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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面善得很，只是我这记性太差，实在想不起长官的名讳。”邹廷弼抱了抱拳。
军官“呵呵”一笑，也抱拳道：“邹先生是贵人多忘事。你忘了？当初咱们还同乘过一辆马车，那马车还是黎黄陂黎议长的坐驾呢。”
邹廷弼这才想起这军官是谁，连道：“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不错，长官是总司令的卫队长，似是姓田？”
“大号田劲夫，字义仁。”军官大大咧咧的笑了笑，向黄瀚丞看了一眼。“这位先生是？”
“鄙人黄瀚丞，是汉口拆货店‘黄志成’的东家。”黄瀚丞拱了拱手。
“哦？‘黄志成’的老掌柜？幸会，幸会。”田劲夫冲着黄瀚丞抱了抱拳。“说起‘黄志成’，咱们总司令还在你们那里买过腌鱼干，虽然鱼不怎么样，不过那店面倒是宽敞，总司令可是说了，在武汉三镇，也就你们‘黄志成’有实力做大做强，只可惜啊，你们的经营策略不对头。”
见田劲夫边说边摇头，黄瀚丞心念一动，忙道：“蒙总司令惠顾，鄙店蓬壁生辉，只不知在总司令看来，鄙店的经营到底有何欠缺之处？”
“当时总司令说了一通道理，不过我这个粗人是听不懂的。”田劲夫摇了摇头，将话题岔开，目光一转，问邹廷弼：“邹先生，你怎么跑到这武穴来了，这里可没有什么大买卖可做。”
邹廷弼指了指身后的那两个客船船员，说道：“接到总司令电报，鄙人兼程赶去武汉，不想坐上了一艘走私船，结果在这里被贵军截住，船被扣，机器被拆，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呀，是来为民【创建和谐家园】的。”
田劲夫点了点头，说道：“那‘牛津’号走私私盐、军火，按照新颁布的缉私条令，确实应该就地扣押，直到船东赶来缴纳罚金才准放行。不过么，邹先生倒是不必去武汉了，因为总司令就在本地。”
“总司令在这里？”邹廷弼松了口气，暗暗庆幸，不然，去武汉扑空事小，耽误了信诚银行的前途可就追悔莫及了。
“那船上的客人们怎么办？”黄瀚丞问道。
“这个倒不必担心，等海关清查完毕，就会带乘客们上岸，我们会调船接他们去目的地，不过这煤钱、人工可得算在‘牛津’号船东头上。”田劲夫做了个“请”的手势，将两人领进军营，至于那些长随、船员，则请他们原路返回。
“敢问贵军如何得知‘牛津’号走私？连走私了多少酱油都清楚。”黄瀚丞好奇的一问。
田劲夫笑着摇头，说道：“这个是军事机密，不能说的，两位不必刨根问底。其实啊，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是不会随意拦截客船的，尤其还是挂了洋旗的。”
“海关不是归总税务司署管理么？怎么刚才那几位关员所穿衣帽与总税务司署不一样？不过他们倒是手脚麻利。”邹廷弼试着问道。
“能不麻利么？他们以前就是总税务司署的雇员，现在投奔军政府了。总税务司署现在归英国人管，他们不许咱们设卡盘查，也不许咱们过问海关税，咱们向他们索要关余税款，他们又不给，没办法，咱们只好甩开他们自己干了，至于这关员的人选么，都是现成的，总税务司署控制在洋人手里，他们歧视本部门里的中国雇员，华人雇员的薪金、提拔都远远比不上洋人雇员，哪个中国人会心服口服？人心思变，所以啊，不愁没人愿意给军政府效力。这洋人啊，就是不能顺着他们，给几分颜色他们就敢开染坊，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咱们中国人就必须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叫洋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也是有脊梁的！”
田劲夫说得轻松，可是邹廷弼与黄瀚丞却是面面相觑。
洋人的报纸说共和军是中国最具民族、国家主义的军队，这话还真是有道理。
第261章 时局纷乱（上）
邹廷弼与黄瀚丞跟着田劲夫走进兵营宿舍，卫兵端来热茶，田劲夫坐在行军床上，架起二郎腿，与两位商人谈天说地套近乎。
黄瀚丞心中无事，倒也罢了，可邹廷弼一听说赵北就在这里，早就心不在焉了，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田劲夫聊天，心里却在琢磨见了总司令的面后如何解释前段时间的事情，毕竟，赵北是向他的信诚银行投资了五十万现大洋的。
“总司令为何驾临武穴？”邹廷弼收敛心神，小心翼翼问了一句。
