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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八年开始的朱元璋开始下大力气整肃朝纲，揭开了这个大明表面上朝气蓬勃下的污垢！在农村征收税粮，当时有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叫做“粮长”，一般以当地田多势大有影响力的人家充任，征收定额一般在一万石左右，正副职各一人。

  这些人也算是农村能写会算的“精英”啊！作为各个县衙门的助手督促乡里赋税！每年七月，这些人会跟着州县派出的办事人员到南京户部领到“勘合”，也就是路上白吃白喝白住的！

  然后，负责把征收上来的税粮运到南京上仓！那么参与运输人员的费用工钱谁来支付？没有工钱，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每家每户十年轮到一次的徭役，属于义务劳动。这是朝廷规定的常规方式！(未完待续。。。)

  312 所谓郭桓案(下)

  当然，每年的徭役户如果都能身强力壮，脚力甚健，一路上赶赶大车，扛扛麻袋，在驿站白吃白喝，还去趟京师见见世面，谁不愿意去？粮长这时也就没什么特殊的，牵个头而已！中间也不再涉及什么钱不钱的！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往往比老朱的设计要复杂地多。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派得出壮劳力来，比如某户人家虽然在本地下地劳动还可以，但是身体不佳，难耐长途旅行跋涉，一走几个月，万一在外地路上生病甚至死亡怎么办？掏钱雇人吧！好，粮长的好处来了。索『性』，你们这些土包子，都不行，没出过远门，咱们集体掏钱，集体雇人！

  集体雇人就需要花钱，这就是所谓的份子钱，收入就是向大家收份子！份子钱在粮长的聪明才智下，创意越来越多，以显示每收一笔钱，都是花得明明白白！

  比如说嘉定县有一个粮长叫做金仲芳的十八项收费：定舡钱、包纳运头米、临运钱、造册钱、车脚钱、使用钱、络麻钱、铁炭钱、申明旗舶钱、修理仓廒钱、点舡钱、馆驿房舍钱、供状户口钱、认役钱、黄粮钱、修墩钱、盐粟钱、出由子钱。

  还有一个粮长叫做邾阿仍的十二项收费：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灯油钱。运黄粮脱夫米，均需钱。棕软篾钱。这种收费方式，特别是在江南苏州一带尤为严重。[]臣权312

  所以总的来说。“郭桓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盗卖官粮”的【创建和谐家园】案，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岂止一个【创建和谐家园】问题，而是新生的大明帝国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总爆发！

  朱元璋，依靠自己的铁腕，为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一轮“治理整顿”存在着严重不足，甚至存在不少的偏见！

  “郭桓案”的爆发。源自于北平省。如果没有北平省，可能全国还在维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虚假繁荣之中！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省左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赵全德，与大明户部侍郎郭桓、户部主事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

  洪武十八年，正是魏国公徐达病重即将不治期间，北平重要的官员可是都来了！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作为徐达的大女婿，如何能不关心一下岳父的安危。也请旨来到了南京看望徐达。

  恰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在控告北平方面有重大经济问题！存在一个巨大的【创建和谐家园】集团！当然，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曾经在北平主持大小事务的徐达，和现在正在北平执掌一方事务的朱棣！

  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北平左布政使李彧等人。难道这仅仅是反映经济**问题。而不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吗？

  李彧是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被派往北平任左布政使的，当时，徐达也被老朱重新紧急派往北平前线。主要是为了配合傅友德、沐英、蓝玉等向云南梁王的大规模进军！紧急关头，加强北平战备。以防止北元方面在边境制造事端！到洪武十八年二月，李彧算是在岗位上任职三年有余。那么就需要对于洪武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的夏税、秋粮负责！夏税、秋粮向何人收取？

  前面说过，洪武四年来自山西的【创建和谐家园】在北平省的人口数量达到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北平府、保定府、永平府三府更是可达三分之二之多！不收他们的，能收谁的？可是，这些山西【创建和谐家园】属于军地双重管理，李彧如果不取得徐达等人的配合，那是根本开展不了工作的！再说，燕王朱棣也是经常要下乡，嘘寒问暖，收买一下民心的！

