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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哪儿会啊，我怎么能介意呢？”
他却为她的回答而显得很难为情，这也许是由于他自己刚才提出了一个借口却又装得十分诚恳，甚至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确是诚恳而难为情吧。他叫道：
“啊！不，不，千万别说话，您会喘得更厉害的，您只消做个手势就行了，我会明白您的意思的。您果然不介意？您看，您身上有一丁点儿……我想是一丁点儿花粉；您同意我用手把它掸掉吗？我不会使很大劲的，我把您弄痛了吗？也许我把您弄痒痒了？我并不想碰袍子的丝绒，免得把它弄皱了。不过您看，这些花实在应该固定一下，要不然就要掉出来了；我这就把它们【创建和谐家园】去一点……您说实话，我还不至于招您讨厌吧！我想闻一闻，看看花的香气是不是全都跑了。什么味儿也闻不见。跟我说实话吧。”
她微笑着耸耸肩膀，仿佛是说：“您真傻，您明明知道我很高兴。”
他用另一只手沿着奥黛特的面颊轻轻地抚摸；她睁眼注视着他，带着佛罗伦萨那位【创建和谐家园】所画的女人（他觉得她跟她们是相象的）那种含情脉脉而庄重的神情；她那两只跟画上的女人们相象的明亮秀气的大眼睛仿佛要跟两颗泪珠那样夺眶而出。她粉颈低垂，就跟异教画和【创建和谐家园】教画中所有的女子一样。她这时的姿态当然是她惯常的姿态，但她也深深知道这个姿态是适合于当时的场合的，而她也注意着别忘了摆出这样一副姿态；她似乎需要竭尽全力来保持面部的位置，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它吸引到斯万那边去。当她不由自主地把她的脸迎向斯万的双唇时，斯万用双手把它捧住，保持一段距离。他要让奥黛特有时间来回味一下她久已追求的梦想，来亲眼看到它的实现，就好象人们邀请受奖的孩子的母亲亲眼看看她钟爱的孩子的成就似的。也许斯万自己还有意要好好最后一次凝视一下他迄今还没有占有，甚至还没有吻过的奥黛特的脸，就好象是一个人在离别一个地方时要好好看一下他就要永远离开的那个景色一样。
不过他在她跟前依然还是如此腼腆，以至在那晚以为她摆弄卡特来兰花开始，以占有她的身体告终之后，往后那几天，他还是使用同一个借口，这也许是因为他怕冒犯她，也许是因为怕露出撒谎的马脚，也许是因为缺乏提出比这更高的要求的勇气（其实他是可以再次提出的，因为奥黛特第一次并没有感到不快）。如果她上衣胸口戴着卡特来兰花，他就说：“今晚真不幸，您的卡特来兰花用不着重新摆弄，不象那晚那样乱，然而这一朵仿佛不太正。我倒想闻闻它们是不是特别的香。”要是她没有戴花呢；他就说：“哦！今晚没有卡特来兰花，没法子摆弄了。”就这样，在一段时间内，头一晚那个程序就一直没有变动，总是以用手指和嘴唇轻轻抚弄奥黛特的胸口开始，每次的接吻和拥抱也总是以这样的抚弄为先导；很久以后，当摆弄卡特来兰花（或者类似的礼节）早已过了时，“摆弄卡特来兰”这个暗喻却成了他们习惯性地用来代表肉体的占有这种行为（其实也无所谓占有不占有了）的普通词语，长期留在他们的言语之中，来纪念那个早已被遗忘了的习俗。也许用这种特殊的说法来表达“性关系”，其意义跟它的各种同义词不完全一样。我们尽可以对女人已经感到厌倦，尽可以把跟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的交欢看成是并没有什么两样，早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如果那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到手——或者我们认为不是那么容易到手——以至我们必须在与她的交往中制造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就象斯万第一次通过摆弄卡特来兰那样，那么这种交欢就会变成一种新鲜的乐趣。斯万那晚急切地盼望着的（他心想如果奥黛特中了他的计，那她是猜不出来的），正是从卡特来兰的宽大的浅紫色花瓣中能结出占有这个女人之果；他那晚感到，而奥黛特也许只是因为没有充分意识到才予以默认的那种乐趣，在他的心目中因此就是一种迄今没有存在过，而是他试图创造出来的乐趣，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完全新鲜的乐趣（正如上帝创造出来的第一个人见到地上的天堂中的花儿时所感到的一样）——他给它起的那个特殊的名称也保留了这点痕迹。
现在，每天晚上，当他把她带回她家时，他就总得进去；她时常穿着晨衣把他送出来，一直送到他的马车边，当着车夫的面和他吻别，说：“给人瞧见了，又有什么关系？”他不上维尔迪兰家去的那些夜晚（自从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和她相会，这种情况就不时发生了），他到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里去的那些夜晚（这也越来越难得了），她就请他不管时间早晚，在回家前一定先上她家去。这是春天，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春天。在从晚会上出来的时候，他登上他的四轮敞篷马车，把毛毯盖到腿上，对跟他同时回家，请他跟他们一道走的朋友们说他不能从命，说他去的是另一个方向，而车夫就扬鞭策马快步，反正他知道该上什么地方。朋友们都感到惊讶，斯万敢情变了。再也收不到他要求介绍女人的信了。他不再注意别的女人，避免到能碰见女人的地方。在餐馆里，在乡下，他的举止也全然变了；朋友们原来可以据以把他辨认出来，也以为今后将永远不变的那种举止也不知哪里去了。一种一时的异常的性格不仅能取代正常的性格，也能消除正常的性格直至此时所由表现的恒常的外部特征，【创建和谐家园】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变化也是如此！与此相反，现在却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那就是不管斯万晚上到哪里，他必然要去跟奥黛特相会。把他和她相隔开的这段路程就是他每天必不可少地要走一次的路程，仿佛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下滑的徒坡。说实在的，当他在哪个晚会上呆的时候过久时，他时常也想直接回到家里，不再跑这一趟远程，到第二天再去看她；单凭在这么晚的时候不辞辛劳地上她家去，并且猜想跟他道别的朋友们准会窃窃私议：“他是身不由己，准有个娘们强迫他不管时间早晚都得上她家去。”这一点，就使他感到他自己是在过着堕入情网的人们的生活，不惜为感官享受的追求而牺牲休息和利益，准是着了魔了。然而他尽管未加思索，却确信这时她准在等着他，决不跟其他人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他准能在回家以前见到她的面，这个信念消除了那晚奥黛特不在维尔迪兰家时他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固然早已淡漠，然而随时还会重现，而他现在心中是如此宁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奥黛特之所以在他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许正应该归功于那晚的焦躁不安。通常，别人跟我们是如此无关，以至当其中有一个人能主宰我们的哀乐时，我们就会觉得他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满身都是诗情画意，能把我们的生活化为一片我们与之同在的感情的海洋。有时，当他在晴朗的寒夜，从他的马车上眺望皎洁的月亮照射下的空无一人的街巷时，他就想到那张跟月色同样明亮而略带玫瑰色的脸，它有一天曾突然从他的脑际浮现出来，从此就将神秘之光投向这个世界。