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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叁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当晚美伦忘了戴眼镜，她有深度近视，在拔大舅妈一两根头发时，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妈还忍痛只轻轻“哟”了一声，美伦连声说抱歉，真过意不去。
“内政部”接获“洛杉矶办事处”函转数根大舅妈的毛发後，并派员到我办公室拔了几根头发，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行DNA比对，九月叁十日报告出炉：“经DNA-STR 验，确认纪琛女士非章孝严之生母。”
提出经由冗长过程始获致上述必要文件後，再与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和“内政部”多次公文往返，由“内政部”约集“法务部”及台北市政府等相关单位会商，复经“司【创建和谐家园】”专案研议等慎重程序，方於二○○二年十月获得通知，同意为身份证之更正，全案才算确定。
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换发新身份证，但我刻意延迟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领，因为那天是我和美伦的结婚纪念日。
叁十年前，我和美伦交往一段时日，论及婚嫁时，她才知悉我的身世。我一直对婚後未能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家媳妇而耿耿於怀。当今天终能把身份证依法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时，这份喜悦当然要和美伦分享，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憾。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创建和谐家园】”王院长出面办了茶会，既是结婚纪念，更与友好庆贺归宗的实质完成 根据身份证之更正，我可以大声说：“蒋经国是我父亲！”
坚守对孝武孝勇的承诺
很少有人知道在领取新身份证之前，我曾要求户政事务所同意我暂时保有母姓。户政事务所在通知我换领新身份证时，原依有关规定，要求我同时改从父姓“蒋”，我基於特殊考量，并提交一份“从母姓决定书”，陈明“本人办理户籍资料父母栏更正登记申请手续，志愿仍从母姓，不改从父姓。特此声明为证”。我才得以维持“章”姓。我之所以这麽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後，我和孝勇和孝武两位同父异母兄弟才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动和我谈到，并问我有关“认祖归宗”的事，我只能说：“这是多年的愿望，但不急。”他说：“这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後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我说：“当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谢谢。”孝勇和我谈到这件事时，持同样的说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们的意见当面转告了孝慈，他没说什麽，只淡淡回应一句话：“都等了五十多年，还有什麽好计较的了。”
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叁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後。
这是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於二○○叁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後，我才再次与台北大安区户政事务所苏素珍主任联络，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徵“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父姓“蒋”的时程刻意延缓，是对蒋夫人方良女士应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对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诺，更是对父亲经国先生的孝心。
第二章 凄凉身世泪·浇灌上进心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像是有好多事要讲，但总是难以启口似的。少顷，她含着泪，用手摸摸我俩的面颊，脸上虽然挂着安慰和骄傲的笑容，泪水却流了出来；她颤抖着用南昌话说：“大毛、小毛，你们总算长大了。”随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灵秀端庄、带着微笑的【创建和谐家园】。
孤儿竟是蒋家人
