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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曾经的军团长萧克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从重重包围中冲出的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一九三四年纷杂混乱的历史中了。
年轻的红军士兵的鲜血和生命，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特别的异样：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民依旧在日复一日地春种秋收。破败小镇上的烟馆和妓院依旧烟雾缭绕。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依旧保留着以物易物的方式。大城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讨论着到底该不该崇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鸳鸯蝴蝶派的缠绵小说正在畅销。政府的税收和【创建和谐家园】军的摊派年复一年地实施着。戏院的喝彩声依旧夜夜响起。【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党部秘书长亲赴山东参加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上海江湾举行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体婚礼。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观者如潮——听说南京政府已经与日本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而“赤匪”不过是几个政治人物带领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南方农民。一九三四年，对于这个国家的数亿人口来讲，普通百姓需要关注的事名目繁多：官场的升迁，生意的起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庄稼收成的丰歉……那么，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对政府声称即将“剿灭”的“赤匪”的现状和行踪给予特别关注呢？
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的部队，陆续迎来了从绝境中走来的第六军团幸存的官兵，所有的食物和衣服都被拿出来送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兄弟。两支部队的红军相拥而泣，之后举行了联欢晚会。
深山静谧，篝火熊熊，因为拥有信念和理想而能战胜一切苦难的红军士兵此时此刻享受着无比的快乐，他们跳着唱着：
【创建和谐家园】领导真正确，
人民拥护真多多。
红军打仗真勇敢，
粉碎了【创建和谐家园】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透彻地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
第二章 绚丽之梦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
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一千五百万，罗斯福将一美元的价值降至了六十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阅兵，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一千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四十八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创建和谐家园】：长江流域的洪水使二十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七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五千七百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起与【创建和谐家园】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十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千里。为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四十倍以上，且各种税收已经提前征收到了一九三六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五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五十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中。
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创建和谐家园】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彭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她们肩上吱呀呀唱歌一样地响着。大路上，远远地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啦！”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啦，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是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的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得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陕甘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创建和谐家园】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赢利的百分之十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五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可以迅速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一千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六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她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创建和谐家园】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
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
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真万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
保我苏维埃！
帝国主义反革命，
打倒【创建和谐家园】！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走！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
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创建和谐家园】，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一致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还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
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地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个名叫“工人的里拉”的合唱团，在法国里尔的卖报工人【创建和谐家园】上首次演唱了《国际歌》。那时的中国正值大清同治十年间，皇帝和他的军队刚刚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获得平静，一些“古怪”的东西和“古怪”的想法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计算器、照相机、X光机以及变法、维新、图强等等。无论这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如何闭关自守，世界性的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潮流却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撞击着中国仁人志士的认知世界。从那时候起，这个古老的国度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迭起的时代。
