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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林、聂、彭、杨：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杨、少奇三人及林、聂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杨不在时，由叶［叶剑英］、袁［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聂不在时，由左［左权］、朱［朱瑞］代理。
朱德
十二号
铁厂是会理城郊的一个小居民点，从地名上看似乎与铁匠铺有关。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个草棚子下召开。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点，为的是容易对空观察，避免遭到【创建和谐家园】军飞机的轰炸——想必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从这里可以望见县城方向冒出的滚滚硝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敌情暂时得到缓解，但是红军内部的不同意见却产生了。
导火索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信的原始内容无从查找，但众多的史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跑，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难道非走弓背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确实极其复杂曲折。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在敌人重兵追堵的情况下，在生存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刻，不可能有时间就每一次行动对官兵做出更多的解释，而极度的疲惫令一些红军官兵产生牢骚可以理解。
回首历史，至少不能断言林彪的这封信是在搞阴谋，因为他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在信中直白地提出了彭德怀的名字。
会理会议上，还是张闻天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战略的怀疑。接着，毛泽东在发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四渡赤水开始，中央红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创建和谐家园】军队合围和追击的过程。朱德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彭德怀表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时，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批评红军中有人对失【创建和谐家园】苏区不满，在困难中产生了动摇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彭德怀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因为毛泽东的话语显示出他认为林彪是受人鼓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果然，当毛泽东面对林彪时，竟是一番语重心长。他对林彪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创建和谐家园】军的追兵吗？不是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吗？下一步，要研究同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多跑一些路，走一些弓背，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不值得发牢骚讲怪话。天下的事，有时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等你转一圈回来，事情恰恰又办成了。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有怀疑和动摇。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彪想替自己辩解一下，毛泽东却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战岁月里，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关系。林彪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将领，还是令所有的人无论是军事决策者还是冲锋陷阵的官兵最信服的军团将领；他所带领的第一军团是最能打仗的红军部队，与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团一起每每成为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林彪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给毛泽东写信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担忧，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去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那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在那封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告诫林彪的话语后来传遍了整个中国：“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创建和谐家园】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时，曾总结此前战斗失利的原因，大家认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没能打下土城和没有顶住川军的攻击，是导致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主要原因。林彪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连蒋介石都从来不敢小看他，部队的战斗失利和遭遇同志们的批评令他很是郁闷。接下来，中央红军连续在贵州境内声东击西，红一军团一直处在没日没夜的奔波转战中，甚至曾经一个昼夜奔袭两百里路，林彪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了。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红一军团奉命背离金沙江南下佯攻昆明，然后又奉命限时返回金沙江边，不少官兵在强度极大的行军中掉队。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萌生了更换红军前线指挥员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军团政委聂荣臻说了，遭到聂荣臻的反对。多年后，聂荣臻依旧记得他当时对林彪说过的话：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彭德怀，这个耿直倔强从来不肯低头的硬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回忆起会理会议上发生的事，便会心情沉闷：“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尽管彭德怀并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信的事，但是在会上，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他没有辩解——“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彭德怀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之后。那时，彭德怀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宁冈县，在一间农舍中，他见到了早已听说的那个高个子的红军领袖。毛泽东用彭德怀熟悉的湘潭乡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以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从那时起直至红【创建和谐家园】战到会理，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严重的分歧。然而会理会议以后，毛泽东用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原谅了林彪，而认为是彭德怀鼓动了林彪的阴影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彭德怀说：“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此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会理会议，在场的林彪才表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三十五年后，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一生的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一份又一份的自述材料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好。”
会理会议进行了两天。
在重大军事决策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
