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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
（B）严防落伍和逃亡。
（C）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
戊、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
九日九时
至此，除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前线阵地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创建和谐家园】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
朱德的电报格外引人注意之处不是移动的方向，而是被反复强调的“命令不得下达”和“克服落伍及逃亡”。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仅在军团长林彪那里得到了“部队要转移”这句话以及几百名新兵和五百块大洋。他回忆说：“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是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办法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师长都“不得而知”，团一级的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在读了那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时，才隐约感到会有异常情况。他想从自己的师政委刘亚楼那里了解更确切的消息，但是当他找到刘亚楼时，却见刘亚楼也正捧着那张报纸费力地琢磨着——从军事常识上讲，向有关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隐瞒部队行动目的，是不符合军事惯例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但是，重兵于危急时刻的大规模移动，最严格的保密显然是必须的：在当前的前沿阻击阵地上，只有少量的后卫掩护部队以及地方自卫队武装了，如果红军主力的撤离和移动被【创建和谐家园】军得知，敌人也许会迅速形成全线规模的大攻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导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险之中或危难时刻的落伍或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下来就开始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是在移动中被直接编进战斗连队的。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获悉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把她带走的威胁下，她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创建和谐家园】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第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第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等，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创建和谐家园】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
十月十日，对于【创建和谐家园】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一一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八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创建和谐家园】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舞”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梅坑阳光灿烂。梅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五十七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五十岁；中央政府最高【创建和谐家园】院长董必武，时年四十八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
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四十九年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三十一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枪支一千九百八十八支，子弹七万零六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二千三百六十一颗，梭镖三十六杆，马刀二百一十六把，迫击炮十六门，炮弹八百八十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创建和谐家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枪支二千二百四十支，梭镖三千二百七十七杆，马刀六十七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一万四千六百件，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这一天，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创建和谐家园】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创建和谐家园】人还是【创建和谐家园】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枪支八千三百八十三支，子弹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发，手榴弹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一颗，梭镖五百一十三杆，马刀二百一十九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一十二枚，冬衣一万九千零五十件，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枪支八千二百八十七支，子弹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发，手榴弹二万零五百一十八颗，无梭镖，马刀一百一十八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八十枚，冬衣一万八千五百件，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枪支三千四百七十六支，子弹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一万零六颗，梭镖八百一十六杆，马刀五十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枪支三千九百四十五支，子弹二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发，手榴弹九千九百四十二颗，梭镖一千零二十三杆，马刀八十二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加上两个军委纵队以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创建和谐家园】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多人。如果再加上雇用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一千担以上，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们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日报》报道：
中央社西安十三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十二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十三日晨微雨，上午十时十五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迹，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
就在【创建和谐家园】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创建和谐家园】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创建和谐家园】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创建和谐家园】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创建和谐家园】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儿。”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创建和谐家园】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创建和谐家园】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创建和谐家园】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
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创建和谐家园】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十月十五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
三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战略转移。
江西南部的于都是个宁静的小县城，城边有一条河，叫于都河也叫贡水。此刻，河上已经架起数座木桥，开辟出十个临时渡口，所有参加军事转移的人员都聚集在于都县城里，等着太阳落山。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可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创建和谐家园】！”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过一次话，只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创建和谐家园】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全部死在了【创建和谐家园】军的搜查捕杀中。
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而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创建和谐家园】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创建和谐家园】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此刻，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
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
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二十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那时，四团刚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团长耿飚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群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她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她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四团团长耿飚在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开始打摆子发高烧，第二师师长陈光决定让他留下来养病。万分焦急的耿飚把卫生队队长姜齐贤找来，因为他的病是这个队长诊断并报告给师长的。耿飚的话很不客气：“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姜队长只好一再解释疟疾病是很危险的。可耿飚还是一个劲儿地骂。出发前，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一起来看望他，耿飚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转移，并表示他能够顶得住。陈光和刘亚楼都不愿失去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长，耿飚在最后的时刻被批准转移了。
回到部队，耿飚发现他的房东一家总是躲在窗后偷偷地看他，而且还向警卫员询问他的情况。直到政委杨成武来检查准备工作，被这一家人请到屋子里，耿飚才知道原来房东家的儿子五年前参加红军，临走的前三天结的婚，但是一走就没了任何消息。耿飚住进房东家后，母亲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儿子，媳妇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丈夫。最后，在师政委刘亚楼的安排下，耿飚和这家人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结果耿飚一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令房东一家大失所望。部队出发了，耿飚看见了在战斗中被炸伤眼睛的特务连谭排长正站在大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道别。耿飚停下脚步，他不忍心走上去，但是谭排长已经摸了过来，当摸出是自己的团长时，谭排长哭了。耿飚说：“谭伢子，莫要这样！我们十天半个月就回来！”谭排长知道团长这是在宽慰自己，他哭着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耿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送给了照顾谭排长的老乡。当他走出去之后，再次回过头来时，看见谭排长正拼命地撕扯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耿飚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没忘，数十年后，那位眼睛蒙着纱布的红军排长还曾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
十月十七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创建和谐家园】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创建和谐家园】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逶迤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
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队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个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飚，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呀！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呀？”耿飚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飚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
经过耿飚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耿飚说：“打敌人去！”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
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第四章 路在何方
1934年10月·粤北与湘南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创建和谐家园】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创建和谐家园】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经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防线”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创建和谐家园】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创建和谐家园】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创建和谐家园】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可当陈济棠亲临筠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创建和谐家园】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创建和谐家园】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创建和谐家园】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创建和谐家园】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苏区，要求见一个名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部防线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创建和谐家园】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和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势力范围。所以，面对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完全有可能；至于其余的，他认为自己像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创建和谐家园】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已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创建和谐家园】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时，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回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名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中央特科出任二科科长。
何长工和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筠门岭附近一个名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着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鱼的心腹，名叫严直。严应鱼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创建和谐家园】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掘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决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寰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任务后，为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鱼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直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轿子被顺利地抬进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创建和谐家园】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
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创建和谐家园】”。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
晨雾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创建和谐家园】”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创建和谐家园】”逞什么能呀。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创建和谐家园】”，而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蒙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创建和谐家园】”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把三团团长彭霖生痛骂一顿，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