发生在戊戌年间企图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使国家摆脱政治和军事双重危机的变革，随着其领袖人物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人头落地而迅速宣告结束。接着，义和团运动把对痛苦生活的怨恨全部指向了洋人，结果却是外国势力空前规模的入侵和大清皇室的悲惨流亡。发生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革命还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国土上引发了不可遏制的集体梦想，维新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改造学说混乱无序地进入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往往是旧的梦想刚刚破灭新的梦想随即诞生，各种政治思潮令国人眼花缭乱也令国家不知所措。那时候，中国人谁也没有在意一种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的北方酷热难耐，南方却是阴雨连绵。在上海法国租界内的一幢建筑里，十三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与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召开会议。会议从一开始便受到租界内巡捕的监视，因此不得不转移到一个湖中的小船上继续。尽管会议的细节至今回忆不一，但不争的史实是：会议明确创建了一个名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政党。参加这次会议的湖南青年毛泽东那一年二十八岁。整整二十八年后，当【创建和谐家园】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创建和谐家园】，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诞生，意味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最伟大的绚丽梦想与最壮阔的革命实践自此发端。
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名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没有任何资产、只拥有劳动力供资产者压榨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然而，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都不是无产者：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法国后在上海【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机关工作……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依旧梦想飞扬【创建和谐家园】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苏联【创建和谐家园】的协调下，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在建党初期，曾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有过短暂的合作。一九二四年，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创建和谐家园】和【创建和谐家园】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创建和谐家园】就不可能取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创建和谐家园】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创建和谐家园】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创建和谐家园】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创建和谐家园】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创建和谐家园】动讲习所。被美好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创建和谐家园】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蔓延，这令拥有土地和雇工的地主和士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创建和谐家园】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地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创建和谐家园】与【创建和谐家园】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与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决裂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那一年，【创建和谐家园】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创建和谐家园】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一千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八千多【创建和谐家园】人被杀。随着【创建和谐家园】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创建和谐家园】人大开杀戒。当【创建和谐家园】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创建和谐家园】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已近五万。这一年的四月六日，在北平的东交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创建和谐家园】领袖之气概”。入狱二十二天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四十分钟。李大钊时年三十八岁，他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刑前留下一张遗照：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面对【创建和谐家园】的疯狂屠杀，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零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打响的反对【创建和谐家园】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完全解除了敌对部队的武装。八月三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与数倍于己的【创建和谐家园】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创建和谐家园】的政治主张，部队在艰难的征战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二十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带领第十师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到达抚州，就已减员六千以上，弹药也损失近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汀州的战斗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这个当时还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迫使起义军做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创建和谐家园】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创建和谐家园】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第二十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均被打散，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这时候，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军长朱德这时站了出来，并讲出他一生中那句著名的话：“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留下的人数大约是八百。在这些愿意继续革命的青年中，有七十三团二十六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
这时候，在中国国土的中部，田野上的稻子熟了，秋收的时刻到了——秋收是中国农村中各类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因为无论收成如何甚至是无论有没有收成，农民们都要交租子了。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懂得，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突然得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没能准时赶到南昌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刻正滞留在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鼓一带，而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和安源煤矿的一部分工人武装也恰好聚集在这一带。中共湖南省委立即决定：利用这些武装力量，实施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起义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名义发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九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军事准备会议，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但是，当这支刚刚成立的成分复杂的部队准备攻打长沙时，长沙卫戍司令部获得了情报。【创建和谐家园】军火速调动部队，宣布长沙全城【创建和谐家园】，开始大规模地捕杀【创建和谐家园】人。
