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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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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外吗？”裴承毅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
“能有什么意外？”项铤辉看了裴承毅一眼，说道，“不管谁住进元首府，共和国都得继续前进。前三天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了所有问题。事到如今，别说未来的元首，就算纪老回来，也不可能让共和国改变前进方向。说实话，我在军队与中央混了几十年，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可我没办法找出第二个能够与元首抗衡的人。论战略眼光，除了纪老，没人能与元首相提并论。论手腕魄力，连纪老都差了一大截。小半年下来，那些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家伙应该放弃无谓的努力了，而大部分略有忐忑的民众也应该放心了。”
“结果出来了？”
“表决结果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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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确实很重要，毕竟我们努力建设法制社会，不但要带头遵守法律，还要尊重法律，绝不能做出破坏与违背法律的事情来。”
“项总，你什么时候成为政治家了？”
项铤辉看了裴承毅一眼，说道：“我可没跟你开玩笑，表决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二十三项条款的支持率全部超过三分之二，走完最后的过场后，宪法修正案就将正式生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新的全体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大会产生后，将在今年年底、最迟明年初完成立法过程。也就说，民众很快就能享受到政治改革的果实。只要新的宪法确定下来，不管谁住进元首府，都要启动下一轮政治改革。说准确一点，就是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已经不是国家元首，而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换句话说，王元庆之后，除了共和国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之外，共和国的大权将由元首府与全体代表大会分享。完成第二轮政治改革之后，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就将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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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王元庆推行的是第二轮政治改革，而第一轮政治改革应该从纪佑国离任前算起，直到王元庆上台结束，而项铤辉说的第二论政治改革，应该是王元庆离任后的第三轮政治改革。第一轮政治改革中，纪佑国与赵润东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逐步削弱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因为削弱政府权力，等于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权力、也就是剥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纪佑国与赵润东能够搞好这轮改革，因为两人在军队中都有非常庞大的影响力，能够得到军队无条件的支持，所以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是他们的对手。即便如此，第一轮政治改革都用了10多年，而且仅仅解决了一个问题。事实上，第一轮政治改革的最大收获不是建立了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是培养壮大了最渴望获得政治权利、肯定会积极支持民主政治改革的“中产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是王元庆毅然推行第二轮政治改革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占到全国人口总量60%的“中产阶层”，就算王元庆得到了军队的全力支持，民主政治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不会成功。以共和国的国情，如果民主政治改革惨遭失败，必然引发社会动荡，到时候别说民族复兴，中华民族能够苟延残喘就非常不错了。有了第二轮政治改革打下的基础，才有第三轮政治改革，也就是建立起三权分离的、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从这个角度看，王元庆所推行的第二轮民主政治改革也只取得了一个成果，那就是将原本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还给了人民，让人民来决定共和国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民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由此可见，当王元庆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住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王元庆的最大历史贡献就是让中华民族用最小的代价实现了民主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
用项铤辉的话来说，只有完成第三轮政治改革，建立起三权分离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改革才算真正完成。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即便政治改革完成了，中华民族也得在改革中前进。
国家与民族间的竞争就好比逆水行舟，如果中华民族不奋勇向前，而是为取得的些小成就而沾沾自喜，陶醉在过往的辉煌之中，那么东方雄狮就会在打瞌睡的时候，再次被西方列强超越，再次遭受屈辱、经历磨难。