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向北前进，穿过彝区，抢渡大渡河，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对会理县城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五月十五日，随着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终于被红军利用挖地道的办法炸开一个缺口。但是，由于守城的川军还在大量灌水，爆炸的威力受到严重减损，城墙坍塌处的缺口不大，虽然红军官兵拼死突击，最终仍被川军的火力所封堵。
这个夜晚，会理成为一个癫狂之地，枪炮的闪光横贯县城上空，川军点燃的大火将四野照得一片通亮，城墙上的川军大喊大叫如同开了锅一样，刘元瑭甚至把县城里的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上了城墙跟着喊叫，似乎喊叫得越凶会理县城就越安全。结果，成百上千人的叫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震荡夜空。
喊叫持续了一个晚上，清晨时分，刘元瑭却发现红军没了踪影。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
这支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的红军，此刻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前进目标：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还在江油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破译了蒋介石与川军的通电。从敌人的电报中，张国焘得到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中央红军仅剩不足三万人了。茂县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快占领有利地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第八十八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并派出联络部队去寻找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获悉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中华苏维埃革命不仅在东南各省更加巩固发展，从此在西北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这便是给帝国主义【创建和谐家园】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也是赤化全西北具体的开始。”宣言表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宣言最后号召：“全中国工农群众们！各民族穷苦弟兄们！快快起来为中国和本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民众自己的生路，快快武装参加作战，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誓率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和你们拼最后的一滴血！”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日后成为张国焘架空中央的证据之一。
另一个证明张国焘野心的证据，是他随后以主席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
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于苏共五年五月三十日在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汉、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热烈斗争和拥护之下正式宣告成立。
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红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并团结和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
一、联合一切反蒋反帝的力量，工农劳苦民众武装打倒出卖康、藏和西北，出卖中国的卖国汉奸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和一切卖国的【创建和谐家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四川出中国，收复康、藏，收复东北、华北，保卫西北领土，为救中国救西北血战到底；
二、实行各种保护劳苦群众利益的政策，取消【创建和谐家园】军阀的苛捐杂税，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粮食、衣物、茶叶、布疋、牛、羊，分给穷人和回、番、蒙、藏、苗、夷民众，工人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保护劳动妇女和劳动青年的利益，穷人有吃有穿；
三、实行民族自决权，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得各以自己的意志，各族联合起来加入本西北联邦政府，政教分离，信教自由；
四、给广大工农劳苦民众以言论出版【创建和谐家园】结社的自由，欢迎革命学生和脱离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到苏维埃政府下边工作，欢迎白色官兵投诚，参加红军分土地，和红军一路去打帝国主义【创建和谐家园】。
本政府号召各地工农和弱小民族的劳苦民众一致武装起来参加作战，为实现这些主张而斗争，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
本政府是西北一万万五千万工农和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的政府，一切对穷人和弱小民族有好处的事情，本政府誓以全力实行，一切危害和侵犯穷人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匪类，本政府坚决消灭之。
特此布告周知。
主席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五月
尽管张国焘自任主席的这个“联邦政府”打着“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的旗帜，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这样一个“联邦政府”——与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一样，这是张国焘独自作出的决定。
在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重要的主力军即将会合之际，张国焘成了政府主席的确令人疑窦丛生。
尽管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中间，还横着一条比金沙江更危险的大河，但是，对于经历了太多苦难与艰辛的红军官兵来说，两军会合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
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开始大量地筹集物资，并且号召全体官兵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礼物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
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
1935年6月·四川达维
川军旅长许剑霜驻守德昌。
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川军中任第一路前敌指挥时，许剑霜曾是刘伯承手下的一个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朱德、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和安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投靠了在四川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刘元璋。
德昌原来的守军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从会理继续北上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识，在这些豪绅的一再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率一个团前往德昌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到达德昌的时候，刘伯承写给他的信也到了。刘伯承在信中除了重叙旧谊之外，奉劝许剑霜不要与红军为敌，让开一条道路给红军通过。许剑霜反复权衡利害之后，让亲信把这封信火速送交刘元璋，并恳切地建议刘元璋接受刘伯承的要求。
信送走之后，许剑霜没有得到刘元璋的回音。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川军仅仅打了几枪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无影无踪，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德昌县城。
德昌果然物资丰富。
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丢弃德昌的许剑霜退回西昌，立刻遭到刘元琮和那个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中将的刘元瑭两兄弟的辱骂。刘元琮早就有兼并许剑霜旅之意，因此两兄弟坚决要求把“通敌”的许剑霜杀了。刘元璋平时就很难驾驭这两兄弟，他也明白他们杀许剑霜的真正意图；而如果真把自己昔日的这个同学杀了，恐怕连自己的地位也很难保住。于是，刘元璋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的？”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偏僻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沿途集镇和村庄里的百姓大部分跑了，因此，红军的队伍穿行时寂静无声。最穷苦的人照例对红军的到来很感兴趣，红军官兵和他们搭话，送给他们食物。胆子大些的小贩在路边卖面饼和汤圆，冲着红军的队伍大声吆喝。