“视察水利。眼看着汛期就要到了，这长江防洪马虎不得，前几天从德国、荷兰请来几个水利技师，到了武汉后就嚷嚷着要巡视长江，正好前两天几位同盟会、光复会的革命同志要回东南，总司令就借着送他们的机会领着那几位外国水利技师从汉口启程东行，走着看着，前天走到武穴，与那几位革命同志分手之后，总司令带着那几个洋人到江南边的兴国洲查看地形去了，那几个洋人说了，那地方以前是个湖泊，是蓄洪用的，可是后来被百姓围湖造田，湖泊消失了，虽然那地方现在是鱼米之乡，可一旦长江发了洪水，那地方第一个遭殃，所以啊，总司令是想未雨绸缪，将那地方的百姓迁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去，可是百姓们不干，总司令只好取下策，领着当地的保甲长挨门挨户的点壮丁，让他们在村外修筑一道土堤，好歹抵挡一下。昨天早上我被一条土狗给咬了后脚根，只好回来修养，现在总司令还在兴国洲，说不好啥时候才回来。”
田劲夫边说边拉起裤脚，露出脚上的绷带，邹廷弼和黄瀚丞这才明白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
“总司令心系百姓，实为我辈楷模。长江的水患虽让人担心，但和那淮河一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邹廷弼连连叹息。
“是啊，总司令也说了，淮河才是中原百姓的大患，但这说到底，还是黄河的问题，当年要不是元朝皇帝乱修运河，黄河也不会夺淮入海，要说这【创建和谐家园】皇帝就是蠢，不管是元朝的还是清朝的。”田劲夫一本正经的点着头。
“那几位洋人看了这一路，有没有出谋划策？今年长江是否有大汛？”黄瀚丞急忙问道，虽然他经营拆货业，可同时也是大地主，不仅在家乡咸宁拥有数百亩良田，其它各县也拥有不少田产，这些良田很多都在长江边，收成、田租都与长江息息相关，不得不多留心这方面的信息。
田劲夫说道：“洋人又不是神仙，怎么这么快就能说长江发不发汛？洋人判断汛期就是依靠观测，什么温度、湿度、降水量、气候带，这些洋人的玩意咱们现在基本上一样都没有，就靠洋人技师带来的那些机器，根本就说不好长江发不发汛。再说了，长江几千里长，沿江省份不止湖北一省，这长江的防汛不是一个省能干得好的，只有等将来全国政令统一之后，才说得上治理。不过洋人倒是建议在长江上游修筑堤坝，一则蓄洪，二则发电，一举两得，总司令也很赞赏此议，总司令说了，等将来中国有了资金、技术，咱们就在宜昌那里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将来国家安定了，那里发的电就能点亮华中好几个省的灯泡了，黄河上也要修建堤坝，那样一来，不惟黄河水患消除，就连淮河也能伏帖下来，中原百姓的日子才会安定。不过现在军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资金也不好筹集，所以这大型水电站短时间是建不起来的，只能先从小水电站开始建，现在四川那边正在勘探，总司令打算先在四川建几座小型水电站，一旦建好，既能发电供给工厂，也能蓄洪防洪，还能灌溉农田，都是利国利民的事业。”
“修水电站治水患？倒是别出心裁。”邹廷弼赞叹道。“前些日子，鄙人拜会张季老，得知他也有修治淮河造福百姓的夙愿，只是一直无人主持，如今袁大总统坐镇北方，邀张季老北上辅政，若是顺利的话，或许淮河修治为期不远。”
“袁世凯？”田劲夫苦笑。
“袁世凯是指望不上的，那个人现在正忙着算计怎么收拾南方革命派呢，不打仗就谢天谢地了，指望他出钱出力修治水利？那还真不如指望风调雨顺，海龙王不来捣乱呢。”
田劲夫说得大大咧咧，邹廷弼与黄瀚丞只能唯唯诺诺几句，袁世凯的坏话他们是不敢说的，要说，也只有这些手里拿枪、背后拖炮的武夫敢说。
袁世凯要裁撤南方军队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虽然正式的命令尚未下达，但只要是有点学识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强势人物上台之后，必然要大肆剪除异己力量，扶植嫡系势力，现在是袁世凯做总统，所以要裁撤南方军队，如果换了南方革命党人做总统，只怕被裁撤的就是北洋军了。
说到底，就是南北两派势力的争权夺利，百姓夹在中间，也就瞧个热闹算了，除此之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战争不要在自己身边爆发。
袁世凯对共和军还是格外“大方”的，给了共和军两个师的编制，甚至连兵种都没限制，不过目前共和军仅正规部队就有七个师，如果按照袁世凯的裁撤计划，那就得缩编一半以上兵力，这还不算那些革命卫队。
可另一方面，北洋军却在大肆扩充兵力，据说已从以前的六个镇扩充至了近十个师，虽说时间紧迫，滥竽充数，可总比南方那些由会党演变的革命军强些。
凡事都要讲个公平，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患寡，患不均”，袁世凯如此明目张胆的厚此薄彼，也难怪南方军人有意见，士兵要吃饭，军官要升迁，都离不开军队，离开了军队他们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在租界混日子的会党都不如，如此，谁能没有怨言？