如果他在奥黛特打发她的仆人去睡觉以后到达，他就在按小花园的门铃之前，先到后街去，那里相邻的住宅的窗户全都一模一样，也全都一片漆黑，唯有她卧室那一扇还亮着。他在窗框上敲敲，她就答应一声，然后到大门背后等着。她的钢琴上摆着她喜爱的乐谱，《玫瑰圆舞曲》啦，或是塔里亚菲科①的《可怜的疯子》（她在遗嘱上写明，在葬礼上要奏这个曲子），他却要她弹凡德伊那个乐句，虽然奥黛特弹得很不怎么样，但我们对一部作品的最美好的印象时常是得之于笨拙的指头在走调的钢琴上弹出的不符要求的音响的。他深深地感觉到，他那份爱情是在别处无法找到与之相应之物的东西，是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没有人能验证的东西；他也明白，奥黛特的素质也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对在她身边度过的时光是如此重视。时常，当他十分冷静地用理性来考虑的时候，他也想不再为了这假想的乐趣而在学问方面和社交方面作出这么重大的牺牲了。但当他一听到凡德伊的那个乐句，它就会在他心中腾出足以容纳它的空间，他的心胸就会因而扩大，为某一种形式的享受留出位置——这种享受也是在它自身之外无法找到与之相应之物的，然而不象爱情的享受那样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却象一个高出于具体事物的客观现实那样摆在斯万面前。凡德伊那个乐句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对未曾体会过的魅力的渴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明确的东西使他得以满足。因此，那个乐句在斯万心中消除了对物质利益的关怀，消除了人皆有之的那些考虑所留下的空白，却并没有找到东西来填补，斯万便尽可以在那里镌刻上奥黛特的名字。此外，奥黛特的感情中有所欠缺、有所令人失望的地方，那个乐句也会来加以弥补，注入它那神秘的精髓。当他谛听这个乐句时，从他的脸上仿佛可以看出他正在吸着一种麻醉剂，使他的呼吸更加深沉。音乐给予他的那种转瞬即将化为一种真正的热望的乐趣，在这样的时刻，确实象是我们在做香料的实验时的那种乐趣，象是当我们接触一个不是为我们所造的世界时的那种乐趣——这个世界，在我们看来没有形式，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没有意义，因为它为我们的理智所不能掌握；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感官才能到达那里。斯万的眼虽是敏锐的绘画鉴赏家的眼，他的脑子虽是人情世故的精细的观察家的脑子，它们却从此要带上无法消除的无聊乏味的生活的痕迹；当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与人类无关的人，盲目的人，失去了逻辑能力的人，几乎变成了一个荒诞的传说中的独角兽，变成了仅仅通过听觉来感知世界的怪物时，这对他来说倒是可贵而神秘的休息。既然他要在这乐句中搜寻他的智力所不能及的意义，他就需要以何等的沉醉来不让他的心灵得到理性的任何帮助，来使他的心灵单独通过这乐音之廊，通过这乐音的阴暗的过滤器啊！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在这乐句甘美的乐音底下隐藏着怎样的苦楚，也许还是难以消除的隐痛，然而他并不以为苦。让这乐句说什么爱情是脆弱的吧，他的爱情却是如此牢固！他玩弄这乐句散发出的忧郁之情，感觉到它正在流经他的身体，然而总觉得它却象是使他的幸福感更深刻更甜蜜的一种爱抚。他让奥黛特十次、二十次地重复这个乐句，要求她在弹奏的同时不停地吻他。每一个吻都激起另一个吻。啊！在谈恋爱的初期，亲吻是如此自然地诞生！吻一个接着一个，要把一个钟头之内接的吻一个一个数出来，那跟把五月间原野上的鲜花一朵一朵数出来同样困难。这时，她假装要停下来，说道：“你搂着我，叫我怎么弹呀？我可没法子同时兼顾，你倒打定主意，我是该弹那句乐句呢，还是该跟你亲热？”他生气了，她却哈哈大笑，接着是一阵急风骤雨般的亲吻。要不然的话，她忧郁地看着他，他这就又看到她那张值得进入波堤切利的《摩西传》这幅画的脸，于是把奥黛特的脖颈摆弄一下，让它保持必要的倾斜；当他按照十五世纪西斯廷小教堂的墙上那样用色粉颜料把她的肖像画好以后，想到她这会儿就在身旁，坐在钢琴边，随时准备接受亲吻和交欢，想到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的人时，他就如痴如狂，双眼圆睁，下巴伸出象是要吃人，扑到波堤切利笔下这个少女身上，把她的面颊拧将起来。等他走出了她的家门，又回来把她吻了又吻，因为他刚才一时想不起来她身上的气味或线条的某一特征；当他登上马车，踏上归途，他为奥黛特祝福，因为她同意他每天都去，而这样的聚会，他想并不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欢乐，却由于可以使他免于产生妒意（再也不会吃象那晚在维尔迪兰家没有见到她时的那种苦头了），而能帮助他不必再遭那样的危机（那第一次是如此痛苦，也该是唯一的一次），就能度过他生命中的那一连几个小时的不同寻常，简直是如痴如狂的时刻，就象他乘车在月夜穿过巴黎的街道时那样。当他在归途中看到月亮现在已经移转，几乎已经靠近地平线时，也想到他的爱情也遵照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自问他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能否长时持续下去，那张可爱的脸儿的地位是否会越来越下降，越来越失去它的魅力，不久就会从他的脑际消失。自从斯万堕入情网，他感到事物是有魅力的，正如他年轻时自以为是艺术家时那样；然而这不再是同样的魅力，现在的魅力，只有奥黛特才能赋予各种事物。青年时期的灵感被后来的放荡生活驱散了，现在他觉得又在他身上重新萌发，不过这些灵感全都带有特定的生活的反映和印记；现在当他独自一人在家跟复原中的心灵共同度过漫长的时刻时，他感到一种神妙的乐趣，他又逐渐恢复成为他自己，不过是处于另外一种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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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里亚菲科（1821—1900），法国歌唱家及作曲家。
他只是在晚上才到她家去，不知道她白天干点什么，也不知道她过去是怎么回事；他连一点点情况都不了解，而这样一些情况时常会促使我们去想象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推动我们去打听的。因此他从来也不问一问她在干些什么，她过去的经历又是怎样。有时他也想起，几年以前，当他还不认识她的时候，有人曾经跟他说起过一个女的（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就是她），说她是一个【创建和谐家园】，是一个由别人供养的情妇，总之是这样一种女人，由于跟她们很少来往，他只能认为她们具有某些小说家的想象力久已赋予她们的那一套根本反常的性格。想到这里的时候，他也总是一笑了之。他心想，要正确评断一个人，只消一反众人对他的毁誉就可以了。奥黛特跟那样一种性格是风马牛不相及，她善良、纯真、热爱理想、几乎不会撒谎；譬如，有一天为了跟她一起去吃饭，他要她写信给维尔迪兰夫妇，说她有病，等到第二天维尔迪兰夫人问她好一点没有，他亲眼看见她面红耳赤，说话结结巴巴，脸上不由自主地反映出撒谎是何等难受和痛苦，而当她在答话中就头天的病编造一些细节时，她又仿佛以哀求的眼神和悲伤的声调，请求对方饶恕她言词的虚伪。
