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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研制项目的时候，陆航的想法就是改进DZ-25C，启动全新研制计划，主要目的是完成技术积累，为今后开发更好的空中平台打下基础。

  　　从实际情况来看，DZ-25C完全能够满足未来作战需求。

  　　陆航没有急着提出DZ-25C的改进计划，主要是陆军没有急着提出未来主战平台的研制计划，而陆航是为陆军服务的，陆航的战术空运平台与装甲部队的主战装备的相关数据必须高度吻合，比如主战坦克的标准战斗质量为30吨，那么陆航战术运输机的标准空运能力就应该以此为标准（一般是会放大10%到20%，及在设计的时候要求33吨到36吨的标准空运能力）。

  　　虽然按照一般的做法，或者说西方国家的做法，因为空运平台的研制成本与研制周期都超过了地面主战平台，所以应该按照针对未来战争的设想，首先确定运输机的主要性能指标（空运能力、货舱尺寸、续航能力等），再由运输机性能指标来确定地面主战平台的技术指标。但是这套研制方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地面主战平台的战术性能往往会因为过于迁就战略性能而受到影响，导致难以完成作战任务。拿美国陆军的“斯特瑞克”轮式装甲车来说，就是因为需要用C-130运输机空运，导致其基本重量必须控制在20吨左右，使其防护能力大受影响，只能在低强度的地面战斗中发挥作用，在高强度的战斗、特别是在装甲对抗战中几乎没有生存能力。

  　　针对这一请情况，共和国陆军采用了倒置的研制方式，即首先研制地面主战平台，再由地面主战平台的技术指标（主要是战斗重量与外形尺寸）来研制空运平台，从而最大限度的确保地面主战平台的作战性能。

  　　正是如此，直到DZ-31C与DB-30D的技术指标出台，陆航才开始改进DZ-25C。

  　　事实上，DZ-25C的改进项目，也就是后来的DZ-25E并不复杂（DZ-25D是在C型基础上针对出口的改进型号，主要就是取消了一些共和国陆军才有的装备，并且按照客户的要求增加某些次要设备）。原因很简单，DZ-31C与DB-30D的主要技术指标与初始型号基本上没有差别，即便不对DZ-25C做改进，也能进行空运。当然，在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加上陆航的DZ-25C机群在印度战争期间过度使用，导致机体结构严重劳损，而进行延寿改进的费用不比采购一架全新飞机的费用低多少，所以在需要更换运输机群的时候，陆航有足够的理由对DZ-25C进行改进，购买一种更加出色的运输机。

  　　确定改进指标的时候，陆航就明确提出，新的运输机要在不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空运DZ-31C或者DB-30D（前者更重，而后者的尺寸更大），并且在不做停留、空载返航的情况下完成2500千米的空运任务（相当于在保留15分钟的续航时间的基础上，满载续航力要达到4000千米），并且在24小时之内执行4次空运任务。虽然陆航没有提出更加具体的性能指标，比如巡航速度、飞行高度、是否采用模块化设计等等，但是从这些总体技术指标来看，改进之后的运输机必须具备每小时1100千米以上的巡航速度，并且将起飞前的准备时间缩短到15分钟之内（这就要求能源系统与货舱采用模块化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么高的要求，等于研制一种全新的运输机。

  　　事实上，陆航确实是这么做的。

  　　DZ-25E定型的时候，除了动力系统与主承力结构之外，其他部分全是全新研制的，与DZ-25C的通用性不到30%。整个系统中，最有创新性的就是模块化的“货物承载与维持平台”，说直接点，就是完全独立出来的货舱与载员舱。除掉货舱或者载员舱，DZ-25E就是一架只有机身承力结构、机翼、能源系统与推进系统的飞机。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挂载载员舱或者货舱（货舱又分为增压密封货舱与开放式货舱），连接货舱与载员舱的工作由飞行员遥控完成，而且只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可以在运输机到达前，准备好货舱或者载员舱，然后花5分钟的时间重新连接。如此一来，运输机留在机场装卸货物与人员的时间将大大缩短，空运效率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模块化设计的货舱与载员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运载不同的物资、或者不同性质的人员，比如可以运载100多名全副武装的空降兵、或者35吨散装货物、或者1辆主战坦克（步兵战车）、或者1具标准航空集装箱、或者承载30吨的液体容器。如果有必要，甚至能够携带几十吨炸弹执行轰炸任务。

