺点，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走近它，这些优缺点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排列起来。正象在一座城市中，从某一条线来看，其名胜古迹分布得很零乱，而从另一观点来看，它们则错落有致，以其各自的宏伟而交相辉映。刚一开始，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神情非但不是桀骜不驯，反而很胆怯。对于我与她谈到的每一个少女，她都加之以“她风度很差”或“她看上去很怪”这样的形容语。由此判断，我似乎觉得她很象样而不是毫无教养。最后，她面孔上的瞄准点是有一侧太阳穴相当火红，看上去很不舒服。她那奇异的眼神也令人不舒服，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忘不了这眼神。但这还只是第二眼，肯定还有其它的地方，我会渐渐地走过去。正是这样，并非不经过摸索，只有辨认出了刚开始时观察的错误，才能达到对一个人的正确认识，如果这种认识是可能的话。但是，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我们对这个人的视角不断校正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目标，他自己又变了。我们以为能追上他，但他又移动了位置。我们以为终于将他看清楚了，但是我们捕捉到的仅仅是从前的影象。我们终于将这些影象搞清楚了。但是这时，这些影象已经再也不代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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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影射拉封丹寓言卷九第六个寓言《雕刻家和朱比特的像》：“一块大理石是这样的漂亮，一个雕刻家去把它买下。他说：‘我的刀要把它刻成什么呢？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