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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里充满了日落时分那转瞬即逝的余晖和下午那不肯散去的炎热（可叹，在落日余辉映照下，我从外祖母的整个面庞上看到她因天气炎热而多么疲惫不堪）。我刚一坐下，她就问我：“巴尔贝克怎么样？”因为满怀希望，她的微笑是那样热情爽朗，她以为我一定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见她如此，我简直不敢立即向她承认我很失望。加之，随着我的身躯越来越接近它应该习惯的地点，我头脑中追寻的印象不象从前那样萦绕我的脑际了。到最后，距旅行的终点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我就极力想象巴尔贝克的旅馆老板是什么模样了。对他来说，此刻我还不存在。我多么希望向他作自我介绍时，有一个比外祖母更有名气的旅伴——外祖母肯定要求他降价。
似乎他必然十分傲慢，但轮廓很模糊。
在这段小铁路上，火车不时在一个车站停车，一站又一站，巴尔贝克海滨始终没有到。光是这些车站的站名（安加市，马古维尔多市，古勒夫尔桥，阿朗布市，老圣马尔斯，埃蒙维尔，梅恩市①）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在一本书中读到这些地名时，说不定会觉得它们与贡布雷附近的某些地名有关系。但是对一位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两个音节，即使由数个相同的音符组成，如果谐音色彩和组合不同，也可能毫无相像之处。同样，这些由沙子、狂风呼啸而又空旷的空间和盐分组成的难听的名字，“城市”一词安在上面安不住，就像“飞鸽”这个词里面的“飞”也安不住一样。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些名字更会令我想到别的地名，如鲁森市或马丹市。我在饭桌上、在“大厅”里那样经常听到我的外祖母提到这些地名，这些地名早已获得了某种暗中的魅力，说不定其中还混进了果酱的香味，木材燃烧的味道和贝戈特哪一本书书页的气味，对面房屋那赭红的颜色，以至直到今天，这些地名象气泡一样重又从我脑海深处漂上来的时候，虽然它们要穿过一层层，才能达到表层，却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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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地名有真有假；有的在这条铁路线上，多数不在这条线上。
有些小站高踞于自己的沙丘上俯瞰着远方的大海，有些小站则位于大绿颜色、形状令人不快的小山脚下，已经准备睡去——那小山，形状就象刚走进去的一间旅馆房间里的长沙发，山下是一些别墅，再伸展下去便是一个网球场，有时是一家赌场。赌场大门上的旗帜迎着凉爽的海风飒飒作响，场中空荡无人，焦虑不安。初次向我显示自己主人的小站，乃通过其司空见惯的外表来显示——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打网球的人，生活在自己的柽柳和玫瑰身边的车站站长，一位戴着扁平草帽的太太。那妇人沿着我永远不会体验得到的生活的日常轨迹，唤回在外久久不归的猎兔狗，然后回到自己的木头小板房里去，屋中已经燃起灯火。这些小站以这些司空见惯、使人非常熟悉的现象，无情地刺伤着我这陌生的目光和人生地不熟的心。
我们走进巴尔贝克大旅社①的大厅，面对着仿大理石的偌大楼梯，我的外祖母不顾会增加那些陌生人的敌意和鄙视——我们就要生活在这些陌生人之中——在和旅社经理讲“条件”时，又怎样加重了我的痛苦啊！经理是个普萨式的人物，满脸满嘴都是毛病（挖掉好几个疖子，在脸上留下了伤疤。由于祖籍遥远，童年时期起便在世界各地闯荡而口音混杂，给他的声调留下了毛病），他身穿【创建和谐家园】的大礼服，闪动着心理学家的目光。“慢车”一到，他一般总是把阔老爷当成满腹牢骚的人，而把住旅馆的吝啬鬼当成阔老爷！他大概忘记了他自己一个月也挣不上五百法郎的薪水，却深深鄙视那些认为五百法郎——或者更确切些，如他所说，是“二十五路易”——“是个数目”的人，总是把这些人当成是贱民的组成部分，而大旅社可不是给这些人预备的。在这家豪华大旅馆里，有些人并不花很贵的房钱却也受到经理的敬重，这也是真的，条件是经理确切知道这些人注意开支是因为吝啬而不是因人穷。吝啬是一种毛病，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均可遇到，因此它确实丝毫不会损害威望。有社会地位，这是经理唯一注意的事情。有社会地位，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有说明地位高的标志，例如走进旅社大厅不脱帽啊，穿高尔夫球裤和紧身短上衣啊，从镶金、带红的高级皮革烟盒里往外掏雪茄烟啊之类（可惜，这些优越性，我一样也没有）。他用讲究的字眼去点缀自己的生意经，但意义总是用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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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氏1907—1914年夏天到卡布尔度假，他描写的巴尔贝克大旅社便是卡布尔大旅社。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等待。我听到外祖母拿腔拿调地问他：“房钱……是什么价？……啊！太贵了，我这点钱可不够！”他听外祖母说话时，帽子也不摘下，还吹着口哨，外祖母也不生气。我听着这话，尽量逃进自己内心深处，竭力到一些永不改变的想法中去游荡，不让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露出我的躯体表面——就象动物的表皮出于抑制作用，当人们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装死一动不动一样——以便在这个地方不要太难受。我对这种地方还完全不习惯，看到别人对此很习惯就使我更加敏感。我看见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经理对她毕恭毕敬，对跟在她身后的小狗十分亲热；一个衣着讲究、样子可笑的青年，帽子上缀着羽毛，回到旅馆，问“有没有我的信”。所有这些人都将登上那假大理石的台阶视为回家，他们似乎对这一切都很习惯。与此同时，一些大概很不精通“接待”艺术却带有“首席接待”头衔的先生，严厉地向我投以迈诺斯、埃阿刻和拉达芒特①的目光（我将自己【创建和谐家园】裸的心灵投入这目光之中，就像投入一个再没有任何东西保护我的心灵的未知世界一样）。再远一些，在一扇关着的玻璃门后，有一些人坐在一间阅览室内，要描写这个阅览室，要依次描写我想到这些有权利在那里安安静静阅读的人上人所享的清福，想到如果我的外祖母不顾我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命令我走进去的话，她会使我感到多么恐惧，我恐怕必须相继选择但丁笔下赋予天堂和地狱的各种色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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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宙斯的三个儿子，他们死后被召至地狱作判官。迈诺斯的名字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经常出现。
