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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10年前，恐怕很多人会把王元庆此举当成“卖国行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王元庆在共和国搞“【创建和谐家园】”，只是站在绝大部分公民的立场上，元首提出“宪法修正案”正是时候。
以往，制约土地改革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相对紧张的农业用地，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三是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由此三个问题带来的现实情况是：为了确保全国民众主要粮食供应，也就是主要粮食的产量，国家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农业用地，防止耕地挪作他用，也就得通过制度对耕地的使用方式加以约束；受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成为了土地改革的最大阻挠者，也成为了众多相关改革措施的反对者；在政治体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掌握公共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掌握了立法大权，使法制成为一句空谈。可以说，在纪佑国离任之前，也就是在2017年通过的“四法案”之前，几乎没人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共和国的内部矛盾。
从2017年到2037年，20年间，共和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对粮食的“刚性需求”大大降低。事实上，共和国的粮食消耗量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2036年共和国人年均粮食消费量近1000千克，2017年只有640千克，即便2017年的人口是2036年的1.5倍，2036年的粮食消费总量也比2017年增加了4.17%，也就是大约4000万吨。20年内增加4000万吨的需求，对共和国来说根本算不上挑战，因为20年内，单位粮食产量提高了近20%。也就是说，在不减少耕地面积的情况下，2036年产出的粮食还有大约15200万吨的结余。虽然2036年的数据有很大的特殊性，因为按照中央的部署，当年的粮食产量必须比2035年提高15%，多出的产量中，半数援助给印度，半数用来补充战略粮仓，所以实际流入市场的结余粮食不会超过1200万吨，只起到了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但是在各种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动下，特别是农业生产工业化的影响下，不但能够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还能极大限度的削弱农业对土地的依赖性。如果农业实现了工厂生产，土地就不再是农业的第一要素。如果土地失去了农业生产第一要素的地位，土地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以确保粮食产量为由的耕地保护政策也就是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事实上，就算实现工业化农业生产仍然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因为共和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数量将在未来30年内急剧减少，劳动力数量也将大大减少，必须通过集约化农业生产来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数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耕地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通过减少耕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还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相对而言，另外2个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
事实上，从纪佑国开始，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在为政治改革努力，为改变土地所有制努力。别的不说，由纪佑国提出、赵润东落实的“四法案”就是在为土地改革做准备。通过10年的建设，到王元庆上台执政的时候，共和国的“吏治”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土崩瓦解，而各方面的法律制度也在王元庆执政期间，通过政治改革加以完善。
用外界的评论来说，在王元庆抛出“宪法修正案”的时候，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当然，外界仍然低估了王元庆。
元首提出的不是“土地所有制改革法案”，而是“宪法修正案”。也就是说，改革土地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最多只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在全国民众纷纷猜测“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希望能够通过修改宪法来改变成为制约共和国社会发展弊端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也就是23日夜间，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段的时事要闻中重点报道了“宪法修正案”的全部内容，以新闻评论的方式提出了进行全民表决的观点。
直到这个时候，外界才知道，王元庆这次玩真格的了！
第二十一章 易筋伐髓
“宪法修正案”公布于众后，再也没人怀疑王元庆是个“理想主义政治家”。
当天晚上，国家电视台的两名播音员轮番上阵，总共用了2个半小时才读完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内容。虽然播音员的声音中不含半点感【创建和谐家园】彩，让新闻报道显得非常僵硬，但是对于密切关注共和国政权更迭的人来说，在2个半小时内获得信息，足够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忙上2个半月。
如同名字本身一样，“宪法修正案”涉及到的内容就是对政治改革的总结。
当天晚上，全世界都热闹了。
用CNN的话来说：“宪法修正案”吹响了政治改革“总攻”的号角，必将成为共和国的历史转折点。
半岛电视台在报道相关消息时，除了用上了“历史转折点”之外，还明确提到，通过提出“宪法修正案”，王元庆对2013年由纪佑国发起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开端、以政治改革为收尾的“新世纪改革”做了阶段性总结，同时宣告了由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共同开创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共和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创建和谐家园】毫不吝惜的赞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性。
从共和国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宪法修正案”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有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土地、社会公共基础设施、集体财产的所有制问题，二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与产生方式，三是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国家公共权力的分配、监督与实施原则，四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方法，五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共和国基本制度的五个关键问题。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管是谁，只要在解决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资格进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领导人的行列。正是如此，当王元庆提出“宪法修正案”之后，即便是最现实的评论员都会把他当成“理想主义政治家”。