一次屈辱、一次磨难已经足够了。
这些问题，裴承毅早就想明白了，因此他也早就知道，王元庆会淡出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但是他的影响绝对不会立即散去。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王元庆肯定会在离任前做好安排。
事实上，王元庆一直在为共和国在“后王元庆时代”的发展做部署。
问题是，裴承毅一直不太清楚自己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
印度战争之后，裴承毅一度认为自己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少应该在未来的共和国担当起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竞争总参谋长的时候，裴承毅就意识到，他的感觉肯定出了问题。正是如此，他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主动离开了总参谋部。前往阿根廷的时候，裴承毅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即元首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此，在阿根廷的时候，裴承毅一直很努力、很认真。等到李存勋前来带他回国的时候，裴承毅再次发现高估了自己的地位与能力，甚至一度心灰意冷。到这个时候，项铤辉的一番话，让他对未来再次产生了不同一般的想法。
这是错觉，还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裴承毅不敢肯定，也不敢多想什么。
受了这么多的挫折，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过分高估自己，也不要过分悲观。如同战争一样，在战场之外，机会永远都留给准备最充分的人。
正是如此，裴承毅没有表明态度。
当然，也没有必要在项铤辉面前表明态度。不管怎么说，项铤辉是个最接近纯正军人的总参谋长，就算王元庆希望他能在军队里继续发挥影响力，他也不会参与政治斗争，至少不会主动参与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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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裴承毅都在翻开项铤辉给他的文件，可是一直没有看进去。
不管怎么说，裴承毅只有四十岁。所谓四十而不惑，很多人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才看透天命，而他已经取得了别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无法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裴承毅仍然是一个缺乏经历的军人，他最需要的不是头闹与才华，而是各种各样的经历，特别是那些能够让他变得更成熟的经历。
“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轿车进入总参谋部家属大院的时候，项铤辉才突然开口说道，“袁晨皓回来了，因为这次回来的将领太多了，宾馆安排不下，而你老婆带着女儿回娘家了，所以我让他住到你家里去，没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他什么时候到？”
“应该已经到了，说不定正在你家客厅的沙发上抽烟喝茶呢。”
裴承毅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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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别的事，你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派人来接你。”
“没问题，让东方闻开车来接我就行了。”
“行，我帮你安排。”
下车前，裴承毅迟疑了一下，还是问道：“项总，你真要离开？”
“这不是多此一问吗？”项铤辉拍了拍裴承毅的肩膀，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老家伙迟早都得退休的，总不能让我累死在岗位上吧。不砍掉参天大树，怎么能够给幼苗留出成长的空间呢？你也别想那么多，以你现在的成就，只要找准前进方向，有没有我的帮助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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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年轻一代迟早得背负起历史的重任。
第一百零五章 占领区
见到袁晨皓的第一眼，裴承毅就发现了他身上的变化。
与两年前相比，袁晨皓成熟了许多。作为近10年来，表现最突出、晋升最快，被认为最接近裴承毅的年轻将领，袁晨皓的经历与裴承毅有很大的区别，直到最近两年，才算走上了正轨。严格地说，袁晨皓比裴承毅差远了，在绝大部分人看来，袁晨皓不但运气不如裴承毅，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如裴承毅。裴承毅能在半岛战争中一战成名，与他以上校参谋身份担负起前线指挥重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袁晨皓能在印度战争中出名，是因为他协助裴承毅打赢了战争。
运气并没永远眷顾裴承毅，也没有永远抛弃袁晨皓。
印度战争后，裴承毅与袁晨皓的境况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首先是裴承毅卷入争夺总参谋长宝座的斗争，不得不明哲保身，主动放弃总参谋部的工作，去了装备办公室。接着袁晨皓收到调令，到南亚战区担任参谋长，因为南亚战区暂时没有设司令官，所以由参谋长领司令官的职权。
一年多下来，袁晨皓在南亚战区混得风起云涌，早就成了一方诸侯。
用战区制取代军区制后，虽然各战区司令部的职权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人事大权全部收归国防部，战区司令部只有指挥部队作战、安排部队训练、调动部队驻防等军事指挥与军事行政权，但是战区司令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外，即面向周边国家与周边地区，国内的军事力量仍然由总参谋部统一调遣，所以战区司令部的权力灵活性非常大，在某些时候就是共和国处理涉外事务的强力机构。比如在2036年6月份，一支在苏丹南部地区活动的工程勘测队伍遭到当地反政府武装力量突然袭击，数十名工程人员被扣做人质，负责营救工作的就是南亚战区司令部。