过了德昌，再往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创建和谐家园】正规军更霸道的，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邓秀廷在西昌一带是著名人物。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强大的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地方团总。他照搬祖父“以夷治夷”的办法，挑拨彝民不同分支族系之间的冲突，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并动用武力屠杀反对他的彝民。几年前，他“征剿”西昌附近的马家彝人，竟一口气烧毁三十多个彝寨，杀死一千多人，灭了彝族中的五个分支族系，结果“远近支彝望风投降”。这样一个土匪式的人物，却被【创建和谐家园】政府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奉命防守距西昌上百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璋的部队。【创建和谐家园】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此，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名叫黄水塘的地方时，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自己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是说不过去。邓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趁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的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还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就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创建和谐家园】军的飞机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可副官仅记得对空识别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了下来。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邓华钦的连长。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西南的这座重镇被彻底暴露在中央红军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起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就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时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两人之间关于烧与不烧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第二天刘元璋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要烧掉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民众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让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创建和谐家园】书。拿到了“【创建和谐家园】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北上泸沽县城。
从这里再向北前去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不准【创建和谐家园】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创建和谐家园】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
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创建和谐家园】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创建和谐家园】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意见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左权和刘亚楼带领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了，彝人对【创建和谐家园】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创建和谐家园】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万分惊讶。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在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的当天，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
林、刘、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
各兵团今二十一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左权］、刘［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制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冕宁］。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龙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应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二十一号十八时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此时都在读同一本书：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续编》，书中记述了一八六三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水流汹涌，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悬崖陡立，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结果是伏尸遍地，血流成河，四万农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灭。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命运起伏，几乎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衰史的写照。一八五四年，石达开受命主持军务，这个聪慧勇猛的农民领袖很快以痛歼湘军水师、收复武昌、进军江西而声名大振。在接连占领了五十余座县城后，石达开的农民起义军把湘军将领曾国藩困在南昌城的大营里。接着，农民起义军的占领区连接了皖赣鄂三省的广大区域，开创了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开始，石达开受到洪秀全的猜疑，这迫使他于一八五七年率二十万起义军离开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辗转作战。这是一支没有后方支援和保障的部队，先后进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和四川，不断地在清政府军的围剿下遭遇重创。一八六三年的春天，石达开率残部四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
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之后的北上路线，正是现在中央红军要走的那条通往大渡河的小路：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买通彝族土司，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石达开率部在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以及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在一次强渡时，大军已经渡过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被截为两段，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明日毕渡。”——既然有时间又有能力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撤回来，为什么不连夜再抢渡过去一万人以巩固对岸渡口？——当农民起义军再一次准备强渡时，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个儿子，被围困的大军立刻停止渡河，决定在这个绝地“庆贺三天”。三天过去了，大渡河水由于山洪暴发“陡高数丈”，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因此被困岸边。清军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但是，清军已经逼近起义军的大本营。面对即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写信给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求自己一死而赦免他的部下。骆秉章假意受降。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然后自己一人走向清军的营帐。
被俘后的石达开在成都经过严刑审讯，最终被清政府以极其残酷的“凌迟”处死。而他的部下两千多人并没有被赦免，在放下武器后全部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