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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开来，加强【创建和谐家园】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手段。
事实上，该法案获得通过之后，产生了很不错的效果。仅2029年，就有250万人申请【创建和谐家园】共和国，是2028年的2倍。
问题是，共和国并非【创建和谐家园】国家。虽然很多周边国家，比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与共和国有相近的文化，共和国的社会环境也对这些国家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由共和国为核心的“东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加速，周边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将随之降低。
更重要的是，【创建和谐家园】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2030年的全体代表大会上，数个地区的代表联名提出修改《【创建和谐家园】申请管理法》，加强对【创建和谐家园】的控制。这些代表不是反对【创建和谐家园】，而是认为【创建和谐家园】将从根本上破坏共和国的民族结构，对占有主体地位的汉族构成威胁，也会对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构成威胁，还会滋生犯罪、引发社会动乱。
吸引【创建和谐家园】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权益之策。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提高社会生产效率，除了加大基础技术开发力度之外，还得加快经济转型速度，让更有活力、更加积极的民营经济逐步取代国营经济，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
要加快经济转性速度，就得进行政治改革。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才能让占据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国营经济让出主导地位，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30年前，国营经济能够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避免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在市场竞争中丢掉饭碗，影响到社会稳定。现在，民营经济能够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社会劳动力，解决劳动力欠缺问题。
由此可见，推行政治改革，不仅仅为了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
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
早在10多年前，纪佑国就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是共和国的最大敌人。王元庆更加清楚这个问题对共和国的危害有多严重，处理得好，共和国能够在缓慢发展中度过最为艰难的几十年，处理不好，共和国将永远沦落为三流国家。
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职责，而是整个社会的重任。
甚至可以说，从纪佑国开始，共和国坚定不移的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看上去，这个推测几乎无法站稳脚跟。
事实上，看得更深入一点就能明白其中的关联。
在共和国之前，有两个鲜活的“案例”，一是日本，二是西欧。
日本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原因很简单，老龄化社会的消费能力远不如正常社会，负担则比正常社会高出许多，主要是老年人不是社会劳动力，不但无法产生社会价值，还需要获得养老、医疗、保健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增加了社会负担。如果仅靠本国市场，日本永远不可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出口，利用贸易盈利为本国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从而降低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负担。
西欧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了“东进策略”。苏联解体之后，欧盟迅速向东扩展，吸收了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在内的众多前华约成员国，获得了“新鲜血液”，虽然与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同，欧盟更注重政治政策，但是结果却殊途同归，即利用新成员国的市场、劳动力、发展推动力，带动欧盟的经济发展速度，解决由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各种问题。简单说，就是“以新养旧”，将老龄化问题转嫁给新成员国。
日本与欧盟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下游市场。
作为高端产业国，日本与欧盟都需要下游市场。
随着共和国进入高端产业国行列，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只有一个，获得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度过老龄化时期的下游市场。
共和国能够看到这个问题，那些做梦都想遏制共和国的国家也能看到这个问题。
从本质上讲，“美苏冷战”之后，美国不遗余力的围剿共和国，在共和国周边建立起一道道密不透风的战略防线，根本目的不是以军事手段打垮共和国，而是要挡住共和国对外扩张的步伐，翦除共和国的下游市场，将共和国的命脉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等到共和国的老龄化问题爆发后，让共和国自行衰落。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来自周边国家的资源与廉价产品，没有周边国家对共和国高端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共和国凭什么通过高端产业迎战老龄化问题？如果共和国仍然依靠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与低附加制型的工业，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在劳动力仅能获得勉强养活自身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如何养活数以千万计、还越来越多的老人，凭什么推行促生政策、养活更多的孩子？
事实上，共和国也在这么做。
第四次印巴战争，让共和国获得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由大约2亿壮年劳动力组成的下游生产国。东海战争，让共和国获得了东海地区的数百亿桶石油与数千亿方天然气。东南亚战争，不但让共和国获得了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拥有大约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由大约1.4亿壮年劳动力组成的下游生产国，还获得了南海地区的丰富资源。半岛战争，让共和国获得了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市场。