打击恐怖组织只是战区司令部的职责之一，准确地说，战区司令部只有一个职责，那就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打击恐怖组织只是履行该职责的手段，因此还有其他的手段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对南亚战区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不在非洲大陆上，而是在印度半岛上。
印度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按照战前与战争期间做出的承诺，没有肢解印度，而是在印度推行相对松散的联邦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划分占领区。除了共和国的占领区之外，其他6个参战国都有相对独立的占领区。
巴基斯坦的占领区为古吉拉特邦与拉贾斯坦邦，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7.1%。不得不承认，巴基斯坦当局认清了形势，做出了最聪明的选择。按照战前约定，除了获得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之外，巴基斯坦可以在印度西北地区控制占印度国土面积12%以内的地区，其中不但包括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还包括喜马偕尔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中央直辖区、北安恰尔邦等地。划分战区的时候，巴基斯坦出人意料的放弃了喜马偕尔邦等地，只要求获得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并且要求在安置【创建和谐家园】的时候获得支持。
当时，巴基斯坦当局此举别说外界不明白，很多巴基斯坦人都不理解。要知道，占印度人口总数13%左右、也就是大约2.2亿【创建和谐家园】中的70%，也就是大约1.5亿【创建和谐家园】集中在印度西北地区的几个邦，巴基斯坦当局参与印度战争的直接理由就是解放遭到印度政府迫害的【创建和谐家园】。好不容易击败了印度，巴基斯坦当局却放弃了【创建和谐家园】最集中的地区，与当初参与战争的意图背道而驰，根本没办法解释。
不到半年，就没人怀疑巴基斯坦当局的英明决策了。印度西北地区不但是【创建和谐家园】集中地区，也是印度【创建和谐家园】集中地区，更是印度人口最集中地区。当地不但有1.5亿【创建和谐家园】，还有大约3亿印度【创建和谐家园】、以及近1亿少数民族居民。也就是说，如果巴基斯坦按照战前安排占领印度西北地区，至少得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而要解决5.5亿人的矛盾，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加上印度西北地区不是农业产区，粮食生产无法做到自给自足，那么巴基斯坦占领印度西北地区，等于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光是解决5.5亿人的吃饭问题，就能让巴基斯坦当局焦头烂额。
主动放弃，不等于什么也没得到。
按照巴基斯坦与共和国达成的协议，在仅占领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当局可以在与印度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向两地迁徙1.2亿【创建和谐家园】，并且在印度恢复正常秩序之后，有权与印度当局就【创建和谐家园】的迁徙与安置问题进行谈判。作为交换，巴基斯坦当局必须履行在战前做出的承诺，即在不占领喜马偕尔邦等地的情况下，依然按照承诺出动军事力量，协助共和国维持当地秩序。也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主动放弃的几个邦，巴军只是维持治安的警察，而不是具有话语权的占领军。虽然这一协议让巴基斯坦当局每年需要额外支出大约150亿元（人民币）的军费，但是相对于其获得的好处，或者说减少的损失，这点支出就算不了什么了。
尼泊尔的占领区为北方邦与比哈尔邦，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6.2%。可以说，尼泊尔当局的选择与巴基斯坦当局截然不同。虽然在巴基斯坦主动放弃了北安恰尔邦之后，尼泊尔可以选择向西扩张，而不是一味向南，但是结果事与愿违，尼泊尔当局不但没有交换北安恰尔邦，反而要求获得整个北方邦与比哈尔邦。如此一来，其控制的占领区的面积是其国土面积的两倍以上，占领区内的人口（大约3亿）更是其国内人口的10倍以上。如果说巴基斯坦当局担心被战利品撑死，那么尼泊尔就是蛇吞象了。
与很多人不理解巴基斯坦当局的选择一样，很多人也不理解尼泊尔当局的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山地小国，尼泊尔更应该重视长远发展，而不是被眼前利益蒙蔽了双眼。事实上，尼泊尔能够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尼泊尔当局并不缺乏战略眼光。别的不说，尼泊尔当局在印度战争期间迟迟不肯派兵参战，直到孟加拉国采取行动之后，才站对了立场，表明尼泊尔当局并不希望印度彻底战败，或者说对共和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有所担忧。从长远来看，作为山地小国的尼泊尔，要想繁荣强盛，必须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利用两个大国的斗争获取好处。事实上，尼泊尔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与周边两个大国的斗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这层意义上讲，尼泊尔当局不应该谋求太多的占领区，甚至应该放弃占领区。
尼泊尔当局的选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尼泊尔不甘心永远都是山地小国，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国。历史上，尼泊尔曾经是南亚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毋庸置疑，尼泊尔不缺乏作为大国的梦想。要想成为大国，尼泊尔必须弥补地理环境上的缺陷，也就是获得一块足以支撑其成为地区大国的平原，而南面的恒河平原无疑是不二选择。正是如此，尼泊尔放弃了西面的北安恰尔邦，在战前秘密协议的基础之上要求占领整个北方邦与比哈尔邦。
要有收获，就得有付出。
按照尼泊尔当局与共和国达成的协议，占领北方邦与比哈尔邦之后，尼泊尔当局必须做到三件事情：一是保证永远不吞并占领区、不支持占领区独立、不鼓动占领区获得更高的自治权，并且不人为改变占领区的民族与人口结构；二是确保占领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印度恢复正常秩序之后交出军事管制权；三是在严格履行战前协议的基础上，即将粮食产量的四成提供给其他地区的基础之上，还要以市场平均价格向其他地区出售两成粮食，也就是全年粮食产量的六成都得输往印度其他地区。