过了一会，我那种孤独的印象更加浓重。我向外祖母承认，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返回巴黎。她没有【创建和谐家园】，说她要出去买些物品，无论我们是走还是留下，反正这些物品都有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买的，因为所有这些我缺的东西，都在弗朗索瓦丝身上）；等待外祖母返回时，我到街上信步走走。街上熙熙攘攘，人群使大街保持着与室内同样的炎热，理发店和一家糕点铺子还开着门，常客们在糕点铺子里站在迪盖－特鲁安①塑象前吃冰淇淋。这塑象引起我的快乐，那与他的形象出现在一本画报中，也能使在外科医生的候诊室内翻阅画报的病人得到快乐一样。一些人对我相当无所谓，使我感到惊异。旅社经理满可以建议我到城里走走散散心，一个新住所，这种受罪的地方，在某些人眼里也是可以显得是“令人心旷神怡之小住地点”了。旅社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这说明书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是面向所有主顾的，他们专门迎合主顾之所好。确实，为了把主顾招到巴尔贝克大旅社来，说明书不仅提到什么“美肴佳馔”、“游艺场花园令人销魂”，还说什么“时装女王陛下驻足，不被视为笨伯之人不会因奸污而不受惩罚，任何有教养的男子可能都不愿意冒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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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盖－特鲁安（1673—1736），是圣马洛的海盗。他的塑像也在圣马洛。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许多历险事情。
我越是怕外祖母伤心，就越是需要她。她大概很灰心丧气，感到如果这么点累我都受不了，那就没有希望了，任何旅行对我都不会有好处。我下定决心回去等她。经理亲自走来按了一个按纽：一个我还完全陌生的人物，人称“lift”①的（此人被安顿在旅社的最高点，大概是诺曼底教堂灯笼式天窗的地方，好象是玻璃板后面的一幅照片或管风琴演奏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朝我走下来，动作之轻盈有如家养松鼠，灵巧而又是被束缚之物。然后他又沿着一个柱子滑下来，将我带在他身后朝这商业主殿的圆顶升去。每一层上，通道小楼梯两侧，阴暗的游廊成扇形展开。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仆人抱着一个长枕头，从游廊里走过。黄昏的光线使她的面庞模糊不清，我把自己最狂热梦想中的面具贴到她的脸上，但是从她朝我递过来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对我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的厌恶。每一层唯一的厕所形成仅有的一排竖着的玻璃窗，从玻璃窗透进的光线照亮了这毫无诗意的半明半暗的地方，神秘得很。在永无尽头的向上走的过程中，为了打消我默默穿过这神秘地方所体验的致命焦虑，我便对那个年轻的管风琴演奏者、我的旅程的匠师、我被俘的伙伴开了腔、他还是继续拉他的乐器音栓和推导管。我为自己占这么大地方，给他惹这么多麻烦而向他表示歉意，问他我是否妨碍他施展艺术才能。在这种地方，为了吹捧名家高手，我不仅表现出好奇，而且还忏悔自己对此十分偏爱。但是他不理我，可能对我的话惊异不止；也可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一心想着各种标记；也可能他耳背，对这个地点很尊重；也可能怕出危险；
也可能懒得动脑子；也可能这是经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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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电梯。
一个人，哪怕无足轻重，我们认识他之前和认识他之后，他对我们所取态度的变化，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赋予我们对外界现实的印象了。我一直是同一个人，下午稍晚时候，乘坐了来巴尔贝克的小火车，一直怀着同一颗心。但是，六点钟的时候，由于无法想象出经理、豪华大旅社、其服务人员是什么模样，我抵达的时刻心中有一种模糊而又带几分恐惧的期待。现在，在这颗心中，则是走南闯北的经理那脸上挖掉的疣子（虽然如他自己所说，“特点是罗马尼亚”①——因为他总是使用他认为高级的词儿，而又没有发现用得有毛病——实际上他的国籍是摩纳哥），为招呼电梯而按铃的姿势，开电梯的本人，从大旅社这个潘多拉盒子②里冒出来的整个木偶戏剧场沿幕的人物。这一切都无法否认，终身在此。而且，象一切人造的东西一样，没有繁殖能力。我并没有参与这种变化，但至少这种变化向我证明在我的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毫无意义，是自在的——而我刚象一个游客，开始游览时，太阳在面前；待他看见太阳到了身后时，便得知时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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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理将“祖籍”origine说成了“特点”——originalité。
②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有一个神秘的盒子。这盒子一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坏事都冒出来。
我累得骨头都碎了，我发着烧，睡觉必需的物品一点也没有，不然我早就睡下了。至少我想在床上躺一会，可是面对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我反正是无法歇息的，又何必呢？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等于他的物质躯体的话，至少也等于他的有意识躯体，因为包围着这个躯体的陌生事物，虽然强迫它在一贯保持警觉的防御基础上进行感知，却也能将我的视觉、听觉、所有的感官保持在很受局限、很不舒服的姿势上（即使我把腿伸开），就象拉巴吕红衣主教①在笼子里的姿势一样，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在一间卧房里，我们的注意力要求将一些物品放在这里，待习惯了又好像将这些东西搬走了，给我们自己腾出地方来。可是在巴尔贝克的卧室里（仅仅名义上是“我的”卧室），我觉得没有一点空地方，房间里塞满了不认识我的器物。我向它们投去戒备的目光。它们也报我以戒备的目光。它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存在，现出我打扰了它们正常生活秩序的模样。在家里，一星期当中我只有几秒钟听见我的挂钟走动，那就是我从沉思默想中走出来的时候。旅馆里这只挂钟则一刻不停地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连续说着可能使我极为不快的话语，因为宽大的紫色窗帘默默倾听，不作回答，但是那种态度，与人耸耸肩膀用以表示看见一个第三者使他们很恼火极为相似。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帘赋予房间几乎一种历史意义，简直能叫人觉得它很适于暗杀吉斯公爵②，以后又适于库克旅行社的一个导游率领旅游者前来参观③，但是决不适于我的睡眠。沿墙有数个玻璃小书橱，它们的存在对我是个折磨。特别是房间中横着一面全身大穿衣镜，这东西搞得我心慌意乱，如果不挪走它，我就觉得自己根本别想放松下来。我不时抬眼望望天花板——在巴黎，我房间中的各种器物不妨碍我的目光，不比我自己的眼球更妨碍，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的各种器官的附件，是我自己的一种放大——天花板上方是旅社最顶端的平台，是外祖母特意为我挑选的。库斯草的气味将其攻势一直推进到比我们看得见和听得见的更为幽密的地方，推进到我们感受到各种气味的特点的地方，推进到了我最后的战壕里，几乎推进到了我的内心。我不无厌倦地用惊慌不安的鼻子去嗅，以这种无益的不断反击去对付它的进攻。再也没有地盘，没有房间，没有躯体，只有一味受到将我重重包围的敌人的威胁，热度一直侵入我的骨髓，我孤立无援，我真想死。就在这时，外祖母走了进来。立刻，无限的空间向我受到压抑而要扩张的心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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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拉巴吕（1421－1491），本为路易十一之神师，后来为红衣主教，因为与斗胆查理进行秘密谈判，被路易十一关在洛什城堡国家监狱中，在铁笼中度过十一年，后来经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干预，获得释放。
②吉斯公爵即亨利一世（1550—1588），他于1588年12月28日被觊觎其王位的亨利三世在三级会议上暗杀。画家保罗·德拉洛什（1797—1856）曾据此画了一幅油画，勒巴吉及加尔麦特于1908年亦据此事拍成电影。