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一九五八年冬天我才从外婆的口中获知，自己和一个伟大而显赫的家族有血缘关系。那时外婆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正是风烛残年，可能自觉来日不多，若再继续隐瞒下去，一旦或有不测而不及向我和孝慈道及“身世”之谜，她将抱憾而终。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像是有好多事要讲，但总是难以启口似的。少顷，她含着泪，用手摸摸我俩的面颊，脸上虽然挂着安慰和骄傲的笑容，泪水却流了出来；她颤抖着用南昌话说：“大毛、小毛，你们总算长大了。”随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灵秀端庄、带着微笑的【创建和谐家园】。
孤儿竟是蒋家人
过去一两年里，我和孝慈有好几次在半夜，被外婆的饮泣声惊醒。睡梦里我们偷偷眯着眼，在朦朦光线中看到她坐在孤灯下，用手绢拭泪，端详着一张照片，不时发出叹息。我们没敢起身，怕吵到外婆，只有重新闭上眼，缩在被窝里假装入睡，安静得只听得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另一个寒冷的深夜，我们俩又听到外婆在抽泣，心中的疑惑愈来愈大，总想要安慰外婆几句，且担心外婆受凉。我和孝慈按捺不住地轻身起床走到外婆身边，为她披上那件旧棉袄，细声地要外婆不要难过、不要哭。我们不知道也不敢问发生了什麽事，只有劝外婆早点睡，身体要紧。我们俩只模模糊糊听到外婆低声哭着说：“……我命苦的亚若！我的乖女儿啊！”对外婆手中照片里的身影，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鼓足勇气问外婆：“奶奶，她是谁？”外婆用泪眼望着我俩，叹了口气说：“等你们长大些，会告诉你们！你们乖，不要问太多……”在外婆眼中，我们还是小孩。转眼这已是两年前的事。
一九五八年的这个冬晨，外婆精神显得好些，但看起来心事重重，她拿着那张从枕头底下摸出、我们见过的照片。看到外婆伤心流泪，我和孝慈坐在床边，不知道说什麽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外婆终於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叁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唉，你们也够可怜了，娘死得早，接着到处逃难，你们要懂得争气，要为娘争口气，要用功读书，一切都要靠自己。你们是跟着娘姓，本来不姓章，就是你们娘死得太早才姓章，要不……”
外婆说到这，停了下来，泪流得更多，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和孝慈听到外婆这段话，怔住了，站了起来，轻轻抚拍外婆的背，要她别伤心。看着外婆流泪，我们也陪着伤心，虽然已进了高中，但真的不知道该怎麽来安慰她老人家。
房间里的空气好重、好冷，像凝结成了冰似的。
“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
又过了好一会儿，外婆再望着我们，坚毅有力地说：“大毛、小毛，你们要争气、要用功，你们娘死得好可怜。你们本来姓蒋，是蒋家的人……你们的爹是蒋经国！他跟你们娘是在赣州认得的，後来，你们娘孤单单地跑到桂林把你们生下来，你们才半岁她就突然死了。是有人害了她……她的命也太薄、太苦了，怎麽会这麽短命？你们娘死後，全家好害怕，不敢对外讲，後来还是亚梅把你们从桂林接到万安，躲了一阵子，才又回到南昌……”外婆挣扎在痛苦的记忆里，抽丝剥茧地总算把几个生命中重要的环节告诉了我们。
这是外婆第一次把我们这麽曲折、近乎不可想像的身世，很吃力地向我们透露，她心中长期压抑的痛苦，应当获得了些许舒缓。
当听到“蒋经国”叁个字，我心中震撼不小，有说不出来的复杂，脑海里直呼“这怎麽可能？这怎麽可能？”那时我在省立新竹中学念书，当然知道蒋经国不仅是“救国团”的主任，更是蒋“总统”的儿子。对我而言，“蒋家”是完完全全存在另一个世界里，这种事怎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外婆晴天霹雳般地告诉我和孝慈：“蒋经国是你们的亲爹！”对还在念高中的孩子，心理上是何其沉重！
外婆像跌进掩埋已久的往事里，轻声地追忆：“……蒋经国在赣州，每次只要有空，大多会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亚若，也和我聊聊天。你娘的命真苦，她说蒋经国答应她，要抱你们回去。你娘一直担心害怕你们将来在外头会受到人家欺侮，所以一直要你们回到亲爹身边……”说到伤心处，泪水像是溃了堤似的。她老人家一再重复地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要争气！”最後她说：“……我也不晓得能活多久了，等过几年你们上了大学，我再把经过多跟你们说一些。只要你们上进，有了出息，人家才会来认你们，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这件事以後不准跟任何人提，也不要去问别人！想不到你们娘会那麽短命，你们才六个月，她就死了，她怎麽放得下心……”
我和孝慈边听边陪着淌泪，只有细声安慰外婆，告诉外婆我们一定会好好用功读书，要她放心。我们握着她的手，将头靠在她肩上，祖孙叁人便哽咽地哭成一团。刹时，记起刚读过李密的《陈情表》，其中有两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其所描绘“孤苦无助相依为命”的内心凄凉，也莫此为甚了。我顿时感到前途一片茫茫，等到外婆有天也过世了，这世界上还有谁会真心替我们设想？还有谁真的关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回到蒋家？
这一幕，距今已有四十多年，每忆及此，依旧泣然。
外婆贫病含悲逝
