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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梁德重彷徨无策之时，韦云越匆匆赶来，“明公，崔郡丞到了。”
崔德本？他来干什么？难道也要来剿贼？不至于吧？虽然贼人在卫府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绕彭城而过，让彭城军政官长栽了个大跟头，丢了个大脸，但此事大家都有责任，卫府固然颜面无存，郡府也羞耻难当，所以大家都有默契，把真相埋到泗水河里，烂在肚子里，绝口不提。奏报东都的时候，就说贼人势大，十万之众，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而彭城卫府诸鹰扬主力都不在，势单力薄，打不过贼人，结果让贼人冲过去了。董纯反正是“倒”了，救无可救了，完全没必要与大家过不去，现在给别人一个方便，将来就是给自己一条活路，所以他也想开了，主动揽过了责任。
崔德本做为彭城第二行政官长，在顶头上司把所有责任都揽下之后，肯定会留任彭城。不过，他的家世虽然显赫，但尚没有资历出任太守一职，还得在郡丞的位置上继续待着。崔德本当然想做太守，而彭城人口众多地理位置重要，是上郡，上郡太守的官秩是从三品。本朝尚书令是正二品，尚书左右仆射是从二品，六部尚书、九寺正卿、卫府大将军为正三品。以此类推，可知从三品的官秩在本朝地位之高，权力之重，人数之少。
崔德本出身山东第一豪门，崔氏在朝中更是权势倾天，若他能在徐州做出瞩目成绩，上位太守还是有几分希望。以目前徐州的形势来说，若能剿贼成功，就是瞩目成绩。试想以卫府名帅董纯都未能剿杀的贼人，他崔德本却剿杀成功，这样的成绩还不够瞩目？
崔德本还真的是来剿贼的，不过他是彭城行政官长，本朝行政官长曾拥有在特殊时期的统兵权，但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新制度，其中就包括剥夺了地方行政官长的这一特权，除非得到皇帝和中枢的授权，否则地方行政官长不允许拥有统兵权。崔德本于是想了个折衷的办法，退而求其次，主动帮助梁德重剿贼。独揽大功不行，那么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梁德重是关中本土贵族，与沛城鹰扬府的鹰扬郎将韦云越同属于一个贵族集团，而崔德本则属于山东贵族集团，关陇人和山东人仇怨甚深，合作难度太大。但崔德本胸有成竹，施施然就来了，他算准贼人会出境逃亡蒙山，而梁德重绝无胆量越境追杀，不过梁德重和他一样也迫切想立功，这便有了合作的基础。
梁德重一眼便看穿了崔德本的【创建和谐家园】伎俩，当即嗤之以鼻，只是如今董纯还没有“走”，还是彭城的“老大”，他还得低调做人，还得寻找盟友，而崔德本就是他的盟友。另外，他若想在彭城发财，就必须与崔德本搞好关系，否则一旦让崔德本抓到他违法乱纪的证据，上奏弹劾，以崔氏在朝中的权势，一告一个准，他哭都找不到地方，所以梁德重即便看穿了崔德本的来意就是抢功，但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低头”。
与其让人家来抢，还不如主动“送”，好歹是个大人情，于是梁德重就乐呵呵地迎了出去。
上郡郡丞的官秩是正五品，卫府武贲郎将的官秩是正四品，整整差了两级，按道理梁德重应该坐等崔德本上门来见，但事实上两人之间的尊卑恰恰是颠倒的。
中土自魏晋门阀兴盛以来，官场上的很多礼仪不是依照官职的品秩来定大小，而是依照贵族的等级来定尊卑。比如崔氏既是山东第一豪门，亦是中土的超级大豪门，在贵族当中是等级最高的，即便是皇族也要与之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声望，所以在官场上即便你贵为宰执，但如果你的姓氏在贵族等级中低于崔氏，那么在非正式场合中，你得以崔氏为尊，否则你就“失礼”了，会遭到贵族同僚的耻笑和排斥。
本朝自先帝开始便实施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对门阀士族进行遏制和打击，试图彻底摧毁自魏晋以来已延续了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便是废除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实际上也就是废除传统的贵族等级排序，而这一制度正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由此可知改革难度之大。本朝改革派们高调宣扬，要实施以“尚官”就是官职的高低为原则来代替“尚姓”也就是以姓氏尊卑为原则的新的贵族等级排序制度，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现实是，门阀观念延续了四百余年，早已成为中土礼仪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只要门阀观念存在，只要贵族等级排序存在，那么所谓的“尚官”、“尚姓”原则，不过是以新门阀代替旧门阀而已，新瓶装旧酒，毫无意义。
梁德重这个高级武官，把崔德本这个中级文官，恭敬地迎进了大堂，并请之上座，然后陪于侧席，把当前剿贼之复杂局势详细告之，然后主动问计。你既然来了，总不至于老脸皮厚到坐等功劳上门，或多或少就算装装样子也要稍稍出点力吧？
“某有一计，可解将军燃眉之急。”崔德本手抚长须，漫不经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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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讨价还价
崔德本的计策是，征召地方宗团、乡团武装力量进入蒙山追剿叛贼。
