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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连长熊尚林。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二连二排三班班长刘长发。二连二排三班副班长张表克。二连二排三班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二连三排四班班长郭世苍。二连三排四班副班长张成球。二连三排四班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登上北岸。
然后是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
中革军委命令每个官兵都要扛两根毛竹，毛泽东自己扛了四根。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他向老秀才问起当年石达开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赶到大渡河边的时候，他所担心的终于成了现实。
目前，红军一共找到四条船，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红军占领北岸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已经越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冒险决定。
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有多少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部分。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再次付出代价。最后，中革军委决定：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从泸定夺桥渡河失败，导致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二十六日，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向各军团发布了：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循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五、二十六
中央红军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而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行军。同时，此刻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不顾一切地追上小路上的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要求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其追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创建和谐家园】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
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增援泸定方向。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桥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全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南岸，中央红军的前锋是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二十七日清晨，四团出发了。刚刚沿着河边小路走出十五公里，就遭到河对岸川军的射击。两岸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相互喊话。川军的射击对急行军的红军干扰很大，四团决定不与对岸的川军纠缠，离开小路上山。他们在大山中绕来绕去，大约又走了十几公里，遇到一个连的川军正在这一带搜集粮食往北岸运。四团的先头连一个冲锋，把川军的这个连打跑了。追击的时候，由于一座小桥被川军炸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红军官兵们耗费很大的力气架桥，因此耽误了追击的时机。继续前进不久，真正的敌情出现了，一个营的川军把守着一个名叫菩萨岗的隘口。黄开湘和杨成武为打还是不打商量了好一会儿，因为如果绕路时间损失太大，最后决定还是打上一仗在时间上更划算。隘口实在险要，左边的山陡峭之极，往上看帽子都要掉下来；右边是无法通过的一条河。敌人在隘口上修筑了碉堡。如果强攻，只能攀上左边的悬崖绕到敌人的后面。三营担任了攻击任务。营长曾庆林亲自率领一个连从左翼迂回，其他两个连负责正面进攻。迂回的战术起到了效果，川军没想到红军能从悬崖上爬到自己的身后，当他们还在与正面进攻的红军抵抗时，身后响起了一片杀声。川军的营长骑马逃跑，马腿被红军打断，这个营长被活捉了。此仗用的时间很短，但是战果很大：川军的三个连全部被歼，红军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其中机枪就有十多挺。战斗结束后，四团接着赶路，午夜时分，他们在距安顺场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决定明天清晨五时继续前进。
第二天四团按时出发，没走出几公里，军团指挥部的通信员骑着匹大黑马旋风一样地追上来，交给黄开湘和杨成武一张字条。军团长林彪写来的这张条子，让两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倒吸了一口冷气：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第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这就是说，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于明天早晨六时之前到达泸定桥。
如果要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按照急行军的速度，也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奔跑才行。没有时间进行动员，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团政治处的同志跑在最前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跑，敌人也在跑。如果让敌人跑在了前面，整个红军就危险了。”官兵们就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
前面又出现一个川军把守的隘口。没有时间观察敌情，组织一个先头营就往上摸。仅仅用了十分钟，先头营摸上去，一个冲锋就把川军冲垮了。顺着山路，四团官兵在这股川军的【创建和谐家园】后面猛追，一直追出去十几公里，追到一个名叫摩西面的大山前，溃逃的川军和在这里防守的川军会合在一起，起码有两个营以上，但是四团犹如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住，没等命令就冲了上去。川军被冲得没了命一样拔腿就跑，跑的时候把小路上的一座桥给破坏了。重新架桥用了四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了桥的四团继续奔跑，一口气又跑出二十多公里，傍晚七时，部队到达一个紧靠大渡河的小村庄时，杨成武计算了一下，距离泸定桥还有六十公里。
仅仅喘了一口气，四团继续奔跑。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
大雨中四周一片漆黑。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各连队党支部的同志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所有的党团员都配上帮助对象，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四团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黄开湘和杨成武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速度，天亮时无法到达泸定桥。这时候，大雨停了，突然间，他们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火把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命令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以上的速度前进。黄开湘要求给腿上有伤的杨成武留下一匹马，杨成武说：“咱们要走就一起走，看谁先到泸定桥。”
