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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严、孝慈要不要回到蒋家？”“孝严、孝慈能不能回到蒋家？”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社会里，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好奇。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也有的只是抱持看戏的心态。
“能不能回到蒋家？”我很早就认定，若无主动作为，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结果！经国先生过世後，蒋家里面就更不会有人为这件事采取行动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後，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於万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麽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诱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後来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当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诉我们，他叁不五时都会将近况向父亲报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诉父亲，我们念中学时就晓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带来心理上难 调适的痛苦。设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十六七岁就揭开了这个 密，而渴切盼望着父爱，他应当不忍心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後还不安排会面。
为母亲讨回公道
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到蒋家”时，多少有些情绪和意气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为健康恶化，也可能因为经国先生过世对他打击太大，突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再有一呼百诺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调整，加上我和孝慈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各有长进，所以对我们“认祖归宗”之事，一反几年前的正面态度，竟向媒体说叁道四，令我和孝慈有无比的难堪和委屈，也激发了内心的反弹与不满，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关於“回蒋家”这件事，可以由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少数人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只依情绪来论断。受到这种外来的【创建和谐家园】，“回蒋家”反而成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须的坚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蒋家的身份未明，为了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成了为母亲尽孝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针对蒋家少数人排斥性的谈话，我和孝慈去看过王升，并且抱怨说：“我们向来没有求过蒋家什麽，今天经由各自的努力，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内阁’阁员，在任何家庭里面，都算得上是争气的孩子，为什麽只是为了母亲，想要还原本姓，却要受这麽多的屈辱？”
王升只有委婉安慰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你们还是要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继续走自己的路。你们是蒋家之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它，也阻挡不了。”隔了两天，我也为这件事去看过《【创建和谐家园】》的余纪忠董事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去和蒋家少数几个人计较什麽？只有蒋家欠你们，你们又没有辜负蒋家，老天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对於要不要“归宗”，社会上尽管因思考角度不同，会有些微差异的看法，但是，对章孝严和章孝慈是经国先生之後的认定与接受，则无二致，毫不怀疑。当我和孝慈体察到这层障碍居然来自蒋家本身，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挣扎，尤其体认到其中许多能否成事的因素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时，只能无奈地说：“对归宗的事，我们不急，一切顺其自然。”事实上，不是不急，只因为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要想到先母未能如愿地在生前走进蒋家门就含冤九泉，为人子的却还要对外说出不急着归宗，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对子孙的交代