宗团、乡团在中土分裂时期，属于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主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尤其在国与国的交界之地，比如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这种私人武装做为正规军的附属力量，在守疆卫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土统一后，皇帝和中央曾想取缔各地的宗团和乡团，但这严重危及到了地方贵族豪望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了地方稳定和统一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统一大业和国祚的稳定乃是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和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妥协，保留了大部分宗团和乡团，并将其纳入卫府系统，做为地方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守护地方之责。到了今日，宗团和乡团已经发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里坊武装力量。
按道理，宗团和乡团是卫府鹰扬的下属组织，卫府鹰扬完全有权力调动指挥它们，但实际情况是，宗团和乡团做为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始终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卫府鹰扬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当崔德本拿出这个计策的时候，梁德重先是眼前一亮，感觉这个计策非常高明。
宗团乡团不同于卫府鹰扬，它是准军事组织，军纪对它的约束力很小，只要在律法许可的范围内，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度较大。驱使宗团乡团去蒙山剿贼，打赢了功劳属于卫府鹰扬，打输了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卫府鹰扬没任何关系，可谓一箭多雕，但问题是，宗团乡团的那些团主佐史，个个都是成精的“土鳖”，你想利用它们，得拿出足以打动他们的丰厚诱饵才行，否则“土鳖”们根本不鸟你。
梁德重一想到那些“土鳖”，火气就噌噌往上冲。梁德重要在彭城敛财，理所当然要与彭城的地方贵族豪望争利，再加上双方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梁德重马上就“头痛”了。计是好计，问题是卫府指挥不动宗团乡团，彭城的贵族豪望更不会遵从梁德重的命令。好在崔德本出自山东第一豪族，在彭城贵族豪望中那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非常有号召力。
此计若由崔德本出面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梁德重急切想剿贼立功，而崔德本急人之所急，主动放出了“诱饵”，那么梁德重是吞下这个“诱饵”，还是拒绝？如果吞下了这个“诱饵”，双方肯定要保持合作，但崔德本占据了主动，梁德重可能会失去对彭城局势的掌控，后果难料。反之，梁德重如果拒绝合作，崔德本没什么损失，梁德重的损失却大了，双方必然会因为这件事产生更大的怨隙，董纯走后，两人必然争斗，这对梁德重来说无论是戡乱剿贼还是聚敛财富都十分不利。
梁德重毕竟是百战之将，杀伐果断，他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断然决定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从未来国内局势来说，东征打高句丽那个蛮荒小国易如反掌，纯粹是杀鸡用牛刀。皇帝好大喜功，摆出这么大的排场，说白了就是因为胜券在握，故意造势，让天下的普罗大众都记住他的武功，牢记他的权威。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大了，改革派才能牢牢控制权柄，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改革派的目标就是中央集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皇帝和中央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要把本来控制在门阀世家手里的权力和财富夺走。
梁德重所在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帮助皇帝和皇族夺取了天下，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但如今皇帝和皇族背信弃义，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想像，东征胜利之后，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而皇帝和改革派有东征胜利之优势，会对保守派贵族进行猛烈的打击。
很明显，皇帝和改革派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做为保守派成员之一的梁德重在卫府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捱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估计东征之后他就要被“赶”回家了，所以他敛财的时间有限，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山东人的“斗争”中。
梁德重也不避讳，开门见山，“此计若行，还需崔郡丞鼎力相助，不知崔郡丞有何要求？”
既然梁德重很爽快的表明了立场，崔德本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轻轻咳嗽了一下，语含双关地说道，“据说，齐州贼王薄、孟让被齐郡郡丞张须陀四面围剿，不得不逃离长白山，南下逃窜到了鲁郡。”