难得有些日子，她在下午到他家来，打断他的遐想或对弗美尔的研究（这是他最近才恢复的）。仆人通报克雷西夫人在他的小客厅。他就上客厅去见她，等他把门打开，奥黛特一看见他，她那粉红色的脸上就挂上一丝微笑，嘴唇的曲线、两眼的神色、面颊的轮廓也都变了。当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的微笑就浮现在他眼前——前一天的那个微笑，某一次迎上前来时的那个微笑，那天在马车上问她是否同意为她摆弄卡特来兰花时作为回答的那个微笑；奥黛特在其他时间的生活，他一无所知，仿佛是出现在中性的，没有色彩的背景上的无数的微笑，就象华托的一些素描习作当中，从各种位置，各个方向，用三色铅笔在淡黄色的纸上绘出来的笑容。但是，在斯万以为是一片空白的奥黛特的那一部分生活方面（因为他想象不出，然而他心底里又不信那会是一片空白），有一天，有那么一位朋友（他早料到他们两人在相爱，在谈到她的时候只敢说些无关紧要的事），说他那天早上看见奥黛特走在阿巴蒂西街上，穿了一件饰有臭鼬皮的披肩，戴了一顶伦勃朗式的帽子，上衣上别着一束紫罗兰。这番描写使得斯万深为震惊，因为这就使他突然发现奥黛特除了跟他在一起以外别有一番生活；他要弄明白她穿了这套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倒是要取悦于谁；他下定决心要问她那时是到什么地方去的，仿佛在他的情妇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简直是并不存在的生活，因为这是他所不能目睹的），除了对他的微笑以外，唯有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戴了一顶伦勃朗式的帽子，上衣上别着一束紫罗兰外出。
第二卷 斯万之恋(4)
除了请她弹奏凡德伊那乐句而不要弹《玫瑰圆舞曲》外，斯万并不试图让她演奏他自己所爱好的曲子，也不试图纠正她在音乐和文学方面的低劣趣味。他很明白，她并不是一个智力高超的人。当她说她是多么希望他跟她讲讲伟大的诗人们的时候，她心想这就可以知道许多象博雷利子爵①那一套浪漫的英雄诗体了，甚至还更加动人。至于弗美尔，她问斯万这位画家是否吃过哪个女人的苦头，是不是哪个女人启发他画的画，而当斯万说这些问题谁也不清楚的时候，她对这位画家也就不感兴趣了。她常说：“我相信，如果诗歌真实，诗人说的全是他们所想的话，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可是诗人时常是最斤斤计较的人，这方面么，我倒是知道一点。我有个朋友，她爱过一个那样的诗人。他在诗里谈的尽是什么爱情哪，天空哪，星星哪。好！她可大上其当！这位诗人花了她三十多万法郎。”如果斯万想教她什么叫做艺术美，教她诗歌或者绘画该怎么欣赏的话，那就要不了多一会儿她就不爱听了，直说：“啊……我原来可没有料到是这么回事。”他感觉得出她是多么失望，因此宁愿撒谎，说他刚才所说的都算不了什么，都是鸡毛蒜皮，说他没有时间深入谈下去，还有好些东西没说呢。可她赶紧就说：“什么？还有好些东西？……你倒说说看，”可是他不说，他明知道他要说的在她心目中是多么无关紧要，跟她所希望的相距又是多么遥远，决不会象她设想的那样耸人听闻，那样激动人心；他也怕她对艺术的幻想破灭了，对爱情的幻想也会同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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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博雷利子爵是平庸的专写社交生活的诗人。
确实，她觉得斯万在智力上并不象她原来设想的那么高明。“你总是那么含蓄，我简直是莫测高深。”斯万对金钱毫不在乎，对每个人都亲切，对人体贴，对这些，奥黛特越来越赞叹不已。一个比斯万伟大的人物，譬如说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当他为周围的人赏识的时候，在他们的情感当中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果然超群的时候，时常不是他们对他的思想如何赞赏——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这些思想，而是对他的优良品质的尊重。使得奥黛特对斯万产生尊敬之情的也是他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不过她也并不指望斯万把她引进上流社会中去。也许她感觉到，斯万并不能在上流社会中取得成功，她甚至担心，他只要一谈起她，他的朋友就会透露出她唯恐别人知道的关于她的一些情况。因此，她要他答应决不要提起她的名字。她说，她之所以不到上流社会的社交界去，是因为她曾经跟一个女的吵翻了，而这个女的为了报复，说过她的坏话。斯万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你那位朋支啊。”“不，坏话传千里，人心又都那么坏。”斯万虽然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却也认为“人心都那么坏”和“坏话传千里”这两句话一般说来总是对的；这样的事例有的是。奥黛特那档子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事例呢？他心里存着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存不了多久，因为他自己的心情也挺沉重，就跟他父亲当年面临难题时一样。再说，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使得奥黛特如此害怕，也许她就不会产生进入这个社交界的强烈愿望；这个社交界跟她所了解的相去是如此之远，她是不会对它有个清楚的认识的。奥黛特在某些方面依然还是很纯朴的，譬如她跟一个歇业的女裁缝还保持着友谊，差不多每天都爬那又徒又暗又脏的楼梯去看她，然而她还是拼命追求派头，不过她所谓的派头跟上流社会人士的概念并不一样。对后者来说，派头产生于很少数一些人，由他们推广及于一定泛围，离他们这个中心越远就越削弱，只是扩及到他们的朋友或他们的朋友的朋友这个圈子里而这些人可说是登记在册的。这个名单上，上流社会中的人士能数得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无不知晓，从中提炼出一种口味，一种分寸，以至象斯万这样的人，只要从报上看到某次宴会有哪些人参加，用不着求助于他对社交界的那套知识，立刻就能说出这个宴会是怎样一种派头的宴会，这就跟一个文学家一样，只要听你念出一句句子，马上就能精确地评定出作者的文学价值。奥黛特属于缺乏这种概念的人之列（不管上流社会人士对他们是什么看法，这样的人多得出奇，社会各阶级里都有），他们心目中的派头根本不一样，按照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具有不同的样子，但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管是奥黛特梦寐以求的也好，戈达尔夫人为之倾倒的也好——那就是人人都能直接学会。上流社会人士的派头，说实在也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需要一定时间。当奥黛特说某人“只到够派头的地方去”的时候，斯万就会问她所谓的够派头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她就会带着小看他的意思答道：
“够派头的地方就是够派头的地方呗！象你这样的岁数，还问人什么叫够派头的地方，你叫我怎么说呢？譬如说吧，星期天早上的皇后大道，五点钟时的湖滨，星期四的伊甸剧院，星期五的跑马场，还有舞会……”
“什么舞会？”