所以，这裁撤军队的风声一出，南方革命党人顿时群情汹汹，哗变也闹了几场，虽然很快被弹压下去，但这局势却是越来越紧张，由于洋人拒绝将海关收入余款拨给南方各省，也不许本国商人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无论是同盟会武装还是光复会武装，都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军饷问题，为了筹集军饷，南方一些省已开始向商人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什么“光复捐”、“建国捐”、“灶捐”、“锅捐”，甚至连乡农进城挑粪，路过城门口的时候还要交纳“粪捐”，比前清时候的捐税还多，可以说，能够想到的名堂各地的“都督”、“司令”都已想到了，古人所谓“涸泽而渔”，便是这种景象。
在这种沉重的压榨下，各地商民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革命之后的兴奋感渐渐消失，内心里都有些巴望着袁世凯早点将南方军队裁撤，免得这些丘八土皇帝赖在当地不走，所以，从民心民意上来说，南方军政府有些失分。
为了防止那些都督、司令勒索到自己头上，上海的商会已经召集了会议，主动邀请北洋军开进上海，至于上海光复的功臣张士珩，则已经调到北方任职了，“北洋之龙”王士珍以江北提督的名义兼任上海市长，原本以“援申”名义开进闸北和南市的闽军也被“请”出了上海，灰溜溜的开回了福建。
作为报答，上海商界踊跃购买北洋政府“公债”，短短数日工夫，已为袁世凯筹集到了近百万银圆的巨款，这些款项毫无意外的变成了日本的步枪和大炮，继续增强着北洋军的实力。
南方的革命党人也看到了危机，但若想叫这些提着脑袋造反的人束手就擒，却也是缘木求鱼，为了摆脱危机，革命党人一面加紧清理财政，杜绝军队私自派捐，一面加强与湖北共和军方面的联系，试图向财政较为宽裕的共和军政府请些协饷，解决燃眉之急，同时积极筹备联合政党，准备用国会斗争手段维持南北力量平衡。
北方咄咄逼人，南方步步为营，如果双方都不肯妥协，那么南北之间迟早一战，这是所有激进人士的共同看法，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由谁来打第一枪？
时局纷乱啊。
邹廷弼只能在心里哀叹，北方的袁世凯是棵大树，可偏偏这棵大树瞧不上他这个小人物，共和军虽然瞧得上他，可就是实力不如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目前还无法号令全国。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共和军无法号令全国，北洋集团现在也同样无法号令全国，现在南北虽然名义上统一了政令，可实际上还是各自畛域，袁世凯名义上是全国领袖，可实际上他的影响力也只局限在北方，在南方只能控制江苏一带地方，南方实力派基本上都以共和军为榜样，以种种借口阻挠中枢政令在地方上的实施，都是自行其事。
应该说，在这个中枢与地方的权力较量中，共和军总司令赵北隐然已成南方实力派的“精神导师”，他怎么干，那帮地方实力派也就跟着起哄，他打着“蕲【创建和谐家园】”的幌子拒绝向中枢拨付地方税款，南方各地实力派也有样学样，拒绝将控制在手里的地方税款交给袁世凯，而且也是打着同样的爱国旗号，袁世凯偏偏无可指责，也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控制在洋人手里的总税务司截留关税，以牙还牙，虽然很有效果，可是此举却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摩擦。
在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看来，赵北的举动就是“跋扈”，可是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却是一种野心、雄心，一种不甘屈居人下的蓬勃朝气，这种蓬勃朝气恰恰正是乱世之中崛起于群雄的必要条件，无论你是奸雄也好，无论你是英雄也罢，缺少了这种蓬勃朝气，你就永远不可能问鼎天下。
总司令就拥有这种蓬勃朝气，共和军也拥有这种蓬勃朝气。
在这种蓬勃朝气的激荡下，问鼎天下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262章 时局纷乱（下）
邹廷弼看到了总司令这种蓬勃朝气，也看到了共和军的这种蓬勃朝气，所以，当投靠北洋集团的行动失败后，他毅然决然的倒向了总司令，并为此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说到底，邹廷弼就是在投机、在赌，赌共和军最终会取代北洋集团统治中国。