随着经国先生的过世，蒋夫人隐居美国，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日益式微。蒋家第叁代的壮丁，也在十年里急速凋零。在蒋家当权之时，我和孝慈都必须隐藏在暗处，从未与至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沾过边。
蒋家不再当权後，我们反而觉得应当是回到蒋家的时候，不是去问蒋家还能给我们什麽，而是问我们能继续给蒋家什麽。其他的暂且不说，就只要平顺地处理好上一代留下来的难题，应当就是为先人做了一桩重要的事。
就如外界所说，发生在蒋家叁代当中的各种故事多到不可胜书，其中更有不少的罗生门，一直以讹传讹地流传着。如果我对“蒋章之恋”，都不设法将它一层层不必要的神 外纱揭开，或者畏首畏尾而不去面对现实、还原真相，先父母的故事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相关当事人的一一作古，加上好事之徒的绘声绘影或刻意扭曲，注定又会成为掉进黑洞里的另一件“罗生门”，有关实情将永难重见天日。
这个不幸的故事是由上一代起的头，在我还有能力影响到它後续发展的情节时，怎可逃避而不尽力让它能有相对圆满的收尾和结局！不要让它的破坏性，偏差地再延续到後代子孙。我们已经十分无辜地忍受了一辈子，我的下一代，没有任何理由，还要承接这种无比的残害；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也有责任让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前人恩怨所污染的一个环境。当我的子女被问到自己家族问题时，会很自然且不再有纠缠我一生的畏缩，能很骄傲地说：“我们是浙江奉化蒋家的後代。是父亲把我们带回到蒋家的！”
不论站在母亲的角度、父亲的立场，还是出于对子孙的交代，我别无选择，只有承担一切，排除万难，去走完这条十分崎岖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後，我时任“外交部长”，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叁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叁月十八日台湾“大选”，【创建和谐家园】获胜。五月二十日【创建和谐家园】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创建和谐家园】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从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叁十二个寒暑。在这叁十二年的岁月，回头细数所经历的党政职务，项数之多，在岛内鲜有人能超过，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荐任科员、“驻美大使馆”叁等 书、二等 书、“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 书长、 书长、“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创建和谐家园】 书长、“总统府” 书长、“总统府”资政等，多达十九项，若加上“民选国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项之多，其中确有属“党政高层要职”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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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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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放学，从中坜坐火车回到新竹，在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东门市场旁边的“东宁宫”，在这间香火鼎盛的庙门口，有一位看起来真是仙风道骨的老和尚，摆了一张算命看相的小摊子，我们无聊又好奇地走近摊位，想看看到底在搞什麽。那位老和尚，我记得是河北籍的，对他，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身白色道袍，脚上踏着一双黑色布鞋，个头和长相都很神似现在颇有名气的星云法师；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蓄着一把银白胡须，看来多了一份神气。老和尚对我们两兄弟端详了一下，很热络地笑着说：“你们相貌不凡，要不要看看？”孝慈说：“我们没带钱。”老和尚说：“不要紧，让我替你们看看，我正好 着没事，不收你们钱。来，把手伸过来。”
他先握住我的左手翻来覆去，看了几眼，然後，要我把手伸直，用一根竹尺量了两下，再细看手纹还念念有词。他声音宏亮地对我说了几句话：“你的命很好，你会做很大的官，但是要防小人。你年少时很坎坷，你的夫妻、子女缘都很厚。你做了官以後，还会参加选举……你的父母、兄弟缘很薄，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孝慈则不肯把手伸出去让他看，所以也没对他说什麽。他看出我们是学生，还鼓励我们说：“好好念书，你们一定会出头的。”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和那白胡须，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像是昨天才发生似的。