“巴黎的舞会呗，我说的当然是够派头的舞会。对了，埃班谢，你是知道的，他在一个证券经纪人那里工作；你也一定知道，他是巴黎最知名的人物之一。这个金发的大高个小伙子，穿得真帅，钮孔上总戴一朵花，短外衣是浅颜色，背上有条缝；他带着他那个‘老来俏’，哪出戏的首场演出也落不了。嗯，他有天晚上就办了一个舞会，全巴黎所有够派头的人物都去了。我也真想去，可要进场就得出示请帖，我可没能弄着。不过，我幸亏没有去，去了也是挤死人，什么也瞧不见。最多也只能吹嘘吹嘘参加过埃班谢的舞会罢了。我这个人哪，你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是那种爱虚荣的人！再说，在一百个说参加过那个舞会的女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撒谎。不过，象你这么帅得不能再帅的人怎么也没有去，我真纳闷！”
斯万也不打算改变她对什么叫做派头的看法；心想他自己对派头的看法也未必就对，也同样荒唐，同样无关紧要，毫无必要来灌输给他的情妇，因此过了几个月，她对他交往的人是否感兴趣，全看他们能不能给他送来赛马的入场券，戏剧首场演出的门票了。她希望他保持一些能派用场的关系，可是自从她有回在街上看到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穿着一件黑毛料的衣服，戴了一顶有帽带的软帽以后，就认为斯万交往的那些人未必就够派头。
“亲爱的，可她看起来象个剧场里的引座员，象个老看门的！这算什么侯爵夫人！我不是侯爵夫人，可你要叫我穿着这么一套破烂衣服上街，打死我也不干！”
她也不明白斯万为什么住在奥尔良滨河路，她嘴里不说，心里可觉得这种地方跟他这么帅的人不般配。
当然，她自称爱好“古董”，说起她喜欢花整天的工夫到寄售店去“收集小摆设”，去搜寻“古玩”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虽然她对白天干什么事讳莫如深，从来不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从来“不作任何汇报”，简直把这当作是荣誉攸关的事情，当作是一种家规，但是有一次还是对斯万说她曾应邀到一个朋友家里，她家里什么都是“古色古香”的。斯万问她是哪个时代的，她说不上来，想了半天才说是“中世纪”的，其实她的意思是说她家的墙上装了细木护壁板而已。不久以后，她又对他说起这位女友，还找补了一句说：“她家的餐厅是十八世纪风格的！”说话的语调有点吞吞吐吐，然而那神气又很肯定，仿佛是在谈起这么一个人。你头天晚上还跟他在一起吃饭，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他的名字，而宴会的东道主又认为他是这么知名，以为听话的对方是肯定知道他是何许人的。她觉得那餐厅太难看了，墙上光秃秃的，仿佛房子还没有盖完似的，妇女在那里也显得难看，这种摆设是决不会时兴的。后来，她第三次提起这个餐厅，还把设计这个餐厅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写了出来，说等到她有钱的时候，她也要叫他来看看能不能给她也这么搞一下，当然不是照那老样，而是她早就梦寐以求的那样一间餐厅，可惜她的住房太小，装不下带那么高的餐具架的文艺复兴式的家具，还有象布卢瓦宫堡里的那种壁炉。就是那一天，她在斯万面前说出了她对他在奥尔良滨河路的住宅的看法；因为他曾批评她的女友不搞路易十六时期的风格（尽管这种风格搞的人少，却挺美的），而是搞仿古式的。奥黛特是这么对他说的：“你总不能要求她跟你一样住在破烂的家具和磨光了的地毯中间吧！”在她身上，中产阶级的讲求体面毕竟还是占了轻佻女子的业余爱好的上风。
她把那些爱收集小摆设，爱诗歌，鄙视斤斤计较，追求荣誉与爱情的人看成是高出于他人的杰出精英。其实也用不着当真有这些爱好，只要口头上这样说说就行；谁要是在饭桌上说他喜欢闲逛，喜欢上老铺子抚摩积尘盈寸的旧货，说他在这商业的时代永远也不会吃香，因为他向来不计私利，身上犹有古代遗风，那她回家就说：“这个人可值得敬仰，他感情是多么丰富，我原来真没想到！”而她对他的好感就油然而生。可是与此相反，象斯万这样的人，他们真有那些爱好，可嘴上不说，就要遭到她的冷淡。不错，她也不得不承认斯万不重金钱，然而她马上就撅起嘴来找补一句：“在他身上，这可是另外一回事；”敢情对她的想象力起作用的不是不计私利的实际行动，而是嘴上说说的空话。
斯万自己也感到他时常不能使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如愿以偿，他想尽办法使她至少乐于跟他在一起，竭力不去反对她那些庸俗的思想，不去反对她在种种场合表现出来的低劣趣味，反而象欣赏一切出之于她的东西一样欣赏这种趣味，甚至为之所迷，认为这个女人的本质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征表现出来，成为可见的事物。因此，当她要去看《黄玉王后》①上演而面有喜色的时候，或者当她担心要看不上花展或者赶不上王家街茶座的有英国松饼和吐司的午茶时（她认为一个有风度的女人是应该每场必到的）斯万就会跟我们大家看到天真活泼的孩子或者呼之欲出的肖像时那样兴高采烈，感到他的情妇的心情在脸上表露无遗，禁不住上前去捧起来亲吻。
“啊！小奥黛特要我领她去看花展，她要让大伙欣赏欣赏她的美貌，好极了！我不能不从命，我一定领她去。”斯万的眼睛有点近视，他在家里工作时不得不戴眼镜，出外参加社交活动时就戴单片眼镜，这样可以多保留一点本来面目。当她第一次看到他戴单片眼镜的时候，她不禁喜形于色：“男人戴了这个，真是没得说的，太帅了！你这么一戴，多漂亮！真是十足地道的绅士。就差一个称号了！”说的时候不免有点遗憾之情。他也喜欢奥黛特讲这样的话，就好比如果他被一个布列塔尼女子爱上的话，他也是乐于看见她戴上当地那种特殊的头饰，乐于听她说她信鬼的。斯万也跟许多人一样，他们对艺术的爱好的发展是与【创建和谐家园】无关的，直到那时为止，在他对两者的满足之间一直存在着奇怪的不协调现象；他在越来越粗俗的女人陪伴下享受越来越精细的艺术作品的魅力，带上一个小女仆到包厢里看他想看的颓废戏剧的演出或者去看印象派画展，心里还深信如果带去的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她也未必多懂一些，然而不会象小女仆那样老老实实地不妄加评论。不过自从他爱上奥黛特以后，跟她抱有同感，努力使两人一条心，这对他说就成了一种甜蜜的事业，因此他竭力喜欢她所爱的东西，把不仅模仿她的习惯而且接受她的观点看成是一种乐趣，更因为她的这些习惯和观点并不是她聪明才智的产物，而仅仅起着使他想起她的爱情这么一种作用，所以他的这种乐趣也就更加强烈。他之所以再次去看《塞尔施·巴尼娜》②的演出，找机会去听奥利维埃·梅特拉③指挥乐队，都是出之于对接受奥黛特的一切观点的乐趣，出之于得以同意她的一切爱好的感觉。她所爱好的作品和地方具有使他跟她更接近的魅力，跟那些更美的但是和她联系不起来的作品和地方所固有的魅力比起来，在他眼里显得更加神秘。此外，年轻时搞学问的信念已经越来越淡漠，饱经沧桑的人的怀疑主义不知不觉地也渗入了这样的信念，他心想（由于经常这么想甚至还说），我们所爱好的对象本身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一切都依时代、阶级而异，都是一时的风尚，最庸俗的风尚也不比被认为是最高贵的风尚价值小些。奥黛特对能否弄到美术展览会剪彩典礼的请帖那份重视，本身并不比他当年跟威尔士亲王同桌吃饭感到的乐趣更可笑；同样，他也并不觉得她对蒙特卡洛或里基山④的赞赏就比他自己对荷兰（在她想象中是丑陋的）和对凡尔赛（她认为是凄凉的）的爱好来得没有道理。因此他就不到后两个地方去。心想这是为了同她抱有同感，只爱她所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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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作曲家维克多．马塞（1822—1884）的作品。
②《塞尔施·巴尼娜》，是根据乔治·奥内同名小说所编的剧本。
