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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八千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此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起来。
在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与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决裂两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创建和谐家园】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创建和谐家园】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创建和谐家园】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创建和谐家园】军队连同各路坚决【创建和谐家园】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以上；且掌握政权的【创建和谐家园】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创建和谐家园】军部队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万。这二十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创建和谐家园】统治的包围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令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危险。当【创建和谐家园】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四万，而【创建和谐家园】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十万。
【创建和谐家园】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创建和谐家园】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七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让【创建和谐家园】近十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还不断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坚壁清野，【创建和谐家园】军的供给发生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冷雨霏霏。【创建和谐家园】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上午九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猛烈，令【创建和谐家园】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候，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十二军已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外加两个旅包围在一个名叫龙冈的山谷中。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创建和谐家园】军到处逃窜。两个小时后，龙冈战斗结束，【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十八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五十师，并最终歼灭这个师的一个旅。至此，红军在五天之内两战两捷，粉碎了【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不久，【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十八个师又三个旅近二十万人马。为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的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与此同时，大批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的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创建和谐家园】军昼夜不宁。更让【创建和谐家园】军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有【创建和谐家园】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封锁得风雨不透，【创建和谐家园】军派出的化装侦察员大多再也没有回来。
红军再次使用大规模的运动战术，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创建和谐家园】军调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中国南方的盛夏闷热难当，【创建和谐家园】军已深入苏区内七十至一百公里处，所到之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一律平毁，格杀勿论”。在逐渐向红军主力接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局部战斗。红军在莲塘偷袭【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四十七师二旅的一个侦察营，旅长谭子钧被击毙。接着在良村歼灭【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五十四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红军官兵伤亡一千一百人。
随着不断与红军交战，【创建和谐家园】军的八个师不断向根据地内压缩，最后从三面将红军包围。八月十六日黄昏，红军主力两万人趁着暗夜开始突围，在【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一军团与第二路军之间大约十公里的缝隙间悄悄地移出——能够令两万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移动，也许只有红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接着，突出包围的红军与紧追不舍的【创建和谐家园】军，都开始在移动中寻找战机，一旦交战便苦战不休，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得十分残酷。在老营盘战斗中，【创建和谐家园】军死伤两千多人，红军伤亡也达两千，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最后一战发生在方石岭，红军发现【创建和谐家园】军有退却的迹象后猛烈追击，先截住一个营将其歼灭，然后对【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但是，在红军撤出战场转移时，部队遭遇【创建和谐家园】军飞机轰炸，红三军年仅三十三岁的军长黄公略在轰炸中牺牲。
红军连续三次粉碎【创建和谐家园】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创建和谐家园】，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引发了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干预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大革命前是上海烟厂的工人，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时，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被捕。出乎【创建和谐家园】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创建和谐家园】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创建和谐家园】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创建和谐家园】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密报李克农，许多【创建和谐家园】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创建和谐家园】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创建和谐家园】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创建和谐家园】主席是不是一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被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不得不到处躲藏，最后他认为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总负责人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创建和谐家园】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至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第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第二师组成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埋在城墙下，但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城楼，但在【创建和谐家园】军的猛烈反扑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创建和谐家园】军开始大量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创建和谐家园】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第一师政委黄克诚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以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然后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战黄陂，左翼部队全歼【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五十二师，俘虏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五十九师，活捉师长陈时骥。再战草台岗时，红军歼灭【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十一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纷纷撤退。
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一九四九年赢得胜利。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几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创建和谐家园】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创建和谐家园】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创建和谐家园】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创建和谐家园】武装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创建和谐家园】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八百五十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统计，【创建和谐家园】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五十万【创建和谐家园】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创建和谐家园】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使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第十九、第二十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第十九路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创建和谐家园】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创建和谐家园】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创建和谐家园】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创建和谐家园】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创建和谐家园】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创建和谐家园】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创建和谐家园】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创建和谐家园】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创建和谐家园】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受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一九三四年一月，【创建和谐家园】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创建和谐家园】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创建和谐家园】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创建和谐家园】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创建和谐家园】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创建和谐家园】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圩。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被连续否决。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创建和谐家园】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创建和谐家园】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个中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就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中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后，当时【创建和谐家园】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被迫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受到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创建和谐家园】军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的阅兵式长达三个小时，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创建和谐家园】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幻象丛生。毛泽东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以及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二十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哩！”最后，毛泽东展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在地球形上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样式的时候，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坪寮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忠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创建和谐家园】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创建和谐家园】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一九三四年四月，【创建和谐家园】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十日傍晚十八时，【创建和谐家园】军十一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十四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生涩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创建和谐家园】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被【创建和谐家园】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
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就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没有药品，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砣、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八十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地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
六月，【创建和谐家园】军占领广昌后，调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创建和谐家园】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官兵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十月六日，【创建和谐家园】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创建和谐家园】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八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创建和谐家园】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
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
疼时节疼的天灵破，
颤时节颤的牙关挫。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创建和谐家园】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创建和谐家园】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鸭子却越来越少了。
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创建和谐家园】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创建和谐家园】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道：“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儿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第三章 十送红军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当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博古是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创建和谐家园】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一九三一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为与【创建和谐家园】谈判的【创建和谐家园】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三十九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叶挺和邓发。
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词句，在整整十个世纪过去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中念过来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时，秦家的家境已经败落。博古对诗词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一九二六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创建和谐家园】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总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创建和谐家园】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创建和谐家园】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一九三〇年，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十七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创建和谐家园】，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外，还有“斯特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
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八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创建和谐家园】”，但是他逃了出来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十三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十八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十九岁成为德国【创建和谐家园】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二十岁成为德国【创建和谐家园】汉堡组织成员，二十一岁在德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二十六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