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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后，他才去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只是一个少将，但是根据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对他的信任，接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客车嘎地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导站了起来，转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说道：“指挥员同志们，我们到地方了，请下车吧。”
我起身穿上军大衣，跟着大家走下了车，意外地发现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红场，而车门此时正面对着列宁墓。虽然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的水晶棺就转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门口的岗哨依旧没有撤掉，两名高个子帅哥身穿崭新的呢子军大衣，手持钢枪目不斜视，如同钉子一样站在那里。
我们列队走上列宁墓北侧的观礼台，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们几眼，心里暗自嫉妒这两个士兵长得帅，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们那么英俊，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
在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的列宁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之间，有片铺着大理石的空地。我们穿过观礼台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们站的位置视野很开阔，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这块地方。北面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时用红砖建成的三层建筑，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东面则是著名的古姆超级大商场，虽然里面的物价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设计之独特、装修之豪华，完全可以与欧美最现代化的商场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个塔楼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极富特色，被戏称为洋葱头式圆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中独具一格，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旁边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我正在东瞧西看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急忙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车上冲我笑的那位将军。他用调侃的语气说道：“亲爱的奥夏宁娜同志，得到两枚勋章后，就不认识我乔洛霍夫了？”
勋章！听他这么一说，我猛地想到面前的这位将军是谁了，他就是当初陪伏罗希洛夫元帅到医院来我为授勋的乔洛霍夫少将，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面熟。我挺直身子准备给他敬礼，他制止了我的举动，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这么客气。”
他瞅了瞅我军大衣上的军衔标志，关切地问：“听说你后来又参加了几次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怎么还是中士军衔啊？”
我刚想解释自己穿的是别人的军大衣，旁边又传来科罗廖夫熟悉的声音：“将军同志，奥夏宁娜同志已经是中尉了。因为这次来莫斯科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到军需官那里为她领取军大衣，所以她目前只能暂时穿着借来的军大衣。”
两人说话的时候，我眼睛看着大理石地面，心想若干年后，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将是斯大林、勃烈日列夫、安德烈波夫、契尔年可等十二位苏联的著名领导人的安息之地，他们的墓碑就是自己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当向导的上尉又跑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对乔洛霍夫少将说：“将军同志，请带你们的人到里面登记吧。”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发放通行证的地方，这里的人真多，怪不得刚才要让我们在外面等待。轮到我的时候，里面的军官看了看我的军官证，在本子上登记后，又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连同军官证一起递还给我。
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安检入口，负责检查的中尉接过我的临时通行证，干巴巴地问：“有枪吗？”
“有的。”我自从当上中尉开始，便每天都随身佩戴着武器。
“请交出来。”中尉用公式化的口吻对我说，可以感觉得出，这几句话他今天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我刚才看见前面的指挥员都把武器交了出来，所以毫不犹豫地解开枪套掏出【创建和谐家园】，把它递给值班的中尉。
那个中尉把【创建和谐家园】放在桌上，接着撕了一张小票，连同临时通行证一起递给我，说：“出去时在警卫处领枪。”
不一会儿的工夫，我随着队伍来到了一个大厅外，这里可谓是将星闪烁，中将、少将比比皆是，上将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我们列宁格勒来的队伍级别就显得异常低调，十五个人里，只有五名少将和同等数目的上校，三名中校和一名少校，还有就是军衔最低的我。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响起了电【创建和谐家园】。【创建和谐家园】对所有的人就象是进攻的号令，刹那间，不管是什么军衔的人都向大厅门口涌去。我稍稍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让军衔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先进去，然后我是最后走进去的一批。