外婆曾因脚水肿和气喘住进省立新竹医院，但两天後就回家了。我和孝慈在下课後去医院探望过外婆，是一间摆有许多病床且相当嘈杂的普通病房。医生向舅舅提到，外婆是肾和肺有问题，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但舅舅只让外婆在医院住了两晚。那麽快就搬回家调养，当然是住院太贵；另一个原因，是外婆和舅舅对医院早有一种莫名的戒惧，这是先母在桂林被害，对他们造成的後遗症。
外婆病情时好时坏，始终没有稳定过。从医院回到家，就改由二舅舅 若到药店买成药回来自行医治，效果当然有限。到後来病情严重时，家里竟然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只好向西药房赊药回来，等有钱时再一次还清。
外婆和我及孝慈，祖孙叁人同睡一房，她睡单人竹床，孝慈跟我则睡双人竹床。房间很小，除了摆两张床外，只能加上一张四方形的竹桌子，上面放着一些杂物，有时供外婆生病时单独进膳之用，空间太小，连摆椅子都不够，外婆吃东西只能坐在床边上。每天清晨起床後，由我和孝慈轮流照料病中的外婆。她醒得比较早，而我们都在一大早被她老人家的咳嗽声吵醒，一起床就会将她老人家扶起坐直，用枕头垫在背後，靠墙坐起，然後递杯热茶给她喝，轻轻拍几下她的後背，她就会觉得舒服些。
一九六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正奇怪怎麽没听到外婆的咳嗽声，还以为她病情好转而睡得平稳；可是，当我们朝外婆床上望去，却发现外婆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居然没有随着呼吸而有高低的起伏。我和孝慈警觉情况不妙，趋前激动地叫着：“奶奶！奶奶！”想摇醒外婆，却一点回应都没有，摸摸外婆的额头，居然是冰凉的。顷刻间我俩哭倒在外婆身上，可不管我们怎麽哭喊，外婆都醒不过来了！她已在半夜静悄悄地离开人世，丢下她最疼爱的两个外孙。
杜鹃泣血的悲情
外婆到底生什麽病过世的，不能确知，但可以确定，外婆晚年过得十分凄凉。一生中令她最伤心的，莫过於她心爱、能干的叁女儿亚若竟然死得比她早，平日聪颖活泼、体健外向的她，年方叁十就突然猝逝，抛下 鹆中的一对孤儿；而他们的父亲，竟然是当今的“太子”！外婆从头就反对女儿卷进这麽一个深不见底的情感和政治漩涡。
她知道，她女儿为了这对蒋氏孤儿而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她知道，她女儿曾殷切且充满喜悦地憧憬着，有一天能由自己欢欢喜喜地抱着这对稚子进到夫家。
她知道，这对双胞胎的生父曾向她女儿许诺，她会是蒋家的媳妇，也因此，亚若总是活在期待中，快快乐乐地拉拔着这对心肝儿子，孩子的父亲又常赶到桂林去陪伴她，共享为人父母的喜悦。但这段美好的日子，却没有超过半年。
她知道，平常少有病痛的女儿，只因腹 而就医，不到几小时，居然就撒手西归，其中自有隐情。
她知道，女儿死了，唯有把这对可怜的孤儿扶养成人，让女儿在天上可以安心；但自己年事已高，恐怕无法等到亲眼看见这对外孙走进蒋家，只有再叁叮咛他们要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吃苦，才会有机会靠本事站起来。
她知道，章家不过是一般百姓，和显赫蒋家情缘纠葛，吃亏的会是章家；章家只有隐忍，宁愿蒋家负我，不要负了蒋家。
她知道，这对孤儿的人生旅途，必然崎岖难行、充满荆棘，培养他们锻亵出坚毅不屈的个性比什麽都重要；从小要他们咬着牙忍受生活的风霜，将受苦受罪习以为常。
外婆因女儿的不幸而受到牵连，後半生过的是万分清苦的日子。谁晓得，谁又会相信，蒋经国的“岳母”是在贫病交迫中过世，而且留下一对孤独的双胞胎，在人生道路上孑然而行？谁说他们注定会有成就？谁敢保证他们能按图索骥且排除重重障碍地找回到亲生父亲的家？外婆临终之时，是悲观的，几乎不认为那是可能实现的，但至少她教会这两个外孙要永远坚强，她女儿的死，才有价值，她自己的泪，才没有白流。在杜鹃泣血的悲情里，她的两个小外孙不仅勇往直前，而且抬头挺胸地大步迈进！
第三章 女婿是经国·岳母苦一生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 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军舰护送到台湾
外婆後半生，和先母与经国先生之间的情缘完全纠葛在一起，一开始就被拖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母亲在桂林亡故，丢下我和孝慈，经国先生当时还在赣州专员公署，第二天就派王升告诉外婆，要她尽快从赣州赶到江西万安县，去接应由四姑亚梅与桂昌德、王制刚等从桂林护送到万安的我和孝慈。两年後，外婆又从万安县搬到贵州的铜仁，去投靠做县长的长子浩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迁回南昌老家，过了叁年太平日子。一九四九年又东渡来台。在此之前，外婆的生活原本平静而单纯，虽非优渥，至少称得上小康，不仅子女有成，且孙辈绕膝，正可悠 地安度晚年。
军舰护送到台湾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 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外婆在来台之前就有预感，往後的日子一定会完全走样，但她并不怕苦，她对“逃难”也习惯了，令她唯一忐忑不安的是这对小外孙，要远渡重洋到一座陌生的海岛，面对全然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安全吗？要怎样保护他们，才不会受到伤害？她自己年龄一大把了，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归乡？最初她对举家迁台是有保留的，她不想离开南昌，但经国先生几次派王升来劝说後，她拗不过，才勉强同意和家人再次分手、远离家园。一九四九年七月，王升弄来两部汽车，章、王两家便在酷暑大热天，从南昌一路开到厦门。章家住进一家普通的旅社，稍歇近月，才挤上军舰横渡台湾海峡，在海上过了一整天後抵达基隆港。