“亏本买卖”不是没有，日本战争就让一个有1亿4000万人的市场变成了废墟。
相对于共和国14亿人口而言，周边地区大约8亿人口的市场远远无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即便将其他友好国家，比如伊朗、叙利亚、也门、埃及、利比亚、阿根廷、乃至非洲大陆受到10多个“穷朋友”全都算进去，也不足以使共和国在2070年之前不为产品销路发愁。
按照最保守估计，共和国要想平稳迈向2070年，至少需要总人口在25亿左右、总劳动力在12亿左右的海外市场与下游生产地区。
毫无疑问，共和国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市场与下游生产国。
在此之前，共和国做得很好，只是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最终搞砸了。
显然，经济因素成了王元庆积极推动针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的内在原因。很简单，拥有17亿人口、在2070年很有可能突破25亿人口大关的印度，将对共和国顺利度过老龄化时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经济决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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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不仅仅是大方面的事情，经济方面的工作再到位，如果不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实力，共和国不可能在战场上获胜。
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军事建设比经济发展更能决定数年后的战争胜负。
因为早就接到了元首首席助理的电话，所以裴承毅将最后一轮打击行动的作战报告带了过来，还专门准备了一份能够让王元庆看懂的分析报告。为王元庆服务这么多年，裴承毅知道元首不喜欢看那些过于专业的战报。更重要的是，要想让元首支持总参谋部的军事建设规划，就得让元首明确知道军事建设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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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含有共和国新式武器装备实战表现的报告文件留在了元首府，随后就被王元庆锁进了绝密保险柜。
新式武器装备的表现到底如何，只有三个人知道。
要到数年之后，外界才能从共和国军队的实战表现中得知发生在2031年2月13日凌晨的那场战斗的真实情况！
卷十 龙腾九天
第一章 时过境迁
见到出现在道路尽头的车队，裴承毅站起身来，走到二楼平台的护栏边。看清是几辆挂着军牌的轿车后，裴承毅立即下楼，来到庭院的大门外。不多时，车队停在了外面的道路旁，一名身着陆军军服的少校军官下车朝穿着便服的裴承毅走了过来。
“将军！”少校军官敬礼的动作非常标准。
裴承毅还了礼，打量了少校一番。
“将军，我是总参谋部作战处的东方闻少校。”少校军官一边说着，一边将军人证递到了裴承毅手上，“总参谋长请您立即回去。”
“现在？”裴承毅看了一眼，把军人证还给了东方闻少校。
东方闻军官点了点头，说道：“飞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起飞，请上车吧。”
“也得等我换套衣服，跟家人打个招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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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十分钟后出来。”
看了少校军官一眼，裴承毅才转身回到屋内，跟正在忙着做晚饭的妻子打了招呼，上楼看望了瘫痪在床的母亲，回房换上军装，收拾了几套备用军服与换洗内衣，带上女儿的照片。等他来到庭院外的时候，时间刚好过去10分钟。
上车前，裴承毅看了眼出现在二楼露台上的妻子。
车队上路之后，裴承毅长出口气。他知道，这一别不会是几天，也许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将军，抽烟吗？”东方闻少校赶来之前肯定了解过裴承毅的情况。
裴承毅接住递来的香烟，点烟的时候动作有点生疏。
“放心吧，这是最新产品，绝对不含尼古丁，抽多少都对身体无害。”
“不含尼古丁，会上瘾吗？”
东方闻愣了一下，没跟裴承毅争辩。
裴承毅也没有为难少校军官，把目光转向了窗外。
对于刚刚过了43岁生日的裴承毅中将来说，这几年的经历让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中印边境冲突“收官”之后，裴承毅没在总参谋部呆多久，就被项铤辉送到国防大学深造。虽然名义上裴承毅是第一批深造将官的领队，从中获益匪浅，但是裴承毅知道项铤辉让他离开总参谋部的原因。
如果不出意外，项铤辉将在2032年，也就是政府换届之后辞去总参谋长职务。
虽然裴承毅的表现完全符合、甚至全面超过了出任总参谋长的基本要求，但是在项铤辉不愿意让元首为难的情况下，裴承毅不可能成为新的总参谋长。按照第二次军事改革时订下的制度，接替项铤辉出任总参谋长的不是林啸雷就是章忠宪。
论资历，裴承毅比两人差了一些。
当然，这不是项铤辉让裴承毅“避嫌”的主要原因。
虽然项铤辉从未向裴承毅提起让他离开总参谋部的根本原因，但是裴承毅知道，项铤辉是让他“以退为进”。
裴承毅留在总参谋部，林啸雷与章忠宪都会把他当作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按照最简单的斗争原则，林啸雷与章忠宪肯定会联手除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再决高低。裴承毅主动离开总参谋部，让林啸雷与章忠宪失去了共同“敌人”，也就没有必要对付裴承毅，从而使两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不管两人谁笑到最后，都会因为过于露白被王元庆冷落。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裴承毅的猜测。他在国防大学深造的时候，林啸雷与章忠宪首先在2032年的军费预算上产生矛盾。虽然只是5%的差距，但是军费预算是次要问题，主要还是谁来主导共和国军事建设。从此林啸雷与章忠宪的矛盾浮上水面，就算两人没有私心，争夺军费是为了本军种的未来发展，可是仅此一件事情就能决定两人的地位，从而决定未来总参谋长人选。
最终的结果很出人意料。
王元庆先是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赶在换届前完成了第二次军事改革的最后一项工作，即对总参谋部的指挥机制进行全面调整，最后把彭茂邦请回首都，由彭茂邦出面给项铤辉做工作，让项铤辉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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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连裴承毅都没考虑到。
事后，裴承毅不得不承认，项铤辉在这件事上耍了小心眼。支走裴承毅，引发林啸雷与章忠宪之间的矛盾，项铤辉成为最大收益人。也就是说，项铤辉的根本目的不是让裴承毅避开军内斗争，而是让自己获得继任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项铤辉摆了裴承毅一道，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拖了裴承毅的后腿。