第22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四）
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百万的苏军去进攻只有二十万人的芬军，却因指挥拙劣，被芬军全线击退。虽然苏联最后取胜，但却付出了伤亡惨痛的代价。苏军对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芬军尚且如此，对于远比芬军强大的德军就更逊一筹。
我虽然非常了解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谁我登台发言，那么，我会把这种建议当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在这种场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说。贸然说出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算轻的，如果惹恼了某人，直接让你人间蒸发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会议结束的，然而随即发生的科涅夫上将和沙波斯尼科夫的争执，改变了我的主意。
来自西方方面军的前司令员科涅夫上将讲道：“……德军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靠他们的优势力量，特别是靠坦克和空军。为了说明敌军突击的威力，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敌人以20个师对我们30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而敌人投入了400余辆坦克，第30集团军的战士们表现非常顽强，是不得已才退却的。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得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断了他话，“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什么时间可以结束，我们的部队要退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顽强地战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把红军搞垮了，你还说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
“是的，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种战斗形式，我们是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我不想争论，但是就这一点，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涅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和他展开了辩论。
“哦，原来是这样，你所犯的是一切错误都是我的罪过……我认为，西方方面军的领导人完全缺乏战略的预见性和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作战部队……”
我觉得科涅夫将军的话，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于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虽然在苏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终固守着一战时期的观念：用大炮机枪组织坚强防御阵地，等着敌人来碰个头破血流，而对当时先进的装甲战理论嗤之以鼻。事实是面对古德里安的坦克进攻，缺乏反坦克战经验的苏军，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却依然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节节败退。
我接过旁边指挥员的笔和本子，毫不迟疑地在上面写下了：“我请求发言”几个字，又写了自己的军衔和名字，写自己所在部队时，我考虑了一下，该写“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是“列宁格勒”？最后还是写下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然后把这张纸撕裂下来，用一种纯粹机械式的手势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体半转过来，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后从肩膀上伸过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张折成四叠的纸条塞到将军的手掌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头脑发热，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数发言人不同的是，我是了解苏军失利的真实原因的，在没有预先准备好发言稿的情况下，就贸贸然要求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很容易出现言多必失的情况。
紧接下来的念头是：赶快收回那张纸条，别让它传到主席团去。我甚至微微抬起身子，谛视着坐在他前面的人们的背影，想从他们的动作上来判断这一瞬间人们把这张例霉的纸条递给了谁。可是，这一切都白费！看来，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或者在聚精会神地做着笔记。
这时候，我开始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也许这张纸条在一排排指挥员中间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消失了，或者是某一个人正忙着做笔记，因此把纸条搁在了一旁，忘记传送到前面去。
当我看到一个束紧皮带、带着训练有素的姿势的高个子军人，从旁边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纸条，准备把这些纸条交到主席团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这么多要求发言的纸条，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张纸条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始终机械地瞧着那个军人。那人踩着轻松的脚步，把拿着纸条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团的小梯子。他走了几步，绕过几排座位，看来是想挤到这次主持会议的沙波斯尼科夫身边去，可是看见斯大林笔直地向他走过来，就慌忙转过身去，然后往后跑了几步，把纸条放在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将军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台下去，消失不见了。那将军把纸条整理了一下，齐齐整整叠成一叠，传递给邻座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这些纸条很快就传到了正在争吵的沙波斯尼科夫手中。