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走完政治改革的最后一步呢？
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在做相关报道的时候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共和国的官方喉舌，国家电视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共和国最高当局的观点，也就是王元庆的观点。国家电视台提出“全民表决”，实际上就是王元庆传达给全国公民的政治信号，是争取民众、特别是那些积极拥护政治改革的民众支持的政治信号。王元庆这么做，反映出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在共和国高层、特别是代表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表中，绝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宪法修正案”，甚至会有很多人反对；二是民间支持“宪法修正案”的力度远远大于中央，公民对社会公共权利的诉求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
看清这两个问题就不难明白王元庆有多大的把握了。
用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来说，只要王元庆一如既往的发挥出其政治才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共和国的前进方向，“宪法修正案”很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首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然后在一年之内通过全民表决得到最终确定。
当然，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
即便在最乐观的人眼里，要想让“宪法修正案”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王元庆都要做出卓绝的努力。
别的不说，首先就得解决“全民表决”的合法性问题。
按照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全民表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共和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代表制度”履行的，公民没有直接履行权利的途径。当然，王元庆也不是毫无准备，而是在“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直选法”。问题是，用“宪法修正案”中的条款去佐证“宪法修正案”表决方式的合法性，在因果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此一来，王元庆必须在此之前用其他手段，比如出台行政法案或者临时法案，首先承认“全民表决”的法律地位。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可以看成是共和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巅峰。
道路是艰辛的，前途也是美好的。
可以说，除了目标过于远大之外，所有优势都在王元庆的手中。军队不用多说，就算第三次军事改革伤害了很多军人的利益，因为项铤辉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后，也就是向下任国家元首请辞之后才会离开总参谋部，而军队的高层，也就是“少壮派”早就与王元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只要王元庆还住在元首府，军队就会无条件的听从指挥。民众的支持更不是问题，在占共和国总人口大约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宪法修正案”，也有绝大多数会站在王元庆这一边；事实上，就连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对者也能从中获益，从而成为“宪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后就是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在争辩中通过新法案；用西方新闻媒体的话来说，共和国并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议会”中没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就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名副其实的“甭派”，也就是常说的“骑墙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没有动摇，表决往往只是走过场的仪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民众就被美好的未来冲昏了头脑。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宪法修正案”给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带来的好处。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庆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还要理想，不但针对既得利益群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对未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做了规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户籍制改革”一同提出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要知道，“户籍制”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进入21世纪后成了共和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引。别的不说，世纪初的高房价问题就与户籍制有着密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存在严重违宪的嫌疑，因为“户籍制”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公共权利相抵触。按照王元庆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将现有的“使用权”按照一定比例转变为“所有权”之外，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共和国现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用地之外，其余土地将通过拍卖的方式私有化，变卖国有土地所得归入“国家【创建和谐家园】基金”，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体所有土地通过集体协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决；从新宪法生效之日开始，户籍制度全面作废，在现有共和国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全民档案”，“居民身份”变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国公民从出生之日开始就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并且凭此号码享受公民权利与履行公民义务。因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细节问题太多，所以在官方公布的相关消息中没有全面提及，只是强调了“公民身份”是确保公民自由活动与自由居住权的基石。当然，从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宪法修正案这么简单了。