可以说，这三点要求已经表明共和国当局对尼泊尔非常厌烦了。
事实上，尼泊尔政权在数年之后垮台，新成立的民选政府上台后，一改对外政策，撤回了所有驻印占领军，并且加入了由共和国主导的“大印度”计划，即合并几个国家的占领区、逐步解除对印度的军事占领，就是对之前的错误政策的大调整，也是这份“三项协议”的直接产物。
相对而言，锡金的占领区微不足道。
虽然按照最初的秘密协议，锡金获得的好处就是独立建国，没有资格像其他参战国那样，在印度获得占领区，但是印度战争结束之后，受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共和国当局决定提高锡金的地位，即从共和国的占领区中划分一部分给锡金。当然，分给锡金的占领区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锡金只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弹丸小国，国内尚且一塌糊涂，哪有能力去占领别的国家呢？因此，不但分给锡金的占领区只有“印度走廊”中的一小块，也就是以西里古里为中心的一块面积不到5000平方千米的地区。
共和国此举，可谓意味深长。
首先是占领区的划分上，让锡金控制西里古里地区，等于将印度东北地区与恒河平原彻底隔绝开了，如果该地区由共和国占领，那么就得面临东面的缅甸、南面的孟加拉国与西面的尼泊尔，夹在三方之间左右为难，而让锡金占领该地区，等于在共和国与另外三个占领国之间设了一道缓冲带，矛盾不会直接指向共和国。
其次是处于长远考虑，锡金的加入提高了共和国在印度问题上的话语权，或者说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没有肢解印度，所以在印度恢复正常秩序之后，将要面临如何处理各国占领区的问题。虽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印度不可能成为二战后的德国，因为在南亚次大陆上还没有一个能够与共和国抗衡、且敢于与共和国抗衡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出现划区而治的结果。但是由7个国家占领印度的局面肯定不能长久维持下去，毕竟军事占领将导致地方独大，对维护印度【创建和谐家园】统一没有任何帮助，而共和国没有肢解印度，就是不想让印度分解成多个国家。也就是说，必要的时候，必须统一各个国家的占领区，并且借此机会逐步撤出占领军。所谓骑虎容易下虎难，分配占领区容易，可要让各个国家撤走占领军，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别的不说，就算所有占领国都知道，占领军迟早得离开印度，差别只是主动撤离还是被印度人赶出来，可是在涉及到撤军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各个占领国的利益时，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事实上，后来的撤军工作确实非常艰难。
共和国让锡金成为占领国，无非就是多了一个筹码。从事后的撤军谈判来看，锡金这个筹码发挥的作用非常关键。甚至可以说，如果事先没有做好这一安排，从印度撤军将推迟数十年之久，而共和国每年需要为此多支付上千亿军费，甚至会让共和国在即将到来的下一轮国际斗争中一败涂地。
因为锡金加入，孟加拉国与缅甸的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在锡金成为占领国之前，孟加拉国与缅甸一直在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上存在争议。按照孟加拉国当局的说法，孟加拉国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仅次于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印度战争结束后，共和国元首与巴基斯坦总统在峰会上承认了孟加拉国的地位），所以孟加拉国不但应该获得西孟加拉邦、恰尔肯德邦与奥里萨邦的占领权（这三个邦是孟加拉族聚集区），还应该获得包括梅亚加拉邦与阿萨姆邦西部地区在内的印度东北地区的占领权。毫无疑问，孟加拉国的这一要求遭到了缅甸的坚决反对。缅甸当局认为，缅甸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战前就保证了缅甸在印度东北地区的利益，孟加拉国想在印度东北地区插一脚，不但是无理取闹，还是无事生非。问题是，孟加拉国的要求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而当时外界一直传言，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正在就再度统一的问题进行秘密谈判。
锡金成为占领国之后，给了共和国解决孟缅矛盾的机会。
正式出面之前，共和国首先压住了巴基斯坦，即在保证按照承诺向巴基斯坦占领区提供粮食之外，巴基斯坦必须做出承诺，永远不再谋求与孟加拉国合并。让巴基斯坦闭上嘴之后，共和国才出面调解，而调解方案很简单，孟加拉国获得梅亚加拉邦的占领权，而阿萨姆邦（除锡金占领区之外）获得包括组建武装力量在内的最高限度的自治权。
显然，这一处置方式让孟加拉国心满意足，却让缅甸怀恨在心。
一年多下来，在缅甸当局的唆使下，阿萨姆邦的独立运动组织已经在印度东北地区制造了数百起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有爆炸发生。正是如此，印度东北地区成为了印度最混乱的地位，也成了最为考验共和国忍耐力的地区。要知道，印度东北地区的北面就是共和国的藏南地区。虽然共和国已经加强了边境巡逻力度，并且通过在锡金占领于与孟加拉国占领区设置难民营的方式，没让战争难民涌入藏南地区，但是骚乱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给印度的和平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用袁晨皓的话来说，如果缅甸当局不识抬举，等共和国腾出手来，内比都就会换主人。
相对而言，斯里兰卡给共和国带来的麻烦最少。
因为最后攻占印度南部地区，所以在战争结束前，共和国就向印度半岛南部地区的泰米尔族做出承诺，将在战后给予泰米尔族最大限度的自治权，而泰米尔族要做的，只是承认中央政府的统治权。虽然泰米尔族中部分人希望获得独立地位，但是绝大部分泰米尔人只西完得到高度自治权，毕竟就算建立泰米尔国家，泰米尔族的境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正是如此，将占领权交给斯里兰卡军队后，斯里兰卡当局严格按照战前协议行动，即负责维护占领区的秩序，仅允许本国的泰米尔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前往印度，即没有人为改变印度南部地区的民族结构。
斯里兰卡当局的合作态度，给共和国减少了很多麻烦。
别的不说，共和国军队最早撤出斯里兰卡占领区，仅2036年就节约了数百亿元的军费开支。
当然，维护占领区秩序的工作绝不简单。
