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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疑惑不解地问:“您招我过来,有什么任务吗?”
虽然我这样的问法有点唐突,也不太礼貌,但是上校一点都不在意,问我:“你目前在无名高地上还有什么工作在进行吗?”
我马上把德军正在收敛尸体的事情,向他简略地做了一个汇报。他听了以后,点点头说:“你做得很对,派一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战士们去担任警戒,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士气,又可以压制德军的嚣张气焰。”
他接着又说:“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同志打电话过来,指名要你过去报道,接你的人过一会儿就到,你抓紧时间把工作向你的副手移交一下吧。”
上级为我指定的副手就是萨甫钦科少尉,于是我把他拉到一旁,简单地向他交代了一下近期的工作安排。等交接完毕后,他就被上校打发回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为帕斯图霍夫上尉感到遗憾,从他到阵地开始,就一直被军衔比他低的人指挥,先是我这个新提拔的中尉,如今居然还要接受一个少尉的领导,也不知道他心里是否会产生抵触情绪。
少尉走了以后,上校又对我说:“丽达同志,你马上要离开高地了,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身后的列宁格勒。”
我们穿过一片被炮弹或者炸弹毁坏严重的建筑物,来到朝北的一个墙窟窿跟前。上校递给我一个望远镜,让我看看下面的城市。这里的地形和无名高地大同小异,山的北面不是象南面那样的斜坡,而是一片悬崖绝壁。下面是被好些防坦克桩和街垒所隔断的基辅公路,从这片悬崖脚下通向市区。上校指点着说:“你看,从这儿高处俯瞰,市内的整个莫斯科区都能了如指掌。左边,可以清楚地看到纳尔瓦区的一部分。那边是以日丹诺夫同志命名的造船厂……”
他正在向我介绍地形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上校同志,别依雷夫少尉向你报告,我是奉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少将同志的命令,来接奥夏宁娜中尉的。”
我听着这声音有点耳熟,回头一看,原来这个少尉我认识,就是当初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并送到防空司令部的那位。上校点点头,向我一指说:“这就是奥夏宁娜中尉。”
“中尉同志,您好!”少尉好像没有认出我,又向我敬了个礼。
“您好!”我主动地向他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下,也伸手出来和我握了一握。我看他还没有认出我来,主动地提示他说:“怎么,少尉同志,您不认识我了。当初可是您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并送到防空司令部的啊!”
“防空司令部?!”他听我这么一提示,猛地间便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觉得您挺脸熟的,原来是您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有些羡慕地说:“当时您还是中士军衔,如今已经是中尉了。恭喜你获得了更高的军衔。”
“好了。”旁边的上校插了进来,“别在这里叙旧了,赶快带中尉同志走吧,别让司令员同志等急了。”
我坐到车上以后,趁少尉发动车辆的时候,问了一句:“我们去哪里啊?”
“机场。”
“机场?!”我记得集团军司令部好像就在这高地附近吧,怎么会送我去机场呢?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又追问了一句:“去机场做什么?”
“去了,您就知道啦。”少尉冲我笑笑,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
车一直开进了机场的跑道,然后停了下来。少尉指着不远处一架有战士警戒的飞机,对我说:“中尉同志,您到那边去吧,那里有人等你。”
我从车里出来,向少尉道了谢,急急忙忙地向飞机走过去。离飞机还有几十步的时候,被一个执勤的战士拦住。正当我考虑如何解释的时候,一个佩戴着上校军衔的人走过来为我解了围:“战士同志,放她过来,我们正等着她呢。”
那个战士闪到了一边,并向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上校迎上来,和我握了手,说:“奥夏宁娜中尉,我是科罗廖夫上校,是司令部的作战处副处长,奉司令员的命令在这里等你。”
“是费久宁斯基司令员吗?”我觉得有点好奇,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也能指挥动司令部的人吗?所以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
“不是。是朱可夫司令员,他今天回莫斯科,让我也一起把你带上。”
朱可夫大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小人物,连回莫斯科都要把我带上。想到这里,我的心跳不禁加快了,暗自猜想他带我回莫斯科做什么呢?
“丽达。”上校突然叫起了我的小名。“你认识薇拉吗?”