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来说，最看重的还是“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二点。
简单地说，第二点就是“直选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实现了县市一级代表直选之后，通过直选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领导人早就成为了全国公民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王元庆不失时机的提出“直选”，摆明想借此争取全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
问题是，“直选”并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庆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尽快强化共和国的“两级议会”，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础。随后就有代表提出了扩大协商大会权限范围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协商大会的政治地位。当时让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两级议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王元庆竟然无动于衷，没有把代表的意见放在眼里，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随后进行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关于“两级议会制”的讨论也在当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元庆才提出了“直选”的解决方案。
按照他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关条款，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体代表大会，只是将对全体代表大会的组成方式进行全面调整。以往的常务代表大会保留192个席位，其中30个席位归中央，另外162个席位归54个省级行政区，即每个省级行政区拥有3个进入常务代表大会的名额；全体代表大会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代表人数减少到740人，其中270个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个席位仍然归各个省级行政区。光看这些，会让人觉得王元庆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只有看到细节，才知道，这是王元庆针对共和国的国情弄出来的议会制度。在所谓的“高院”中，中央的30个名额主要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与中央政府，而各个省级行政区获得的3个名额中，只有1个名额由该省代表大会推举产生，另外2个名额通过直选产生。在所谓的“普院”中，中央的270个名额除了提供给国家领导人之外，还可以用来平衡地区影响，而提供给54个省级行政区的470个名额则按各省在该届选举中的投票总数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
因为与直选有关的法律需要单独制订，所以以什么方式实现直选，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
虽然在绝大部分人看来，在共和国这种大国中，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直选”来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采用了“纯粹直选”，比如美国总统选举靠的是“选举人票”，而不是“选票”。但是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关系到国内团结”。按照很多人的猜测，王元庆肯定不会走“直选”的道路，也不会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事实上，用什么方法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在共和国的未来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将决定其产生方式。
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猜测王元庆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来，王元庆很有可能是共和国最后一任“强势元首”，在他之后“元首”的概念将发生重大改变，至少在和平时期，共和国不会再次出现能够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领导人”，国家权力交给由选举产生的“议员”，集体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成为新的政治风向标。
果真如此的话，国家元首肯定不会直选产生，而是间接产生。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在王元庆描绘的“民主政治”蓝图下，作为精髓的党派竞争将如何产生？
实际上，这也是外界猜测的主要话题之一。
因为王元庆没有在“宪法修正案”中给出答案，共和国官方也没有公布相关信息，所以按照外界的猜测，王元庆很有可能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降低改革的难度，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到此，“宪法修正案”的第三点与第四点，也就是权力分配问题、以及最高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产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普通民众看来，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际上，在10年政治改革期间，王元庆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达出了调整中央集权制度的信号，或者说承认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致命缺陷。用纪佑国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话来说，21世纪初，共和国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几乎都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有关；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与上千万平方千米国土的大国，虽然中央集权能够最大限度的确保共和国的【创建和谐家园】、以及中华民族的完整性，但是也将极大限度的限制共和国的发展，制造众多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
“放权”成为了“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的代名词。
如果看远一点就能发现，10年来，王元庆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别的不说，“精兵简政”就为统治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裁减公务员数量，缩减烦琐的政府机构，很多权力已经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并且逐步取消了以往那种从中央到达地方的垂直管理方式。
对王元庆来说，最后要做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新制度的合法性。