一年多下来，袁晨皓几乎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解决占领区的问题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关系到17亿人的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
第一百零六章 举足轻重的朋友
印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17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用某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来说：印度战争之前，印度的问题是几百个婆罗门贵族争夺利益而产生的问题一，而印度战争之后，印度的问题就17亿贫苦大众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问题。
这句话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国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
当初，裴承毅退出竞争总参谋长的行列，主动提出前往南亚战区司令部，就是因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亚战区司令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一个非常了解当地局势的司令官。王元庆没有同意裴承毅的请求，把刚刚晋升为陆军少将的袁晨皓派了过去，也是因为袁晨皓全程参与了印度战争，是共和国军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了解印度与南亚局势的将领。
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袁晨皓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表现可圈可点。
当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这么安排的用意。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在印度的处境比较尴尬。早在战争爆发前，王元庆就明确提到了战后问题，即如何解决战后的印度社会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裴承毅准确无误的抓住了重点，一再缩短战争进程，以便让王元庆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战后的印度社会问题。即便战争以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形式结束，战后的善后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对共和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击败印度军队容易，可要改变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却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要想击败印度，只能利用印度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用印度人对付印度人，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找突破口，而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这么看的话，第四次印度战争结束后，共和国的“印度攻略”就正式启动了。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共和国主动邀请印度成为“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的观察国。
虽然提出这一设想的是赵润东，但是将其变成事实的则是王元庆。即在王元庆回到中央之后，也就是2022年底，由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之后，共和国当局才积极推动印度以观察国身份加入市场共同体。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连部分高层官员都认为王元庆此举形同玩火，向印度开放市场，帮助印度发展经济，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虽然当时王元庆的主张很明确，即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有三个目的，一是占领印度市场、二是利用印度的庞大劳动力，三是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三点都对共和国有好处，所以王元庆的主张得到了包括赵润东在内的大部分高层领导的认同与支持。加上当时共和国正在积极谋划日本（半岛战争实际上是“日本攻略”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日本当局极为明智，没有卷入才使其成为了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需要稳住印度，也就需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但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王元庆此举的第四个目的更加重要，那就是以帮助印度发展经济为名，在印度培养一股新型势力，逐步引发与激化印度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以印制印”的目的。因为第四次印巴战争是在纪佑国执政时期进行的，“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也是在纪佑国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加上王元庆与纪佑国的特殊关系，所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元庆的对印战略很有可能是纪佑国一手策划的，甚至可以说，王元庆能在2022年回到中央，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与正式实施纪佑国的对印战略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此之前赵润东并没在对印战略上采取得里措施。
由此可见，即便没有印度战争，印度也会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