  那么，北平方面存不存在，【创建和谐家园】受贿腐化等经济问题？庞煌认为，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被人家找到了漏洞！官场上的请客、送礼、白吃白喝，占公家的便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些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现象，北平何能独免！

  况且，军方上办这些事，往往来得更为直接！关于军方的纪律问题，早在洪武八年正月二十日，老朱就曾遣使北平，告诫大将军徐达、李文忠等：“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虏之情伪未尝知之，纵欲如此，朕何赖焉？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朕今夺其俸禄，冀其立功掩过，如犹不悛，当别遣将代还。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将绳之以法，大将军宜详察之。迁民镇修城，非今所宜，况军士疲劳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亿艰难，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计之善也。”

  约束军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将，老子哪一个不是立有大功，没有我们，就没有大明帝国的成立！看看，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喝酒喝得醉成烂泥，连军事会议都无法参加，蓝玉这小子二楞子一般，不服管教，最为突出。徐达要管好这般人马，也殊非易事！至于【创建和谐家园】，徐达本人必定不会！首先，徐达人品不错，在战争混『乱』年代都是无所私取，“『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何况是相对和平年代？再说徐达也不缺钱，人家挣得可是魏国公！一年俸禄达四千石！养家糊口花不了这么多，况且几个儿子成人后，都有官职，都有自己的一份俸禄，用不着为他们考虑！家境很好！但北平方面其他人等，就不好说了！难免有所瓜田李下之嫌，这样一来。徐达、朱棣就有领导责任，虽然自己很干净！

  负责审查郭桓一案的官员。叫做吴庸，这也是一名老臣子了。曾担任过元河南行省右丞。徐达北伐时，吴庸退保彰德林虑州西北二十余里的“蚁尖寨”，拥兵一万一千六百人、民三千五百二十人，明军数攻不下，但经过审时度势后，吴庸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其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浙江金华府知府，这时担任刑部右审刑。官是越做越小。本来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官，由于郭桓一案，现在显得权大了，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大明时代，把大明司法人员的办公地点安排到了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畔，大约是嫌他们晦气！也怕拷问人犯的惨叫声惊扰了南京市民的清梦！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都察院是监察百官和天下官员、民间疾苦，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现问题。负责弹劾，也负责明冤；刑部就是拿获、拘押、审问人犯，获取人证、物证、口供等证据，并依照《大明律》给出初步判决意见。然后必须转交大理寺复审，发现疑点，防止徇私或者是误判；即便如此。还是怕误杀人犯，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叫审刑司。主管从大理寺转过来的案件进行复审，并终审！以小管大！与军方有关的案件。则先由五军断事官负责，这是为了专业和保密！凡遇大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单位共同会审，这叫“三堂会审”。三法司会审，已经是大案、要案了。但郭桓一案，享受的是“五堂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全部运转，审刑司终审！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经过吴庸等人的大力追查，牵扯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经济问题，有【创建和谐家园】受贿等严重**行为，人赃俱获，百无抵赖。全国轰动！紧接着，依据口供，顺藤『摸』瓜，案中案迅速向各省蔓延，主要蔓延方向却不是意想中的北平省，而是京师南京附近的江浙地区。一揭盖子，一幕幕经济丑闻被大白于天下！户部财政出现高达二千四百余万石，相当于现在大明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填补的巨大亏空！怎么有这么大的黑窟窿？

  洪武十八年是最多事的一年，徐达病重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四年的科举考试，开科取士。

  全国等待了十四年的士子们齐聚京师，却又等待来了另外一件最轰动的事情，那就是郭桓案的爆发，前面说过，北方的士子本来和南方的士子有着各方面的矛盾，虽然最后被安抚下去了，但是一听说郭桓案被皇帝昭告天下的消息，立即就像是点着了火『药』桶一样。

  一帮青年莘莘学子，对于反【创建和谐家园】，反**的热情可想而知，口号喊得震天响！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指向却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应天府、苏州府等地。

  江南和北方的士子，在两边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中，裂痕越来越大。一直搞到京师中动『荡』起来。[]臣权312