  　　正是如此，新的平台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

  　　事实上，这绝对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用DZ-25E的总工程师的话来说，在此之后，战术运输机与低空攻击机将合二为一，所有更不上时代潮流的飞机都将被淘汰。

  　　别的不说，根据陆军战斗单位的要求，陆航投资开发了一种“空中火力支援系统”，该系统由DZ-25E吊挂，配备了1门105毫米电磁炮、1门40毫米电磁速射炮、1门20毫米机关炮，整个系统能够在15分钟之内向视觉范围内的地面目标倾洒1吨弹药，对任何地面目标都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力。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到2041年，陆航只采购了大约200架DZ-25E，以及近1200个承载模块。虽然机群的规模并不大，但是空运能力并不差，相当于600架DZ-25C。更重要的是，陆航已经与生产DZ-25E的中航集团签署了一份保密合同，即在必要的时候，中航集团必须无条件的满足陆航的需求，作为补偿，陆航将设法为DZ-25E（或者专门针对出口研制DZ-25F）争取出口许可证，并且无偿担任“形象大使”。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国家对这种全新概念的空中战术平台产生了兴趣。

  　　在2040年底之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向中航集团索要了DZ-25E的介绍书，并且表达出了采购意愿，这其中包括了法国与乌克兰。也就是说，连欧盟与俄罗斯都对DZ-25E产生了兴趣。问题是，DZ-25E作为最新的空中战术平台，涉及到了太多的关键技术，所以共和国当局一直没有发放出口许可证。按照外界估计，就算共和国当局以“特别合作”的方式出口DZ-25E，也只会少量卖给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关系特别好的盟国，在最近几年，也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能够拿出与DZ-25C匹敌的垂直起降运输机之前，共和国当局都会极力推销DZ-25C，以谋求最大的利益。对中航集团来说，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先在DZ-25C上赚一笔，再在DZ-25E上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裴承毅关心的是，陆航能以多快的速度扩充DZ-25E机群。

  　　这一点，军情局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因为DZ-25E与DZ-25C共用生产线，而后者是全球最畅销的垂直起降运输机，生产周期已经排到了2050年之后，中航集团至少有3条生产线在全速运转，所以在做出战争决策后的1个月之内，陆航的DZ-25E机群规模就能扩大1倍，3个月之内将DZ-25E的数量增加到800架以上。

  　　毋庸置疑，如果有800架DZ-25E，陆航的运输能力将超越空军的运输机群。

  　　按照裴承毅的估计，只需要400到600架DZ-25E，就能支撑整个中东战争。

  　　不管怎么说，陆航的实力不容低估，爆发力更加强大。可以说，陆航的情况，最为真实的反映出了第三次军事改革的成就。相对而言，与陆航竞争的空军的日子就要比陆军好过得多了。

  第四十一章 结构性调整

  　　作为高技术军种，空军在第三次军事改革中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在外界看来，为了加强天军建设，加上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与低空攻击机项目上败给了陆军航空兵，空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像陆军那样，在第三次军事改革中裁员，导致数万名空军官兵失业。事实上，情况远没表现得这么糟糕。空军裁掉的4万多名官兵中，以战术空运部队的相关人员、以及基地警卫等非战斗人员为主，战术航空兵、战略航空兵与支援航空兵反而得到了加强。按照共和国国务院在2040年公布的国防蓝皮书，到当年年初，共和国空军的总兵力为42万，其中飞行员超过了3万人。由此可见，共和国空军的规模并没缩减，至少维持了印度战争前的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空军的规模扩大了。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到2040年底，美国空军的总兵力在40万左右（未包括空中警卫队），其中飞行员只有23000人。也就是说，在美国空军中，飞行员占总兵力的5.75%左右，而在共和国空军中，飞行员占总兵力的7.15%。这一现象除了证明共和国空军的保障体制更加有效（可以减少飞行员之外的保障人员）之外，也证明了共和国空军的实际规模肯定不止42万。准确地说，因为在战争时期，机群出动强度提高，需要更多的保障人员，飞行员在总兵力中占的比重应该在5%以下，所以共和国空军在不扩充飞行员的情况下，可以在战争时期征召大月18万预备役人员，将总兵力扩充到60万左右。相对而言，扩充保障人员比扩充飞行员容易得多。