③奥利维埃·梅特拉（1830—1889）是奥黛特所喜爱的《玫瑰圆舞曲》的作者。
④蒙特卡洛是摩纳哥大公国的一个城市，以其赌场而知名。里基山在瑞士，海拔1800米，景色优美。
他喜欢奥黛特周围的一切，喜欢能以看到她，跟她谈话的一切场合，因此也喜欢维尔迪兰家的那个社交团体。跟他们在一起的一切游乐活动——聚餐、音乐、游戏、化装宵夜、郊游、戏剧，甚至是难得为那些“讨厌家伙”举办的“盛大晚会”当中，总有奥黛特在场，总能看到奥黛特，总能跟奥黛特谈话，而维尔迪兰夫妇在邀请斯万参加时又把这些看成是对他的无法估量的恩典，这就使得斯万在这“小核心”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感到惬意，竭力为核心里的人摆出一些好处，心想他这辈子都会有兴趣参加这个社交圈子的活动的。然而他从来不敢想象（怕常想就会对他的预料产生怀疑）他会永远爱奥黛特，不过，假如他一直同维尔迪兰家交往（这种设想，从原则上来说，跟他的理智的抵触要少些），那么他在将来总是可以继续每晚都看到奥黛特的；这也许并不等于永远爱她，但就目前来说，当他还爱她的时候，他所求的也就是不至于有朝一日看不到她罢了。他心想：“多可爱的环境啊！这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里的人比上流社会中的人更聪明，更爱艺术！维尔迪兰夫人虽然有些夸大其词，未免可笑，却又是对绘画和音乐怀有何等真诚的爱好，对美术和音乐作品是何等热爱，又是何等乐于取悦于艺术家啊！她对上流社会的人士的观感固然不很对头，然而上流社会的人士对艺术界的看法又何尝正确？可能我不太想在跟他们的谈话当中增长多少才智，虽说戈达尔总爱来一些愚蠢的文字游戏，我却非常乐于跟他交谈。至于那位画家，当他想一鸣惊人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矫揉造作劲儿固然有点讨厌，却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头脑的人之一。再说，在这里人人都感到自由自在，可以无拘无束，用不着装模作样而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在这客厅里，人们的心情每天都是何等愉快啊！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我一定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我将在这里慢慢培养我的习惯，度过我的一生。”
他以为维尔迪兰夫妇固有的品质其实只是他出于对奥黛特的爱而在他们家中体会到的种种乐趣在他们身上的反映，所以当这种种乐趣越来越增长时，那些品质也就变得越来越当真、越深刻、越重要了，由于维尔迪兰夫人不时为斯万提供唯一能为他带来幸福的机会；由于某天晚上奥黛特跟某一位客人聊的时间多了一些，而斯万感到心焦，一气之下就不主动问她是否同他一起回去的时候，维尔迪兰夫人总是对奥黛特说：“奥黛特，您不送斯万先生回去吗？”从而使他心里平静下来，感到快活；由于那年夏季行将到来，斯万心里直打鼓，不知奥黛特是否会撇开他单独出去度假，不知他是否还能每天都跟她见面，而正是维尔迪兰夫人邀请他们两人都上她乡间的别墅度假的；于是这些都在不知不觉间让他的感激之情和利害观念渗入他的理智之中，影响他的思想，居然宣称维尔迪兰夫人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要是他在卢浮宫美术学校的老同学谈起某些杰出的艺术家的话，他会答道：“我百倍地更喜欢维尔迪兰夫妇。”而且他还会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庄严口吻说：“他们是高尚的人，而高尚这种品德是这世上唯一最重要的东西，是区别人的唯一标准。你看，这世上一共只有两种人：高尚的和不高尚的。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应该下定决心，一劳永逸地决定应该敬爱哪些人，应该蔑视哪些人，下定决心永远站在受人敬爱的人们那一边，同时为了弥补跟另一种人在一起浪掷了的时间，至死也不离开受人敬爱的人们。”我们有时说一件事情，并不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而只是因为说了痛快，而且当我们自己说的时候，还仿佛觉得这话是出之于他人之口。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并不时常意识到。斯万这时正是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心情接着往下说：“好吧！事情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决定只爱心灵高尚的人们，从此只在高尚的环境中生活。你问我维尔迪兰夫人当真聪明不聪明？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行为表明她心灵高尚，而要是思想不高超的话，心灵是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的。诚然，她对艺术的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她最可爱的地方并不在这里：她那么巧妙，那么高明地为我尽力，她对我的关怀，她为我所作的既崇高又亲切的一举一动，显示出任何哲学教科书所不及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他也许还能承认，在他父母的老朋友当中也有同维尔迪兰夫人一样纯朴的人，有他年轻时的同伴当中也有象他们那样热爱艺术的人，在他的熟人当中也有心灵高尚的人，然而自从他崇尚纯朴、艺术和心灵高尚以来，他却从没有再看到他们。而这些人不认识奥黛特，同时即使他们认识她，也不会费尽心机来促成他跟她的接触。
这么一来，在维尔迪兰夫妇这个圈子里，象斯万这样爱他们，或者自以为爱他们的忠实信徒恐怕再也数不出来了。然而当维尔迪兰先生说斯万并不合他胃口的时候，他不仅说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也猜到了他妻子的心思。很显然，斯万对奥黛特的感情太特殊，他是不会向维尔迪兰夫人透露他俩之间的秘密的；也很显然，他又是巴如此的谨慎来对待维尔迪兰夫妇的好客，时常以他们意想不到的理由就不上他家吃饭，他们只能认为他是不想回绝哪个“讨厌家伙”的邀请；也很显然，尽管他十分小心谨慎地提防，他们还是慢慢地发现他在上流社会里有显赫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对他恼火。然而最深刻的原因还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很快就感觉到在他灵魂深处还保留着一个别人无法进入的王国，依然还默默地认为萨冈亲王夫人并不可笑，认为戈达尔的玩笑并不逗人，总而言之，虽然他对他们一贯殷勤亲切，从来不公开反抗他们的信条，但他们却不能使他衷心接受，不能使他彻底归化，这在别人身上还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原本可以原谅他跟一些“讨厌家伙”来往的（在他心底里，他却也是千百倍地更喜欢维尔迪兰夫妇和他们的“小核心”的），只要他做出个好榜样来，当着那些信徒的面背弃那些家伙就行了。然而他们也明白，要他发誓跟那些人断绝来往，那是不可能的。