  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硬起了铁碗，借两颗大官的人头平息了这次学『潮』，一颗是户部侍郎郭桓的，另一颗就是吏部尚书余熂的！郭桓被杀于三月二十八日，余熂被杀于四月初六日，仅仅相隔8天。

  户部侍郎郭桓虽然很快被杀，但是，郭桓的死，并没有给郭桓一案划上句号。

  “兴王之五府州”是老朱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分别是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都在长江以南。长期以来，五府州负担沉重，无论是粮饷供应，兵员补充，还是民夫差役，百姓苦啊！朱元璋也是念旧的，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有感情！遂下令对这些地区不定期实行免征皇粮国税，以修养生息。

  实际运行结果呢，洪武十七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到国库。难道当地官田已经没有多少了吗？不是，名下还有几十万亩之多。那么是当地官僚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了吗？不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开展了向下面的官田的征收工作。那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用于填补历年亏空，再就是上下级官僚得些好处。

  而被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这是京师周边。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一块是原来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惯称“浙西四府”，为海内最富，全世界最为肥得流油的地方！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与浙江省无干！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初六，为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

  洪武十七年，苏州府年交粮二百八十万石，松江府年交粮一百二十万石，常州府年交粮五十万石，三府合计四百五十万石！全国总计则是二千九百四十万石左右。苏州一府，比浙江全省交纳的二百七十五万石还多。但是，郭桓等忙活了一年，只从这三府收上来粮食六十万石。其他的是大明宝钞八十万锭，按时价结算，八十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两百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六成左右。这样还有一百九十万石的巨大缺口。收不上来呀，怎么办？涂改数字！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将五十万贯各分入已，私吞了。得过且过去了！至于国家的税收大事，还是留给“更加聪明的后任”吧！

  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五十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四百五十万石，一百九十万石，二千四百万石又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习惯，宝钞五十贯为一锭，那么五十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三万石左右，一石米约合今天一百四十斤，那么就是三百五十万斤。

  兵部侍郎王志，经过查案，也被落入法网。王志怎么来钱呢？也是人送的，受贿啊！当时军方上，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军方上的亲属突然牺牲了，或者是病故了，这时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可是家里孩子小，或者是因怕死根本就不愿意去，怎么办？送礼吧！王志这个兵部侍郎，也就成了来钱的肥缺！王志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就把那个送了礼的保下了！兵部侍郎王志的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啊！你怎么【创建和谐家园】受贿了这么多？”看看，王志怎么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现在呢？”，回答：“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为什么在一个刚刚奖励不到二十年的王朝，正在处于朝气蓬勃的大明，竟然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建国只有十八年啊！

  自胡惟庸垮台以后，朱元璋亲自直接管理国家，头绪太多，需要不少帮手，于是身边增加了不少“给事中”等职位，全是些年轻人，数量有好几十，最高达到八十一人之多，整天围着朱元璋身边转悠！用老朱的话，就是“周旋于朕前，从游于殿庭！”这些人，品级不高，七品，甚至是九品，但是权力不小，全是皇帝的助手和红人啊！

  都干些什么？拾遗补阙，给老朱找找文件，翻翻资料；及时记录老朱发表的即兴讲话、发言；编纂老朱正式发表的诏旨题奏；并进行审核校对，防止出现错误；可以对于皇帝提出谏诤；可以评价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必要时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各种考试、册封等重大礼仪场合！与监督各地的监察御史同为“言官”，岁数却比人家都小！

  宜昌人赵勉，中进士前是国子监的学生，洪武十八年与同学钱塘沈溍、山东侯庸、吉安张衡等人一起光荣地位列三甲，考中进士。赵勉则被皇帝朱元璋分配到审刑司吴庸同志的手下见习。任左详议，从而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令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历史。