③汤姆斯·库克（1808—1892）于1841年组织了一次“快乐列车”旅行，这便是他那鼎鼎大名的旅行社的起源。他死时将旅行社作为遗产交给了他的长子。
她身穿一件高级密织薄纱室内便袍。在家时，每逢我们这些人中有哪一个病了，她就要穿上这件便袍（她说，她穿了这件衣服很舒服，总是将她做的事归之于自私的动机），这件便袍是为了照顾我们，看护我们的，是她的佣人服，看护工作服，她的修女服。佣人和看护对人的细心照顾，她们的善良，人们体会到的她们的优点，人们对她们的感激，都更增加了她们对人的印象，她们觉得人的外表与内心不同，人自我感到孤独，自己背负着头脑中思想的重负、自己的生活欲望。我知道，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时，不论我内心多么忧郁，它都会被更大怜悯所接受。我的一切，我的烦恼，我的欲望，在外祖母那里都会得到支持。用以支持的东西，便是她保持和扩大我自己生活的欲望比我自己的这种欲望更强烈；我的想法在她心中延伸，不需要改变方向，因为这些想法从我的头脑里传到她的头脑里并没有改换地点，也没有换人。就象一个人站在穿衣镜前想要打上领带，可是不明白他看见的那一头与他的手动作的方向跟他本人相比并不在一边，或者一条狗在地上追逐着昆虫跳跃着的影子一样。在这世界上，人们总是受到躯体外表的蒙蔽，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心灵。我也这样上当受骗，一头扎进外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那样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吃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
然后我百看不厌地注视着她那宽大的脸膛，那轮廓就象一片热烈而又平静的美丽云霞，可以感觉到那后面闪射着柔情之光。一切多少还能接受她的感受的东西，一切还可以说属于她的东西，都因此而立刻变得那样神圣，那样超俗，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理着她那刚刚灰白的秀发，怀着尊敬、小心翼翼和轻柔，似乎我抚摸的是她的善良。她在难过之中又为使我免去了一种痛苦而感到那样高兴，就这样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对我那疲惫不堪的四肢，是那样平静安宁的一瞬，是那样甜蜜。过了一会，我见她想帮我睡下，打算给我脱鞋，我作了一个手势阻止她，开始自己脱衣裳。我的手已经碰到上衣和矮靴的头几个纽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拦住我的手。
“噢，别这样，”她对我说，“对外祖母来说，这叫她多开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么时，不要忘了敲墙，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橱非常薄。等一会你睡下以后，就敲敲试试，看看咱们是不是能互相听得见。”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一个星期以后，我不舒服时，有几天我每天早晨都重复这三下，因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当我觉得听见她已经醒了以后——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后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气小声敲了三下，胆怯地，轻轻地，但不管怎样却是清清楚楚地，因为我担心如果搞错了，她还在睡，那就会打断她的觉，可我又不愿意她继续侧耳倾听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没有听清的话。我不敢再敲了。我这边刚一敲三下，立刻就听到另外三击。这三击音调不同，充满平静的威严，为了更加清晰，重复两次，那意思是说：“别着急，我听见啦！过一会就来！”顷刻，外祖母来到。我对她说，我真担心她听不见我的声音，或者她以为那是隔壁的什么人在敲。她笑了：
“将我可怜的小狼①敲击声与别人混淆起来，怎么会呢！就是有一千个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来呀！你以为世界上还有别人这么傻，这么激动，这么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听不明白他的意思吗？不管怎样，这个小老鼠只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认出它来，特别是这个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样是独自一人，又叫人可怜的时候！我听见它犹犹豫豫已经有一会了，它在床上折腾，要各种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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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氏的母亲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均称“我的小狼”。
她半敞开百叶窗。在旅馆前突的附属建筑上，阳光已经在屋顶上安身，就象早起的盖屋顶工人早早就开始干活，默默地干完活计以免吵醒还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动不动使他显得更加心灵手巧一样。她告诉我几点了，天气会怎样，说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边去，说海上有雾，告诉我面包店是否已经开门，对我叙说听到其声响从街上走过的那辆车是什么样的：这无足轻重的打开窗帘，这可以忽视的、任何人都不在场的清晨“序曲”，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小块生活。白天，当我谈到早晨六点钟的漫天大雾时，我会在弗朗索瓦丝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兴兴地提起这些，那意图并不在于显示我获得了某种知识，而是要显示我一个人所得到的疼爱。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这富有节奏的对话开始，象一曲交响乐般展开。柔情和快乐力透隔墙，那墙变成了和谐的、非物质的东西，象天使一般歌唱着。那为人热烈期待的三击回答，重复两次。隔墙善于通过这三击，以天神报喜的轻盈和音乐美的忠诚，将外祖母整个的心灵和就要过来的诺言传送过来。但是抵达巴尔贝克当天那一夜，外祖母离天我以后，我又难过起来，就象在巴黎离家时我已经很难过一样。构成我们眼前生活中精华的事物，对于我们从精神上以我们的接受能力来赋予其未来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这未来模式之中的事物，总是以极大的拼死抗拒来对抗。我这种对于在陌生房间里过夜的恐惧——许多人也有这种恐惧——说不定只是上述这种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机能性、几乎最无意识的表现形式。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会死去，我可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希尔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个永远再也见不着自己朋友的国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极，那抗拒就在这恐惧的深处。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贝戈特向人们许诺的那种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难想象。我无法将我的回忆、我的缺点、我的性格带到那种虽死犹生中去，这些东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个它们没有位置的虚无或永生。