奥黛特请求他们邀请的那个“新人”，虽然她自己也只见过很少几次面，他们却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这跟对斯万是何等的不同！这位“新人”就是福什维尔伯爵。原来他正是萨尼埃特的连襟，这使那些信徒们不胜诧异：这位老文献家态度那么谦卑，他们原以为他的社会地位要比他们低微，不料却出自一个富有而且几乎是贵族之家。当然，福什维尔浑身散发出冒充风雅的气味而斯万则不是；当然，他决不能象斯万那样，把维尔迪兰家这个圈子看得比任何别的地方都高出一筹。然而缺乏斯万那种心计，不象他那样，对以维尔迪兰夫人为首的那些人指责他所认识的人们的明显错误时避免随声附和。至于画家有时发表的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谈，戈达尔所开的庸俗的玩笑，斯万虽然跟他们两个都要好，可以原谅他们，然而鼓不起勇气，也没有那份虚情假意来为他们叫好，而福什维尔却是那样愚钝，虽然并不懂得画家谈的是什么，竟为之倾倒，对戈达尔的玩笑也听得津津有味。正是在福什维尔在维尔迪兰家吃的第一顿饭桌上，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全都暴露了出来，突出了福什维尔的品质，也加速了斯万的失宠。
那天晚上，餐桌上除了常客之外，还有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名叫布里肖，他是在温泉跟维尔迪兰夫妇认识的。要不是校内教务繁忙，研究工作又重，闲暇时间很少的话，他是很乐意常上他们家来的。他对人生有这样一种好奇之心（也可以说是迷信），这种好奇心跟人们对他们的研究对象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相结合，就会在任何一行一业中，使得某些聪明人（譬如不信医学的医生，不信拉丁文翻译练习的中学教员）博得思想开阔、头脑敏锐、甚至高人一等的美名。他装模作样地在维尔迪兰夫人家中搜求他在讲哲学，讲历史时可资对照的当今实例，首先他认为哲学和历史都无非是为人生之途作准备，其次他也认为在这小宗派里可以看到以前仅仅在书本里看到的东西，现在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最后可能也是因为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对某些人的尊敬之情，而且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这种尊敬之情一直保持在心头，现在他却想剥去他自己大学教授的外衣，跟这些人一起放肆放肆——其实这些言行之所以显得是放肆，也仅仅因为他道貌岸然地穿着大学教授的外衣的缘故。
刚一开饭，坐在维尔迪兰夫人（她可为了这位“新人”的光临而在衣装打扮上没有少下工夫）右首的德·福什维尔先生就对她说：“您这件白外衣（robeblanche）可真是独出心裁。”那位大夫一直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被他称之为“姓氏中带‘德’字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总想找机会引起他的注意，跟他拉上关系，这时抓住了blanche这个字，头也不抬地说：“blanche？blanchedecastille？（布朗施？布朗施·德·卡斯蒂利亚？）①”，然后继续低着头左顾右盼，既拿不稳大伙对他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又流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气。斯万苦笑一下，表明他认为这种用同音异义字进行的文字游戏实在荒唐，而福什维尔则恰如其分地流露出一种欢快情绪（那种真诚坦率着实叫维尔迪兰夫人看了高兴），表明他既欣赏大夫所说的那句话的精巧，自己又精于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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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朗施·德·卡斯蒂利亚（1185—1252），法国国王路易八世之妻，路易九世（即圣路易）之母，曾两度为摄政王后。
“您觉得这位科学家怎么样？”她问福什维尔，“跟他在一起，你就没法子接连谈上两分钟的正经话。”她又转过脸来对大夫说：您在医院里是不是也这么老开玩笑？这么着，倒是不至于整天闷得慌。我看我也该申请住进您的医院才是。”
“我想我刚才听见大夫说起了那个老泼妇布朗施·德·卡斯蒂利亚——请原谅我这么说话。夫人，我说得对不对？”布里肖问维尔迪兰夫人。维尔迪兰夫人喜不自禁，两眼紧闭，双手捂住脸，格格地闷声直笑。“天哪！夫人，我不想故作惊人之笔，来吓唬现在在座而鄙人有所不知的虔敬的贵宾们……不过，我得承认咱们这个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雅典式共和国——啊，那是十足地道的雅典式共和国，它的第一个警察头子正是这位采取【创建和谐家园】策的卡佩家族的女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主人，就是这么回事，没有错。”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出他对维尔迪兰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回答。”《圣德尼编年史》①这部作品所提供的资料的可靠性是毫无问题的，它在这一点上就留下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这位圣者的母亲哪，不信教的无产者再也挑不出比她更好的保护人了；她不但生了一个被称为圣者的儿子，还培养了一批蹩脚的圣者（絮谢尔②就是这样说的），以及一些圣伯尔纳③之流；谁沾上她的边都难免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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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絮谢尔（约1081—1151），圣德尼市的教士，路易六世及路易七世时的大臣，在法国王权的加强方面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②教反对路易六世及路易七世。鼓吹神秘主义，极力反对阿伯拉尔“理解而后信仰”的主张。
③圣伯尔纳（1090—1153），中世纪神学家，在法国政教冲突中帮助巴黎主《圣德尼编年史》即《法兰西编年史》，13世纪编于圣德尼市。
“这位先生是谁？”福什维尔问维尔迪兰夫人，“他说起话来气儿还挺粗的。”
“怎么？您不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布里肖？他在全欧洲都是遐迩闻名的。”
“噢！他就是布里肖！”福什维尔高声叫道，他刚才并没有听真。接着又双眼圆睁瞧着那位客人对维尔迪兰夫人说，“您待会儿跟我详细介绍介绍。能跟一位名人同桌吃饭，总是很有意思的。您邀请的客从都经过精心挑选，在您这里是决不会厌烦的。”
“是的，尤其是他们都有一种安全感，”维尔迪兰夫人谦虚地说，“他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大家畅所欲言，从来不会冷场。布里肖今天谈的还不怎么样；有一天在这里可是说得有声有色，叫你简直要拜倒在他脚下。要是在别人家里，他可就变了样了，机智也没有了，话就跟牙膏一样，你不挤就出不来，他甚至会变成一个讨厌家伙。”
“这倒真怪！”福什维尔不胜诧异地说。
布里肖那样的机智，尽管跟真正的才智并不矛盾，可在斯万年轻时交往的那些人眼里会被看成是纯粹的愚蠢。而教授才气横溢，很多被斯万认为是有才的上流社会人士是会羡慕的。然而这些人士早已把他们的好恶，至少是与社交生活，甚至是与社交生活相连而其实应该属于才智领域的东西（例如谈吐）有关的好恶都灌输给了斯万，因此他只能认为布里肖开的玩笑既是学究气十足，又庸俗粗鲁得令人作呕。再说，他习惯于彬彬有礼，对那位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教授对任何人说话时的那种粗鲁甚至是大兵式的口吻也大为反感。最后，也许他那天晚上看到维尔迪兰夫人对奥黛特一时心血来潮带来的这位福什维尔表现得那么殷勤亲切，因此失去了平常那种宽容。奥黛特在斯万面前也显得有点不自在，来到的时候曾问他：“您觉得我那位客人怎么样？”