五月二十六日，经国先生刻意安排我们搭乘的“忠字号一○五”登陆舰，因为装有故宫文物和中央银行的黄金，有特别的戒护，他比较放心。起锚前，他还赶到厦门上船，以巡视古物及黄金是否装载妥当为由，来向外婆道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後一眼。外婆绝没想到，到台湾後，衣食不缺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没多久就发生变化，不仅无法维持起码的水平，连生病都住不起医院，吃跺鸡蛋成了难得的补品。相隔不到五、六年光景，原本身为县长太夫人的尊荣，转眼成空，一下子成了好遥远好遥远的往事。现在要自己洗衣、煮饭、缝衣服、做布鞋、看店面。外婆没有因为日子艰辛而怨天尤人，只在寂寞无助时刻，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儿女，尤其一想到那最善体人意的女儿亚若时，便会独自躲进房里轻声叹息和偷偷饮泣。
我依稀记得在五、六岁时，曾和外婆在南昌一起住过的那幢两层楼房的模样，前面有个小天井，座落在南昌市章江门井头巷六号，离我念过的宏道小学很近。记忆中，整幢建 还有些气派。
落脚新竹
外婆一到台湾，便跌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品质与以往相较，有天壤之别。加上二舅舅 若经商失败，还会与外婆偶生龃龉，精神上难免苦闷，益发使得她怀念没来台湾的子女。
她晓得大儿子浩若相当干练，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大舅浩若曾和王永树将军同在东北共事，除了能力受到赏识外，也由於有层“妻舅”关系，经国先生指派他先後出任贵州铜仁县、辽宁法库县和江西浮梁县（又名景德镇）的县长。在南昌章江门井头巷的那幢二层楼房，就是一九四七年大舅在法库县长任内，寄钱给外婆买的。根据先母生前好友，也是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学桂昌德事後透露，这一大笔钱事实上是经国先生给的，交托大舅转给外婆而已。经国先生处理先母这段感情，不仅没有避讳，而且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章家人来往。
王永树来台後曾出任“安全局”局长，有人指称，若是大舅舅能在一九四九年来台，肯定有一番作为，而我们在新竹的景况，绝不至那麽不堪。原本大舅舅有意来台，只因一九四九年初前往浮梁县上任不久，不及交卸赶回南昌与家人会合，只好要妻子纪琛带着长子章修纯与女儿洛洛、铜铜，随外婆先行来台。
大舅妈纪琛的姐姐纪珍与其夫婿黑祥麟，一九四八年就从南京先抵台湾，黑祥麟在新竹机场空军第八大队电台工作，算是章家当时在台湾唯一联络得上的亲戚。这是何以外婆举家在基隆上岸後，决定未来行止时，会选择新竹市作为落脚之地的原因。一夥人还先在新竹郊区叫作“树林头”的空军眷村里挤了两个月。大舅妈的姐夫黑祥麟就是现在主持“卡内基”训练、颇有名气的武器专家黑幼龙之父。我和孝慈早年在新竹生活的状况，黑幼龙一定听过他家人提起，算起来，他和我还是亲戚。
大舅全家受累
大舅妈在新竹没住多久，生活不惯，心也不定，一直嚷着要回南昌去找丈夫浩若。後来全家搬进新竹市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一间店面房子，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却住了十几个人，委实拥挤。记忆中每天生活景象，都是乱成一团。大舅妈和二舅舅 若又没相处好，她抱怨二舅舅持家不力，对自己丈夫的生死未明更挂念不已，於是和外婆略做商量，便毅然带着
叁个孩子循原路回南昌。
自一九四九年和大舅妈在新竹分开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一直到二○○二年我在“立【创建和谐家园】”率团访美，於当年九月叁日经过洛杉矶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探听到她的住址。当晚参加侨界欢迎餐会之後，我和美伦专程探望久未谋面的大舅妈，那已经是五十叁个年头之後。
当年大舅妈从新竹由十七岁的章修纯陪同，带着两个稚龄女儿，千辛万苦地坐船重返南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动乱中和大舅舅重逢，还非常意外地发现大舅舅比她先回到了南昌。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年十二月在“镇反”运动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劳改，服刑期满後辗转从东北黑龙江的劳改营回到南昌老家。几年後，“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斗，未几，因承受不了打击，服农药自尽身亡。远在台湾新竹的外婆，因为音讯隔绝，对发生在长子浩若身上的悲惨结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妈从台湾回大陆的长子修纯，随即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也被扣上“【创建和谐家园】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劳改，一九八六年获得【创建和谐家园】。
南京父子曾会面