他所说“你会先做官，然後还会参加竞选”这句话，当时我完全不懂，现在想起来倒真令人讶异。一九五○年代初期，台湾才刚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基层选举也才萌芽，一个和尚怎麽会对一个刚念初中的孩子说出有一天他会参加选举的话来？很难理解。老和尚还进一步说是在当官之後，才要去选举，叫我百思不解。他又怎麽知道台湾以後会有很多选举？几十年後台湾的民主又会是什麽样？五十个年头之後，一九九五年我被【创建和谐家园】指派到新竹市参选“国大”代表时，才悟出他当时何所指。二○○一年和二○○四年我又分别在台北市南、北两区参选“立法委员”，均高票当选，更豁然领会到那位老和尚的玄机和功力，“看相”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直接接受民意挑战
一九九四年我从“外交部”政务次长，调升为“侨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国民代表大会”改选。【创建和谐家园】大肆鼓吹提名政务官参选，一方面想提升【创建和谐家园】和“国大”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要让政务官有选举的历练，同时去多抢下几席“国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务官的参选做为主打重点。根据规定，“国大”代表可以同时出任官员，“内阁”阁员若选上“国代”还可以续留原职。於是中央党部极力劝进年轻、形象好的政务官出马，但是到最後，却只有我和胡志强跳出来，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几位颇为叫好的政务官，包括赵守博、王志刚、张昌邦等，都没有被党部说服去参选。就如外界预期一样，我和胡志强均轻易获胜。
新竹老和尚所说的话没错，我真的在“入阁”之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选举。
¡¡¡¡Ò»¾Å¾ÅÁùÄêÈþÔ¶þÊ®ÈþÈÕ¡°¹ú´úÑ¡¾Ù¡±¿ªÆ±µ±Ì죬ÔÚÐÂÖñÊÐÓÐʵÁ¦µÄÎåλºòÑ¡È˵±ÖУ¬ÎҰεÃÍ·³ï£»ÔÚÊ®ÆßÍò¶àÕÅÓÐЧѡƱÖÐÎÒ»ñµÃ½üÆßÍòƱ£¬±ÈµÚ¶þÃûÃñ½øµ³µ±Ñ¡È˲ÌÈʼáµÄÈþÍò¶àƱ£¬¿ìÒª¶à³öÒ»±¶£¬½ÏµÚÈþÃûÂÀѧÕÁµÄÁ½ÍòƱ¶à³öÈþ±¶¶à£¬µÃƱÂʸߴï°Ù·ÖÖ®ÈþÊ®°Ëµã¾ÅÆߣ¬Îª¶àϯ´Î¡°Ñ¡¾Ù¡±Ëùº±¼û£¬ÎªÈ«Ê¡¸÷ÏØÊе±Ñ¡ÈËÖ®¹Ú¡£µ±Ò¹¿ªÆ±áᣬÎÞÊýµÄȺÖÚÓµ½ø¾ºÑ¡×ܲ¿µÀºØ£¬¼·µÃË® ²»Í¨¡£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µÚ¶þ´Î²Î¼Ó¡°ÃñÒâ´ú±í¡±µÄÑ¡¾Ù£¬ÊÇÔÚÆßÄêÖ®áᣬ¶þ¡ð¡ðÒ»ÄêµÄµÚÎå½ì¡°Á¢·¨Î¯Ô±¡±Ñ¡¾Ù¡£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创建和谐家园】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选後，我曾有机会进到“新政府”任职，却被我婉谢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辉卸任前，他办公室的主任苏志诚来电询问我有无意愿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当时有几个大国的人选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选一个，决定後告诉他并由“新政府”派任等语。当时李登辉和【创建和谐家园】关系至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立即谢绝了他的传话和建议。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跳到【创建和谐家园】“政府”内担任“特任官”，我反对该党追求“【创建和谐家园】”的思维和它以创建“【创建和谐家园】”为目标的党纲。“驻外使节”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执行任务？
参选“立委”继续打拼
由於参选过“国大”代表，又担任过党 书长，操盘过无数次的大小选举，对於选举我不仅有心得，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员”与各省辖县市长的选举，我的政治直觉告诉自己，在【创建和谐家园】不再“执政”的新环境中，要在政坛上继续有所作为，唯有参选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渊源很深，不仅从小在那里长大，连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灵隐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节都会带妻小前去烧香祭拜。在参选新竹市“国大”代表过程中，更与当地政商领袖建立起坚实、良好的关系。二○○○年四月初，我和美伦像往年一样，前往青草湖扫墓，顺道和几位当地颇具分量的熟朋友叙旧，其中曾在“国代”选举时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吕柏镛，就建议我隔年到新竹市来选市长，举出许多理由，认为一定胜选。事後我和美伦商量，可以作为规划的选项。由於我客家话讲得很地道，那段时间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乡亲，当面要我参选新竹县长。新竹县议会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叙时，还邀了几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场，也都直接劝我选县长，我只笑笑谢谢他们的好意。
“五二○”後，参选公职之心已定，只剩下“选项”问题。我是极端的审慎，不仅曾向王升、钱复、丁懋时、秦孝仪等前辈讨教，甚至星云和圣严两位【创建和谐家园】我也去拜访请教过。他们各有看法，但鼓励我参加选举则颇一致。最後，让我选择参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还是几位媒体界的老友在餐会上给我的分析膘祜。