福什维尔是他早就认识了的，可这是他第一次发现他居然能得到一个女人的好感，而且长得还相当漂亮，就没有好气地答道：“真恶心！”他倒不是为了奥黛特的缘故而心怀妒意，不过那天他不象往常那样高兴，所以当布里肖讲起布朗施·德·卡斯蒂利亚的母亲，说她“跟金雀花朝的亨利生活在一起多年才嫁给他”这个故事时，他想让斯万敦促他接着讲下去，就对他说：“斯万先生，是不是？”那口吻倒象是在对乡巴佬讲话，或者是给大兵打气似的。斯万说，他很对不起，他对布朗施·德·卡斯蒂利亚毫不感兴趣，倒是有话要跟画家说。这就杀了布里肖的威风，使得女主人大吃一惊。原来画家那天下午去看了一位艺术家的画展，那是维尔迪兰夫人的朋友，前不久死了的。斯万想通过画家（他的鉴赏力斯万是很欣赏的）了解一下那位艺术家，他在前几次展览中震惊了观众的精湛技巧，在最后几幅作品中是否更进了一步。
“从这一观点看来，真是了不起，然而我并不觉得这种艺术形式很‘高级’，”斯万面带微笑说。
“高级……高到九天之上，”戈达尔煞有介事似地举起双臂插上这么一句。
举座纵声大笑。
“您看，我说得对不对，跟他在一起就没法子说正经的，”维尔迪兰夫人对福什维尔说，“在谁也预料不到的时刻，他冷不了给你来上一句笑话。”
然而她也注意到，只有斯万没有开颜。相反，他对戈达尔当着福什维尔的面笑他，感到很不满意。而画家吗，如果只有他跟斯万在场的话，是会帮他说句话的，现在却宁可就已故的【创建和谐家园】的技巧说上两句，以此来博得席上的人的赞赏。
“我一直走到画幅跟前，”他说，“想看看到底是怎么画的；我都把鼻子尖顶上去了。嗨！谁也说不上那是用什么画的，是胶？是宝石？是胰子？是青铜？是阳光？还是屎巴巴？”
“再添一得十二！”大夫待了会儿叫道，谁也不明白他插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是什么也没有用，”画家接着说，“这儿的谜跟《夜巡》和《摄政王后》那两幅画同样难解，那手法比伦勃朗①和哈尔斯②还要高明。这幅画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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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将意大利画家卡拉瓦齐的明暗对比法加以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格。《夜巡》为其杰作之一。
②哈尔斯（约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笔法流畅，有节奏感，色彩简朴而明亮，对后来欧洲绘画技法的改进有较大启发。《摄政王后》即出其手。
正如歌唱家已经唱到他所能唱到的最高音而只好改用假嗓子哼下去一样，他这会儿也只好含笑低语，仿佛那幅画美得反而有点可笑似的：
“味儿好闻，上脑，叫你透不过气来，叫你全身痒痒，可你又说不上那是用什么画的，这简直是巫术，是骗术，是奇迹（说到这里他放声大笑），是不老实！”他打住话头，庄严地抬起头来，以竭力悦耳的深沉的低音找补一句，“可又是如此正派！”
除了当他说到“比《夜巡》还强”时引起维尔迪兰夫人的反对（她把《夜巡》跟《第九交响曲》和《萨摩色拉斯的胜利女神雕像》，看成是世上最伟大的三件杰作），提到巴巴这两个字时引起福什维尔环顾全桌，看他们对这话的反应，并且含蓄地、宽宏大量地微微一笑以外，其余的时间，席上的人除了斯万以外，全都着了魔似的盯着那位画家。
等他说完话，维尔迪兰夫人眼看德·福什维尔先生第一次光临在餐桌上就如此兴致勃勃，高兴极了，她高声叫道：“你们看，他说得那么来劲，我真高兴。”又对她丈夫说：“你这是怎么啦？目瞪口呆地待在那里！你是听呆子。画家先生，他倒象是第一次听您说话似的。刚才您讲话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字都记在心间，赶明儿要他复述您的话，他准一个字儿也落不了。”
“不，我这并不是扯淡，”画家说，他对他的成功十分得意，“看样子，你们以为我这是吹牛，是骗局；那我就领你们去看看那画展，到时候你们再看我是不是夸大其词；我敢担保，你们看了比我还要兴高采烈！”
“可我们并不认为您是夸大其词，我们只是要您别忘了吃菜，要我丈夫也别忘了吃菜。再给比施先生来点诺曼底板鱼，他盘子里的已经凉了。我们不忙，别那么急着上菜。色拉待会儿再上吧。”
戈达尔夫人向来谨慎，沉默寡言，可是当她灵感一来，想起一句得体的话，她也不乏自信。她感到这句话会一鸣惊人，这就使她产生了信心，而她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她丈夫的事业。维尔迪兰夫人刚提起“色拉”这两个字，她就赶紧抓住机会：
“莫非这是日本色拉？”她转过脸来，朝着奥黛特低声说道。
这话虽然说得含蓄，却显然是跟最新一上演就轰动一时的小仲马的那个剧本有关，她为说这既得体又大胆的话感到高兴，却也有点不好意思，象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似的笑了起来，笑声是那么轻，然而难以遏制，过了好一会儿才止住。
“这位夫人是谁？她可很有机智，”福什维尔说。
“不，不过各位如果星期五一起光临，我们给各位准备日本色拉。”
戈达尔夫人对斯万说：“先生，说起来也许您会觉得我太土。我到现在还没看过那脍炙人口的《弗朗西伊翁》①呢。大夫已经看过了，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他是有幸跟您一起看的，我也觉得他不必为了陪我而去订票再看一次。当然，在法兰西剧院的晚上是从来不会虚度的，演出总是非常精彩，不过我们有很好的朋友（戈达尔夫人很少举出具体的姓名，只说“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我们的一位朋友”，拿腔做调，学着那不屑提那些不足道的人的姓名的那副架子，那种派头），他们有包厢，常想着带我们去看值得一看的新戏；我相信我迟早总会有机会去看《弗朗西伊翁》的，到时候就可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了。不过我可得坦白承认，我是够傻的，在我所到的沙龙里，大家都在谈论那个倒霉的日本色拉。”看到斯万对她那件新闻并不如她所期望的那样感兴趣，她又加上一句：“大伙甚至已经开始有点谈腻了。可也得承认这有时也会引出一些挺有意思的想法。譬如说吧，我有一个女友，很漂亮，很吸引人，很出名，可也很怪，她说她就叫她家的厨子做过那种日本色拉；小仲马在剧本里说要搁什么，她就叫搁什么。她邀请了几位朋友去品尝。我可没有被邀请的福气。不过有一天她跟我们大伙都说了，看来那种色拉难吃得要命，把我们乐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当然，关键在于你讲的可乐不可乐，”看到斯万毫无笑容，她最后讲了这么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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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西伊翁》，小仲马于1887年发表的剧本。
她心想也许是因为期万不喜欢《弗朗西伊翁》的缘故，便又说道：“我想我也许会失望的。我不信它会比得上德·克雷西夫人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塞尔施·巴尼娜》。不过总还有些地方可以发人深思；可是在法兰西剧院的的舞台上讲什么色拉的做法，那可未免太……而《塞尔施·巴尼娜》呢，就跟一切出之于乔治·奥内之手的作品一样，总是写得那么好。我不知道您看过《铁厂老板》没有，跟《塞尔施·巴尼娜》相比，我还更喜欢这一部呢。”
