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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1日。辞职后的张学良
不到两年时间，丢失东北，热河再败，在许多爱国人士声讨下，张学良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不得不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准备出洋考察。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里便查了起来。不一会，一行小字便跃然纸上：“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王卓然拿起译好的这几句话，转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辞职。短短的1年多里，他两次受挫，与其说败给日本人，倒不如说败在蒋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说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当张学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准备赴欧洲“考察”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却在南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否则即予最严厉处罚。”
而此时，长城各口却弹雨纷飞，硝烟弥漫，中日两军正处在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恶战之中……
●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做出国准备。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些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的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做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很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淞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忽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平之华北【创建和谐家园】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做、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进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创建和谐家园】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创建和谐家园】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创建和谐家园】3000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帅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张学良还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处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创建和谐家园】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唯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来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长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锃亮的【创建和谐家园】“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王亚樵一个月的期限并不长，到时即使王亚樵炸不死他，在中国再闹个满城风雨，张学良也丢不起这个人。
内外压力，终于促使他一次戒毒成功。4月初，张学良病情已稳定下来，枯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红润，这不但令张本人大感振奋，更令张学良身边的人欢呼雀跃。
张学良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及卡尔佛医生，从上海登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远渡重洋，赴欧洲考察。
此时，王亚樵限定的一个月期限即将结束。三年多后，当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不知王亚樵作何感想。如果三年前上海的一颗炸弹结束了张学良的生命，那中国全国抗日局面又不知要拖到何时，中国的历史也许就是另一个写法。
●长城，古老的御术难御敌
1933年3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放洋出走西欧。张学良前脚走，蒋介石后脚就委任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新委员长。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大败而归的总指挥何应钦代理了张学良的职务，进驻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华北军事。