  与赵勉一起被分配到审刑司的同年进士还有张廷兰，湖广澧州人。与赵勉当时算是一个省的，同属于楚人老乡。审刑司的编制，一共八人，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详议各三人，正七品。左审刑缺编，所以右审刑吴庸同志算是这里的负责人，尽管在蒙元时代他就曾在河南当过中书省左丞，但是现在拿的只是大明正六品官员。和几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们一起工作。每日里紧张地批阅卷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谁该杀，还是驳回重审，全靠吴庸、赵勉、张廷兰等人的审定。随着皇帝整顿经济秩序的深入，各地案件立案像雪片般飞来，可以想见这些人，工作压力有多么大，是多么的焦头烂额！但是。吴庸、赵勉、张廷兰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强力的经济整顿，激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对浪『潮』。口诛笔伐“朝廷罪人，玉石不分”！这种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的强大终于连朱元璋也承受不住了，需要向民间示好。该怎么办？需要有人来作出牺牲。缓和民间的这种强烈敌意。结果倒霉的吴庸被牺牲了！被凌迟处死示众！

  接着在两个月后发布了《六部赃罪诏》，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么一句。“福建道御史余敏、北平道御史丁廷举、广东道御史吴真，各人为见。问出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迟示众。”

  吴庸、赵勉、张廷兰等的终审之下，究竟有没有被误杀之人？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反贪行动，系狱者数万，误杀肯定难以避免，比如句容县伪造大明宝钞案中，杀了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被误杀的？兴许朱家巷村就有被误杀的！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审刑司，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或者说精力参加审讯，不过是不断地翻阅从刑部、大理寺呈报过来的卷宗，发现疑点，最后把关而已！如果杀错了人，责任都在他们身上，那么刑部、大理寺又该担当什么责任？先是大规模士子动『荡』，杀了郭桓、余熂，连软带硬平息了学『潮』，应崛起的参加科举的士子的巨大热情，大力惩治**！然而，反贪行动一大规模开始，不可避免的反贪扩大化又在五、六月份逐渐引发强烈的反对浪『潮』！洪武十八年，大明风雨飘摇啊！朱元璋在短时间内也不能一手遮天了。

  据庞煌在皇宫的内线传出的消息，有一段朱元璋皇帝向身旁的那些年轻的给事中们絮叨，“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

  又开始絮叨，“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这些话显然经过了记录者的粉饰和文言化，原话应该是比较口语化的！这说明，这段时间，朱元璋是精神高度紧张的一段时间，形势可畏呀！

  吴庸被凌迟处死的日子，距离他作为钦差专门审理郭桓案前后不过三个月。为什么老朱选择吴庸而不是赵勉、张廷兰两个新参加工作的学生作为凌迟为群众泄愤的对象，可能有二：一，吴庸岁数大资历深，在朝野还有一定的影响；二，赵勉、张廷兰等属于前国子监学生，是新近士子中的佼佼者，杀了他们相当于打击了本届士子的热情。

  必须作出抉择时，皇帝只能选择牺牲吴庸！那么是什么力量，迫使老朱不得不违心杀了吴庸！缓和矛盾呢？

  老朱已经是五十八岁，长期在紧张、恐怖中度过自己的开国创业生涯，洪武十八年的老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被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了！老朱如果在两个月后突然死亡，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毕竟秦始皇四十九岁，汉武帝六十九岁，唐太宗五十岁，宋太祖四十岁岁，成吉思汗六十五岁，当皇帝，尤其容易短命！这样身后的事情已经悄然上升到议事日程。而朝臣们已经开始悄悄站队了！有远见卓识或者说居心叵测善于政治投机的聪明人已经在感情投资了，比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建仓还要早。长线投资嘛！

  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三十岁。秦王二十九岁，晋王二十六岁，燕王朱棣二十五岁。普通人家，兄弟之间那是手足情深，但是在皇家兄弟之间，感情虽也有，但是就不那么单纯了。

  而这就是洪武十八年郭桓案爆发的原因，开始的目标十分明确，直指北平省！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吴庸等办案人员把大明的盖子一揭，苗头转而直指浙西四府，这个经济最发达，经济问题也最严重，太子朱标支持者众多的地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臣权312

  江南一党，在如今的大明朝堂之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时让人推崇和艳羡。江南大儒，道德文章，才子佳人，琴棋书画。有时让人讨厌和歧视。如辎铢必较，工于心计，阴柔软弱。