“对不起，”斯万语带讽刺地说，“我要坦白承认，我对这两部杰作，都同样不欣赏。”
“那您认为这两部作品有哪些毛病呢？您的意见就不会改变了吗？您是不是觉得惨了点儿？是吗，我总说，小说和剧本是没法讨论的。各有各的看法。我最喜欢的，您可能觉得讨厌。”福什维尔这会儿叫斯万，这就把戈达尔夫人的话给打断了。刚才当她大谈特谈《弗朗西伊翁》的时候，福什维尔在维尔迪兰夫人面前对画家的演讲大为赞赏。
画家话刚讲完，他就对维尔迪兰夫人说：“这位先生口才真好，记忆力真强！真是少见。哎呀，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他可以当个优秀的传教士。他跟布里肖先生真可说是旗鼓相当；我简直说不上这一位是否比教授更能说会道些。他出口成章，不那么咬文嚼字。虽然他有几个字眼说得未免太俗，可这也是时下的风尚。说起话来这么滔滔不绝的人可并不常见，这位先生倒叫我想起当年在团里一起服兵役的一个伙伴。随便谈起什么东西，譬如说这只杯子吧，他都可以给你说上几个钟头；不，不，不，干吗要谈杯子呢，我怎么这么傻！那就说滑铁卢战役吧，或者随便什么题目吧，他都会跟你提起一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对了，斯万也跟我在一个团里，他应该认识他。”
“您跟斯万先生常见面？”维尔迪兰夫人说道。
“不，”德·福什维尔先生说。他为了更容易接近奥黛特，便想得到斯万的好感，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讨他的好，提提他那些显赫的朋友，不过要以上流社会人士的身分来谈，带上善意的议论的口吻，不能显得象是庆贺他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成功似的，“斯万，我跟您从不来往，是不是？再说，谁能有办法见着他？这家伙成天跟拉特雷默伊耶家，跟洛姆亲王夫妇这些贵人厮混在一起……”这指责可真是太离奇了，这一年来斯万几乎除了维尔迪兰家以外哪家也不去，可是他们一听这些他们所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就气得默不作声。维尔迪兰先生怕这些“讨厌家伙”的名字，尤其是当着他那些忠实信徒的面毫无顾忌地吐了出来，肯定会在他妻子身上产生不良印象，于是赶紧悄悄地向她投过充满关怀和不安的一瞥，但只见她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气，对听到的新闻毫不为之所动，不仅作哑而且装聋。当我们听到哪个做了错事的朋友在谈话间吐出几句辩解的话时，我们不也是宁可假装没有听见，也不愿显得是听到了而不反驳，显得是认可了吗？当别人在我们面前提到一个我们忌讳听到的忘恩负义之徒的名字时，我们不也宁可假装没有听见吗？
维尔迪兰夫人为了让她的沉默不至显得是表示同意，而只是象无生命的物体那种无意识的沉默，霎时间脸上看不出半点生气，甚至可说是纹丝不动；她那鼓脑门就象是一件圆雕作品，跟斯万厮混在一起的拉特雷默伊耶之流的名字是钻不进去的；她那微皱的鼻子露出两个鼻孔，也好象是用什么东西塑出来的一样。她那微张的嘴巴象是有话要说。全身上下看来就只是一团蜡、一个石膏面具、一个建筑用的模型、一个工业展览馆里展出的胸像——在这胸像面前，观众肯定要驻步观赏雕塑家是怎样把维尔迪兰家人压倒拉特雷默伊耶家人和洛姆亲王家人以及世上所有的“讨厌家伙”的威严表现出来，从而为这尊坚硬的白石像注入了几乎能与教皇相媲美的尊严。不过，大理石终于活了过来，说是只有不爱挑挑拣拣的人才能上那些人家去，因为那边的女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无知得把corridor念成collidor。
“任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让这样的人上我家来，”维尔迪兰夫人最后说，狠狠地盯着斯万。
钢琴家的姑妈高声叫道：“你们看！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找到人来跟他们聊天！要是我的话，我准会吓得要死，准要倒大霉！怎么还能有人野成这个样子，跟在他们【创建和谐家园】后面转？”维尔迪兰夫人当然不敢希望斯万会那么顺从，来学这位没头脑的太太。可他至少可以象福什维尔这样来回答吧：“天哪！她可是位公爵夫人呢！有些人还是看重这些玩意儿的；”果真如此，维尔迪兰夫人至少可以这样回对：“就让他们大沾其光吧！”然而斯万却不这样，他只是嫣然一笑，那神气仿佛是说，他根本没法子把这么点玩笑认真看待。维尔迪兰先生还是时不时悄悄地看他的妻子，黯然看着，也完全理解她这时感到一个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未能消除异端邪说时的那种愤怒，而为了试着让斯万收回前言（因为一个人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对方看来总是出之于对利害的计较，总是怯懦的表现），他就招呼斯万：
“您就把您对他们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吧，我们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我压根儿就不是怕公爵夫人（如果你们说的是拉特雷默伊耶家的话）。我敢说，谁都喜欢上她家去。我并不是说她这人很‘深刻’（他把‘深刻’二字读得仿佛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字眼似的，因为他的言谈中还保留着往日说俏皮话这种习惯的痕迹，不过由于最近生活中出现了新气象，对音乐热爱起来，这种习惯一时有所消失，所以发表意见时也不乏热情了），不过，说真心话，她是个聪明人，而她的丈夫是个直正的文人。他们俩都很可爱。”
维尔迪兰夫人心想单凭这么一个不忠实的信徒，她就无法保持小核心内部思想的统一；她对这个居然看不出他的话使她如何痛苦的顽固分子满腔怒火，忍不住从心底里发出吼声：
“您要是这么看待他们，那是您的事。可至少别在我们面前说出来。”
“这全看您所说的聪明是怎么回事，”福什维尔说，他也想一露锋芒，“斯万，您所理解的聪明才智倒是怎么回事？”
“对了！”奥黛特叫了起来，“这些大问题，我请他给我讲一讲。他就是不肯。”
“哪来的事！”斯万否认。
“就是这么回事！”奥黛特说。
“您是不是认为聪明才智就是能说会道，就是钻进上流社会的本领？”福什维尔说。
“快把您的甜食吃完，好撤掉您的碟子，”维尔迪兰夫人话中带刺地对萨尼埃特说，他这会儿正陷入沉思，停下了刀叉。维尔迪兰夫人也许是对刚才她自己那口吻有点不好意思，又找补一句：“没关系，您尽管慢用。我这话是对别人说的，为了好上下一道菜。”
“那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者费纳龙①给聪明才智下过一个很怪的定义呢，”布里肖一板一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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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纳龙（1651—1715）：法国散文作家，其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反映作者谴责暴君穷兵黩武，为害人民的情绪。
“听着，”维尔迪兰夫人对福什维尔和大夫说，“他要把费纳龙对聪明才智下的定义告诉咱们了，这真有意思，这样的机会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