何应钦北上视察华北战况
1933年3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到华北前线视察，在这多事之秋，他是为了完成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任务而北上的，他一直对华北抗战缺乏信心。
此时的华北，随着中国军队热河战败，已是边关告急战云压顶。
危急时刻，蒋介石把曾留学日本、在国内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放在多事之秋的华北，完全体现了南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华北不似东北，蒋介石对东北可命令部队不放一枪而后退，东北毕竟易帜归入中央不算太久，对华北他却不敢。华北是中国北方的中心，有着象征着大中华的千年古都北平。放弃华北，无异于放弃半个中国。
何应钦赴华北前，蒋介石指示这位“位极人臣”的【创建和谐家园】军第2号人物：此去华北，应拒日军于长城各口外。军事上迫不得已时，可与日军交涉停战。
何应钦上任几天后，便向华北各部队颁下战斗命令：
命傅作义将军率所部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傅作义可设军团部于张家口；
命已与敌在热河交过手的王以哲第7军先防守古北口，待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到达后再换下整补；
命宋哲元率29军防守喜峰口，将日军顶在长城防线的突出部外；
冷口方面的防务由商震率第32军担任。
此外，由长城撤下来整补的东北军也得到命令：整补完毕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布防。驻节察省多伦的孙殿英41军须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使日军不能不顾及身后。
长城，两千年前秦始皇抵御外敌入侵的古老工事，想不到又成了两千年后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唯一工事。中国人，该为中国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骄傲，但也不能不为今日武备的废弛而痛心。秦皇时代，毕竟没有飞机大炮，但今天，中国军队必须面对这些。
3月9日，喜峰口要隘首先告急。当时，防守喜峰口的是万福麟东北军第53军，该军虽有5师另1旅的庞大编制，但自热河之战兵败凌源、平泉后，士气低落、无心再战。29军王治邦旅下午说好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请万福麟部再维持半日，待旅前卫抵达。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前卫队开始进攻喜峰口。万福麟军扼守喜峰口天险的1个旅竟在日军一阵炮击后望风而逃，丢了喜峰口高地。
29军援兵眼睁睁地看着喜峰口落入日军之手，又是气愤又是焦急。王旅气愤不过，当即令最先赶到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夺回喜峰口。
喜峰口，是长城诸口隘仅次于古北口的第二大险关。关口高地，对口内、口外都是居高临下。万福麟部轻易失关，给接防的29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务营虽为全师主力，但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关口高地上泼来的雨点般的枪弹，打得十分艰苦。黄昏时分，营长王宝良率部争夺高地时中弹身亡，全营攻势受挫。恰在此时，增援的王长海团到达，迅即投入战斗。山上山下，一片混战，王团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不敢出击。
3月1日，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3个旅的主力一夜奔跑，按时赶到了前线，迎头击退了向下冲击的敌军。一整天，喜峰口前线枪炮隆隆、硝烟弥漫。几座小高地上，双方反复争夺，谁都不肯退缩一步，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
11日，双方冲上杀下，又是一天激战，战况仍然胶着。日军兵力有限，几次反击都被击退；29军向山上仰攻，携枪不易。营、连长一声令下，士兵们身背大刀片，腰别手榴弹向上硬攻，无奈火力不足仍无法突破敌防线。
当晚，29军改变策略，决定以王治邦旅正面抗击，而以赵登禹旅2个团、佟泽光旅2个团出潘家口、董家口，绕袭敌左、右侧背。两日来尝到装备劣势苦头的29军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想到了这么个以长击短的大胆办法。
夜半，两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几天来，长城内外连降大雪，雪到地上结成冰。赵、佟旅官兵虽然疲劳，但雪夜行军，奔袭敌后，士气十分高涨。拂晓前，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
突袭前，旅长赵登禹把第一线突击任务交给了董升堂团。董升堂是赵登禹手下的一员虎将，膀大腰圆，有一身好武功。夜袭日军，大刀、武功将是隐蔽行动的好办法，赵登禹关键时刻又想到了董团。董升堂欣然受命，背插两柄鬼头刀，率全团扑向三家子、小喜峰口；与此同时，王长海团也悄悄地乘夜暗摸向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白天，鬼子的炮打得邪乎，晚上大炮不能上刺刀，王团绝不会放过这些厉害的铁家伙。
雪夜，天冷得厉害。苦战数日的敌军人困马乏，正拥被熟睡。尤其小喜峰方向的三家子、前仗子日军骑兵驻地，满街是马，敌军在屋里酣睡。整条街竟是死一般沉寂。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白天硬顶着飞机、大炮压力的中国军会在雪夜采取偷袭战术，因而毫无戒备。许多日军被砍下脑袋或腹部被大刀刺穿时还在梦中。
29军夜袭战极其成功。喜峰口内外高地日军不但被斩杀众多，坦克、大炮也大多落入中国军队的手中。一场干脆利落的夜袭战！