那年七月，我邀了几位熟识且有交情的新闻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壮、徐璐、陈浩、廖福顺等人餐叙，在请教他们意见时，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建议我选“立委”，而不要选县长或市长，若是直辖市长则另当别论云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以我过去的经历，担任过部长及 书长，应当投入全国性层级的议题，来监督“政府”和影响政策，不必投身在琐碎的地方政治里。王健壮和陈浩特别强调，未来几年，“两岸关系”一定是台湾必须面对处理的重要课题，在政治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这正是我可以根据过去的历练好好发挥的地方。他们还说，要选，就挑难的选，台北市南区，是全台湾“立委”选战中最激烈的选区，相较之下，若选新竹县市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要尝试能在困境中胜出，才有意义。我被他们说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两个决定：一、参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启动认祖归宗之旅。
踏上认祖之路
每当夜深人静，回首过往，心中时有一股化不开的感伤。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 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麽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们日後的成长和成就。几十年前，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难关当中真能独力完成归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数，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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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前往前，我和美伦曾拜访了多位亲友长辈，听听他们的意见，还专程到大理街去探望过身体已不是很好的《【创建和谐家园】》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伦一道去看纪老。纪老的书房不大，先走过一个简 的客厅，旁边是间小小的餐厅，其陈设远没有想像中报业巨子应有的豪华或气派。几张旧沙发，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新书。房间采光充分，显得十分明亮，颇有生气，可以说窗明几净，简单 素而书香四溢，让我觉得纪老在家居生活上，颇有经国先生的俭 。
那天，他精神很不错，话锋也很健。当我请教他对我计划到溪口蒋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当然是应该做的！”还补充说了一句话：“我十分敬佩经国先生，但是对他唯一不谅解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处理好！”我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表情。他不仅赞成我前往，还特地指派资深记者尹乃菁全程采访。抵达溪口祭祖的现场报道，《【创建和谐家园】》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处理。纪老对这件事的支持和重视，不言可谕。
行前看了方智怡
动身前往奉化之前，为求周延，我还说服了美伦，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诉方智怡我们动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蒋家祠堂去祭祖，并且说明了这件事的缘由，以及几年前蒋家族长来函邀请我们前去的经过。
我和美伦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应有的礼貌，试图和她沟通，希望经过这种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体谅，接纳我们表达的善意。然而，我们的诚意和力气，事後证明是白费了。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蒋家家务事不断在媒体上被炒作，只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从不怪她，我知道这些都是由於过去和孝勇之间的误会所致，我会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设身地处地想，从不和她计较。但是她以蒋家媳妇的身份， 蒋家并无血缘关系，却常在我和孝慈在认祖归宗的路上说叁道四，令外界有强烈的反感，但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同行的东吴法学院院长程家瑞，原本就和孝慈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尤其和孝慈相交至深。孝慈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前往大陆，都是由家瑞陪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昏迷在友谊宾馆的房间，第二天清晨就是他召饭店管理员破门而入的。我决定前往大陆，当然需要有人协助前置的安排，家瑞是不二人选。二○○○年四月，我就和家瑞多次谈到返乡祭祖的凳想，他十分赞同，愿为我先去探探路。我把奉化族长们写给我的信，影印了一份，请他带去溪口和北京，与相关的人当面商谈，尤其是关於进行祭祖的一些细节，要先商量好。