  　　具体编制上，空军的变化就非常惊人了。

  　　传统上，空军下设3个主要兵种，即战术航空兵、战略航空兵与支援航空兵。随着技术进步，兵种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在2030年之前，也就是共和国当局为印度战争做准备之前，就有部分空军将领提出了缩减编制的想法，即取消原来的兵种区别，按照作战使用与作战目的，合理分配各兵种的作战力量。虽然这一提议得到了前空军司令严宇擎的支持，但是在章忠宪出任空军司令之后，出与争夺总参谋长职务的考虑，没有继续推进空军的结构化调整。藏南冲突爆发之后，共和国当局明确了通过战争解决南亚争端的基本原则，着手对军事力量进行全面调整，空军的结构化调整自然无果而终了。

  　　印度战争之后，林啸雷出任总参谋长已成定居，章忠宪离开空军也是迟早的事情。

  　　在此情况下，章忠宪没再“怠工”，顺应第三次军事改革的大潮流，率先提出了结构化改革方案，即通过整合三个主要兵种的资源，达到缩减编制的目的。由此可见，章忠宪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很有才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章忠宪的这一安排，让空军在第三次军事改革中保存了大部分实力。也就是说，空军裁减的几万官兵，实际上都是通过结构化调整削减下来的，对空军的影响并不大。

  　　不管怎么说，结构化调整必须建立在先进装备的基础之上。

  　　说直接点，没有足够先进的装备，就算再怎么调整结构，空军的战斗力也不会增强。

  　　因为空军采用了严格的装备与人员对应的编制体制，所以在兵力并没大规模缩减的情况下，空军的装备数量也不会减少多少。虽然与陆军一样，在2035年之后，共和国空军再也没有采购过一种新式主战装备，只能在改进旧装备上做文章，但是作为高技术军种，空军在改进上玩的花样更多，也更加彻底。

  　　在空军的众多主力装备中，最受关注的仍然是重型制空战斗机。

  　　因为在半岛战争、日本战争与印度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共和国空军的重型制空战斗机闻名全球，重型制空战斗机也再次成为争夺制空权的主要力量，所以印度战争之后，除了共和国与美国之外，俄罗斯率先启动了重型制空战斗机的研制项目，就连法国也在努力拉拢几个欧洲大陆国家，想通过联合研制的方式开发“欧洲战斗机”。

  　　到21世纪40年代，J-16仍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重型制空战斗机。虽然空军早在2035年年底就启动了J-16的替代战斗机，即代号X18的重型制空战斗机研制项目，并且在当年就向中航集团、中重集团与航空航天集团各支付了几亿元的项目启动经费，要求这三家有能力研制重型制空战斗机的军火企业拿出初始设计方案。但是在2037年，也就是林啸雷担任总参谋长之后，随着海军加入，空军单独研制重型制空战斗机的计划被取消，而且在谁主导该项目的问题上，空军与海军产生了严重分歧。

  　　虽然裴承毅当时已经去了物理实验中心，但是对这件事情还是有所了解。

  　　原因无二，与重型制空战斗机有关的几项技术由物理实验中心的实验室负责，裴承毅正好参与了其中的一项开发工作。

  　　按理说，重型制空战斗机是空军的当家花旦，而且空军的采购数量远远超过海军，所以无论如何应该应该由空军主导，在空军型号的基础上改出海军型号。问题是，林啸雷当上总参谋长之后就提出了“大海军计划”，即在20年内，将海军规模扩充1倍以上，完全具备与美国海军对抗的实力。虽然该计划的现实意义非常大，按照王元庆的估计，两个超级大国共存的局面最多再维持30年，如果不能在20年内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海军，共和国不大可能在全面战争中击败美国。但是林啸雷的做法过于霸道，而且思想过于激进。不管怎么说，在海军主导局面的情况下，总得给其他军兵种一点活路。