邹廷弼是个谨慎的人，没有一定的把握他是不会将赌注押在共和军这一边的，而给他信心的就是共和军那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主义倾向，在这样一个列强横行的后进国家，国民太需要这种新兴力量了，它不仅会给国民带来自信，也能为这个国家的实业发展保驾护航，从那些由各地络绎前往武汉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来看，共和军显然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保护者，一个新兴力量要想问鼎天下，不过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而已，这三样已被共和军全占，进取中原、制霸天下恐怕不仅仅只是一个梦，三样制霸利器中，又以“人和”最为重要，相比之下，袁世凯就落了下风，共和军激化的对日冲突却要由袁世凯来善后，可偏偏北洋集团毫无信心与日本针锋相对，软弱的外交必然会激怒激进的青年，失去了这些青年的支持，任何一个势力都不可能保持进取精神，没有进取精神的支撑，这个势力只能走向僵化和衰落。
但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邹廷弼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袁世凯有英国、日本支持，可共和军呢？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列强给予他们强力支持，没有列强的支持，共和军问鼎天下的路或许会很长，而且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和他们绑在一起，没有一些勇气是不行的。
这份勇气是梁士诒给的，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委任梁士诒做了交通银行督办，这家银行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与比利时财团进行交涉，谈判收回京汉铁路管理经营权，只是由于“戊申革命”的爆发，谈判中止，直到共和成立，袁世凯才委托梁士诒牵头，与比利时财团继续谈判。新官上任三把火，梁士诒就任交通银行督办后大刀阔斧的整顿财政、人事，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交通银行涣然一新，为了扩充股本，解决北洋军的军费问题，梁士诒派人到处拉拢、威胁私营小银行，要他们限期并入交通银行，邹廷弼的信诚银行自然也遭到威胁，迫不得已，他只好破釜沉舟，与交通系硬扛到底了。
于是就有了此次武汉之行，和北洋集团对抗，背后没有实力派的支持是不行的，共和军就是邹廷弼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赌，赌赵北和袁世凯貌合神离，赌赵北有足够的野心制霸天下，赌共和军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足够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田劲夫与黄瀚丞大谈拆货业经营理念的时候，邹廷弼却是神弛万里，为了信诚银行的事业，他是豁出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暗箭伤人，他已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了上海法租界，这一次的投机是他平生所做的最大一次投机，成，就是将来的中国金融霸主，败，就只能去租界做寓公了。
等邹廷弼收敛心神之后，才发觉田劲夫已不在屋里。
“田长官呢？”邹廷弼问道。
“刚出去，说是总司令来了电报。”黄瀚丞心不在焉的说道，手里拿着杆铅笔，在一张藤纸上艰难的记着什么。
邹廷弼坐过去一看，却见那纸上写着些希奇古怪的名词，什么“超级市场”、“无仓库中转”，总之是看得莫名其妙。
“此是何物？”邹廷弼忍不住问道。
“这个是田长官转述总司令的话，说是什么‘现代零售企业’，田长官没有经营过拆货业，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讲得颠三倒四，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这洋人的拆货业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由此可见，这无论中外，拆货业都是一个道理，想办法便宜进货、便宜出货，尽量少占货栈，讲究薄利多销，而且洋人可比咱们狠多了，连这店里的伙计都不肯多请，叫客人自己去货架挑货，挑完了货再拿到打秤台打秤给价，真是抠门到了极点。”黄瀚丞边说边摇头。