梁德重本来面含微笑，洗耳恭听，听到这话却霎时失态，不但笑容凝固，眼里更掠过一丝惊疑。崔德本，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借砀山贼祸乱徐州之际，向东都要统兵权，你目的何在？置卫府和某于何地？你到底是想独吞剿贼之功，还是另有图谋？
齐州贼王薄、孟让据长白山而叛已经数月之久，此事不但传遍齐鲁，亦传遍大河南北，且对河北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年大河洪水泛滥，河南河北乃至齐鲁沿河郡县全部受灾，受灾人口众多，但因为举国上下都在为东征而准备，军队和战争物资都在向涿郡集中，各地的官仓都给搬运一空，再加上过去官僚们中饱私囊肆意侵占，此刻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把各地的义仓也给搬空了，由此导致各地官府无力赈灾或赈灾不力，而官僚们为了保住头上的官帽子，蓄意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灾情，结果便是天灾加人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恰在此时，齐州的王薄、孟让反了，这给河北豪帅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很快，河北豪帅刘霸道、李德逸据豆子岗而反，高士达、孙安祖、窦建德据高鸡泊而反，张金称、王安据清河而反，郝孝德、刘黑闼据平原而反，各路反帅云集北运河两岸，频繁劫掠永济渠，对东征准备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何大河南北一夜间叛乱迭起？贵族官僚是如何看待这些叛乱的？又是如何处置这些叛乱的？山东人异口同声指责关陇人，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王朝权柄，山东大部分郡县的主要官员都是关陇贵族，山东贵族仅仅占据一小部分，考虑到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仇怨和矛盾，不难想像，正是这些关陇官僚的蓄意或者不作为，造成了大河南北的这场浩劫。而关陇人则指责山东人居心叵测，阴谋推翻国祚，大河南北叛乱的背后都有山东贵族的“黑手”，正是因为山东贵族的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大河南北今日的混乱。
关陇贵族官僚是蓄意隐瞒真相，山东贵族官僚则是蓄意推波助澜，结果大家联手欺骗皇帝和中央，一边是东征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边是大河南北的叛乱此起彼伏，局势越来越恶劣。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关陇贵族都漠视普罗大众的死活，都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真相。齐郡郡丞张须陀就是个例外。张须陀是个武将，却因为政治原因被赶出军队，到地方上做了个文官，或许是秉性使然，也或许是对皇帝和王国的忠诚，他不顾僚属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开仓赈济灾民，由此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一部分地方贵族豪望的支持。接下来，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公开违反律法，以郡府的名义征召地方宗团、乡团和壮丁，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地方军，向长白山反贼展开了围剿。他的理由很简单，若想确保东征，确保东莱水师能够顺利渡海作战，就必须确保齐鲁地区的稳定，而齐鲁的稳定取决于齐州的稳定，若想稳定齐州，就必须剿杀叛贼，求得一方平安。
张须陀做为地方行政官长，没有统兵权，以他在齐州的所作所为，等同于谋反，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和中枢竟然相信了他的奏章中的表述，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破例授予他统兵权，负责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戡乱平叛之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人认为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行此下策，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派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得东征期间政局的稳定。张须陀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前是老楚国公杨素的帐下悍将，是杨素一系的成员。现在杨素的政治遗传全部由小楚国公杨玄感继承了，杨玄感现为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亦是东都保守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皇帝和中枢破例授予地方行政官长张须陀以统兵权，委以重任，很明显就是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发出求和的信号。东征在即，内部就不要再闹了，要闹就等到东征之后。不管怎么说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王国的利益，哪有贵族官僚们的利益？