29军夺回喜峰口，痛歼日军，击毙联队长植田大佐，并在日后的防御战中，挫败日军无数次进攻，将日军拒在口外。同时，罗文峪方面也发生激战，29军另一部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大战数十天，击溃了进攻之敌，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日军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见29军正面无隙可乘，只能转兵冷口、古北口等其他方向。
喜峰口、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毙敌甚众，一时引来各方强烈的反应。
29军大刀队战士
长城抗战期间，29军大刀队让鬼子吃尽了苦头，大刀队擅长夜袭，有成百上千的鬼子在睡梦中被斩杀，29军大刀队使日军闻风丧胆。著名作曲家麦新据此谱写的《大刀进行曲》也享誉全中国。
北平、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喜峰口大捷，把29军的大刀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抵御日军现代化装备的，该是这种古老的兵器。接踵而来的各界慰劳团体也几乎毫无选择地往29军跑，反而冷落了几天后在长城沿线战斗更激烈的其他中国军队，其中包括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
当时，全国各界人士只能从报纸、电台上了解到前线战况，而新闻记者只认打胜仗的中国军队。29军虽为西北军，一支杂牌部队，但喜峰口的胜利却使其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和声威。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作曲家麦新蘸着兴奋和激动的泪水，谱成了一首享誉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
喜峰口一战也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战地记者壮着胆把喜峰口惨败的消息发回国内，日本各报相继转载，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
最气愤的恐怕是关东军司令官、铁硬的武藤信义大将，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板本中将的电报中，他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喜峰口、罗文峪使日本关东军意外受挫，主攻方向的调整使长城一线战局一时形成对峙。
前方战事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北平城内坐镇怀仁堂的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上将的豪兴。一日，他邀请参谋长黄绍竑外出打猎游玩，当下，两人带上卫兵驱车直奔西郊颐和园。
阳春三月，昆明湖冰水初解，绿水浮冰间，成百上千的野天鹅纵情嬉鸣，这少有的一幅公园美景竟勾起了两人猎兴。黄绍竑命卫兵找来了管园的人。
面对一个军政部长、一个内政部长，管园的老者心里有些打鼓，尤其看到两人手上的【创建和谐家园】。当黄绍竑问这园中的野天鹅能打不能打时，管园人策略地回答道。“还从没有人打过。天鹅一到冬天就飞来，一过春天就又飞回去，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许是没人打，它们才敢年年飞来。”
何应钦猎兴大发，手痒痒的，急急忙忙地打发走管园的，操起了【创建和谐家园】……
权威、显贵，使几只无辜的天鹅遭了殃。这以后，天鹅便告别了美丽的昆明湖，再没来过。
打猎完毕，何应钦与黄绍竑散步闲聊。谈话间，何应钦提起了远在赤峰的孙殿英第41军。看得出，何应钦对孙殿英不但大为不满，甚至有些怀疑。
“孙部3万余人，3日前就已抵赤峰、围场一带。我让他们固守多伦以东山地，吸引日军，可他那里没怎么打就向回退。一路上拉夫扰民、四处骚扰，已有很多人到我这里告状，有的人甚至说他接受了伪满的委任状。我已停了他们的军饷、给养。”
黄绍竑听罢，当下问询道：“敬之兄，说孙部通日，可有证据?”
“没有，不过该部非但没能吸引日军兵力，反弄得怨声载道，总该让他们反省反省。这些地方土顽，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应钦贵为军政部长，对孙殿英这种军不像军、匪不像匪的部队最是反感。
“我看有必要派个人去看看。眼下用人之时，万不可把他们逼急了，如果没人可去，我可以走一趟。”黄绍竑听出了何应钦的弦外音，当下自告奋勇道。
“季宽兄如能前往，自然最好不过。不过快去快回，长城战事的平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还会打起来。到那边一切事你可全权处理。”
4月，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见到了41军军长孙殿英。孙殿英一脸的麻子，给人的印象粗鲁愚昧，但此人憨愚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精明狡诈的心。5年前东陵盗宝，他成了全国的靶子，但他拿出盗来的一部分财宝四处打点，甚至捅到了蒋介石、宋美龄那里，最后事情竟不了了之，相反是得了财宝又出了名。今日见内政部长兼参谋长亲自到来，联想到两月来停扣的军饷、给养，自然知道眼前这位“钦差”的分量，不待黄绍竑把话说完便忙不迭地表白道：“部长有所不知，多伦地方虽大但人烟稀少，给养自然困难。别说鬼子来，就是鬼子不来，我这3万来人呆在那儿吃什么。这儿虽有些山，可这能叫山吗?寸草不生不说，地势也平缓，让我拿什么去挡日本人的坦克?!部队开来后，既无兵站，又无存粮，部队不自己解决怎么办，怎么作战?军纪太坏我承认，可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
孙殿英仗没打好，嘴皮子倒很是利落。黄绍竑对实情不了解，也懒得跟他磨嘴皮，当下又暗示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话，你知道吗?”