  　　闹到最后，该项目被国防部否决了，准确地说，是在顾卫民的干预下被暂时搁置了。

  　　顾卫民给出的理由很简单，J-16在20年代开发、30年代装备部队，足以服役到20年到30年，即在2050年之前，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更好的战斗机。虽然重型制空战斗机的开发周期长达10多年，甚至20年以上，但是不研制重型战斗机，不等于不开发新技术，很多与重型战斗机相关的技术，可以在其他项目中得到体现与应用，或者单独立项。事实上，搁置了重型战斗机的开发项目的同时，国防部批准了几个单独军事科研项目，并且在批准J-16的改进项目时，明确提到了几个技术指标，即通过改进J-16来推动新型重型制空战斗机的关键项目。

  　　如此一来，搞到最后，重任还是落到了空军身上。

  　　不管怎么说，J-16是由空军主导的重型战斗机，所以在改进J-16的时候，其主要作用的也是空军。

  　　因为国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J-16的改进项目得从头开始。

  　　在2039年底首飞的J-16的第二种正式批量生产型的编号为E，而不是在印度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开始研制的J-16C。虽然看上去，J-16E比J-16C更加先进，毕竟其改进时间比较晚，能够采用更多的新技术，但是事实上，J-16E应该是J-16C的缩水版本，其主要目的就是控制改进费用，即在以J-16A为基础进行改进时，改装成本不得超过造价的40%。受此条件限制，很多计划用在J-16C上的先进设备，比如无源探测系统、全新的发动机，压根不可能出现在J-16E上。

  　　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空军想要的结果。

  　　问题是，在与总参谋部对立的情况下，空军只能依靠国防部，从而在装备研制与采购上尽量听从国防部的吩咐。

  　　作为国务院的部门，国防部在考虑装备发展项目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效费比。

  　　用国防部在审批J-16E项目时的评论来说，虽然无源探测系统、大推力发动机、高强度机身、多功能生命维持系统（提高飞行员承受过载的能力）等设备非常先进，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战斗机的性能与作战能力，但是这些系统本身也极为昂贵，效费比远远比不上已经十分成熟的系统。根据国防部公布的计算结果，按照C型标准进行改进，成本将是生产1架J-16A的2倍，而1架J-16C的作战效能肯定比不上3架J-16A。按照E型标准改进，成本只有1架J-16A的40%，而J-16E的作战效能是J-16A的200%以上，因此选择J-16E，放弃J-16C，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让空军接受这个方案，国防部还拿出了“国防资源情报局”（一个专门通过公开与半公开渠道收集他国国防情报的部门）收集到的情报，即在未来10年到15年之内，美国空军不会装备比J-16E更加先进的战斗机，F-42的改进计划很难做到比J-16E更加彻底，而且美国空军也没有研制新型重型制空战斗机的计划。

  　　说简单点，国防部不愿意为单价近百亿的J-16C买单。

  　　万幸的是，军情局证实了国防资源情报局取得的情报，美国空军确实没有启动研制下一代重型制空战斗机的计划，而且也没有对F-42做太大的改进。按照军情局的说法，美国空军的情况与共和国空军很相似，即F-42是在传统动力系统的基础上开发的最后一种重型制空战斗机，受基础设计影响，进行全面改进的费用基本上等于重新设计一种战斗机，效费比严重失衡。