皇帝和中枢却因此开了不好的头，剥夺地方行政官长统兵权是皇帝登基之后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目的是借着军政分离的名义，削弱地方官府的权力，同时进一步集权于中央，然而，仅仅因为东征，皇帝和中枢就改动了律法，如此朝令夕改，权威当然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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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如此剿贼
这个口子一开，贵族官僚看到有利可图，便如发现猎物的恶狼，一个个蜂拥而至。崔德本便是恶狼之一，在梁德重面前狮子大开口，他竟然要仿效张须陀，也要拿到统兵权，而他的做法很简单，向张须陀学习，先斩后奏，待既成事实了，便“倒逼”东都授予其统兵权。反正前面有张须陀这个“榜样”，即便东都不给崔德本统兵权，也不会定他一个谋反的罪名砍了他脑袋，相反，假若其剿贼成功了，东都还要给他记功劳。
这事情可以先斩后奏，但现在的问题是，徐州有左骁卫府，左骁卫府下有诸鹰扬，有数千大军，另外董纯还在彭城，董纯走了还有梁德重，这戡乱平叛的事怎么摊也摊不到崔德本头上，除非梁德重在董纯走后，以卫府之名义，向彭城郡府求助，请求崔德本出面，协调卫府、郡府和地方贵族豪望之间的关系，征召宗团乡团等地方武装力量一起戡乱平叛，否则崔德本便是“师出无名”，留下了招惹祸事的把柄。
张须陀运气好，并不代表崔德本运气也好，所以崔德本必须小心又小心，确保自身之安全。只是如此一来，他便需要梁德重的默契“配合”，而梁德重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脸面和卫府的声誉，还要考虑到此事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让他担心的后果便是，彭城地方势力一旦借此机会壮大武装力量，与卫府正规军形成抗衡，那么地方官府的实力便会大增，即便不会因此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亦有与中央对着干的可能。而更严重的是，一旦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戡乱剿贼就成了一句空话，蒙山之贼不但不会剿平，反而会发展壮大，原因很简单，地方官府和地方势力要养寇自重，唯有“养寇”，地方官府和地方势力才能维持地方武装力量，才能借机攫取更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
梁德重的笑容突然凝固，原因便在如此。地方宗团乡团虽然隶属于卫府，是卫府的下属组织，但卫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们，控制他们的是地方贵族势力，一旦地方贵族势力借此机会把分散在各地的宗团乡团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卫府就麻烦了，不但要面对蒙山的叛贼，还要耗费精力应对来自地方军的掣肘，搞得不好便是人仰马翻，被叛贼和地方势力联手算计，一败涂地。
崔德本似是看穿了梁德重的忐忑心理，淡然一笑，接着说道，“齐州贼一旦逃亡蒙山，与徐州贼会合，便会对齐鲁和徐州局势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而这必然会损害到将军的前程。将军戎马一生，功勋卓著，若晚节不保，岂不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董纯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打了一辈子仗，号称中土名将，结果老了还栽了个大跟头，再想爬起来就难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梁德重当然不会傻到重蹈董纯之覆辙，虽然崔德本的话听起来很刺耳，甚至含有某种威胁的意思，但仔细想来却也是事实。
梁德重对未来局势已有所估猜，他可以肯定逃进蒙山的徐州贼会利用今年的冬天和明年东征的有利时机迅速壮大，假若齐州贼也逃进蒙山，两股流寇会合一处，实力会更大，会加速恶化齐鲁和徐州局势，而他对自己的未来更为悲观，所以抱定了“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为此他宁愿“低头”默契配合崔德本，但前提是崔德本必须给他足够的利益。至于卫府利益、王国利益的损失，与他何干？难道卫府剿贼成功了，王国稳定了，皇帝和中枢就会嘉奖他？当然不会，到了他这一层次，权力和财富的获取不是靠军功，而是靠政治，政治上他假若站错了队，就算他功勋盖世，人头照样落地，甚至还要被刀笔吏蓄意抹黑遗臭万年。
梁德重的脸色渐渐正常，笑容再度恢复，“如今顺政公还在彭城，诸事不便。崔郡丞之计虽好，若想付诸实施，却是千难万难。”
言下之意，某可以与你合作，也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只是，你要给某丰厚的回报，否则免谈。对梁德重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董纯走后，临时主掌卫府，虽说这事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但如今崔德本主动上门来谈“合作”，那这事就玄乎了，一旦双方“合作”不成，以崔氏在东都的庞大政治实力，不要说把梁德重赶出徐州了，就算将其一脚踹回家也是轻而易举。
崔德本微微颔首，“徐州的事，东都很震惊，皇帝和中枢对顺政公极其不满，而众多文武大臣也认为以顺政公之实力竟对付不了一群乌合之众，简直贻笑大方，所以只能解释为顺政公故意纵贼为祸，而目的就昭然若揭了。顺政公待在彭城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而代替顺政公镇戍徐州者，非将军莫属。”
这等傲气十足的话，也就从崔氏嘴里说出来，否则就是狂妄至极了，梁德重必定喷其一脸唾沫。既然崔氏担保不从中作梗，梁德重也就放心了，但这是小事，与梁德重所需之利还差得很远。崔德本心知肚明，继续说道，“将军镇戍徐州，不但要戡乱平叛，还要确保运河水道之安全，耗费甚巨，虽卫府不缺钱粮武器，但地方上总要给将军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某在这里向将军做个承诺，在将军任期内，将军要什么，地方上就提供什么，决不拖累将军戍卫之责。”