毛泽东在前往铜鼓时，也被地方民团抓住了，当时他装扮成了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可以肯定地说，民团的兵丁根本没能把面前这个手拿雨伞、穿着长衫的人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不然他们不会在毛泽东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银元时，便那么迅速地把钱收下并随即决定放了他。但是，民团队队长反对放了毛泽东，他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创建和谐家园】，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民团团部执行枪决。面临死亡的毛泽东决定逃跑。在距离民团团部仅剩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逃跑的机会，他一直跑到一个水塘边的茅草丛中藏了起来。民团的兵丁来回搜查，几次从他藏身的地方经过，但直到天黑下来也没发现他。毛泽东在民团兵丁放弃搜捕后开始赶路。雨伞早就丢了，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光脚赶路使毛泽东的脚肿痛得厉害，幸好他遇到了一位农民。没人知道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这位农民不但为毛泽东提供了食物和住处，第二天当毛泽东再次上路的时候，他身上居然已经有了钱。毛泽东花七元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干粮，最后安全到达铜鼓起义军的驻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死神迎面相遇却又绝处逢生。自一九二七年九月从湖南的那片茅草丛中脱险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危及生命的危险，哪怕是被子弹或弹片轻微擦伤或者被炮弹掀起的土块石头碰一下，他是所有身经百战的【创建和谐家园】高级将领中唯一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战争痕迹的人。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
九月十一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余洒度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掉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创建和谐家园】军趁机发起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萍乡不成后转攻醴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
横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北绵延四百公里，其主峰位于山脉中段，名为井冈山。
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转移了，一路上不断地打遭遇战。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一个名叫三湾的山村时，只剩下不到千人。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前委会，与朱德一样，他允许不愿意留下的人离开。结果有两百多人选择了离开，剩下的七百多人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毛泽东把剩余的官兵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不久，他带领这支队伍到达宁冈县城，与永新、宁冈两县的【创建和谐家园】组织接上头，并通过他们与占据着井冈山的一支农民武装领导人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给袁文才一百支枪，袁文才安置了毛泽东部队里的伤员。
就在与袁文才会面的这一天，毛泽东认识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创建和谐家园】员贺子珍。这位来自永新的革命者，一身干净的土布裤褂，由于正患疟疾面色苍白，但究竟正值青春因而修长的身材显得格外亭亭玉立。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称赞道：“好哇，妹子十七八，军中一枝花。”不久，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便与三十四岁的毛泽东一起生活战斗在井冈山上。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包括充满艰难险阻的行程万里的长征，直到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和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在西北获得一方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创建和谐家园】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谁教我们打仗的呢？还是蒋介石。”“没有军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毛泽东正是因此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个时候，在湖南的南部，又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袖是在广东已经消失、现在又在湖南重现的朱德。
一九二八年一月的隆冬时节，朱德到达湖南南部的宜章县。在这里朱德得知一个消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个名叫胡少海的营长，因对【创建和谐家园】军不满离开部队回到宜章老家，此刻正准备带领农民们闹点事情。朱德立即与胡少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冒充【创建和谐家园】军副团长的胡少海，以衣锦还乡的名义大摆宴席，当宜章县的各界名流都已入席的时候，朱德的官兵持枪举刀地冲进来——宜章县城即刻被【创建和谐家园】人占领了。朱德在宜章把部队编成三个营，他给这支部队命名的番号竟与毛泽东的一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在湘南的行动引发了湖南境内新一轮的农民暴动，中共湘南特委的革命【创建和谐家园】再次迸发，主张“焚烧整个城市和湘粤大道沿线五里的所有民房”，目的是“用一个赤色恐怖去【创建和谐家园】”中国农民，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同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下山加入湘南的斗争。但此时中共湘南特委的“赤色恐怖”计划所引发的后果已使朱德的部队处境困难。因为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朱德决定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发。
两支红军武装就这样相向而行。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砻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和朱德，除了因为战争需要或为政治斗争所迫曾经短暂分离过之外，一直到他们携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直到他们都老了，然后又相继离世，相信在天国里他们依旧并肩站在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后，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四军”的称谓并不是虚张声势，按照刘伯承的说法，这是为了“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支红军。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国内地的《申报》《字林西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创建和谐家园】人号召穷苦农民暴动起义的消息：“著名赤匪朱德手下兵马甚多，不少农民甚至【创建和谐家园】士兵投奔朱德，普通百姓喜欢他，只有富人碰到他要倒霉。”“赣东【创建和谐家园】头目，原【创建和谐家园】南昌市党部主席方志敏到处宣传抗租废债，赢得了无知农民的信赖，这对躲进县城的财主们来说情况不妙。”“数千【创建和谐家园】军包围县城，民团无力退兵，全城一片火海，县长下落不明。”“几个月不见踪影的贺龙出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边界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袭击富豪，势力正在扩大。”“赤祸由此村蔓延到彼村，从一村扩展到全县，如不奋起将其消灭，中国之未来必属赤匪无疑。”——在社会极端不公平的年代里，富人的噩梦就是赤贫者的梦中天堂。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秘密开会。