一九四九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老总统”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引退。美国政府更在关键时刻抽身，发表“【创建和谐家园】”，使得恶化中的局势更是一 千里；几经慎重考量，最後认定只有台湾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亲更在紧要关头，竟日追随“老总统”，参与整个“政府”东迁的计划，挑起了无比重担。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却还能惦念到两个双胞胎儿子的安危，曾明确指示王升如何亲自妥适照应外婆带领家人尽速赴台。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
父亲只知道王升陪着我们从南昌逃到了厦门，厦门之後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从军舰抵基隆靠岸到选择新竹市落脚，并不是父亲的交代。当时他可能自顾不暇，就是有心也难有馀力。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後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亲在什麽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麽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叁年九月叁日於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二舅与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经国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来台，一九六二年过世，在台湾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个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创建和谐家园】。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
难民岁月” 心志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於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叁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
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词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麽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藉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叁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後，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 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叁、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於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後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一年过世。临终前，他内心会不会还在奇怪这次“逃难”，怎麽会这麽久还没结束？
连浴室都没有的窘境
二舅舅工作无着，一事无成，孩子却接二连叁地生出来，他後来一共有四子五女，共九个孩子。在新竹中央路上，全家人数最高峰曾达到大小十叁口之多，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可以用。光要解决每天一大早洗脸刷牙，就颇费周章，後来只好各自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痰盂来接漱口水解决。
另外，整幢两层楼的房子，只有楼下一间木板钉成的蹲式简陋茅房，如果不用几个夜壶，是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多人的如厕问题。每隔两个星期，还要找专门挑粪的乡下农夫，推着水肥车来挑走快要外溢的粪便，事後这位农夫好像会支付五块钱给二舅，可能是买水肥的费用。每当这位晒得黝黑来掏粪的老农夫出现时，整幢屋里至少一个多钟头会臭味薰天，久久不散，连路人都要掩鼻而过。
我们连一间所谓的浴室都没有，孝慈和我只有在靠屋後的厨房旁，将原来装肥皂用的空木箱一个个堆起来，做成简易的隔间，这些小木箱原是二舅在卖烟酒和肥皂等杂货时剩下来的。要沐浴时，就把一个铝制的洗澡盆，摆在两排堆得一个人高的空肥皂木箱背後，然後用水壶倒进冷热水冲匀，人就坐到里面洗澡。一九六一年初，在“救国团”任职的宋时选，有天突然到新竹来看外婆，曾亲眼看到我们那间简陋的浴室，他真的吓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说那两排空木箱堆那麽高太危险。他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的日子会过得那麽糟。