“善！”梁德重要的就是这个承诺，心花怒放，当即也向崔德本做出承诺，只待董纯一走，他就上奏皇帝和中枢，以戡乱剿贼为名征调地方宗团乡团，给崔德本获取统兵权创造先斩后奏的机会。不过，君子顾其本，他不能任由崔德本“胡作非为”，一旦局势失控，殃及池鱼，他必然要倒霉，那就得不偿失了。
“卫府既要戡乱平叛，又要戍卫运河水道，在用兵上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为此不得不向地方郡府求助，但这并不代表地方郡府就可以干涉卫府军务，甚至越俎代庖，直接指挥军队。”梁德重不得不郑重提出警告，“在军事上，卫府的权威不容侵犯。”
本朝军政分离，界限划分清楚，现在崔德本有意获取部分军权，梁德重也默许了，但在军事上，崔德本必须遵从卫府的命令，不能任意妄为，这关系到梁德重的切身利益，是梁德重的底线。崔德本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
“张须陀阴险狡诈，他不但把齐州贼赶出了齐郡，还一直追杀到了鲁郡，看情形是要一直追杀到蒙山方止。”梁德重随即与崔德本讨论起了剿贼事务，“此乃祸水东引之计，而这些贼人一旦在蒙山站住了脚，对齐郡的确是没有影响了，但对彭城郡、鲁郡和琅琊郡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三郡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镇戍区，若各自为战，则如一盘散沙，徒劳无功，唯有携手合作，统一指挥，方能围剿贼人。但冬天即将来临，东征的准备工作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不论是东都还是齐鲁和徐州地方，都不可能在剿贼战场上投入更多精力。开春后，东征开始，举国上下都要为保障东征而倾尽全力，可以预料，剿贼的难度就更大了。”
“我们剿贼有困难，贼人必然会乘机发展壮大，而贼人发展壮大的手段就是烧杀掳掠，这必然会混乱地方局势，危及到地方稳定，甚至危及到东征大计，所以，不论剿贼的难度有多大，这个贼，还是要剿的，功劳还是要拿的，否则等到东征胜利结束，东都局势大变，很多危机便会接踵而至，我们会陷入极度的被动。”
崔德本听懂了梁德重的话外之音，说得简单点，就是不论是齐鲁还是徐州，卫府下辖的诸鹰扬军队大都被调去了东征战场，留下来的鹰扬府军队实力有限，除了镇戍重镇要隘和保护水陆交通要道外，就没有力量去剿贼了。所以梁德重有把握说服东都，授权卫府征调地方宗团乡团力量去剿贼，但蒙山处在三郡交界处，仅靠彭城一个郡的力量剿贼肯定不行，还必须与鲁郡和琅琊郡协同作战，这就涉及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唯有东都才能解决。也就是说，崔德本若想剿贼立功，还必须说服崔氏，动用其政治资源，为蒙山剿贼扫清诸多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统一指挥权，就是由谁来负责三郡协同剿贼之重任。
梁德重显然想更进一步，即便无意于升官加爵，但有意获得更大权力，以便剿贼立功，在东征胜利结束后的新一轮政治博弈中赢得先机，为自己赢得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崔德本沉吟不语。他感觉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依照梁德重的意思拓展思考一下，不难看到事情的后续发展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名义上是剿贼，实际上各方势力都在争权夺利，如此剿贼，岂能成功？贼人若屡剿不平，结果必然是一场灾难。
“将军所虑甚是。从卫府鹰扬这边来说，齐鲁和徐州是两个镇戍区，的确难以协调，但从地方郡府来说，三郡毗邻，利益相连，倒是容易协调。”崔德本避重就轻，没有正面答复梁德重，毕竟兹事体大，他需要向崔氏家主禀报后由崔氏做出决策，他不敢胡乱承诺。
至于三郡协调剿贼一事，对卫府鹰扬来说很困难，因为这牵涉到镇戍区和指挥权问题，非要东都出面协调方可，但对于三郡郡府来说，协调就简单多了，尤其崔氏乃山东第一豪门，权势地位影响力摆在那里，只要崔德本登高一呼，必定应者云集。如此一来，便遂了崔德本之意愿，他可以仿效张须陀，集结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剿贼，胜利了，功劳便有地方郡府的一份。只是，事情若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卫府鹰扬岂肯让地方郡府越俎代庖，抢卫士的饭碗，打军队的脸？
梁德重微微一笑，拱手为礼，语含双关，“如此便有劳崔郡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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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章鲁郡太守
鲁郡太守段文操在巨平城里接到了左骁卫将军董纯的告警书信。
鲁郡与齐郡毗邻，双方以泰山为界。齐郡有叛乱，必然会殃及到鲁郡，所以当齐郡郡丞张须陀倾力围剿叛贼之时，鲁郡局势也随之紧张起来。
齐郡、鲁郡是齐鲁地区的核心地带，不但人口多，经济富裕，而且因为历史悠久，又是儒家创始人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使得齐鲁人与生俱来便有一种优越感，尤其自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齐鲁人更是以中土文化正朔而自居。
中土一统，胜利者不是山东人，而是被山东人鄙视为蛮夷的关陇人，这严重伤害了山东人的自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败了也就败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朝更替很正常，再说历史证明，不论谁坐江山，实际控制权柄的都是门阀士族，贵族始终是中土的统治阶层。然而，关陇人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土的统一，岂肯与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手下败将共享中土的权力和财富？
