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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匪狗你胆敢与我决斗
我红军杀得你片甲不留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的嘈杂之声突然沉寂，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十一月三十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
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
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地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
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
后来才知道，桂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
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昆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
天黑了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
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骅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莫文骅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莫文骅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莫文骅发现路边有一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这是莫文骅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剧战几个小时。”
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们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
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
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
“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
八军团情况不明。
“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
“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
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
“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
“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
“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三团的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创建和谐家园】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
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
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十二月一日，少共国际师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齐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
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
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创建和谐家园】军的高级军官。他一【创建和谐家园】五年生于河北新河，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一九三〇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创建和谐家园】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出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得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二十六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二十六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始终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一九三七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九天九夜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示众——四十一岁的红军军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十七、十八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潇水。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
第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创建和谐家园】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第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三十四师政委。第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此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与第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堵。
第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
【创建和谐家园】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三十四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三十四师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桂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三十四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
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第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三十四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创建和谐家园】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三十四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〇一团和一〇二团继续向【创建和谐家园】围。负责掩护的一〇〇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一〇〇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一百多名官兵，在向【创建和谐家园】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创建和谐家园】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创建和谐家园】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
【创建和谐家园】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的大山老山界匆忙而去。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
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桂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十二月二日早八时，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团长梁津，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五千的红军在休息，要求一二九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津找来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一二九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一二九团才接近目标。梁津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津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桂军突然发起了攻击。
桂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桂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桂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地蜿蜒而去。
当桂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
留下阻击桂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
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大约三十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遭到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一枪打死。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的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经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
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创建和谐家园】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
李德掏出【创建和谐家园】企图【创建和谐家园】，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创建和谐家园】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
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
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烬而一一熄灭。
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瑶民，还在瑶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瑶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糨糊贴在篱笆上。
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们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部队只好派人上山去寻找。红军官兵找回来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六块大洋一百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是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坐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与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有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地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桂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桂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厉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涧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一张破桌子当担架抬着她，并给她找来了唯一能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她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
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啦！爬上去【创建和谐家园】军就追不上啦！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啦！”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
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
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四万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创建和谐家园】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白崇禧的桂军在“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也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创建和谐家园】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
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去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
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拜诵再三，惭悚交集”，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
赤匪盘踞赣闽，于兹七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迨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及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富川县］、贺［贺县］，抑向东北之兴［兴安县］、全［全县］，无从判定。职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全，后以【创建和谐家园】分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委座电令，谓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创建和谐家园】避实就虚，南扰富、贺西窜，更难剿灭。
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中，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么，怎么可能让红军跑出来了呢，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
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
兹以湘、桂边境线长七百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十七团军，处处布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恭城一带，冀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顾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全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全，并经与湘军协定，【创建和谐家园】主力侵入兴、全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一、九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分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十五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灌阳县］北方之线截击该匪。
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惶恐之余，关键是“骇异”。“骇异”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
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创建和谐家园】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创建和谐家园】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咸水乡］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创建和谐家园】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惟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犹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创建和谐家园】。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创建和谐家园】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创建和谐家园】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