  但是在大明建立初期就一直被淮西一系压制的死死的。就连他们的代言人刘基、宋濂和汪广洋等人，也分别遭受到了淮西一系官员的暗算。

  江南地区的核心代表是所谓的“浙西四府”。即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早在南宋末年，为了挽救『政府』财政危机。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缓和阶级矛盾，获取抵御元军大军压境的财力，丞相贾似道冒着巨大的阻力，在“浙西路”搞试点，推行“公田法”土地改革，国进民退，以保证佃农以较低的价格承包到土地，保障生活。

  贾似道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效果明显，为宋军喘息获取了物质支持，就是到明朝初年，“浙西四府”即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与此也是分不开的。但是，贾似道始终被地主为基础的江南士大夫们定格为『奸』臣！可见，江南地主阶级的是非观，与国家利益的是非观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他们只在乎谁动了我的『奶』酪？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剥夺并代替失去话语权的佃农发言！

  在明初淮西派、浙东派之间激烈斗争时，浙东派明显处于下风。但是，淮西派出身的丞相胡惟庸对于江南包括浙东派伸出橄榄枝，弥合两派分歧，经常出面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使得看不起胡惟庸的刘伯温迅速孤立，在家乡都难以立足！

  胡惟庸时代推行严格的税制，保障国家税收，一度令江南地区怨恨，但也有人借此盘剥获利，向下层没什么话语权的佃农转嫁。

  而胡惟庸被定罪为谋反杀头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自己亲自开始处理各种事务，经过六七年的琢磨，让朱元璋终于找到了部分规律，手腕开始硬了起来。

  洪武十八年前的“松”，洪武十八年的“紧”，反而让江南一党怀念起胡惟庸时代有规律的“紧”来。所以，尽管屈服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朱元璋牺牲了吴庸，以讨好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派，缓和矛盾。但是，社会上却弥漫起了为“胡惟庸”翻案的热『潮』。

  吴庸被凌迟处死，老朱的退让，意外地引发了胡惟庸翻案风波，为胡惟庸鸣冤叫屈，应该是民间胡惟庸的同情者认为可以伺机翻案的最佳时机。

  果断换下户部尚书徐铎，这个公开的胡惟庸一系的官员，是准备向对胡惟庸抱同情和翻案态度的思『潮』进行反击的一个信号！可是，整顿国家经济正在关键时刻，户部不能无人主持啊，谁来接任呢？徐铎毕竟人才难得啊！思前想后，老朱突然想起了曾经上《茹太素万言书》名闻天下的山西泽州人茹太素！

  洪武八年因写作罗嗦被打板子的茹太素，这十几年来他也是宦海沉浮，几起几落。洪武四年他就是监察御史，后调任新收服的四川任按察司佥事，洪武七年春正月回朝，升刑部侍郎，与丞相胡惟庸等同朝。洪武八年初，因故被降职为刑部主事，正是在此任上，发生的《茹太素万言书》事件。

  洪武十年五月，升为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九月赐茹太素还山西老家侍亲，为父母养老送终。洪武十六年被老朱从山西诏回，出任刑部试郎中，不久升都察院佥都御史。回乡五年多，让茹太素多了些成熟，少了些锐气。

  洪武十八年三月，部分优秀进士进了翰林院，一甲的丁显、练子宁、黄子澄三人为翰林院修撰，第二甲的齐麟、马京等为翰林院编修，吴文为翰林院检讨。然后茹太素被调了出来。

  老朱准备任命茹太素为户部尚书，当然是有一定考虑的。山西人有一定商业计算头脑，这一点担任户部尚书尤为重要。从前面的户部尚书山西长子人栗恕的素质可以给老朱以一定的心理支持。再者，这么多年的了解，茹太素虽然心不够狠，但是敢想敢言，敢说真话，属于有想法有见解的干部。这在江南和江北都需要打压的时刻，无疑处于中间派的茹太素是最佳人选。更为重要的是，茹太素与江南派没什么瓜葛，在朝野中又有一定影响，比较能够压得住阵脚。

  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官仓里缺米，大明『政府』连俸禄都要开不出来了！财政危机了！咋办？大家想想吧，作为皇帝该有多着急了！最着急的是户部四属部之一的度支部，郎中、员外郎、主事急得团团转，去哪儿搞米去啊？