关陇人是新兴贵族，大都是以军功起家，说白了就是一暴发户，而山东人都是历史悠久的老贵族，以经学传家，累世簪缨，是真正的贵族，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试想这种背景下，关陇人岂肯让山东人掌控权柄？那不等于拱手让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送给了山东人？所以关陇贵族集团，不论是汉姓贵族还是虏姓贵族，也不论是关中、陇西、河东乃至河洛贵族，都不遗余力的遏制和打击山东人，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但是，中土一统了，为了维护统一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实施中央集权制，唯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中土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如此一来，在中土分裂时期兴盛起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但门阀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门阀士族政治这一基础，这一基础若被摧毁，门阀士族也就难以生存，必然要随之灭亡。
中土统一后进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触及到了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关系到了门阀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所以先帝采取了温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渐进，尽可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风暴还是接连不断。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在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并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各贵族集团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结果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骤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统一的大功臣，他统率军队征服了江左，并镇戍江左达十年之久，稳定和发展了江左，巩固了统一大业，所以江左贵族集团也就成了今上的坚强后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东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关陇人遏制和打击的对象。现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进入朝堂，直达权力核心，那么山东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关陇人的盟友，而进入权力核心是山东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江左人和山东人一拍即合，双方联手支持皇帝的激进改革策略，试图以改革来反制关陇人，遏制和削弱关陇人对权柄的掌控，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梦想。
改革进入了快车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随之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的冲突也随之剧烈。
齐鲁人做为山东人的组成部分，距离关陇最远，与关陇人的隔阂也太深，可以想像双方之间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让是齐鲁人，长白山义军也是齐鲁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举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义上是反东征，反徭役，反关陇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关陇人和山东人数代积怨的一次总爆发，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和中枢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激进政治改革策略的失败。
对于齐郡发生的这场由齐人主导的叛乱，齐鲁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贵族都很关注。段文操做为邻郡太守，尤其关心。
段文操是齐鲁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齐鲁豪门。拓跋氏北魏分裂时，段文操的父亲段威扈从孝武帝西行入关，自此效命于关陇，历西魏和北周两朝。段文操声名不显，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却是中土名将，功勋显赫。段文振文武干略，在统一大战和对外战争中屡建功勋，曾官至太仆卿。关陇人尚书右仆射苏威与其有仇怨，曾设计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为民。好在山东贵族齐心协力，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为大将军。今上登基，重用山东人，首选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书之高位，引为股肱。