“是的,上校同志。”我觉得挺纳闷的,他怎么会突然提起薇拉呢?
“薇拉是我的女儿。我叫巴维尔·马克西莫维奇·科罗廖夫,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现在我们先上飞机吧。”
“好的,巴维尔叔叔。”
第19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一)
我们乘坐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于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平安地在一座军用机场里着陆。
飞机稳稳地停下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终止后,机舱内顿时一片寂静。我看见驾驶员打开驾驶舱的门走了出来,来到坐在前排窗口的朱可夫旁边,说:“我们到了,将军同志!”然后他猛然拉开门鼻,用脚踢开门,哐的一声放下短短的铁梯,然后挺直身子,向旁边跨了一步,请朱可夫下飞机。
虽然没有人喊口令,但是随着朱可夫的起身,舱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垂手肃立,眼睛都盯着他。朱可夫走到敞开的机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了舷梯。他的副官一只手提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一件野战领章上缀看绿色将星的灰色大衣,也跟着走了下去。
朱可夫离开后,大家立即忙碌起来,收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鱼贯着往舱外走。我压根没带任何行李,所以也没有啥可收拾的,也跟着大家向外走。
我刚走到机舱门口,一阵迎面吹来的潮湿寒冷的秋风便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下舷梯的时候,我不由地摇头苦笑,在莫斯科待了五六年,也清楚这个城市十月里的温度早晚都很低,而现在我穿的是夏季作战服,下身穿着的居然还是那种仅仅长过盖过膝盖的裙装,不感到冷才怪了。再看看其他人,人人身上都穿着厚实的军大衣,看来都是有备而来。
朱可夫站在二十几米外的一辆黑色长轿车前,正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握手。他的身上穿的是一件皮夹克,而他的军大衣正被站在身后的副官拿着,我心里暗想,要是他能把大衣借给我穿穿就好啦。当然这也只能想想,要知道别人是大人物,未来的副统帅,怎么可能关注到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就在我冷得打哆嗦的时候,一件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被遮盖住的肩膀马上感觉暖和起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科罗廖夫上校,他身上也穿着单薄的夏季军服,估计是看我冻得够呛,便把他的军大衣给我披上啦。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感激地对他说了句:“谢谢你,巴维尔叔叔。”
在我所知的历史里,在战争期间,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相反军区内部的各级指挥人员却很少发生变动。我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科罗廖夫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何况我和他的女儿还是好朋友呢。
我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机场,只有远处停着两架战斗机,应该就是护送我们到莫斯科来的飞机吧。从飞机上下来的两个飞行员站在“T”字形着陆标志旁,在和一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和一面红旗的执勤军官说话,除此以外,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
朱可夫坐上加长轿车离开后,一辆客车开到了我们身边。车门打开后,从车上下来一个上尉,他没有敬礼而是冲着大家直接说:“都上车吧,指挥员同志们。”虽然在场的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的军衔都比他高,但对于他这种近似于无理的态度,却没有人说一句话。既然军衔高的人都不说话,我这个小小的中尉还是乖乖闭嘴吧。
客车上拉着厚厚的窗帘,车上的照明灯一关,顿时是漆黑一片。我找了个靠后的座位,坐下便开始闭目养神,反正也看不到外面的街景,还不如趁早睡觉。不过睡着以前,我还在想,今天离开高地前,我洗的那些内衣才晾了一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帮我接着晾,晾干以后有没有人帮我收。如果有人帮忙的话,这个人会是谁,是副排长卡列尼娜、一班长让娜还是那个可爱的列娜。
车被科罗廖夫上校叫醒的时候,车已经停在了旅馆前。这个旅馆应该是归军方直接直辖的,除了门口有站岗值勤的哨兵,连里面的服务员也都是穿着军装的。
在大厅里,负责接待那位的女少尉,按照我们的军衔和职位来安排房间。将军是一人一个单间,上校是两人一个房间,中校、少校则是四个人一个房间。轮到我的时候,她明显感到有些为难,毕竟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分单间吧,我不够级别;分到其它的房间,又都是男人。她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把我安排到旅馆的女职工宿舍里去。
宿舍里有四张床,她领我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有个女兵。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正坐在床上看书,看见我们进门,她马上站了起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估计是在犹豫是否该向我敬礼。少尉招呼对方说:“阿克莎拉,我带了个指挥员过来,她要临时在这里住几天,你要负责好好地接待她。”
叫阿克莎拉的女兵慌乱地应了一声,走了过来,想帮拿我行李,发现我两手空空,稍稍地愣了一下,便招呼我说:“指挥员同志,请把大衣脱下来吧,这屋子里有暖气。”然后她接过我脱下的大衣,挂在了墙上的衣帽钩上。
少尉又对我说:“我叫柳达,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随即向我敬礼后便转身离开,并随手关上了门。
我看见阿克莎拉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我的面前,便笑了笑,问她:“我睡哪张床啊?”她左右瞧了一下,然后指着靠近暖气片的那张床说:“您就睡那里吧,晚上睡着暖和。”
我坐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但是却觉得肚子饿得难受,除了早晨吃了点东西外,就一直饿到了现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问阿克莎拉:“亲爱的,这个时间能找到吃的吗?”