斯大林来到两个辩论人中间以后，这场争论便戛然而止了。科涅夫离开讲台后，沙波斯尼科夫埋头翻看了一下面前的那堆纸条，然后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把其中的一张递给了站在他面前的斯大林。斯大林用没有握烟斗的左手接过去看了看，没有说话，然后把纸条递还给了沙波斯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全场都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宣布：“下面请奥夏宁娜同志发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
第23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五）
在沙波斯尼科夫宣布我的姓名的最初一刻，我是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大厅里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开始扭转身来，不时看看两旁要寻找那个被提到名字的发言人的时候，我才深吸了一口气，猛地站了起来。
我拉了拉军装的下摆，整理了一下风纪扣，又正了正军帽，才从座位上走出来，沿着通道摆动着双手，目不斜视地向可以登上主席台那个小梯子齐步走去。
我走的速度不快，以至于可以清楚地听到旁边传来的各种议论声。
“快看啊，居然是个女兵！”
“还是个中尉呢。我军目前女兵的最高军衔，好像就是中尉吧？”
“长得真漂亮啊，你看这身材【创建和谐家园】的，真迷人啊！可惜就是稍微矮了点……”
我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昂首阔步地沿着小梯子，走上了主席台。上去后我先是一个立正，然后向主席团的成员们敬了个礼后，才大步地向讲台走去。而此时，斯大林又叼着烟斗转悠到成员们的后面去了。
我站在讲台前，向台下坐着的将领们再敬了个礼，然后略微紧张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各级指挥员同志们，您们好！”
台下先是响起了零星的掌声，随即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听得出来，这掌声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毕竟不是谁都能站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更何况是个年轻的女性。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该怎么办。直到掌声完全停止后，我才接着往下说。我没有预先写好发言稿，甚至也没有发言提纲，我只是大声地说出了对前面那些军事指挥员讲话时触动我的那些感受。
“……面对凶狠的敌人，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懂得如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好了自己，才有可能最终把敌人消灭掉……当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合理地放弃一些地方，把防御的包袱扔给敌人，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够了！”我正讲得投入的时候，突然主席团里有人打断了我的话，扭头一看，原来是坐着前排的布琼尼元帅，他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俄罗斯土地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占领我们的土地。你这个胆小鬼，住嘴吧！别在这里发表这种动摇人心的言论啦……”
“行啦行啦！老伙计。”他附近坐着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说话了：“奥夏宁娜同志可不是胆小鬼，你没看见她胸前有两枚勋章吗？那可是她亲手击落了两架德国飞机和消灭了十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德国鬼子以后，我亲自授予她的红旗勋章和勇敢奖章。”
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我直接的支持，而且还赞许地提起我过去的功绩，这一切起了作用。我在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的脸上看见了好奇和赞许，甚至布琼尼的表情也缓和了下来，甚至在他的眼神里也闪过了一丝情不自禁的笑意。
“允许我继续讲下去吗？”我瞧着帮我解围的元帅，有些犹豫地问道。
“继续说吧，把你真实感受都说出来。”旁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再扭头一看，原来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
“我该说点什么呢？”我看着他有些慌乱地想到，“要说什么才能既获得他的好感，又不触到他的逆鳞呢？”
“奥夏宁娜同志。”斯大林用平静的、缺乏任何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那么请您说说，奥夏宁娜同志，您认为我军的高级军事首长在战争初期，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尽人意呢？”
“首先这些军事首长对祖国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我咬了咬牙，先给在座的人戴顶高帽，然后再背诵点后世历史书上的总结给他们听听：“但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验不足，他们普遍犯了三个错误，就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等一下。”斯大林把烟头从嘴边拿开，用手指了指我，饶有兴趣地说：“您说的这几点倒是很有意思，请再说详细一点。”
“是！”我答应一声，接着往下说：“首先德军进攻得非常突然，导致我军的指挥系统和侦察系统都发生了混乱，在敌我态势不明的情况下，个别的部队就贸然地向敌人发动了反攻。要知道在不清楚敌人兵力和技术装备配置的情况下，这种仓促组织的进攻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我字斟句酌的用合适的词汇翻译着自己想说的内容，力求做到辞能达意。“在防御中，我军指挥员又过多地强调了阵地防御，一味地守在阵地里，为防御而防御。不懂得利用有利的时机，进行适当的反击，把一些丢失的阵地夺回来……”