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同时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且说出了刚才被击溃的川军部队的番号。并行跑出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大雨又下起来了。
四团官兵被对岸川军宿营的消息所鼓舞，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大雨中的大渡河山洪暴发，河水冲击着黑暗中的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山路上不断有官兵跌倒。为了防止有人跌入河中，极度疲惫的官兵用绑腿带子把自己与队伍连接在一起，这样即使在奔走中睡着了也会不断地被拉醒。
天色逐渐亮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在大渡河北岸，由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也在向泸定桥奔跑。
队伍出发不久，就遇到川军的一个团，这支部队是奉命前往安顺场阻击红军的。二团政委邓华指挥部队与川军的前哨刚一接触，川军就边打边撤，红军官兵紧追不舍，一直将这股川军追到瓦坝附近，川军向富林方向退去了。第三天，部队快要接近泸定桥了，一个名叫铁丝沟的险要隘口横在了路上。隘口的一面是大渡河，另一面是高耸的海子山，这里是川军袁国瑞旅十一团杨开诚部的防区。因为没有时间与川军周旋作战，刘伯承命令对川军的阻击阵地发动强攻。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团分成两路：政委邓华率领二营向川军主阵地的侧后迂回包抄，攻击海子山主峰；另一路由萧华率领二团主力，向海子山下的川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铁丝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参天的石壁中裂开一条狭窄的缝隙，隘口的通道正好从缝隙中穿过。川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这条缝隙，红军几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得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华与突击连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到石壁下面，用搭人梯的办法登上敌人的阵地。掩护火力很快组织起来，十九岁的红军指挥员萧华大喊：“【创建和谐家园】员们！跟我上！”对于红军来讲，这里的战斗是不进则退的背水一战。官兵们冒着巨大的牺牲，冲到石壁下一个川军射击的死角里，然后搭成人梯翻了上去，在石壁顶上与川军展开搏斗。支持不住的川军开始向龙八部方向撤退，一直退到第四旅谢洪康团的阵地上。但是红军的追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在红军的连续攻击中，川军团长谢洪康自己开枪打伤自己，并借此早早地逃出了阻击阵地。旅长袁国瑞派出增援部队，试图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是随着伤亡的逐渐增大，川军最终开始了全线撤退。撤退之前，旅长袁国瑞接到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打来的电话，李团长语气慌张，说是泸定桥遭到红军的攻击，请求袁旅长赶紧派部队增援。袁国瑞一听便显得很不耐烦，只说了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把电话挂断了。
铁丝沟距离泸定桥仅剩二十五公里。
二十九日清晨，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奔袭而来的红一军团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了进攻。
大渡河经泸定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创建和谐家园】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分别固定在两岸的铁桩上。桥的两端各建有亭式桥楼。北端紧邻泸定县城。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渡河两岸间的河谷上铁索空悬。
泸定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此刻，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着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除桥板，但是由于士兵实在太累了，又有不少人犯了【创建和谐家园】烟瘾，因此桥板拆除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北岸桥头堡，南岸红军的四团也到了，双方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团长李全山命令周桂的三营负责守卫桥头堡，李昭营配置在两翼火力掩护。在持续了一个上午的相互射击中，李全山团竟然有五十多人受伤。
万丈深渊之间，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对岸，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川军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制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突击队，他们必须强行攀索到达北岸；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冲锋。
下午四时，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没有任何别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迎着枪林弹雨强行冲过十三根寒光凛冽的铁索。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敌人冲去。
激越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千年峡谷。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勇士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象红军竟然这样向他们靠近了！
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南岸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
红军所有的掩护火力愤怒地喷射着。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没有一人中弹掉下深渊，勇士们在川军轻重机枪和炮火的阻击下已经靠近泸定桥北岸的桥头堡。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意志和勇气的较量。看着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过来的红军勇士，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他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场面。他们曾经听说过红军是打不死灭不尽的，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他们射击的手开始忍不住地发抖。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
大火封住了桥头。
火势凶猛，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攀在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进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了大火中。
头发、眉毛和衣服都被烧焦的红军勇士冲过火焰，冲上了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冲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全山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周桂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而饶杰连长还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沿着大渡河北岸到达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来，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
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