在巴黎时，有一天我身体特别不适，斯万对我说：“你应该动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岛上去。那时你就会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①那时我真想回答他说：“那我就再也看不见你的女儿了，那我就要在她从未见过的人和物之间生活了。”然而我的理智却告诉我：“既然你不再为此苦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斯万先生对你说你将不再回来时，他的意思是你会不想回来；既然你不想回来，这就说明，在那里，你会幸福。”因为我的理智知道，习惯——这种习惯现在即将担负起一项重任，要使我爱上这陌生的住所，爱上改变了位置的大穿衣镜，爱上改变了颜色的窗帘，爱上停摆的挂钟——也担负着使一开始并不讨我们喜欢的伙伴变成亲爱的朋友，赋予面庞另一种形状，使一个人的嗓音变得热情动听，改变心中爱恋对象的任务。自然，对某些地点、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记昔日友情的网。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认为，我可以毫无恐惧地设想一种生活前景。在那种前景中，我将永远与一些人分离，我将忘记他们。这种生活向我的内心作出了忘却的承诺，而忘却只会使绝望更加疯狂，这似乎构成一种安慰。这倒不是说，待习惯了分离之后，我们的心不会也感受到习惯势力那镇痛的效用，而是说，至今这颗心仍在痛苦罢了。惧怕将来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喜欢的人，再也不能与他们交谈，正是在这种前景下，我们今天才会得到最难得的快乐。如果我们想，在受到这种剥夺的痛苦之上再加上当前对我们来说似乎更为残酷的事：并不象感受一种痛苦一样感到这种担心，而是对此漠然置之，这种恐惧就不但不会消散，反而会更加增长了。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我”就变了：不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情妇、我们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们的四周，而且我们对他们的钟爱，也就完全从我们心中拔除了。而这种钟爱是我们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喜欢上这种与他们分离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这种生活就叫我们感到恐惧。倘若如此，那便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死亡。死亡继之以复活，这是真的，但这复活已在与前的自我的。如今恐惧、抗拒、反抗的，也正是原来的自我中注定要死亡的那些部分——甚至是最羸弱的部分，诸如对一个房间的大小、气氛莫名其妙的眷恋之类。必须看到，这是一种抵抗死亡的潜在的、局部的、确实的、真实的方式，长期地、绝望地、逐日地抵抗那一部分一部分的、连续不断的死亡的方式。这种死亡潜入我们整个生命进程之中，每时每刻从我们身上分离出一片一片的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些东西的坏死上，新的细胞增殖起来。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天生神经过敏的人（也就是说，在这种天性的人身上，中间关节，即神经，不能正常发挥功能，阻挡不住哀叹沿着自己的道路朝意识驶去，而是相反，任凭这哀叹来到，清晰的、疲惫的、无数的、痛苦的哀叹，哀叹自我中那即将消逝的最朴素无华的成份）来说，在这陌生的过高的天花板下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焦虑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友情发出的【创建和谐家园】。那种对于熟悉而较低的天花板的友情还劫后余生，活在我的心里。说不定这种友情也会消失，另一种友情占据了它的位置（到那时，死亡，然后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就会在“习惯”这个名词下，完成它们双重的大业）。但是，直到这友情消亡之前，每天晚上，它还要痛苦，这第一天晚上尤甚。它面对着已经成为现实的前景，再也没有它的位置的前景，在反抗。每当我的目光无法从伤害它的东西上移开，设法停驻在不可企及的天花板上时，它就用哭诉的叫喊来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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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88年，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到大洋洲海岛上去休养，1894年死于萨摩亚群岛。画家高更，到大洋洲去以后，也于1903年死于马克萨斯群岛。
到了第二天早晨怎么样了呢？一个仆役前来将我叫醒，给我送来热水。我洗脸梳头，拼命在我的旅行箱里找我需要的物品，可是徒然，我从里面拽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一点用也没有。我已经想到了早餐和散步的快乐，就在这时，从窗户和书柜的每一扇玻璃上，就象从船舱的舷窗上望出去一样，我看到了【创建和谐家园】的大海，无遮无拦，有一半是在自己广阔幅员的阴影中，那是一条纤细而移动的直线所划定的边界。啊，多么快乐！双眼追逐着浪涛，看那浪涛一个接一个地跃起，好象在跳板上跳跃的运动员。多么快乐！我手上拿着僵硬的、上了浆的、上面印着旅馆名字的毛巾，想用这块毛巾擦干身体，可怎么也擦不干。我不时回到窗旁，再向这令人头晕目眩、山岳一般的庞大马戏团再看上一眼，向那此处彼处磨光而又半透明的蓝宝石的波涛白雪般的峰巅再看上一眼。那浪涛，怀着沉着的凶猛和狮子皱眉般的架势，任凭其山坡崩坍，飞滚落下。阳光又用看不见面庞的微笑为这山坡增色。
此后，每天早晨我都置身窗口，就象在骚车里睡了一觉扑到驿车的玻璃窗口去一样，为的是看看我所向往的山脉在夜间是靠近了，还是远去了。在这里，这些大海的丘陵，在狂舞着回到我们身边之前，可能会后退得很远，以至常常要在一片长长的沙土平原后面，我才能在很远的地方依稀望见它们那最早出现的起伏，那远处半透明，雾气笼罩，蓝莹莹的，好似托斯卡纳①文艺复兴前期画家作品景深处的冰川②。有时，紧挨着我，阳光在这些波涛之上欢笑，那波涛呈嫩绿色，恰似潮湿的土地和光线液体般的流动使高山草地保持着嫩绿一般（在山上，阳光此处彼处展开，有如不均衡地跳跃着欢快地走下山坡的巨人）。此外，海滩与波浪在世界之余部分辟出这个豁口，为的是叫阳光从这里经过，叫阳光在这里积累起来。在这里，从大海过来的方向和我们的肉眼遵循的方向望过去，是阳光在移动着大海的山峦起伏，是阳光确定其位置。光线的千变万化同样会改变一个地点的方位，同样会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新的目标，使我们产生要达到这目标的欲望，而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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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斯卡纳为意大利中部地区。
②例如乔凡尼的名画《耶稣诞生》、《圣约翰·巴蒂斯特撤至荒原》等。
清晨，太阳从旅馆后方过来，在我面前展现出阳光普照的沙滩，直到大海最前沿的城堡。太阳似乎将城堡的另一坡也展示给我，并且鼓动我踏着它光芒的转轮，去继续旅行。这旅行是原地不动的，但是透过各个时刻起伏不定的景观中那最美妙的景色，它又是千变万化的。从这第一个清晨开始，太阳总是伸出一根微笑的手指，将远方大海那蔚蓝的峰巅指给我看。这些高峰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没有名字。太阳在山脊和雪崩那轰响而又纷乱的表面上尽情游荡累了，最后便来到我的房间里避风，在散乱的床上懒洋洋地躺着，在湿乎乎的洗脸池上，打开的箱子里，摘下它的珍宝。它那辉煌的光焰本身和用得不是地方的奢侈，更加深了杂乱文章的印象。