  茹太素就任户部尚书后不久，户部经过皇帝批准，出了一道政策：“凡天下有司官禄米，以钞代给之，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

  茹太素负责实施！只发纸币，不发米了！这样，丁状元的俸禄就是月领大明宝钞二十贯。

  大明官员却不乐意了，为什么要这样？发大明宝钞划不来啊，纸币容易贬值，人家还拒收啊！也有的说，我这里没卖米的，你让我拿着纸币喝西北风啊！骂声载道！

  茹太素出面高呼，大家一定要对大明宝钞有信心，要鼓励使用大明宝钞啊！越是大家都不用，拒收，它就越容易贬值啊！从洪武八年的钞一贯等于米一石，贬值成现在的钞二贯五百文等于米一石了！

  想要各个方面理解是需要过程的，仅仅半个月后，老朱调三甲进士吏科庶吉士杨靖为户部右侍郎，一年前还是个陕西学生，现在就是三品大员，又调给事中秦昇为户部试侍郎，进士徐谅试户部度支员外郎，大量起用年轻新近臣下进入户部。茹太素已经明显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了，

  刚刚就任户部尚书三个月的茹太素，皇帝朱元璋的一道命令，免去户部尚书茹太素的职务，降为北平道监察御史。紧急来京汇报工作的河南都指挥使徐司马狠狠瞪了他一眼！印象深刻啊！北平道监察御史？为什么是北平道？呵呵，又是指向燕王朱棣的北平！要茹太素调查燕王朱棣么？这老朱到底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郭桓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结案，结果连被委任调查的钦差大臣吴庸也被凌迟处死，杀了以平息民愤，但是却是没有根本上解决大明在经济上的问题。

  反而是越查越让人心惊胆战的，庞煌这个时候，已经从苏州开始了返回京师的行程，他倒不是想回京师，而是收到旨意，让他们回京师参加徐达的葬礼。

  确切的消息传来了，徐达因病不治而亡。享年五十四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朱元璋亲笔撰写有“御制中山王神道碑”文二千余字，记载了徐达一生的功绩，为明功臣墓中最大的一块！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后复命“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皆第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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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王朝最惹人注意的人。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诏书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于是，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归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上千万类似案例中较为突出的一例而已。洪武十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一至四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会立刻收起威风，点头哈腰。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臣权313

  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给百姓们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都没有过。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关于这一新政策，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譬如：他担心百姓们抓污吏上京，当局会拒绝给他们“路引”。所以，《大诰二编》有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创建和谐家园】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朱元璋不只看到了贪吏这一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官员。所以他还补充道：“各地方的廉洁官员，能够为百姓造福的，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这些清官、好官，如果被恶人中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岁末的时候一起到京城来找我，向我当面详细奏报。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

  最后，朱元璋说，如果天下百姓们肯按照朕的话去做，一个幸福美满的新时代就触手可及了，“即岁天下太平矣”！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创建和谐家园】**。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又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的权力。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那些栖身于古寺、荒野，饥肠辘辘，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必然在他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个前路茫茫的深夜，巨大的无助感紧紧地咬啮着他，对生存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在他心里嘶嘶地吐着舌头，这个时候，他总不免会想起自己伶仃一人，想起那些阴阳殊途的亲人。许多个漆黑死寂的夜晚，朱元璋肯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自己命运如此多舛的终极密码，而最终的思路，也总不免定格在那几个字：暴政、贪腐……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太康之治，再譬如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历史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创建和谐家园】**，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

  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仍然远远不够。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

  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创建和谐家园】。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特别的权力。

  但是自从常熟农民陈寿六出现之后，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反贪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创建和谐家园】”，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大明如今的各个衙门内，都健全了“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射』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蒙元时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的彻底背离。[]臣权313

  儒家政治观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政务决策必须出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手，因为这些官员接受了许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只有他们才能完成“以德服人”的重任。故而，朱元璋极为赞同前代重官员而轻胥吏的传统。他总结说：“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的基本精神，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视吏卒不过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