  　　更重要的是，J-16E的测试工作已经在2040年底完成，并且在年初投产。

  　　虽然交付给空军的J-16E只有2个中队的48架，但是J-16E是在J-16A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而J-16A在设计的时候就大量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所以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以更换功能模块的方式加快改进速度。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数据，在7月1日之前，空军至少能够获得8个中队的近200架J-16E。因为空军总共只有12个中队的重型制空战斗机，所以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8个中队的改进工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重型制空战斗机如此，多用途战斗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J-16一样，J-17的替代机型，即代号X19的多用途战斗机研制项目在2036年初就下马了，取而代之的是J-17的改进项目。因为J-17是共和国空军中的“低端战斗机”，在印度战争之后就拿到了出口许可证，所以为了抢占国际市场，特别是与大了一号的F-46争夺一些中立国空军的订单，制造商有足够的热情对其加以改进。比如在2037年底向国际市场的J-17的代号就是CX，即在J-17C的基础上，针对客户具体要求的特别改进型。因为制造商已经针对J-17A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改进，所以当空军在2038年初提出研制更加先进的改进型号后，仅用了1年，内销的J-17C就飞上了蓝天。与出口的J-17CX相比，出售给共和国空军的J-17C要实用得多。说直接点，就是更加简练，取消了很多昂贵、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装备，在全面提高多用途性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降低生产成本。别的不说，J-17C的制空作战能力就与J-17A旗鼓相当，除了通过换装推力更大的发动机，提高了战斗机的机动能力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变化。与A型相比，J-17C最突出的能力就是打击能力增强了100%。

  　　当然，J-17C也是由J-17A改进而来的，而且可以通过采用改装模块进行快速改进。

  　　战略航空兵方面，用来替代H-9的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并没得到批量生产的机会，到停产的时候，共和国空军只采购了42架，并且全部配备给了执行战略警戒任务的3支轰炸机部队。因为要想维持最低限度的战略警戒力量，即在遭到敌人突然打击之后，要想通过还击摧毁敌国的所有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至少就得保证有1支由12架轰炸机组成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在和平时期，至少得保证有3支战略轰炸机部队处于战略警戒状态，其中1支在空中巡逻，1支在地面准备待命，另外1支则进行日常保养。也就是说，装备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3支轰炸机部队不大可能被派去执行常规作战任务。更重要的是，《伦敦条约》的第一阶段削减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作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略报复力量，空军的战略轰炸机部队是一支相对透明的力量，其一举一动对国际核裁军、乃至全球局势有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没能大批量装备部队，关键还是价格太高。

  　　按照共和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H-11的采购单价高达480亿元，约合130亿美元，是H-9的5倍，是当年被称为“用金子打造的轰炸机”的B-2的6.5倍。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在全面核裁军谈判中占据先机，共和国当局绝对没有理由花2万亿购买40多架这种比黄金还要贵好几倍、而且注定要在2065年之前销毁的战略轰炸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伦敦条约》正式生效，所以共和国当局才在2038年初终止了H-11的发展计划，避免在不必要的领域投入更多的经费。

  　　也就是说，共和国空军战略航空兵中，担当主力的仍然是H-9。

  　　虽然这种在半岛战争期间就以大展神威的轰炸机已经服役近20年，但是20年间，共和国空军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对其加以改进。更重要的是，自从H-11问世之后，H-9就不再承担战略打击任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能轰炸机”。在执行常规打击任务时，轮到轰炸机登场的时候，要么是已经全面掌握制空权，要么让轰炸机在上千千米外用巡航导弹攻击高价值目标，绝对没有哪个指挥官让数十亿元1架的轰炸机用非制导炸弹去对付的到防空导弹严密保护的地面目标。也就是说，轰炸机扮演的是弹药运输平台的角色，其本身性能并不是非常重要。别的不说，美国空军在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B-52一直到2037年才退出一线作战部队，最后20多架还将服役到2050年之后，到时候，这种轰炸机的寿命就将超过100年。与之相比，在2020年之后服役的H-9，无疑是一种非常年轻的轰炸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战略航空兵在执行普通任务时，与战术航空兵的差别正在缩小，与其研制一种高性能轰炸机，还不如想办法提高重型战斗机的性能，使其能够执行某些以往只有轰炸机才能执行的任务。比如在提出X18项目的时候，空军就明确要求其标准作战半径必须在4500千米以上。要在以往，这已经是战略轰炸机的标准作战半径了。也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重型战斗机很有可能取代战略轰炸机。