一个小时以后，在那偌大的餐厅里，我们正吃午饭，从柠檬的皮囊中往两条箬鳎鱼上撒上几滴金水。过了一小会，我们的盘子里就只剩下鱼刺了。鱼刺弯弯，有如一片羽毛；铮然有声，有如一把齐特拉琴。可惜，这时外祖母感觉不到海风那凉爽而富有活力的吹拂，她觉得真是残酷。这是因为门窗虽然透明，却关闭着，像一个橱窗一样，虽然让我们看到整个海滩，却将我们与海滩分隔开来。天空完全进入门窗玻璃之中，以至天空的蔚蓝色似乎是窗子本身的颜色，那雪白的浮云，似乎是玻璃上的毛病。我确信自己是如波德莱尔所说“坐在防波堤上”①和“贵妇人小客厅深处”②，我自问是不是他所说的“普照大海的阳光”③就是此刻的这种阳光——与落日的余晖很不相同，那是单纯而表面化的，如同一抹金光而又颤动不已——它像黄宝石一般燃烧着大海，使大海发酵，变成一片金黄而又成乳状，好似啤酒；浮着泡沫，好似牛奶。此处彼处，不时又有大块蓝色阴影游来荡去，似乎哪一位神祗在天空中摆动着一面镜子，将阴影移来移去以自娱。巴尔贝克的这间餐厅，光秃秃，充满绿色的阳光，如同游泳池中的水。几米开外的地方，涨潮的海水和日正中天，如同在天堂前面一样，正竖立起宝石和黄金的不可攻克的游动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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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波德莱尔散文诗《海港》中描述的模糊的回忆。
②（前）出自《恶之花》中《忧郁与理想》。
③（前）出自《恶之花》中之《秋歌》。普氏深爱此诗，在著作及通讯中经常引用。
第二卷 地名：地方(3)
可惜这间餐厅与贡布雷那间朝着对面房屋的“大厅”不仅仅外表上不同。在贡布雷，人人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不顾及任何人。在行海水浴的生活里，人们是不认识他的邻居的。我年纪还不大，而且一直十分敏感，不会放弃讨人欢喜和占有他们的欲望。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对于在餐厅里用餐的人，可能会感到更为高尚的满不在乎。无论是他的这种满不在乎、还是从海堤上经过的青年男女那种满不在乎，我都没有。想到不能和这些青年男女一起去郊游，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外祖母对社交形式很鄙视，只顾我的健康，如果她向他们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接受我作为散步的伙伴，那对我真是侮辱性的，当然我就要更难过。不论他们回到某一陌生的木头别墅去也好，手执球拍走出别墅到网球场去也好，骑马也好（那马蹄就踩在我的心上），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好奇望着他们。在海滩那叫人眼花缭乱的光照中，社会惯常的比例改变了。我在这光照中，透过让这么多光线通过的透明大玻璃海湾，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但是照我外祖母看来，这海湾挡住了风，乃是一个缺点。她一想到我损失了一个小时吹海风的益处就受不了，便偷偷打开一扇窗。忽地一下，不仅菜单吹跑了，所有正在用午餐的人的报纸、面纱和遮阳帽也都吹跑了。可外祖母自己，有这天堂好风的支持，在一片责骂声中，依然像布朗迪娜女圣徒①一样镇定，面带笑容。这些责骂使那些瞧不起人、头发给吹乱、怒气冲冲的游客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更增加了我孤独悲哀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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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圣徒在公元177年受到严刑拷打，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她始终镇定从容，回答：“我是【创建和谐家园】徒。我们的人中间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这些游客的相当一部分，由法国这一地区主要省份的杰出人士组成，卡昂【创建和谐家园】的主审官啊，瑟堡的首席律师啊，芒市的一位重要公证人啊之类。在那些地方，他们终年成散兵或者象国际象棋中的棋子一样分散着，每到度假时，便从各个点上来到这个旅馆里【创建和谐家园】。巴尔贝克这些豪华旅馆的人口，平时一般是富有而且是国际性的，现在又赋予旅馆人口以一种相当突出的地区性了。他们在旅馆里总是保留着那几个房间，与他们那装成贵族妇女模样的妻子一起，构成一个小小的群体。巴黎的一位大律师和一位大夫也加入这一群之中。临走那天，这两位巴黎人对那些人说：
“啊，真是，你们不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你们真有福气，能到家吃晚饭呢！”
“什么？您说有福气？你们住在首都巴黎，大城市，而我住在十万人口的可怜小省城。最近人口统计是十万零二千，这倒是真的。你们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你们就要回到柏油马路的巴黎上流社会灯火辉煌的大场面中去。跟你们比，我们这算什么？”
他们用巴黎卷舌“r”音说着这些话，并不含有尖酸刻薄之意，因为他们这外省的阳光似乎也能像人一样到巴黎去了。人家已经数次给卡昂的首席审判官一个上诉【创建和谐家园】的席位——但是他们出于对自己城市的热爱，或是喜欢默默无闻，或是喜欢出人头地，或因为他们反动，或为了与别墅的邻居关系好，他们宁愿留在当地。再说，他们当中有好几位也并不立即回到他们的省城去。
在大宇宙之中，巴尔贝克海湾是一个特别的小宇宙，是一篮子四季水果，各种不同的日期和相继而来的月份集之一处，排成一圈。望得见里夫贝尔的日子，是暴风雨的信号。当巴尔贝克天色已经暗下来时，还看得见里夫贝尔房顶上的阳光。不仅如此，当寒冷已征服巴尔贝克时，可以肯定在另一侧海岸上还找得到加出来的两、三个月的热天。大旅社的这些常客中，假期开始得晚或持续得久的，当秋季将近，秋雨和浓雾来到时，便吩咐将他们的旅行箱装上一只船，过海到里夫贝尔或科斯特多尔去与夏季会合。
巴尔贝尔旅社的这一小群人以提防的神情，注视着每个新来乍到的人。所有的人都一面做出对这个人不感兴趣的样子，一面就此盘问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每年都是他——埃梅来干这一季，并且服侍他们用餐。这些人的太太，知道埃梅的妻子即将分娩，饭后每人都做一件婴儿用品，同时用她们手握的长柄眼镜对我外祖母和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吃带煮鸡蛋的凉拌菜。这是普普通通的菜，但在阿朗松①的上层社会里没有这么吃的。对一个别人称之为“陛下”的法国人②，他们显露出讥讽加蔑视的态度。这个法国人也确实自称是大洋洲中一个小岛的国王，小岛上只有几个野人居住。他和他那漂亮的情妇住在旅舍里。每当她去洗海水浴，从这里经过时，淘气的孩子们便高喊：“皇后万岁！”因为她大把大把地把五十生丁的硬币朝他们扔过去。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甚至不愿显出看见了她的模样。他们的朋友中若是有谁注视她，他们就认为应该提醒他，说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女工兼【创建和谐家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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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朗松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
②此处影射当时的一位有名人物。此人名叫雅克·勒波迪，其父为百万富翁，糖商。他在阿特拉斯山中购得一小块土地，便自封为撒哈拉皇帝，分封贵族称号，将一个女歌星玛格丽特·德里埃立为皇后。他们在美国时，他遵照法老的先例，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皇后”一怒之下，用【创建和谐家园】将他打死。
“可是有人向我担保，说他们在奥斯唐德用的是皇家舱室呢！”
“那当然啦！二十法郎租的！你自己高兴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舱室。而且我确切知道，他曾经要求国王接见，可是国王叫人告诉他，国王不想结识这位木偶剧场上的君主。”
“啊，真的吗？真是太有意思了！有的人还真……！”