那十几年所过的日子，真只能用“难民生活”来形容。经过了那段人生路程，再怎麽样清苦的日子，都难不倒我，对任何低劣的物质条件，我都会很快适应而甘之如饴。同学们都觉得当兵很苦，在成功岭的预官训练期间，很多同学叫苦连天，但对我来说，比起新竹的状况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餐厅用膳、有床铺睡觉、有浴室洗澡、有乾净的厕所如厕，我倒觉得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二舅的几个孩子，当时分别在小学、国中念书，比我小八、九岁，都已有了记忆力，包括现在创业有成的两个表弟章修纲和章修绩，以及考取律师的表妹章修璇等，都是一同走过这段艰辛路。修纲和修绩是台北医学院药剂系毕业，白手起家，和同学一起创设“瑞安药厂”，目前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业绩不差；修纲还是“生宝脐带血公司”的董事长，在开发脐带血的领域里，已是首屈一指。他们都很清楚地记得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婆未曾找蒋家接济
宋时选一定不会把那天亲眼看到的惨状，向父亲报告，因为他不敢。假设父亲真的晓得两个流落在新竹的儿子，竟然会叁餐不继地过了好几年，他该会怎麽想？又该会多麽自责？他一定会气得去严词责备王升或宋时选。这种生活上的困顿，一直到我和孝慈大学毕业服完兵役，搬离新竹，有了自立能力後才渐次告结。
二舅後来由於沉重的债务，只好把中央路的房子贱卖掉，先搬到城北街，最後迁到郊区靠近青草湖的明湖路，但是景况不仅未见改善，更由於眼睛失明而每况愈下。修纲、修绩几个表弟妹们，持续受了好几年生活上的折磨，幸好他们均知努力，天资又不错，大学毕业後因为没钱出去深造，就决定在台北创业。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回想起过往种种，一定仍有不少感慨。
外婆在二舅与表叔因借款而兴讼期间，可以说心都碎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会常在半夜被外婆的起床声吵醒。外婆有坚毅的个性，她始终咬着牙在苦难中撑下去，我没听过她说过任何一句话要二舅舅去台北找蒋家接济帮忙。
外婆从南昌到新竹，像是刹那间从云端跌落下来，在这新环境里，不仅语言不通，习俗有异，少了昔日的亲朋好友，更没有专门服侍她的 人。外婆幼时念过私塾，知书达礼，缠过小脚，思想保守。在大陆时，虽非大户人家，至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却要抛头露面地照顾店面，而且是卖杂货、摆香烟摊和委托行，对年逾花甲的外婆来说，委实难堪，她还是努力去适应。外婆曾建议二舅舅以大专毕业的学历，凭本事去考公职，找一份固定的薪水，家计才能稳定，在当时台湾大专生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非难事。但二舅舅对重拾课本兴趣缺缺，执意开店，却愈做愈赔，最後负债累累，又和王升不睦，才让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当中。
隐姓埋名的日子
外婆为了把我们拉拔大，付出了所有心血，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欠缺过亲情的爱，或感受过是没有爹娘的孤儿。念国小时，外婆曾叮咛我们若是有同学问到，怎麽没见过你们的爸爸妈妈时，就说爸爸当县长，还在大陆，现在生死不明，别的就不必多说。同学们对外婆传授我们编造的说辞也不觉有异，因为当时在同学当中，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支离破碎，对这种【创建和谐家园】早就见怪不怪了。
到新竹住定後，二舅舅为我和孝慈到市公所办理户口登记，使用的学名是“孝严”和“孝慈”，但仍沿用“章”姓。另外把孝慈和我的年龄刻意拉开相差一岁，孝慈登记的一九四二年出生是正确的；我则多报了一岁，为一九四一年出生，旨在蒙混外界，不要把我们看成是双胞胎。刚到台湾时，有关户籍的申报，由於制度不完备，登录的内容很马虎，根本不需缴交证明文件，随意填写即可。
必须刻意借由“不实登录”的方式，来掩盖若干事实的做法，可以看出外婆和舅舅内心的压力有多大，真的深怕“蒋家关系”会让这两外孙受到无辜的伤害。出於这种无以名之的恐惧，章家大小在新竹过的是一段隐姓埋名的日子。
再不见“女婿”身影
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後，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後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後，父亲还在一九四叁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一九四九年在厦门军舰上向外婆道别，是最後一次见面，此後就再也没在她眼前出现过了。外婆虽然读书不多，仍是明理之人，当然知道他担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处境也日益困难；但是外婆的痛苦处境，身为“女婿”的经国先生竟被完全瞒住，直到贫病而终，都未再见面，她就是有话想跟他说，也只能抱憾九泉了。
二○○叁年九月，我曾偕美伦专程前往赣州参访。这是先父母定情之地，一草一木在我眼中均别具意涵。我们专程去到父亲工作长达六年的行政专员公署，地址是米汁巷一号，全幢大楼只剩下面街的一扇大石门；随後驱车到他和方良女士、孝文、孝章一家人住过的小洋房旧居，维修得不错，保持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