当然，在普通民众看来，新的统治制度肯定会成为推动共和国发展的新动力，因为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等于解放了地方发展受到的束缚，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与需要确定发展方向。
不管怎么说，“宪法修正案”描绘的未来值得所有人期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
在举国沸腾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保持了冷静。23日夜间，一批社会学家就联合致电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希望元首能够慎重考虑修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修宪的做法过于激进，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更有一些学者直言不讳的提到，如果在修宪问题上出现错误，共和国将重蹈覆辙，王元庆将成为共和国的“锅巴”，将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将此时的共和国与半个世纪前的苏联相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毕竟共和国的改革已经持续了近60年，“新世纪改革”也进行了20多年，不但民意基础非常牢固，统治集团也比较团结，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天，但是有所担忧并没错，要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这场改革将产生什么结果，别说王元庆说不清楚，恐怕连纪佑国都说不清楚。
虽然作为“知情者”，李存勋没有杞人忧天的担忧，但是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担忧都是空穴来风。对于王元庆的举措，李存勋也非常震惊。当天晚上，见过王元庆之后，在返回军情局的路上，李存勋仍然有点恍惚，觉得白天发生的事情像是在做梦一样。
只有一点很清楚，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第二十二章 局外人
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将何去何从？
全球新闻媒体都在寻找答案的时候，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裴承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裴承毅不是政治家，也没有进入共和国的决策圈，但是作为军人，他比其他人更能明白王元庆的处境，因为在他看来，元首在这个时候抛出“修宪理论”，想用修改宪法的方式完成离任前的最后一轮改革就是一场必须战胜众多强敌、只能胜不能败、没有第二条出路的“总决战”。更重要的是，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裴承毅算得上半个局外人，不但能够更加方便的了解【创建和谐家园】的新闻报道，还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共和国的局势，从而得出独到的结论。
在裴承毅看来，1年多前发生的事情就为现在的局势埋下了伏笔。
追根溯源的话，印度战争中的东线决战后期，王元庆采纳裴承毅的建议，对总体战争计划做出全面调整就是整个事件的根源。要知道，按照最初的战争计划，印度战争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下半年结束，最晚则有可能拖到2036年底。因为王元庆不会将战争交给下一任国家元首，所以印度战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拖到2037年。如果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王元庆将在2037年初将政权移交给颜靖宇，由这个“理想接班人”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再用10年实现政治改革的宏伟目标。虽然裴承毅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但是以当时的局势，如果上台的是颜靖宇，出任总参谋长的肯定是裴承毅。原因很简单，颜靖宇深受王元庆影响，不但锐意改革，而且拥有推进改革的胆识与魄力。在所有必要因素中，颜靖宇只缺少来自军队的支持，因此需要一名在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又具有一定政治头脑的总参谋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裴承毅都是最佳选择。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裴承毅在印度战争中的绝佳表现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裴承毅从来没有后悔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的理想并不是成为总参谋长，或者说，不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总参谋长。
在半年内打赢印度战争，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古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把整场战争的持续时间订在1年左右，既不是王元庆心血来潮的决定，也不是裴承毅无中生有的臆测，而是经过周密演算与反复推演后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战争到底打多久，不仅仅由对手的实力决定，还得由共和国的实力决定。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斗争，还是战场外的斗争。对共和国来说，击败印度军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维护印度的战后局势。用1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大规模作战，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折中结果，也是各种因素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当裴承毅把这个时间缩短一半以上的时候，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战争伤亡、减少战争开支，但是在其他方面却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也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别的不说，2036年，共和国的最大一笔开支就是对印援助。虽然无法准确统计出共和国在战后投入印度的援助资金，但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准备不充分，共和国在战后的对印援助规模肯定比最初计划的增加了30%以上，对共和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5万亿元以上。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对政治改革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按照裴承毅的猜测，因为战后开支远远超过预算，所以王元庆不得不在2036年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以求获得更多拥护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集团的支持。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与政治又相互影响，王元庆不可能只在经济领域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走到这一步，既得利益者要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加渴望获得政治利益。
别说裴承毅是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就连普通军人都能感受到国内斗争有多么激烈。