当时，裴承毅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直到2033年初，也就是裴承毅完成2年培训学业，准备离开国防大学的时候，与王元庆的一次会谈才让他回心转意。当时，王元庆以共和国军队统帅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期将官培训班结业典礼，亲手为包括裴承毅在内的数十名少壮派将领佩带上崭新的肩章，还参加了当天晚上举行的毕业宴会。王元庆在宴会中单独召见了裴承毅，向这位指挥过数场战争的少壮派领军人物介绍了共和国的情况。在与王元庆谈话的时候裴承毅才了解到，项铤辉早就想离开总参谋部了，没有走成，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王元庆留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针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在项铤辉的主持下完成的，如果在此时更换总参谋长，不管是林啸雷还是章忠宪，都不可能像项铤辉那样，完全遵照元首的意思指挥作战行动，也就不是最优秀的战时军事统帅。
项铤辉很重要，裴承毅也很重要，因为裴承毅是作战计划的具体制订者。
王元庆单独找裴承毅谈话，不但消除了裴承毅对项铤辉的猜疑，还让裴承毅对军人的义务与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毕业之后，裴承毅没有返回总参谋部，而是以军事协调员的身份前往【创建和谐家园】堡。
让裴承毅前往巴基斯坦，除了帮助巴基斯坦完成军事指挥体制的改革工作之外，主要是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指导意见，使巴基斯坦与共和国同步完成战争准备工作。
在【创建和谐家园】堡，裴承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在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当文秘的柳青青。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算得上“闪婚”。裴承毅看中的不是柳青青出身外交官世家的身份，也不是时任共和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岳父柳玉龙，而是两人相似的工作环境。作为驻外使领馆文秘，柳青青长期在国外工作，与裴承毅长期在军队工作一样，早就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即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多少怨言。根据国防部对离婚军人进行的调查，绝大部分都与夫妻长期分居有关。
婚姻与女儿改变了裴承毅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事业。
如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裴承毅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女儿身上，花在了家庭上。因为分到了一套单家独户的庭院，所以裴承毅把早年因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接到了巴基斯坦，还聘用了两名巴基斯坦军队的勤务员。
可以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两年，裴承毅更像普通人。
当然，裴承毅没有因此而忘记军人的职责。
4年多，共和国的变化更加显著。
2031年中，国内局势稳定之后，王元庆开始大刀阔斧的调整行政区划。
看上去，这与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这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步骤。
按照全体代表大会在2031年7月通过的《行政区划修改调整实施细则》，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重组、分化为48个省级行政区，新增的省级行政区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疆直辖市（原新疆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山北藏族自治区（原【创建和谐家园】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山南直辖市（【创建和谐家园】山南地区、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西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直辖市（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与武威市）、川西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川直辖市（达州市、巴中市、南充市与广安市）、北部省（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齐齐哈尔市、与伊春市）、西南自治区（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区）、辽东直辖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与丹东市）、山黄直辖市（威海市、烟台市与青岛市）、苏北直辖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与盐城市）、福南直辖市（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与泉州市），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创建和谐家园】自治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与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
将新疆、内蒙古、【创建和谐家园】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比如辽东直辖市、山黄直辖市、苏北直辖市、福南直辖市，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青岛、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比如东川直辖市、苏北直辖市，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
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权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地方政府难以【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换届选举之后，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还在辽东、河北、山东、山黄、苏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福南、广东、广西、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县级基层政府直选”试点工作，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直接产生县级政府。
改革走到这一步，已经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