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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1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功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创建和谐家园】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悼会
1932年5月28日在苏州体育场，即将开赴闽南前线的19路军将士、第5军官兵和各界群众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悼会。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悼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2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创建和谐家园】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国联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
1932年3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南京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对调查团一行都格外关注。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的征服的【创建和谐家园】，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调查团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针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调查团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也不可能对日军侵略采取制止措施。图为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期间，部分成员前去拜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时与其合影。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
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钧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钧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钧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钧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名外交家。1905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32年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曾向调查团提出有关日本侵华之祸备忘录。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创建和谐家园】。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其军山林罩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慑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于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义勇军振臂高呼：“誓与东北共存亡”
“九·一八”事变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黄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
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词，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了。
义勇军在黑龙江嫩江桥下用机枪向日军扫射
“九·一八”事变后，在各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激战中，马占山一马当先，于1931年11月率先在黑龙江嫩江桥下抵抗日伪军，神州振奋史称“江桥抗战”。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创建和谐家园】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2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慑服东北的抵抗力量。
30万义勇军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浑身上下透着武士气质的铁血军人对阵。
武藤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而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日后多年，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创建和谐家园】开始流露出来。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作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前的东北已提前上演。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辗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最后一支义勇军、部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
义勇军将领苏炳文
苏炳文，又名翰章，1892年出生，辽宁新民县人。1931午“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司令。积极支持并参与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在著名的江桥抗战中做出了贡献。
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毕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他任中国陆军第9师营长，被编入驻海参崴支队；1927年，他任东北四方面军步兵第17师师长，1928年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他于1929年曾到齐齐哈尔访晤会谈，言语行动表现傲慢。对于驻在地日本领事和馆员以及满铁公所职员等均淡然视之。1930年，他到海拉尔任职后，常与苏联驻海拉尔、满洲里两领事馆往来，而日本领事馆邀请他赴宴，他多谢却。1931年“九·一八”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将驻满洲里的步兵团、骑兵旅开到嫩江桥助马作战，抵抗日军。1932年4月，马占山由齐齐哈尔逃走，日军屡次派人约他进省城(齐齐哈尔)会晤，并拟调升高职，他概不接受。根据谍报，他现正招集流亡，扩充兵力，准备反满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军人出身，抱有爱国思想，亦有相当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轻视。加以接近苏联，难免不无异谋。倘不能使其就范，应以武力消灭之，免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统一东北三省之目的。
武藤大将阅毕电文，意识到面前的对手是个将才，又起了招降之心。自来到东北后，武藤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聩，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诱以官禄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得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的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
听罢小矶的报告，武藤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松木第10师团及所部骑兵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万余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两天中，皑皑落雪红了变白，白了浸红。
冯占海与部队在一起休息
冯占海，字寿山，1889年生，辽宁省锦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东北边防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降日军，于9月率部退出吉林省城。并于20日举兵抗日，与敌激战于宾县、拉林等地，曾参加两次保卫哈尔滨之战。4月将所部改为吉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此之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抗日将领也都退入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辗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失败了。但国家危急关头，这些抗日英雄拒绝日军【创建和谐家园】厚禄诱降，全凭一腔热血而自发走向战场，实为中华民族之光荣。他们的壮举，不但牵制了关东军图谋热河、华北达1年之久，而且用鲜血为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坚持东北抗战14年提供了经验教训。
他们失败了，但问心无愧。面对30万自发而起的军队，南京军政部却连1名像样的指挥官也没派，更别说军械粮饷、增援部队。实际上，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热河时，中国军队的统帅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东北义勇军10多万亡灵所换来的战略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国争得了1年的时间，他们虽败犹荣。
●“五·一五”大血变，日本军阀又迈一步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激动的一刻。一天劳作下来，人人都有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邸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邸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官邸便从宁静中被惊醒。嘈杂的喧闹声、怒骂声，令人心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整个官邸搅得天翻地覆。一阵乱枪过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倒在血泊中，硝烟弥漫在整个官邸建筑内……
同日，日本内大臣官邸、第一大政党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地同时受到袭击，整个东京一时陷入混乱。
东京城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使全世界为之愕然。
这场由日本【创建和谐家园】“血盟团”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很快被弹压下去，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海军中尉古贺志清等十数人成了“血盟团”的牺牲品。