家瑞行前，曾来家里数趟，很快便确定了走访的路线：初步排定从台北经香港飞宁波，随即开车直奔奉化溪口，祭祖之後，返回宁波稍事停留，接着到上海，参加上百位台商朋友的祝贺餐会後，再转飞广西桂林，专程到先母坟前祭告後返台。
踏上先人出生地
八月二十叁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当我们搭华航六○叁班机飞香港转东方航空往宁波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天台北遇到“碧丽丝”台风来袭，华航起飞时间延误了近两小时，一定来不及到香港接上东方航空飞桂林；但是，当东方航空总经理接到台北电话，我们所搭华航班机已起飞，他硬是将东航班机在香港机坪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待我们抵港登机後才起飞。显然北京方面对这趟返乡祭祖之旅也给予关注，避免有任何差错。
一路上我心情非常平静，虽然思绪颇有起伏。一想到过去蒋章两家不为人知的情缘聚散，以及後来发生在章家叁代生活上的压抑和干扰，其辛酸实难言宣。我更必须让整件事尽早落幕，不再延续性地造成遗憾。孝慈过後，我已形单影只，那份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唯有挺直腰 扛下来。尽管我可以选择以逃避的心态不去碰触它，或继续用“顺其自然”四个字自我解嘲似地去搪塞、去躲闪，但这只是一种懦弱卸责的态度。我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去梦想，有一天，总有一天，蒋家会主动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但这毕竟是脱离现实的想法。见到孩子们一个个快要长大成人，要是仍然拖延不决，一旦年迈体衰无能为力时，我将永远愧对他们。若我在有生之年未能让子女得以昂首阔步地说自己是蒋家人，我会对不起外婆、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先父经国先生，更对不起子孙後代。
当我们一行抵达宁波机场，即受到当地政府非常礼遇的接待，用过午餐後，搭乘由市台办备妥的专车直奔奉化溪口，并由公安警察开道，所经高速路的交流道也做了交通管制，另外有好几位便衣公安随行保护。
当天下午叁点四十分抵达溪口，直接住进紧挨着剡溪旁边的武岭宾馆。宾馆周围景色宜人，青山绿水，尽入眼底。晚宴前，雨势稍歇，即与家人从宾馆漫步到剡溪边赏景，蒋家故厝“丰镐房”和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等建 ，就在剡溪另一旁。雨後初晴，空气清新，远近美景一览无遗，极似一幅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先人出生地，睹物思人，抚今怀昔，感触何其良深。奉化溪口，山青水秀，气势不凡，予人超世脱俗之感，所谓地灵人杰，良有以也。只要亲临溪口，不管你相不相信风水，对於蒋家座落的地理景观，均会留下深刻印象。
当地政府特别安排我在晚宴前，和专程前来代表蒋家族人表示欢迎的五位族长晤面，一位年长的是祖父“周”字辈（“先总统”蒋公依家谱取名“蒋周泰”），有两位则是父亲“国”字辈的代表，另外两位是同辈“孝”字辈的代表。这五位蒋家人，都是农民和小百姓，穿着言谈都很 实，文化水平不高，望着他们晒得黝黑和饱经风霜的面庞，我至为感慨，历史无情与世事无常，全写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蒋氏族人夹道欢迎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偕美伦、子女及申德的子女两家人，同往溪口蒋公故居“报本堂”拜祭，并到先人墓前扫墓，受到蒋氏族人和一般民众夹道欢迎，热闹之程度，可谓空前。根据《【创建和谐家园】》随行记者尹乃菁二十五日报道：“虽然从昨天章孝严抵达开始，大雨持续下着，可是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守在蒋氏故居前，等着章孝严祭祖。有一位自称蒋家族人的老先生，清晨六点就来了，大批人围在蒋氏祠堂前，议论纷纷。他们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故事都挺熟悉，谈到章孝严回乡祭祖，好几个人都操着宁波口音说‘早该回来了！’……近百位聚在蒋氏故居外的民众把道路都占满了，过往车辆必须猛按喇叭才能开出一条路来，……好不容易等到章孝严抵达，大家挤着凑上前来和章孝严握手，抢着对章孝严说：‘经国先生是我堂舅’、‘我也是孝字辈的’，人太多，还有人抱怨公安把章孝严包围得太紧，章孝严只能匆匆招呼；每到一站，总有人指指点点说他长得很像蒋经国。”
从尹乃菁现场生动的叙述，可以看出那天早上人群的沸腾，也更清楚反映，溪口老家众多族长及族人们热烈欢迎我回到蒋家的真情。“蒋家”是所有蒋氏家族的统称，得到他们的肯定才十分重要。
当天清晨七点叁十分，我们就从武岭宾馆出发前往“丰镐房”。随行公安说，那边早就挤满包括蒋家族人在内的数百位民众，天不亮就守候在大门口两边，争相一睹远从台湾回来的蒋经国的儿子。当地居民在几天前已把这消息传得火热。抵达大门後，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层层人群，待进到“报本堂”正式祭祀仪式开始时，已八点多。原本以为大陆经过“文革”，有关传统祭祀仪式已付之阙如，令人意外的，相关祭品准备得很完备，祭礼也一板一眼，丝毫不 。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灵位上香行礼之外，并宣读亲自撰写的祭文。