“没问题。”她非常爽快地回答我:“我们这里是军事机构,餐厅里24小时都有食物供应,不过现在是战争期间,所以供应品种比较少。您想吃点什么?我到餐厅里帮您端过来。”
“来一盒方便面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什么?!什么东西?”阿克莎拉诧异地问:“请您再说一遍。”
“方便面啊。”我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不过还是重复了一遍。
“啊?!”她一脸茫然地望着我。
难道是我的发育不准,于是我又重复地读了一遍:“贝斯特了拉布萨。”这次读得很慢,努力把每个音都发得很标准。
但是我在阿克莎拉的脸上,看到的还是茫然的表情。我有些无语了,难道她不是俄罗斯人,不懂俄语么?我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她还听不明白?!但我耐着性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方便面这个词拼读给她听了。
“方便面。”她非常吃力地重复读了一遍这个单词,还是满脸奇怪而茫然的表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这里的餐厅里肯定没有。”
我猛地回过神来,我这在说什么啊,要知道方便面是58年才问世的,我怎么老是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啊。于是赶紧向她解释道:“我忘了,这只是我们家乡的一种小吃,莫斯科应该没有。你还是给我弄点面包和汤来吧。”
“好的。”她答应一声,穿上军上衣后打开门跑了出去。
第20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二)
一夜无梦。
清晨时分,虽然没人打扰,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早早醒了过来。我坐起身来,环顾四周,另外三张床铺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阿克莎拉也不在,整个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我翻身下了床,径自往卫生间去。心里暗自感慨,到底是接待重要人物的旅馆啊,屋子里的暖气得开得真足,我虽然只穿着内衣裤,却丝毫感觉不到莫斯科清晨刺骨的寒冷。
洗漱完毕,我从卫生间里出来,看见屋子里还是没有人,随手取过了搁在床头上的军装穿戴起来,准备穿好后先到餐厅吃早餐,然后再找科罗廖夫上校问问,我们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列宁格勒的局势还非常严峻,还一下抽调了这么多军官到莫斯科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
正穿衣服的时候,阿克莎拉用背把门撞开,双手端着一个盘子,倒退着走进了房间,看见我正在穿衣服,有些惊奇地说:“指挥员同志,您已经起来了,我还正准备叫您呢。”
“是啊,阿克莎拉。”我叫着她的名字,脸上带着微笑礼貌地回应她:“我也是刚起来,准备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早餐呢。”
“不用麻烦了,指挥员同志。我已经把早餐给您端过来了。”她把手中端着的盘子放到了桌上,我看清托盘里摆着两盘土豆泥、四片黑面包、一壶茶和两个小小的水晶玻璃杯、一小碟方糖,已经进餐用的刀叉、餐巾布等等。
“谢谢,亲爱的。”
早餐的分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几口就把盘子里的土豆泥吃得干干净净,随即拿起一片面包啃了起来。黑面包已经不新鲜了,吃起来感觉酸酸的、硬硬的,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我拿起茶壶,往两个玻璃杯里倒进了茶水,客套地问她:“你放几块糖,一块还是两颗?”