孙殿英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来了气，骂道：“他妈的，我知道外面有人造谣，说我见日本人不战而退，说我投了‘满洲国’。这都是有些王八蛋想整我。部长，你去看看，我的伤兵从哪里来的?我总不会把自己那么多的弟兄打伤吧。再说了，全国人都知道我孙某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就是我想投他，他肯容我吗?这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板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再愚也还知道与日本人、小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些造谣的人就是想栽我，好吃掉我的部队。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妥为处理此事。我孙某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
孙殿英唾沫星子乱飞，一通表白，倒还说服了黄绍竑。当下，黄绍竑答应马上补发欠饷40万元和面粉4万袋，并命孙殿英率部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带布防，以便抽出傅作义部作战役机动力量。
这以后，孙殿英还真与日本人打了几仗，傅作义也得以抽身出张家口支援长城战事，黄绍竑辛苦半月，不虚此行。
3月10日午后，日军将主攻方向指向了长城第一大口——古北口，同时向冷口、界岭口方向也实施了攻击。古北口，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作战不力，未能阻住敌军，3月11日丢了古北口。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调来的中央军第25师在师长关麟征的率领下立刻投入反击。古北口土石山上，中日两军反复争夺，均伤亡惨重。师长关麟征被日军手榴弹炸伤，但仍在前线督战。日军土黄色军装裹着的尸体也是满山遍野。
12日夜，日军增援部队开到，关师只能放弃夺回古北口的企图，退守第二线险关——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但兵力展布不开，为稳定防御，关麟征只得把兵力一部部往上调。日军以一个师团的重兵全力猛攻却难有进展。直至4月初关麟征的第25师被打残了，只能以杨杰的第2师顶上去。而日军援兵也在大批拥向南天门。
小小的南天门，似乎成了整个战场的中心。至4月末，杨杰第2师也消耗得差不多了，17军军长徐庭瑶只能咬着牙，将手中最后的1个师，刘戡的83师投入战场。中央军到底是蒋介石的宠儿，17军先古北口后南天门血战近两个月，歼灭日军数千人，始终没让日军从自己的阵地上攻破。
关键时刻，日军突破冷口，直插丰润、玉田，威逼长城一线整个中国军队后路。为保住部队，何应钦下令前线部队全部后撤，长城各口门户洞开。
5月20日前后，一路日军进迫通州(通县)，宝坻日军攻占香河，北路日军到达顺义，北平重镇已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北平，在军事上已陷于死地。
北平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日机更是天天【创建和谐家园】不断。城内风声日紧引得军民一片惊慌，甚至何应钦、黄绍竑等最高军事长官也已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撤离。但蒋介石此刻正在庐山部署“剿共”，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何应钦决定先斩后奏，与日军商谈停战。
早在5月3日，南京即派来了亲日派的重要人物黄郛，并任命其为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长，准备与日本人周旋。蒋介石原指望华北危急时，英、美等国能站出来说话，阻止日军威胁北平，黄郛不过为缓冲与日本人关系的一颗棋子。但国际社会对风头上的日本人并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
5月25日，何应钦派出参谋处长徐祖贻少将赴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谈判停战。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中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提出了停战办法：
(一)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示华军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
(二)于5日内日方派遣代表与华方军事当局讨论停战条款；
(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
签订停战协定的中日双方代表合影
1933年3月31日，黄郛派熊斌同冈村宁次在塘沽大阪商船公司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热河占领的“合法性”，并把察北、冀东送给日寇，因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5月30日，曾留学日本的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受命赴塘沽与日军谈判。败军言和，自然难有公允。5月31日，随着熊斌与冈村宁次在《塘沽协定》上签字。持续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再次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会后向全军分发《作战手本》、《“剿匪”手本》等书。
蒋介石开口闭口“剿共”，一切战备训练为了“剿共”，日本人岂能不放开手脚大动刀兵，【创建和谐家园】军各级将领如何铁下心来抗日?一支弱旅在左右掣肘的干扰下连对手的战术特点和应对之法都未掌握就去面对一支装备精良的强敌，何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长城抗战是中国军人一腔热血的喷发，但仅有热血是不够的。
《塘沽协定》的签署，为日军敞开了华北大门。在中日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对华北的下一步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实现日军控制下的“自治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华北虽不像东北那样被坦克、大炮征服，但日军的一步步渗透使其离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远。若不是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七·七”卢沟桥燃起的全面抗日的战火，华北也许将是第二个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