随後率家人行叁跪九叩礼，情绪颇为激动，全家在泪水中完成认祖祭礼。祭祖之後，冒着风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肃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随後抽空到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参观，那块因毛太夫人惨遭日机炸死，由经国先生亲笔手书的“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厅，任何人都会直接感受到经国先生当时的悲愤。
走回武岭宾馆的路上，就有不少纯 的民众聚在一起很亲切向我挥手，并大声地喊：“蒋先生你好！”
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应当尽快去向她祭告。
直飞桂林要到上海搭机，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并接受一百多位颇有份量的台商朋友在波特曼饭店的贺宴。这是一场充满情感、十分温馨的餐会，让我和家人深深体会到有那麽多原本沉默的大众，会适时站出来，对我归宗的决定以行动表示支持。那晚许多在场朋友直呼我为“蒋孝严”。我在致谢词时，受到现场气氛影响，曾数度哽咽而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当说到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爷爷，我却要等到快六十岁，才能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眼泪就流了出来，这种苦楚，只有孝慈可以体会，而他今天却已不在世，终其一生，心愿未了，这是何其残忍的事。
我告诉在场的朋友，我这麽做，不期盼什麽，也没有什麽要求，更不会寄望未来从蒋家分享到什麽，只是想单纯地完成父母亲的遗愿，也帮助过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说到这里，我早已抽泣难言，站在台上停顿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扫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专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时候，既焦虑又悲伤。此次携妻小从溪口前来，内心更是无比悲怆。我带着妻小跪在亲母墓前叩首，告诉母亲我已前往蒋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我落着泪跟先母说：“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过後才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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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带着我和孝慈，从江西万安到贵州铜仁县，去投靠当县长的儿子章浩若和长媳纪琛，一住就是两年。在铜仁期间，外婆和舅舅灵机一动，想出掩护我和孝慈身份的一个万全妙法（事先并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就是对外宣称：这对双胞胎是刚从外地前来履新的县长章浩若和夫人纪琛的两个儿子。真是天衣无缝、无人怀疑。从此，原来的蒋姓便以章姓取代，学名从蒋孝严改成了章孝严。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新竹市报户口时，父亲栏填的便是“章浩若”，母亲栏写的是“纪琛”，这一错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本姓蒋的时候，已在高中念书，立即联想到自己身份证上很重要的栏别，却是不实的登载，但也只能随它去。有好多年，别人问到有关“章浩若”的事，我还要编造一些有的没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念到了大学，我还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过来，尽管一直存有这个念头。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体有所报道，我的动向也逐渐开始引起外界注意，对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议论；当我听到这些谈论，只能装傻从不做直接回应。
有次《【创建和谐家园】》驻美特派员傅建中刻意当面问我是哪一省人，说是浙江人不妥，说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复：“我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後，我和经国先生有血缘关系这桩事，慢慢在台北传开，几乎成了半公开的 密。曾有人冒失问到“为什麽姓章？”“为什麽父亲栏写成章浩若？”等很难叁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幽对方一默，跟他讲：“你最好不要问，你所问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栏位，我老实告诉你，我身份证上所载的内容，除了‘性别’写对以外，其他没有一栏是正确的，你要我从哪里说起？”
身份证的“父母栏”，的确困扰我很久，明知记载有误，但要改正，因牵涉 围太广，手续又繁杂，实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孝慈念法律，他曾说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问题，就是经过生父认领，还需事先提出原载“章浩若”并非自己父亲的反证，栏位空出後，才能再将生父姓名填入。这是很难想像的大工程。
“正名”按部就班