  　　事实上，空军改革的重点就在这里。

  　　按照空军的改革规划，完成改革之后，空军将不再设立单独的兵种，而是以职能的方式分配与管理作战力量，即设立打击司令部与支援司令部。

  　　相对而言，整合战术航空兵与战略航空兵还是小事。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空军要想在海军与天军的“夹击”中求得一席之地，就得在支援航空兵上大下功夫。

  　　事实上，支援航空兵才是空军改革的关键所在。

  第四十二章 两难处境

  　　用章忠宪在离任前的话来说，共和国空军的最大威胁不是战场上的劲敌、也不是其他国家的空军，而是日益壮大的共和国天军与如日中天的共和国海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天军正式成立，不但创造了历史，还将改变历史。

  　　早在20年前，首任天兵司令，也是天军的缔造者连林涛上将就明确提到，30到50年内，天兵将全面取代空军，成为最主要的打击力量。

  　　虽然在当时看来，连林涛过于乐观，因为决定天兵（军）能否取代空军的关键因素不是站得更高，而是能不能把航天发射成本降下来，也就是把天兵（军）的作战效费比提高到一个能够被接受的水平。而在21世纪20年代初，即可控聚变核电站全面推广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在50年内把航天发射成本降低到航空成本的水平。即便在可控聚变核电站全面推广之后，也就是电力价格降到接近零的时候，受自身因素限制，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航天发射成本不可能在50年内降低到航空成本的水平。按照某些人的观点，能在100年之内把航天发射成本降下来，也就是让天兵（军）取代空军，就算非常不错的了。但是到2037年初，也就是全面核裁军协议在伦敦得到20多个国家的元首与首脑支持后，天兵（军）的发展前景顿时变得异常光明。用当时的话来说，《伦敦条约》本身就是一份为了战争而准备的条约，该条约全面生效之日，就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日。

  　　不管怎么说，这个观点并不悲观。

  　　当世界大战变得不可避免，只是什么时候爆发的时候，不管是掌握了核心技术的超级大国、还是有资格抗衡超级大国的准大国、乃至一些地区性强国都会重视军备，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提高国防实力。

  　　在这个大背景下，成本将不再是天军发展的障碍。

  　　事实上，共和国率先将天兵提升为天军，即成立第四个独立军种，就证明了天军的光明前进。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在天军上大做文章，就是在完成当年美国没有完成的事，用一场烧钱的军备竞赛来拖垮美国。虽然美国当局的表现比当年的苏联好多了，没有与共和国直接较量，而是在核裁军问题上做文章，希望借助核裁军与国家战略防御体系对抗共和国在航天领域的挑战，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美国建立天军的时候，这场注定会耗光两个超级大国全部实力的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现在大家关注的不是天军能否在2065年之后的战争中取代空军，而是天军将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如同空军的出现，把战争代入了立体时代一样，天军的出现，能不能把战争代入“太空时代”呢？

  　　与外界的评论相比，军队内部的认识更加清楚。

  　　在第三次军事改革中，唯一没有受影响、还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就是天军。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绝密情报，在2041财年度的国防预算中，天军的份额高达17%，仅次于获得19%的海军，高于获得16%的空军与14.5%的陆军。更重要的是，在2037年制订的天军长远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到，在2045年之前，天军必须具备完善的战略防御能力（原计划在2060年完成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全部建设工作），在2055年之前具备有限的战略打击能力（专指使用常规弹药对全球各地的高价值战略目标的打击能力，与传统意义上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打击能力完全不一样），在2065年之前拥有全面打击能力（包括针对各种战术类目标、乃至有时效性的战术目标的打击能力，并且拥有多次往返大气层的作战能力，从而具备取代空军的能力）。