大概这都是真的，不过也是因为他们感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上等资产阶级，他们为自己并不认识这位扔硬币很大方的国王和皇后而十分恼火。公证人，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在他们称之为奇装滑稽木偶的这两个人经过时，感到那样不快，提高声调表现出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对此十分理解。对这两位慷慨大方更甚于货真价实的君主，他一面不得不作出笑脸，可是在记下他们点的菜时，又远远地向他的老主顾会意地挤挤眼睛。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漂亮先生”的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年轻人，是一个大工业家的儿子，身患肺病，且挥金如土。他每天换一件新礼服，扣眼上插着一朵兰花，午餐时喝香槟酒。然后，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唇上挂着冷漠的微笑，到赌场的水晶玻璃赌台上去扔下很大的赌注。人家错误地认为他们这些人不如那个小伙子“帅”，他们也无法解释说他们就比他“帅”。可能也有点由于这种恼火，公证人对首席审判官说“他根本输不起这么大的数目”，首席审判官的老婆则“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说什么这个“世纪末”小伙子叫他的父母愁煞。
另一方面，首席律师及其朋友们又对一位富有而又有贵族称号的老妇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为她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把自己的整个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带着走。每次公证人的妻子和首席审判官的妻子在餐厅里吃饭看见她的时候，都用长柄眼镜狂妄地审视她，那种仔细和怀疑的劲头，似乎她是一盘菜。这盘菜名称古怪、外表可疑，经过系统观察，结果是予以否定，作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和恶心的怪相，叫人把那盘菜端走。
无疑，她们做出这种样子，无非是要表现出：如果说有些东西她们没有的话，诸如这位老妇人的某些特权，与她有关系之类，并非她们不能有，而是她们不愿有。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就成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好奇心，对讨好新认识的人不抱任何希望。在这些女人身上，这一切都为佯作轻慢、故作快乐所代替。这有一个弊病，就是叫她们在满意的幌子之下故作不快，而且经常不断地自己骗自己，这两条便足以使她们倒霉了。不过，大概这旅社里所有的人的做法都与她们相同，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这样，不是出于自尊心的话，至少也是出于某些教育原则或思考习惯，便牺牲了参与完全陌生的生活那种其味无穷的妙处。显然，老妇人与外界隔绝、自己生活其中的微型宇宙，并未因气急败坏冷嘲热讽的公证人老婆与首席审判官老婆那一伙人的尖酸刻薄而受到毒化。相反，这个小宇宙散发着高雅而又有点老气横秋的芬芳，这种香气也不就更不虚假。因为归根结底，老妇人如果能引来并维系住（为此，她本人也要不断更新）新认识的人神秘的好感，她肯定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而现在她只是跟她自己那个小宇宙的人来往，总是想着这个小宇宙是大宇宙之精华，对他人的轻蔑也不大知晓，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生活虽然令人愉快，却没有上述那种无穷的乐趣。可能她感到，如果她默默无闻地来到巴尔贝克大旅社，穿着她那黑毛料长裙，戴着她那过时的便帽，她一定会使哪位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或者哪位要人发出一阵冷笑的。公子哥可能一面摇摇摆摆跳着舞，一面从牙缝里挤出“穷酸老婆子！”几个字来。要人，象首席审判官一样，在一圈花白连鬓胡子中保持住了红润的面孔和她喜欢的聪明智慧的眼睛，他那一双长柄眼镜的镜片一向眼睛靠近，就表示这奇人怪物出现了。人们知道这头一分钟是短暂的，但也令人畏惧——就像一头扎入水中一样。老妇人事先派遣一个仆人前来，将她的个性和习惯告知旅社。然后自己前来，打断经理的致意，那简短之中腼腆多于傲慢，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说不定就是由于下意识地惧怕这一分钟。房间里，自用的窗帘代替了原来挂在窗上的窗帘，屏风，照片等等，在她与她本应适应的外界之间安置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扇隔栅，安置得那样好，以至可以说，这不是她本人在旅行，而是她的家在旅行。她依然待在自己家里。
在以她为一方，旅社人员及供应商人为一方之间，她安排下自己的仆人。此后便是她的仆人代她与这里的新人类进行接触，同时在女主人周围维持着惯常的气氛。在她与洗海水浴的人之间，她也道出自己的成见，而不顾忌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是她的女友根本不肯接待的。通过与女友的通讯，通过回忆，通过内心意识到自己有地位，举止得体，礼节周到，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她下楼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去散步时，贴身女仆带着她的衣物尾随其后，小厮在前，有如在使馆门口值勤的哨兵。在挂着自己所属国家国旗的使馆门前，哨兵置身于异国土地上，为使馆确保其治外法权的特权。
我们抵达那天，老妇人下午没有离开她的房间，我们在餐厅中没有望见她的影子。因为我们新来乍到，开午饭时，旅社经理将我们置于他保护之下，送我们到餐厅去，就象一个军官将新兵带到下士裁缝那里让人给他们发军装一样。不过，过了一小会，我们在餐厅里见到了一位乡绅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及其女儿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他们属布列塔尼一个默默无闻而又非常古老的世家。经理以为他们晚上才会回来，把他们的桌子给了我们。他们父女就是为了会见居住在这附近的、他们认识的城堡主人而来到巴尔贝克的。除了接受外面的邀请和回访之外，他们在旅社餐厅中度过的时间只限于绝对必需的范围内。狂妄使他们对于坐在他们周围的陌生人没有丝毫近乎人情的好感，没有丝毫兴趣。置身于这些人之中，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始终保持着冷若冰霜、急如星火、拒人于千里之外、粗暴、脾气很大、心怀恶意的表情。在火车的便餐厅里，置身于从不相识、也不会再次相见的旅客之间与这些人的关系，除了保卫自己的冷烤鸡和车厢的这一角不受他们侵犯之外，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关系，人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用午餐，就有人来按照德·斯代马里亚先生的吩咐叫我们起身。这位先生刚刚来到，对我们没有丝毫致歉的表示，高声请旅社待应部领班注意，再不要发生类似的错误，他“不认识的人”占了他的桌子，他觉得很不愉快。
某一个女演员（她因衣着华丽、才思敏捷、有成套的德国瓷器而著名，远远胜过她在奥代翁剧院扮的几个角色）及她的情夫（一个极为富有的年轻人，为了他，她才培养自己的情趣），还有两个在贵族阶层中非常出头露面的男士，他们四个人在生活上自成一伙，非一起出门不可，在巴尔贝克用午饭很晚，所有的人都用完饭他们才来，终日在他们的客厅中玩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情感中，自然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只不过是他们对于某些幽默的谈话方式的趣味，对某些佳肴美馔的精细口味要求如此罢了。这种趣味和口味使他们从非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不可之中得到乐趣，如果和不得其中之韵味的一些人共同生活，他们就会受不了。甚至面对着已经上菜的桌子或一张赌桌，他们中的每个人还需要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客人或搭挡头脑中某些知识和在任何事情上他们区别善恶的共同标准是否悬而不用了。许多巴黎人的住宅都用一个所谓真正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蹩脚货装饰着，某些知识使人能够辨别出真伪来。