邹廷弼惊讶道：“叫客人自己拿货？这是怎么个拿法？我在洋行里也呆过段日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洋人这么经营商业的。若是客人拿了货跑了，岂不是店家吃亏？大件货物还好说，若是那芝麻、咸鱼，往袖子里塞，谁又能看得出来？那些能够直接入口的干果又该如何陈列？”
“所以啊，这办法在咱们这里行不通，若是因偷货引起【创建和谐家园】，少不了要去官府打嘴仗，若是拿了赃还好说，若是偷到手就吃下去，那店家只能自认倒霉，而且这讲得是零售，于小商小贩也不适用，不过么，这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倒是有些意思，直接从工厂、农户进货，只要计算准确，合理安排货物进出，那么就连备用的仓库、货栈都可以不要，真是另辟蹊径，让人叹为观止。”黄瀚丞击节赞道。
“这个……似乎对运输要求苛刻，而且，似乎要随时掌握当地行情，不然的话，那就是一锅粥。”
邹廷弼摇了摇头，想想租界的马路，再想想无锡的土路，他并不看好这种经营方式。
“这个离不开电报，至于运输么，一条汉水，一条长江，两条大江航运便利，支流众多，西可去四川，南可去洞庭湖，而航运中枢就是这九省通衢的汉口，不需车辆，直接用船运输就行了，北可达豫南、陕南，南可通岳州、长沙，陕西的皮货、河南的芝麻、湖南的鞭炮、上海的洋货，都可以用船运到汉口，省时省力，而且船只就是仓库。如此算来，这种经营方式倒是值得试一试的。”
“那这样一来，和那些洋行又有何区别？”邹廷弼问道。
“洋行只批发，不零售，咱们这可是既批发又零售，而且，直接从工厂、农户收购，也不必再受人宰割，这价格自然降了下去，洋货再便宜，总是便宜不过土货，那些农户出售土产，本就只是补贴家用，没指望赚多少银子，只要能收上门去，那价格简直就跟捡来的一样便宜，其实关键还是这个运输事宜，想赚银子就得自己兴办航运公司。刚才田长官说了，总司令打算就在湖北境内兴办一家造船厂，先造小船、驳船，去这家造船厂买船，军政府有补贴，按吨位计算，如此算来的话，在那里购船远比向洋商购船便宜，只是，目前黄志成周转不灵，想自己买船经营，却是力不从心。”
说到这里，黄瀚丞抬头看了邹廷弼一眼，问道：“邹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伙做这买卖？早年我也办过航运公司，只是因为洋商排挤、官府压榨才半途而废，如今共和军政府扶持华商，或许值得一试。”
邹廷弼捋了捋短须，说道：“鄙人于航运业不熟，不敢擅涉此道。不过，若黄先生真有兴趣，我可以多给你拆借些银子，不过要拿黄志成老店抵押。”
“老店已抵给江浙商帮了，我在江夏有些田产，你有无兴趣？”
“地契一到，拆借即成。”邹廷弼笑着拱了拱手。
黄瀚丞站起，也拱了拱手，但还没等他说话，却听田劲夫在屋外喊道：“邹先生，总司令刚才拍来电报，他不会回警备队了，直接回武汉。你若赶着去武汉，我带上你，和黄先生坐炮舰去，你们若是有随身的行李，我派人去客船上取。”
两人走出屋外，见田劲夫正提着个背包一瘸一拐往这边走，邹廷弼迎上几步问道：“总司令为何突然要回武汉？”
“总司令不坐船么？”黄瀚丞也走了过来。
田劲夫看了两人一眼，又抬头望望远处，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报纸上肯定会有消息的，现在告诉二位也没什么。湖南的军政府内斗，两帮人互殴，昨天长沙巷战，今天贵州也闹腾起来了，一帮君宪派遗老遗少策动兵变，共进会的贵州都督叫人杀了，湖南、贵州局势不稳，共进会拍电报向总司令求援，总司令是赶去武汉坐镇的。总司令现在正从兴国洲往长江边赶，现在炮舰已在装煤，马上就起锚，咱们上了船往西走，总司令在西边等着，所以啊，二位不用到武汉就能见到总司令了。”
邹廷弼不无担忧的说道：“总司令随行带了多少兵？这当口，谁是敌谁是友分不清啊。湖南、湖北相邻，似应稳妥为上。”
田劲夫说道：“这个倒不必担心，总司令出行总是带着几百个卫兵的，装备精良。另外，咱们共和军在湘北岳州一直驻扎着一个师呢，还有湘北革命军辅佐，湖南的场子还是镇得住的。当初共进会还想把咱们共和军的部队赶出湖南，现在倒是忙不迭的发电报请总司令调遣共和军南下长沙了。嘿嘿，我早就知道，共进会那帮人眼高手低，成不了大事业的，吞了湖南、贵州还不满意，还想吞云南、广西，这可不就是蛇吞象么？咱们总司令也没那么大胃口啊。”
邹廷弼与黄瀚丞面面相觑，虽然不清楚湖南政情，可是他们也明白，在这种时候南方内讧，最开心的只能是袁世凯。
时局纷乱啊。
两人都在心里叹息，下意识的向西边望去。
湖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263章 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创建和谐家园】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在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