当时段文操是卫府武贲郎将，兄弟两人同在军中为【创建和谐家园】，这也算忌讳之事，遂遭到关陇人的“攻击”。皇帝于是把段文操调离了军队，让他去督秘书省学士。学士皆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个粗鄙武夫，哪能胜任？结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愤怒之下鞭打学士，遭御史弹劾。皇帝无奈，只好将其外放地方，到鲁郡做了太守，其背后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齐鲁人身份和段氏在齐鲁的威望，缓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贯彻实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鲁郡，理所当然得到了齐鲁贵族的欢迎，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本来这是好事，有助于中央改革措施的推进和落实，但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预想的轨道。
齐鲁人自段文操主政鲁郡后，感觉有了依靠，有了领袖，有了主心骨，士气突然就高涨了，胆子也大了。试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当朝宰执，深得皇帝的信任，有这样一层**的关系，齐鲁人还怕啥？于是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愈演愈烈。而段文操性格刚严，为人刻板，对本集团利益和地域利益非常看重，对关陇人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处处维护齐鲁人的利益，纵容齐鲁人对抗关陇官僚，结果自他入主鲁郡后，不但未能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反而阻碍了改革政策的贯彻实施，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斗”上，结果可想而知。
大河洪水泛滥，齐郡受灾。齐郡处于大河下游地段，灾情实际上并不非常严重，然而，因为齐鲁贵族和关陇官僚斗得“热火朝天”，官府当然“赈济不力”。灾民得不到赈济，齐鲁贵族怒气冲天，当然要从中挑唆，蓄意激化矛盾，于是王薄和孟让便聚集了大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在长白山举旗造反了。
张须陀是何时开仓放粮的？在王薄和孟让率众举旗造反之后。
所以，段文操有理由认为，齐郡局势的急剧恶化，都是张须陀的阴谋，张须陀想逼迫齐人造反，然后混乱齐鲁局势，并借着剿贼的名义，大开杀戒，铲除异己，打击齐鲁贵族，如此一来，即便东都要整治齐鲁官场，也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但张须陀的阴谋却能得逞，齐鲁人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段文操为此非常愤怒，他在给哥哥段文振的书信中，把张须陀和他背后的河洛贵族集团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报复张须陀，要为齐鲁人铲除这个杀人屠夫。段文振知道弟弟的性格，当心弟弟失去理智做出违法之事，那便当真是中了对手的奸计，最终不但拯救不了齐鲁人，还把自己赔了进去。段文振当即让次子段纶日夜兼程赶赴鲁郡，待在段文操的身边，防备段文操做出“过火”举动。
偏偏张须陀这时候把王薄、孟让和长白山义军赶出了齐郡，赶进了鲁郡，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段文操，你剿不剿贼？你若不剿，任由贼人逃脱，那就让这伙贼人在你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吧，而且我还有理由上奏弹劾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退一步说，就算你哥哥段文振极力袒护你，我的弹劾没有发挥作用，但这伙贼人如果一直在你的地盘上逍遥法外，而你又一直屡剿不平，你如何向东都交待？
段文操勃然大怒，但急切间找不到应对之策，一筹莫展。
就在此刻，左骁卫将军董纯又来信了，说有伙徐州贼逃窜进了鲁郡境内，请他小心防范，全力围剿。
欺人太甚！段文操出离愤怒了，破口大骂，杀人的心都有了。好，你关陇人做得好，前后夹击，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好，你不仁，我不义，你们把贼逼到我的地盘上，要我剿贼，我偏偏就是不剿，你能奈我何？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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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莫非想利用齐人的关系？”
段纶一眼便看出了段文操的心思。段文操已经决定把王薄、孟让再赶回齐郡，但他又不想动用武力，齐人杀齐人，于是便想动用地方豪望的关系，暗通王薄、孟让，直接叫他们带着队伍再杀回齐郡，祸害张须陀去。
段文操没有回答，若有所思。
“王薄、孟让若想再杀回齐郡，就必须与张须陀正面作战，从张须陀的阻击中杀出一条血路。”段纶说道，“冬天已经来了，王薄、孟让缺衣少粮，军心涣散，不是张须陀的对手。”说到这里，段纶停了下来，犹豫着，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