大概在这种时刻，这伙朋友希望到处都沉浸其中的那种特殊生活，就只能通过默默吃饭或打牌当中发出的难得而又滑稽的感叹或者年轻女演员为午饭或玩扑克而穿的迷人的新裙子来表现了。这种生活用他们了解透彻的习惯将他们包围住，也就足以使他们不为周围生活的秘密所侵害。漫长的下午，他们面前的大海，只不过象挂在有钱光棍小客厅墙上的一幅色彩柔和的油画罢了。一个玩牌的人，在出牌的间歇无事可干，才抬起眼睛朝大海望上一眼，看看是否有什么标志着天气晴朗或者几点钟了，并且提醒其它人该吃下午的点心了。晚上他们不在旅馆用晚餐。在旅馆里，电源使餐厅光芒四射，餐厅似乎变成了偌大的美妙的养鱼缸。巴尔贝克的工人、渔民以及小市民的家庭，躲在暗处。你看不见他们，他们却在这养鱼缸的玻璃四壁前拥挤着，想要远远看看这些人在金光摇曳中的奢侈生活。对贫穷的人来说，这些人的生活确与奇异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的生活一样不可思议（玻璃壁是否永远能够保护住绝妙动物的盛筵，夜间贪婪凝望的默默无闻的人是否就不会到养鱼缸里来把这珍奇动物掠走并且将其吃掉，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驻足凝视、黑夜里看不清楚的人群里，说不定有个什么作家，什么人类鱼类学爱好者，他们注视着雌性老魔鬼张开颔骨咬住一块食物又闭上的情景，便按照品种、生性以及后天获得的特性来对这些老魔鬼加以分类以自娱呢！一个塞尔维亚老太婆，口腔的延伸部分和一条大海鱼一样，因为她自童年时代起便生活在圣日耳曼区的淡水里。正是这后天获得的特性使她吃起凉拌菜来，犹如一个拉罗什富科家族中人。①
此刻，人们远远望见那三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男子正在等待那位姗姗来迟的女戏子。过了一会，那女人穿着常换常新的长裙和按照她情夫特殊趣味选定的围巾，从她居住的那一层叫了电梯，象从玩具盒子里出来一样走了出来。这四个人觉得豪华大厦这种国际怪物移植到巴尔贝克以后，使奢侈之花盛开，远远胜过高级烹调。他们钻进一辆车，到半里②以外的一家著名小饭馆吃晚饭去了。到了这家小饭馆，他们就食谱编排和烹调技术问题，与厨师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从巴尔贝克出去是一条两旁都是苹果树的路，在漆黑的夜色中，这条路与他们巴黎家中到英国咖啡馆③或银楼之间相差无几，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无非是必须穿过的距离而已。他们抵达漂亮的小饭馆以后，富有的年轻人的朋友们对他有衣着如此华丽的情妇艳羡不已。那女人的围巾在小团体面前展开，有如熏香而轻柔的面纱。但是这围巾也将小团体与外界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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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罗什富科家族为法国一古老贵族家庭。
②法古里。
③这家饭馆因英国人常去而得到这个名字，当时很有名。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曾在这里用餐。左拉笔下，娜娜也在这里吃过饭。该饭馆位于意大利人街与马里沃街相交处。
可叹，为了安静休息，我根本无法像这些人那样行事。我关心着旅社房客之中的许多人。有一个男子，额头凹陷，目光在其成见与所受教育之间游移不定，他是本地的大财主，我真希望这个人对我不要视而不见。他不是别人，正是勒格朗丹的姐夫：他有时到巴尔贝克来出访，每个星期天，他妻子和他举办每周一次的花园晚会，常常使旅馆的房客减少一部分，因为这其中常有一两位应邀参加这些节庆活动。其他人为了不要显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的模样，便挑选这一天到远处去郊游。第一天，旅馆对他接待很冷淡，因为他刚从天蓝海滨①下船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仅未着白法兰绒衣裤，而且对豪华大厦的生活完全无知，依然按照法国老规矩，走进大厅，看见那里有几位女士时，一进门便脱下了帽子。这一动作使得经理回答他的问话时，甚至没碰自己的帽沿一下，认为他大概是个出身最寒微的人，也就是经理自己称之为“老百姓出身”的人。唯有公证人的妻子感到自己受到这个新来人的吸引，认为他散发出有身分的人佯装俗气的味道。她宣称在他面前，人们感到对方是一位很出类拔萃的人，极有教养，而且在所有在巴尔贝克遇到的人当中，他如鹤立鸡群。她认为，只要她本人不能与他经常来往，那他就是不能与之经常来往的人。说这些话时，用的是对芒市的最上等阶层了如指掌、辨别能力万无一失、对其权威无可辩驳的人的口气。她对勒格朗丹的姐夫作出这样有利的评断，可能是因为此人外表极为平淡，没有任何借势吓人的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她从这个举止有如虔诚【创建和谐家园】的乡绅身上认出了自己那一教派——共济会——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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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南方地中海海滨从马赛到尼斯一段，景色绝佳，人称“天蓝海滨”。
我已经得知——又有什么用！每天在旅馆门前骑马的几个小伙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新产品商店的老板，满肚子鬼主意。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同意与这些人结交。“洗海水浴的生活”使他们长成了大个头，在我眼中，简直是半人半神的骑士雕像。我抱的最大希望，就是他们永远不要将他们的目光停驻在我这个可怜的小男孩身上，这个就是为了到沙滩上去坐坐才离开旅馆餐厅的小男孩。我甚至希望得到曾是大洋洲某荒岛之王的那个冒险家和患肺病的小伙子的好感。我爱设想那个患肺病的小伙子在他那狂妄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胆小怕事而又温柔的心，说不定对我一个人能慷慨赠予深情之珍宝。何况（与人们惯常对于旅途中之新交所说的情形相反），看见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在有时再去的海滩上，会在真正的社交生活中给你增加一项无比的系数，在这里，也就只有洗海水浴的友情了。人们对友情倒也不是敬而远之，在巴黎生活中，人们还细心培植它呢！所有这些瞬时的或地方性的名人，他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很在意。我那爱为人设身处地、重现他们的思想状况的秉性，使我不仅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真正的地位上，把他们放在假如在巴黎他们会占据的地位上——那地位大概很低——而且还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处于的地位上。说老实话，在巴尔贝克，他们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自认为应处的地位上。由于这里缺乏共同的尺度，便赋予他们某种相对的优越感和某种莫名其妙的趣味。可叹，所有这些人的轻蔑，没有一个比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的轻蔑那样叫我难受。
他的女儿一走进来，我就注意了。我注意到她那苍白而又几乎蓝莹莹的美丽面庞，注意到她那高高的个儿，她的举止中与众不同、令我不无道理地忆起她的遗传、她所受的贵族教育的地方，尤其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这一切就更加清楚，正像天才音乐家所发现的那些具有表现力的题材，将闪烁的火光、江河的声响和田野的宁静为听众描绘得那样精采一样。听众如果事先浏览过乐谱，更是早就将自己的想象力引导到了恰当的道路上。“种”，又给德·斯特马里亚小姐的风韵加上了其原由的概念，使其风韵更可理喻，更加完美。这也使其风韵更加撩人欲望，因为这等于宣布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正象一件物品很叫我们喜欢，而价格昂贵就更增加了它的价值一般。这精选的上等津液组成了面庞，遗传的茎杆又赋予它海外珍果或著名海鲜的香味。
