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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贩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
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
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的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克清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个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静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她身上的背包，康克清一转身，把背包留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的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
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赤水河。
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
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
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
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五个“义勇”大队。
为了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二月一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
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镰钩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的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里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八百块大洋，然后以每人二十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十二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
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以及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十三个师加四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二月三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厢子。
石厢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
二月四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做出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
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创建和谐家园】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红军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
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不得不使用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被解散，九连连长黄荣贤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
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当地的贫苦百姓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创建和谐家园】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六百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懒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里的大地主罗徽五，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十四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徽五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创建和谐家园】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二十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带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名叫蒲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搜出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与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方向的桑木垭，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垭时，部队已经撤离。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创建和谐家园】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了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作“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百姓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创建和谐家园】军队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又被百姓重新堆起来。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
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创建和谐家园】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雪后初晴，朗月高天悬挂。
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呀，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中央红军各部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
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仅三百户人家。
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作鸡鸣三省。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
因为是春节期间，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创建和谐家园】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蒋介石的春节是和宋美龄一起在庐山上过的。在那里的一幢西式别墅里，他们和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刚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里没有提到“赤匪”，因为他认为这个话题已经不值得一提，那些特意赶上山的记者们也没有多问。几天前，蒋介石看到一份材料，材料里有这样的话：“共军内部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创建和谐家园】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他一直只把毛泽东当作真正的对手，而现在这个对手已经跑进没有人烟的山里去了。蒋介石目前讲得最多的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问题——中日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中日亲善”的观点：“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的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一九三五年中国的春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可以记述。《申报月刊》所描述的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有闲日子也显得平淡无聊。北平人照旧喜欢听京剧，“他们对拍子、转板和神态都有很精致的考究”。他们照旧在茶馆里喝茶，“喝了一会儿茶，躺了一下子，看看报，也许谈谈天，有的干脆就在那里睡了一觉”。他们还爱玩鸟，“他们永远不会寂寞，因为小鸟是他们的良伴”。当时“标准的天津人是大胖子”，“你如果看见一个面部像一只肥硕的鸭梨，上面窄小向下阔大臃肿起来，由胸以下到大腿根凸起一个地球仪式的大肚子，那便是天津人的标准”。天津人胖的原因是“喝茶有惊人的海量”，他们在茶馆里喝，在戏院里喝，在澡堂里喝，而且吃得很饱。至于首都南京人，“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说是乡下人，却没有乡下人的敦厚；说是城里人，又没有城里人的气魄”。南京城里遍地是“长”，任何人一旦荣任了什么“长”，就像坐在了金銮殿上，“头是八角的，两眼朝天”。夫子庙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笑、谈、吃、喝，津津有味，乐而忘返”。南京的板鸭，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吃。女人“多穿旗袍，臃臃肿肿的，好像里面塞了许多草，她们说话的声音比男人还粗重，女孩子如果学了南京腔调，就只能嫁给南京人了”。
读报纸的中国人也许还可以看见蒋委员长最近签署的最新“赏格”：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创建和谐家园】中央的领导人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创建和谐家园】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着张闻天行军。
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十六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三个团。同时，抽调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
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的干部作了动员。
上干队政委余泽鸿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
二十五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在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两百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都把自己的那一茶缸米饭给了挑夫，而她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X光机。X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七八百斤，需要八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天都为了它前呼后喊，当男同志实在抬不动时，她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X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到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她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他身边的项英说：“她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
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第十章 残阳如血
1935年2月·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
一九三五年发生在中国的【创建和谐家园】人与【创建和谐家园】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堵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那个早晨，毛泽东对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紧追而来，始终在北面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的南边，就是位于滇北的扎西。此时，【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跟着进来——
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
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
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与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创建和谐家园】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创建和谐家园】，昼夜兼行，未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久持。”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创建和谐家园】难灭，且将贻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
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电令要求中央军与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而因为红军已经进入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黔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师长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黔境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黔军主力全部调往黔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
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创建和谐家园】军迎面相撞？
或者再次被【创建和谐家园】军重兵合围？
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
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临产了。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
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似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似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她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创建和谐家园】苏区，她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似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似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她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政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烈的疼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了：“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三十九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一张纸——年近五十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着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离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到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从扎西出发的第四天，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的第四次分娩。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的时候。因为部队要撤离，出生仅二十天的孩子被托付给当地的一户老乡。三年之后，贺子珍回到那里去找女儿，老乡说孩子早已不在人世。一九三二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毛在苏区出生，红军军事转移前夕被留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现在已是音讯全无。毛毛一岁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个男孩，但是由于早产而夭折。此刻，在路边残破的空房子里，贺子珍在【创建和谐家园】中不断地念叨着：“第四个……第四个……”天下着雨，格外寒冷，女红军们撑着雨衣为她遮挡寒风和冷雨。贺子珍的生产依旧不顺，她在极度的疼痛中透过残破的屋顶看见了阴云密布的天空。两个小时后，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女儿。警卫员给孩子擦干身子后，用一块土布把孩子包起来，然后大家都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沉寂了好一会儿，贺子珍说：“中央有规定，行军不能带孩子，你们想办法送人吧。她长大了如果参加了革命，会来找我们的……”董必武立即把孩子连同三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警卫员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两个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跑出去好远，才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一户人家。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年迈的瞎眼老婆婆。四周荒无人烟，只能留在这里了。钱希均回来小声地对贺子珍说：“是个阿婆，人还面善。”一直没掉眼泪的贺子珍突然号啕大哭。
数十年后，经当地有关部门的详尽调查，确定当时收留孩子的老人是家住白沙河边的张二婆，老人还给孩子取过一个名字叫王秀珍，孩子在三个月时因为身上长毒疮死了。
虽然妻子生孩子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飞报给毛泽东，但是史料中没有毛泽东在得知他的又一个女儿被丢弃在深山里时的记述。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
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
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前行；南面的【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
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典阐述：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创建和谐家园】武装与【创建和谐家园】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式：“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
二月十六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蔺南侧悄悄越过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
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其他【创建和谐家园】军部队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
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创建和谐家园】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让红军打怕了的黔军了。而此时的黔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而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桐梓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
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
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前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渡的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
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三团。
十八日晚，十三团抵达位于太平渡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黔军犹国才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十三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三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三十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枫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枫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黔军和一支闻讯前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黔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对黔军发起攻击。彭雪枫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的态势向山上的黔军阵地扑上去。红军的呐喊声刚一响起，黔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黔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黔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黔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黔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因此黔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当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十九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黔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黔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叫把狮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分兵几路，正面进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黔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名卫兵率先逃离，结果引发了黔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
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黔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葫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黔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中弹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红军的火网——“我团损失很大。”许书记官回忆说，“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
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
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此刻，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
红一军团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
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疾进。
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的这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敝，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黔模样。我军以集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黔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赤水河的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疾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两万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二十一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创建和谐家园】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
命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蹑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
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觅匪进击”；
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
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黔军“堵匪北窜”。
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创建和谐家园】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于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而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这个任命使一直受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
二十一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
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犹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王家烈的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了贵州！这一消息瞬间就令所有的来客逃得无影无踪。王家烈独自一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与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他在会上对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与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