  　　虽然这一发展规划完全按照《伦敦条约》中规定的核裁军进度计划表制定，可操作性并不强。比如早在2039年，CNN就报道了一名美国联邦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即美国要在2065年之前建立起具有完全作战能力的空天部队（美国的发展策略是整合空军与天军，而不是设立两个独立军种），在25年间至少需要投入25万亿美元，即平均每年投入1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40财年度（美国的财年从每年的5月算起）的国防预算仅仅只有2.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将超过40%的国防预算用于天军，才有可能在2065年之前让天军取代空军。毫无疑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别说40%，在极为紧张的国防预算中能够多提供1%的预算就非常不错了。共和国的情况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天军能拿到17%的预算份额已经算得上奇迹。但是作为最受重视的军种，很多与天军有关，甚至主要为天军服务的军事项目可以由其他军兵种执行。比如在备受关注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中，真正由天军承担的建设份额仅有40%左右，其余60%中，大约22%由空军承担、14%由陆军承担、12%由海军承担，剩余的12%由陆战队与电子作战部队负担。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些办法减轻天军的负担，让天军集中力量发展关键力量。更重要的是，天军的建设与当年的空军非常相似，在很多方面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如同民航客机与军用大型空中平台密切相关一样，天军的作战系统也与民用航天密切相关。别的不说，光是在航天发射上，天军就能把希望寄托在民间力量上。

  　　总体而言，天军的发展势不可挡。

  　　虽然在2041年，天军的作战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打击能力，绝大部分时候扮演的仍然是情报与信息支援者的角色，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天军肯定将取代空军，成为最强大的打击力量。

  　　如此一来，做长远发展规划的时候，空军必须考虑得更加周全。

  　　事实上，正是受此影响，在提出X18项目的时候，就有部分空军将领与年轻军官认为应该具备有限的空天作战能力，而X18的后继型号必须具备完善的空天作战能力，从而使空军在未来的空天作战中拥有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果真如此的话X18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斗机了。

  　　更重要的是，真要这么搞，X18的研制费用就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预计批量采购单价也不是几十亿、而是几百亿，研制周期不是几年、而是十几年。在2041年之前，这样的军备研制计划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也正是如此，在X18项目上，空军才坚持不与海军搞联合研制，更不愿意让海军主导该项目。按照军情局的说法，空军的如意算盘是借助国防部的影响力，让天军加入该计划。不管怎么说，空军与天军的关系最为密切，得到天军的支持后，空军才有资格向海军叫板，并且把海军变成一个出钱出力、却没有多少决定权的“有钱伙伴”。问题是，在把空天战斗机项目从理论与实验研究变成实际行动之前，天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克众多关键技术，最多出钱搞几架实验性质的空天飞机，或者利用民间投资搞几个空天飞机项目，不大可能与空军联手对付海军。再说了，海军要想发展，也得在空天战斗机上做文章，天军没有理由帮助空军对付海军。

  　　由此来看，空军的前景并不光明。

  　　作为最主要的打击力量，空军的地位迟早会被天军取代。

  　　俗话说得好，改变不了现实，就只能去适应现实。

  　　对空军来说，也就只能适应现实。

  　　正是如此，在X18项目被国防部束之高阁之后，空军并没强求，甚至没有在J-16的改进项目上据理力争。不管怎么说，20年之内，空天战斗机肯定会取代重型制空战斗机，成为主要制空力量。看得更长远一点，25年到35年之内，不管是战术航空兵、还是战略航空兵都有可能被取代。作为战略打击力量，天军明显是更好的选择。而在战术打击领域，陆军的远程炮兵、海军的水面战舰、陆军航空兵的低空攻击机、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都具有取代空军的能力。

  　　说直接一点，空军在失去了“制高点”之后，很难在打击上做文章。

  　　不能在打击上做文章，就只能在支援上做文章。

  　　不得不承认，章忠宪很有战略眼光。

  　　提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章忠宪就明确提到，空军的出路在支援航空兵上，只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支援航空兵，空军才有存在下去的必要性。用章忠宪在空军高级将领大会上做的报告来说，不管技术怎么发展，就算航天发射成本能够降到空运水平，受发射场地等因素影响，空运成本肯定比“天运”成本低得多。如果能够让空运取代海运，成为最主要的军事运输手段，那么被取代的就不是空军，而是海军。

  　　毫无疑问，章忠宪看得非常准。

  　　海军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制海权，而制海权主要体现在海运上。设想一下，如果与人类生产生活的交通运输不再以海运为主，也就是承载贸易的不再是各种各样的船舶，海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从长远来看，空运肯定会取代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