地主家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突然乱成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过来，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红军占领镇子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创建和谐家园】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创建和谐家园】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锤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的所有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创建和谐家园】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创建和谐家园】，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是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没有选择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创建和谐家园】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与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完全相反，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去占领全国的大城市，理由很简单：列宁当年并没有在俄国的哪个角落先开辟出一个根据地，等把俄国的贫苦农民武装起来再去夺取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老巢——彼得堡皇宫那空旷的院子里，武装的工人和水手没等炮弹的硝烟散尽，就把皇宫的铁栅栏门砸开冲了进去，然后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向全世界大声宣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创建和谐家园】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三发炮弹发射出去。【创建和谐家园】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以为主力部队上来了，慌忙趁着夜色撤退了，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天晚上，红军召开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名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创建和谐家园】军这时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创建和谐家园】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
独立第五师的前身，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当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与师政治部秘书长、【创建和谐家园】人段德昌关系密切，在段德昌的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彭德怀升任团长后，这支部队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名叫邓萍，彭德怀让邓萍在他的一团一营当文书。几乎与邓萍同时进入这支部队的，还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创建和谐家园】人黄公略。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赴平江寻找党的组织。就在滕代远与邓萍接上关系的这天，彭德怀截获了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命令将黄公略“立即捕杀”的电报，他这才得知周磐已经发现了黄公略的【创建和谐家园】员身份。面对【创建和谐家园】秘密组织有可能全部暴露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闹饷为名举行起义。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彭德怀率领两个营袭击师部和民团，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起义部队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接下来的战斗是残酷的，新成立的红军因为没能形成稳固的战斗力，在与赶来“围剿”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的作战中伤亡巨大，彭德怀和滕代远被迫决定撤离。经过艰苦的行军，红五军一部于十二月上旬到达江西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
彭德怀带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央红军的主体初步形成。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且日后成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制订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依旧是攻打长沙城。
早期的【创建和谐家园】中央领导人，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始终坚持“首先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从而使红军屡次把革命的目标对准湖南的省会长沙。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山岳险峻、南北通达，一旦为革命武装所占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确有“中心开花”的效果。同时，湖南自古民风剽悍，是农民暴动频发之地，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官兵是湖南人，打回老家去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攻打长沙的总攻令下达。
翌日，大雨倾盆。
红军在大雨中发起进攻，湖南口音的呐喊声铺天盖地，但进攻很快受到阻击。【创建和谐家园】长沙守军早有戒备，城防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防御体系，战壕与通电的铁丝网多达九层。没有重炮的红军只有用生命冲锋开路，他们在大雨中前仆后继地扑向电网。电网上摞满了死去的红军官兵，冲击仍然无法突破。为了把层层电网撕开，红军使用了古老的作战方式：集中起大量的耕牛，把牛尾巴一一点燃，然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可是，电网后面密集的火力扫射开始了，牛群倒成一片。红军的进攻失利后，【创建和谐家园】军发起反击，红军激战一天才维持住对峙局面。第二天，大雨停了，红军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泞中再次发起进攻，攻击又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旧未能取得突破。这时，多路【创建和谐家园】军已增援而至，再战将会陷入重重围困，红一方面军遂决定撤退。
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许多红军干部伤亡。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农民从红军的课堂里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动摇过信念和理想，他们在红军的每一次作战中都冲在士兵的前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红军部队最基本的保障。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杨开慧遭遇不幸。一九一四年，长沙女子杨开慧在父亲的书房里与毛泽东相识。后来毛泽东对杨开慧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那时，杨开慧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将会为所爱恋的人而面对屠刀。一九二一年，杨开慧成为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她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的三间木板房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是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为【创建和谐家园】区委秘密传送指示和文件，还为来到清水塘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和革命者做香喷喷的湖南辣子。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起程去安源，他嘱咐杨开慧照顾好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毛泽东不知道，此一去他将永远失去那个从十七岁就开始爱恋他的杨开慧。攻打长沙的红军撤离后，【创建和谐家园】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悬赏千元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十月里的一天，子夜时分，杨开慧被捕。在经受了种种酷刑后，十一月十四日，年仅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杨开慧长眠九泉整整二十七个寒暑后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