我决定於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携全家大小进入溪口蒋家祠堂祭祖，就是启动整个程序重要的第一步，也想借此行动让两岸民众看到，自该日起，我已成为“蒋家人”。就如外交领域中国际法部分，谈到“承认”就有“事实承认”（De Facto）和“法律承认”（De Jury）两种。我到溪口祭拜祖宗和祭扫祖坟，已经完成蒋家祖先的“事实承认”，对日後迈进到“法律承认”，至为重要。我很清楚，尽早“正名”是投入二○○一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选举过程中，非但不能回避蒋家背景，更应做正面发挥。尽管有幕僚担心，若干选民对“老总统”有些保留，但被我一口否决。我强调，蒋家是整体的，不能有所切割，蒋家的一切我必须概括承受。既然没有理由回避蒋家，我的蒋家身份当然一定要有法律的支撑。
二○○一年一整年，除了勤走基层，在跑完台北市南区两百二十五个里和四十多个公有市场的同时，我更抽出时间认真进行“更改身份证”的起步准备，包括搜集文件等等。我知道这件事相当复杂，不是一蹴而就。春节过後，我就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林正修联系，想听取他专业的建议。他很客气，亲自到我办公室把申办步骤做了完整的说明。依照“户籍法”的规定，分两部分办理：一、先举证原身份证上父母栏之登载内容不实，并证明“章浩若”与“纪琛”，仅系我亲舅舅和舅妈；二、同时举证“蒋经国”与“章亚若”系亲生父母，且生父在生前对我和孝慈有抚养的事实。看得出来，手续相当繁复，但既然势在必行，还是要抽丝剥茧、按部就班地进行。
关於“蒋经国是我生父”一事，尽管在台北早已不是 密，而我适时在二○○○年底到溪口老家专程祭祖，透过媒体大肆报道後，对此点之认定更有具体强化作用，使之能化暗为明，成为属於众所皆知的事实，日後若一定要循司法程序解决，也必定有助於审理单位采证。
二○○二年我进到“立【创建和谐家园】”，曾遇到一位法学出身担任“院长”职务的朋友，他注意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坚持，特地对我说，我采取的方式极为正确，一旦我的“蒋家关系”成为像“太阳是从东方升起”大家共同认定的事实，以後法律上根本不会要求什麽事证，验DNA都是多馀的了。
王升出具证明书
我到奉化祭祖之前，去看已高龄八十有五的王升，他就全力支持我这麽做，且再叁提醒我，应当照着经国先生的愿望，早日认祖归宗。当我祭祖回来，告诉他我计划先行更正身份证，他更表赞成，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做是不对的。他并在四月七日出具“证明书”，证明：
一、章孝严先生确为经国先生之亲生子，母亲为章亚若女士。
二、出生後，章孝严及其双生兄弟章孝慈之有关生活费用，均系由经国先生所提供；其中若干部分，曾由本人亲自转交予章孝严的外婆及舅舅。经国先生对其亲生子女章孝严及章孝慈确有扶养之事实。
王升的证明是不能或缺的。当时我曾想，幸好他命长，若是我再犹豫几年，这张亲笔的证明书，可能很难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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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夫章 若乃章亚若女士之弟，一九四九年章孝严自大陆迁居台湾新竹，由章 若代为申报户口时，误将章浩若、纪琛登记为章孝严之父母。
二、章孝严出生後，蒋经国先生不但承认其为己出，并将其托付章孝严外婆章周景华女士及二舅章 若养育，且由亲信王升按时给付扶养费用。
我於二○○二年五月十日，向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正式提出更正身份证父母姓氏不实及生父认领事宜之申请。七月十二日与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广东省立医院）联系，由该院於八月一日出具出生证明：
章亚若於公元一九四二年叁月一日在我院分娩一对双胞胎（当时乳名大毛、小毛，又称丽儿、狮儿），即章孝严、章孝慈。特此证明。
二○○二年我携美伦首次返回南昌访问时，设法和数十年未曾谋面的大舅舅章浩若的两个儿子章修纯和章修维会晤并促膝长谈。同年八月需要他们证明“章浩若”和我只是甥舅关系时，两人即於八月九日以书面联名声明：
一、我们的父亲是章浩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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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齐以上各项文件，旨在明确证明：一、蒋经国为章孝严兄弟生父；二、章亚若为章孝严兄弟生母；叁、蒋经国有扶养章孝严兄弟之事实；四、章浩若并非章孝严兄弟生父。唯独“纪琛并非章氏兄弟生母”一事，需要更明确之证明。
大舅妈毛发DNA比对
二○○二年八月下旬，我在“立【创建和谐家园】”组成“ 泛蓝立委访美团”，由我任“团长”，行程涵盖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九月叁日最後一站抵达洛杉矶。参加侨界欢迎晚宴後，我於十时十分驱车探望睽别五十叁年之久的大舅妈纪琛，她已高龄八十有叁，身体尚健朗。当晚是由“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万组长和张组长陪同前往，事先也是透过他们安排，才联系上大舅妈。见面时，我已完全不认得她，但她说一眼就认出我和美伦，因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报道。她说了许多陈年往事，到离开时已深夜十一点多。
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叁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当晚美伦忘了戴眼镜，她有深度近视，在拔大舅妈一两根头发时，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妈还忍痛只轻轻“哟”了一声，美伦连声说抱歉，真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