“两块吧,我喜欢甜一点。”她正吃着土豆泥,听我问她,赶紧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来,有点紧张地回答了我。
我给她的杯子里放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轻轻地搅拌均匀,看到糖完全融化后,才把杯子递到了她的面前。
“谢谢您。”她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又埋头消灭她面前的食物。
我从碟子里拿起一块方糖,没有放进茶杯,而是含在了嘴里,然后抿一口茶水,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糖块在嘴里缓缓融化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指挥员同志。”阿克莎拉开口叫了我一句。“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看着她,微笑地点点头,说:“可以啊,你问吧。”
“您的丈夫,就是叫奥夏宁的那个男人,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她的话让我再度提醒自己如今是个已婚妇女的身份,那个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叫奥夏宁的丈夫,始终会是大我身边认识的人所关注的焦点。我犹豫再三,觉得这件事情始终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是边防哨所的一个上尉军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失踪了。”
听了我的话,阿克莎拉满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指挥员同志,不好意思,我不该提起您的伤心事。”
我拢了拢鬓边的几缕发丝,苦笑了一下:“没关系,如今是战争时期嘛。”顿了顿,我又说:“阿克莎拉,以后能不能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了?虽然我的军衔比你高,但是在私下的场合里,听你这么叫还是感觉挺别扭的。你还是和其他朋友一样,叫我的小名丽达吧。还有我们之间也别那么生分,彼此间就用‘你’来称呼吧。”
“好的,丽达!”她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我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着那件军大衣,上面的那个上校领章显得格外醒目。我这才想起来,我是两手空空地来莫斯科的,连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科罗廖夫的这件军大衣,晚上的时候临时穿穿还无所谓,可要是白天我还穿着这军装招摇过市的话,未免有点太嚣张了。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阿克莎拉,你这里有军大衣吗?”
“军大衣?!”她愣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里就有两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借一件给我吗?”听了我的话,她非常惊奇地说:“你不是有一件军大衣吗?”
我满脸修得通红,喃喃地向她解释:“昨天到莫斯科来,因为走得太匆忙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十月的莫斯科虽然还没有下雪,不过已经算是冬天,而我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制服,根本不保暖,如果昨晚不是好心的上校叔叔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的话,估计我早被冻僵了。”
听了我的话,她马上跑到墙壁的一个壁柜前,拉开了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扭头对我说:“这是依娜的军大衣,你可以拿去穿。”
我接过她手中的军大衣,随口地问了一句:“你把依娜的衣服借给我,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突然红了,“依娜已经牺牲了。”
“啊?!”我大吃了一惊,感觉追问道:“她是怎么牺牲的?”我感觉在这个防范严密的旅馆里工作,应该是很安全的,怎么也会出现伤亡事故呢?
她哽咽地说道:“一周前,依娜的妈妈病了。依娜向旅馆的政委请了假,回去看她的妈妈,结果路过冈察莫尼斯嘎亚的时候,遇到空袭而牺牲了。”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我立刻想到了在列宁格勒医院里,遇到的那个重伤不治的伤员卡佳,我曾答应把她的信息带给她的家人。也许她牺牲的消息,早有民政局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答应过她的承诺。既然有机会来到莫斯科,有空闲的话,我一定会到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她的家人,把她的一切告诉她的家人。
“哎呀!”她突然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她指着墙上的挂钟接着说:“刚才我端早餐上来的时候,遇到一位上校,他让我转告你,在三十分钟后到旅馆门口【创建和谐家园】。而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这个上校不用说,十之【创建和谐家园】是科罗廖夫上校,他在外面等我,我可不能迟到啦。于是我把两件军大衣搭在左手上,和阿克莎拉道了个别,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廊上的行人不少,不时有军官迎面走过来。按照条例,军衔低的要向军衔高的指挥员敬礼。我暗自感叹,真是到了首都才知道自己官小啊,这些人的军衔个个都比我高,害得我每看见一个人就要抬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在通往旅馆大门的路上,我的右手在不停地抬起又放下,机械地重复着敬礼的动作。
好容易来到了旅馆门口,看见科罗廖夫上校熟悉的身影站在一辆客车旁边,顿时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向前小跑几步喊道:“早上好,巴维尔叔叔。”
科罗廖夫听见我的喊声,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着挥挥手:“丽达,早上好!快点上车,我们马上出发了。”
第21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