通过纪佑国发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飞速崛起，特别是蔺彦博、李成文、叶永畿等一大批华侨华商带在海外积累的财富回到国内之后，民间经济利益集团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在赵润东执政期间，共和国的改革一度限于停滞状态，但是赵润东很好的继承了纪佑国的改革路线，并且以“休养生息”的方式巩固了纪佑国的改革成果，让一大批在控制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国营企业面前还略显稚嫩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宝贵机会，包括“中重集团”在内的数十家在王元庆执政期间进入全球500强行列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到了王元庆开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共和国的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追求的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权利。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愿意心甘情愿的让出既得利益。站在2027年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是民族资本家与民营企业家，而是国营企业，特别是那些把控着国营企业，利用掌握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牟取利益的高层管理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改革的10年，就是利益集团斗争的10年。
作为军人，裴承毅非常清楚这10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初在总参谋部担任作战处处长的时候，裴承毅参加过J-16与J-17两种战斗机的基础研发工作。虽然这两种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与生产工作最终都交给了民营企业，但是就裴承毅所知，在竞表阶段，几家国营企业不但占尽了优势，还拿到了更加丰厚的预研合同。如果不是国营企业太不争气，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民营企业。
当然，受集团斗争牵连的个人也不在少数。
日本战争后，在裴承毅离开总参谋部去进修之前，光是被移交给司法机构依法量刑的总参谋部【创建和谐家园】就超过了10人，而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与利益斗争有关。就裴承毅所知，至少有2人是在军队常备物资采购的问题上，因为收受贿赂而锒铛入狱。
不管怎么说，如果国内斗争失去控制，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印度战争之前，国内斗争还在控制之中。不管闹得有多严重，最终总能用一种冠冕堂皇、或者利益攸关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
问题是，印度战争之后，国内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
实际上，裴承毅放弃竞争总参谋长的位置，就与过于激烈的国内斗争有很大关系。
这也不难理解。以裴承毅的个性，肯定不会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冒险。印度战争结束后，裴承毅只能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王元庆绝对不会谋求第三届任期，将在2037年初卸任。如此一来，裴承毅就得为自己的前程而三思。在王元庆没有明确下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争取总参谋长很可能是“自寻死路”。在裴承毅看来，如果继任者不是颜靖宇，而是顾卫民，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取得超越项铤辉的成就，更不可能成为彭茂邦那样的总参谋长。即便在2035年底，裴承毅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元庆很有可能把位置让给顾卫民，让颜靖宇在五年或者十年后接任，把未完成的改革重任交给顾卫民，让颜靖宇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率领共和国进入新时代。如此一来，裴承毅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竞争总参谋长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裴承毅看来，真由顾卫民继任，很有可能在2042年或者在2047年爆发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2037年出任总参谋长，不管在政治上做出何种选择，都得经历这场斗争。因为总参谋长是军人，不是政治家，所以很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选择去装备办公室，就是裴承毅的应对措施。
2036年，裴承毅看到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
与他的判断一样，虽然王元庆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并没消停，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有的矛盾多指向同一个终点，既2037年初的政权交接。
一年多来，有件事情让裴承毅一直想不明白。
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王元庆决心在2037年退出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解决国内矛盾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怀柔政策，而不是继续他那一套铁腕手段。事实是，王元庆并没有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仍然坚持其一惯原则。最初的时候，裴承毅还认为王元庆将谋求第三届任期，因为只有他留下来，才能收拾烂摊子。可是很多迹象表明，王元庆根本没有第三次出任共和国元首的想法。
直到2月23日，裴承毅才猛然醒悟。
为了以最稳妥的方式达到目的，王元庆采用了最出人意料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王元庆的行动让裴承毅明白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政治改革开始的时候，共和国实际上远没有展现在外界面前那么强大，而是疾病缠身，就算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想明白这一点，裴承毅就不难想到，政治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想深入一点，也就不难明白，王元庆在离任前搞出这么大的风浪，而不像是当年的赵润东那样静悄悄的离开、也不像纪佑国那样给继任者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正是因为共和国的内部矛盾过分尖锐，必须尽快解决。当然，这也表明王元庆并不完全信任继任者，认为下任国家元首不会按照他的安排完成政治改革。
到此，裴承毅不用继续猜测下去了。
下任国家元首肯定是顾卫民，而且王元庆不太信任顾卫民。如此一来，颜靖宇将从国务院总理调任国家副元首或者全体代表大会委员长，由叶致胜出任国务院总理，林啸雷出任三军总参谋长。
有一点还是让裴承毅想不明白，即王元庆如何确保5年、或者10年后，顾卫民能够把国家大权交给颜靖宇？虽然没人否认王元庆已经拥有当年纪佑国的影响力，而且5到10年后，王元庆仍然足够年轻，但是按照裴承毅的观点，除非万不得已，王元庆肯定不会在卸任后干预国家政务。也就是说，必须用某种制度约束顾卫民。如果王元庆考虑得足够长远，甚至有可能通过制度削弱元首的权力，从根本上杜绝由政权交接带来的政治动荡。
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23日上午，收看了新闻节目后，裴承毅的疑惑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