我说到这里，又偷偷地瞧了瞧斯大林的表情，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妥的话，我马上闭嘴不说。他把烟斗重新叼到嘴上，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里的烟丝，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无声地点点头。看到他没有丝毫反感的意思，我才壮着胆子继续往下说：“至于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嘛，是指在突出合围圈时，因为很多建制都被打乱了，各级部队彼此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军事首长没有积极地恢复对下级地指挥，组织有效地突围行动，而是各自为战，导致撤退变成了溃退。正象科涅夫将军说过的那样：退却，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在整个撤退过程中，应该及时地建立防御阵地，组织部队进行梯次抵抗，交替掩护着撤退，这样最大限度地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我说完这些，大厅里一片鸦雀无声地肃静，甚至连窃窃私语的没有，看来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论，还是把大家镇住了。
“那您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做呢？”停了一下，斯大林又开口问道。
“以空间换时间，在组织现有的部队进行节节抗击的同时，从其它地方抽调部队，来组建战略预备队。等我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和德国鬼子在莫斯科城下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德军还是会打到莫斯科城下来，我的理解正确吗？”他的语气非常客气，顿了一顿，然后又问了我：“你觉得我们能挡住他们的进攻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斯大林同志！”我这个知道标准答案的后世穿越者，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表现得信心十足：“我们不光能在莫斯科城下挡住他们的疯狂进攻，而且还将彻底地粉碎他们。”
“我想起来了。”他突然把话题一转：“您就是和朱可夫同志一起到莫斯科来的那个高射炮中尉奥夏宁娜吧？”
“是的，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居然向斯大林提起过我，看来我将来的前途无量啊。
“听说你发明了用高射炮平射打坦克，有力地保卫了普耳科沃高地，真是了不起。”他用握着烟斗的右手向我一指：“你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说完他把烟斗又叼回嘴边，神定气闲的转身向主席团后排走去。
第24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六）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讲完的，怎样沿着过道走到自己遥远的最后一排上来的。直等到已经坐在自己的应位上，我才神志清醒过来，有些机械地和左右座位上伸手过来的那些军官们一一握手。
讲台上，已经站着另外一个发言人，看军衔又是个上将，应该是在某个方面军身居要职的将军，但我没有听懂他说的内容，说真的，他嘴里所说的一切，在我听来都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外语单词，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对刚才所经过的一切的回忆之中，还没有感觉到那种过了几分钟之后才感觉到的极大的轻松之感。
我坐在位子上，逐渐地回想起自己后来所说的内容。我首先就“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提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德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的后勤补给线就拉得越长，为了预防我方游击队无休止的骚扰，确保弹药补给能送到前线、伤员能安全返回后方，他们势必要从前线的进攻部队里抽调兵力去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这样一来他们在前方的兵力就减少了，进攻势头也随之减弱。等进攻部队到达莫斯科城下时，已经没有再发动强大的攻势的力量啦。
接着我又重点提了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提议把被打散的部队改编成游击队，就地开展遍地开花的不易引人注目的小部队的游击战，牵制了德军，配合我军的正面战场作战，攻击德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让敌人顾此失彼防不胜防，今天伏击一支运输队，明天打掉一支巡逻队，让敌人没有一日的安宁，惶惶不可终日，积小胜为大胜，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把正在回忆的我惊醒过来，往台上一看，发现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讲台前，正在对今天的会议进行一个总结。我无法听懂他说了些什么，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刚才在台上背诵的这一段把在场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的历史结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俄语的理解能力，传入我耳中的只是一连串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语句而已。
会议一结束，离门最近的我率先出了大门，跑进衣帽间取衣服。没等我把号牌掏出来，女中士就已经把我的军大衣取了下来。她把衣服递给我的时候，小声说道：“您真是了不起，居然有勇气上台去讲话，甚至连斯大林同志都和你讲了话……”没等她说完，一大群军官涌了过来，我趁机抱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这里。
虽然外面的气温很低，但我才从温暖的大厅里出来，似乎感不到寒冷，只是把大衣抱在怀里，穿过广场往克里姆林宫出口的警备室走去。
警备室门口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型号的【创建和谐家园】，为我们保管枪支的那名中尉就坐在桌边，身披还站着十余个卫兵。我走到桌前，掏出取枪的凭证，交给了中尉。他接过去看了看，然后从桌上的枪支中快速地找出了属于我的那支。
我接过【创建和谐家园】放进了枪套，并扣好了枪套扣，然后拿出那张临时通行证，问中尉：“那么，这种临时通行证怎么办？还给您吗？”
“不用，临时通行证的有效期只有一天，明天就自动作废了。您扔掉也行，留下来做个纪念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