一个偶然事件骤然间给我外祖母和我送来了合适的手段，使我们在大旅社的所有房客眼中，威信立即提高。确实，就在那头一天，那位老妇人从自己家中下得楼来。前有小厮开路，后有贴身女仆小跑跟随，手中拿着忘下的一本书和一条毯子。靠着这些，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在所有人心中激起了好奇和崇敬。看得出来，德·斯特马里亚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无法摆脱这种好奇和崇敬。就在这时，旅馆经理向我外祖母弯下身来，出于客气（就象将波斯国王或拉娜瓦洛王后①指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看热闹的人看一样。显然这个看客不可能与那权势炙手可热的君王有任何关系，但也会觉得曾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见过他很有意思），向她耳边溜出一句：“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就在此刻，这位老妇人远远望见了我的外祖母，情不自禁地射出惊喜交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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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拉娜瓦洛娜三世（1862——1917），她1883——1897年曾为马达加斯加王后，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及阿尔及利亚。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于要接近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而无可求助的我，最有魔力的仙女以一个小老太太的形象突然出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能使我心花怒放，诸位可以想见。实际上，我再也听不见任何人讲话的声音。从美学观点来说，人的数量极其有限，不论到哪里去，都经常会体验到见到熟人的快乐，即使不像斯万那样到前辈【创建和谐家园】的画面中去寻找也会遇到。就这样，我们到巴尔贝克小住的头几天，我就遇到勒格朗丹，斯万的门房和斯万太太本人。勒格朗丹成了咖啡店的侍者；斯万的门房成了过路的陌生人，我没有再见过他；斯万太太则成了游泳教练。对于相貌和思想方法上具有某些特点的人，似乎有一种磁现象，将他们彼此吸引到一起，紧紧抓住分不开，以至于大自然这样将一个人引进一个新的机体时，并不会使这个人受到过分的损伤。勒格朗丹变成了咖啡店侍者，但是他的个头，他鼻子的侧影和下巴的一部分都保持完好。斯万太太变成了男性，加上游泳教练的身份，不仅仅她平时的长相跟随着她，甚至某种说话的模样也跟随着她。只是她现在系着红腰带，海上稍有长浪涌来，她便举起小旗，禁止游泳（游泳教练都小心翼翼，难得有人会游泳），对我已经用处不大，正像从前斯万在《摩西生平》那幅壁画中从叶忒罗的女儿的面庞中认出了她①，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一样。这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她并没有受到魔法的折磨，魔法一施可就夺去了她的权势。相反，她能够将一种魔法交给我的权势使用，使这权势顿时增加百倍。多亏有了这个，我就像有神鸟的翅膀托着一样，很快穿越了将我与德·斯特马里亚女儿隔开的无限远的社会地位的距离——至少在巴尔贝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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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万之恋》中描述的情节：斯万发现奥黛特与波提切利《摩西壁画》中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相像，因而越发觉得奥黛特美丽非凡。
可惜，如果说这世界上有谁比任何人都更离群索居的话，那就是我的外祖母了。如果她知道，我对舆论看得很重，我对哪一个人、哪些人有兴趣，她甚至不会因此看不起我，也不会理解我。而这些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她大概一直到离开巴尔贝克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我不敢向她招认，如果这些人看见她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话，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感到侯爵夫人在旅馆中很有威信，而且她的友情能在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眼中提高我们的地位。再说，我外祖母的这位女友在我心目中也根本不代表贵族中的一员：我的思想还没有停驻在她的姓上面时，这个姓氏在我耳边就已那么熟悉，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还是孩童时，就常听见家里人提起这个姓。她的贵族头衔也只不过在姓氏上加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特殊玩艺而已，就像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一样。街名也是如此。在拜伦爵士街①，那么大众化、那么俗气的罗什舒阿街②，或在格拉蒙街，③发现不了任何比莱翁思－雷诺街④或希波里特－勒巴街⑤更高尚的东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好，她的表兄麦克马洪也好，并不使我想到一个什么特殊世界的人。对麦克·马洪⑥和也是共和国总统的卡尔诺⑦以及拉斯巴耶⑧，我也不加区分。弗朗索瓦丝一起买过拉斯巴耶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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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拜伦爵士街位于巴黎第三区，于这位英国诗人逝世的次年1825年命名。
②以蒙马特尔修道院女院长（1717——1727）玛格丽特·德·罗什舒阿的名字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直到十八世纪时，该区有许多下等酒馆。到普氏在世时，此区内有了布雷耶尔音乐厅及罗什舒阿通俗戏院（1910年成为现代剧院）。
③格拉蒙街位于巴黎第二区。此处原有格拉蒙家族之大公馆，十八世纪末以此命名街道。
④莱翁思－雷诺街于1884年命名，位于巴黎第十六区。莱翁思－雷诺本为工程师，领导海岸灯塔事宜，著有关于法兰西海岸照明之论文。
⑤希波里特－勒巴街于1861年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希波里特－勒巴为本区内洛莱特圣母院之建筑师。
⑥麦克·马洪，1873—1879年曾任总统。
⑦卡尔诺，1837年生，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兹里奥在里昂暗杀。
⑧拉斯巴耶（1794—1878），政治家、医生、记者，参加了1830年和1848年革命。
第二卷 地名：地方(4)
我的外祖母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出门在外，不应该再有什么交往，上海滨不是为了去看望人的，要做这种事在巴黎多少时间都有；这宝贵的时间应该全部在露天，面对海浪来度过，而礼尚往来、客气俗套会使你浪费宝贵的时间。她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这个观点，她下令，老朋友在同一旅馆中巧遇，要演一出相互隐姓埋名的戏。她觉得这样更方便一些。听到旅馆经理提到那个姓氏，外祖母只是扭过头去，作出似乎没有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明白我的外祖母并不一定要相认，于是自己也漫无目标地望去。她走远了。我孤独地留在那里，好似一个落水者，一艘船只似乎靠近了他，但是，接着，并没有停下便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