日本人总是弄出些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邸，这使日本国内一时大为震惊，忧虑、兴奋、漠然、惊惧，种种不同的感情充斥在不同的日本国民心头。事实上，不祥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首相犬养毅的面前。3个月前的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创建和谐家园】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20世纪后入主首相官邸的文官，大多以命赴黄泉最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军人却很少如此。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规要积极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却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剑一齐指向了他。他的日本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可悲的是，当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毅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再回首已百年身。
事件平息后，日本首相的推荐人，老西园寺公望前思后想，不禁黯然神伤。几年来，他已数次在多事的日本政坛上充当这个角色了，可经他手扶上去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他忧虑重重、伤感万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文人内阁结局总是这么不幸?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萦绕在耳边：“对共产俄国东进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这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创建和谐家园】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想到几次组阁的失败，想到日本国民的狂想，一直对日本内外政策颇感困惑的西元寺，倒像是从暴乱分子的叫嚣中悟出些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对时局、对人的判断来。也许是人老了?为什么总是出现差错?经过反复考虑，商议权衡，他决定走一步他几十年来都未敢迈出的险着，奏请【创建和谐家园】恩准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充任下届内阁首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日本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常规惯例，避开政党组阁。他希望斋藤内阁能起个过渡的作用，日后看时机再恢复政党统治。但这个被日本国民视为仅次于【创建和谐家园】的神一般的偶像西元寺哪里会料到，他的这一险招，加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崩溃，使协调外交彻底垮了台。斋藤内阁倒确实起了过渡的作用，但却把日本内阁过渡为【创建和谐家园】亲军内阁。日本在一步步向战争的泥淖滑去，中国也在一步步坠入战争苦海。
一直惊惧观望的日本军部眼见下去了小鬼，上来个阎王，止不住心花怒放，恶胆陡增。抖掉身上的重负，更加急不可待地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个更为险恶的野心像水中的浮球，撤回手后，不可遏制地窜了出来。
8月，东京发出的一道军令使日本军界沸腾不已，却令中国大地惶惑不安。曾在中国东北大动刀兵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班底大调换，在日本军界颇有好战名声的武腾信义大将继本庄繁中将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关东厅长官、驻满全权“大使”，实现了日本军界少有的军、政、外交“三位一体”。此外，少壮派军官，“九·一八”事变激进分子小矶国昭中将接替三宅光治少将，为关东军参谋长，并加派以果敢专横著称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实力骤然加强，一时在日本军界名声大噪。
梦系满洲的东京军方当然不会忘了“九·一八”事变的两功臣，板垣和石原。命令传到中国东北的同时，板垣便扛上了闪着金光的少将肩章，并匆忙投入了赴华北就任特务机关长的准备。石原也由陆军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调回国内以待重用。两个充满帝国梦想的战争狂徒终于在自己事业的前期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14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为那曾是过眼烟云般的辉煌付出沉重的代价。
●血祭雄关
1933年元旦，严寒笼罩着关外，地上满是残雪，空中朔风呜咽。地处东北、华北交接处的锁钥通道山海关，天低云暗，凄清落寞。路人行色匆匆。神情惶惑，一种无法看见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紧张气氛沉闷地凝固在这座六百年古城的上空。。只有间或零星响起的爆竹才提醒着每一个人，1933年新年已经到了。
山海关
北依燕山，东临渤海，长城纵贯其间，交通便利，历史文化遗存厚重，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但1933年的山海关不再平静，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安德馨部在山海关抵抗日军
在1933年1月的长城抗战中，英勇的安德馨营拼死抵抗侵略者，最终全营官兵全部阵亡，山海关下，安德馨部实现了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誓言，全国人民无不为之动容。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东临渤海，两面环山，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最终决战兵败山海关，结束了他曾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壮举。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最后败给“胡子”张作霖，导致了直系的消亡，也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多少为战争殉道的人弃尸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举酒朗笑，豪气冲天。它确是一座险关、要隘。
然而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竟无法保护自己神圣的土地。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个原本连外国人看都不愿看上一眼的军事重地，却因【创建和谐家园】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军事要塞”。根据条约规定，当时11国有权在山海关驻兵，但实际派兵驻扎的仅有英、美、日、法、意5国。其中日军有一个直属于天津驻屯军的守备队驻兵山海关，队长是陆军少佐洛合正次郎，一个深谙中国事务，在日本军界又颇有背景的“中国通”。洛合正次郎是日军中名声显赫的洛合大将之子，早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任战术教官，后又来到中国，任中国陆大教官，所以他不仅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是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的座上宾。
当时驻守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中将。自15个月前接防山海关以来，何柱国消瘦了许多。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只是一个笼统的“避免冲突”，所以山海关地带中国军队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军第2师团及张海鹏部大量的伪军都云集锦州、绥中地区，虎视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何柱国陷入焦虑、愤懑、隐忧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中。由于他也像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国联干涉日本一事深信不疑，这使他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采取了能拖就拖的消极策略。但他又深知自己是个军人，守土有责，尤其今天又拱卫着中国的第一道门户。如果让日军从他手下入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使他决心拖不下去时，就与日本人一拼到底。为此，他早在1932年就曾制订出一个防御计划，并于10月间部署完毕。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军炮击山海关，公然向中国军队挑衅。由于当时日军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分属两个系统，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方面的【创建和谐家园】下，两军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没敢贸然扩大事态。但在解决此事件过程中，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少佐进一步对何柱国施加压力，想诱使何独立自治，实际上是屈服于日本人当傀儡。
何柱国将军
何柱国，别号铸戈，1897年生，广西客县人，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在山海关参加抗日。1933年任第57军军长，参加长城抗战。1935年任中将骑兵军军长。
12月8日事发当天，洛合单独在密室里向何柱国透了底。由于洛合平日与何柱国交往颇多，所以今天摆出一副像是多日老朋友的姿态，说道：“何将军，现在日本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保证‘满洲国’国境线的存在和‘满洲国’的安全。为此有两种方案：一个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第二个是由你何将军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何将军是老朋友了，所以不妨对你明说，帝国更希望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
洛合倒是没说假话，此刻日本知道日内瓦国联正在最后磋商李顿报告书结论。因此对直接出兵长城各口有所顾虑。如果能把何柱国拉过来，那么日军既能掌握进出华北的山海关锁钥，又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成效。见何柱国默然无语，洛合又不失时机地抛出诱饵，说道：“只要何将军能这么做，帝国绝不会亏待你。何将军，你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帝国提供的200万日元预付金，日后你部全部饷械均由帝国负责供给。”
见何柱国还是不开口，洛合有些急了，开口道：“今后的路还要你何将军选择。但我要奉告一句，如果这一方案行不通，那日本帝国就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那时就不再是长城各口的问题了，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天津也无所顾惜。”
临走时，深谙中国事务的洛合意味深长地对一再推说要仔细考虑的何柱国说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将军是明白人，要为中日亲善出些力，不要再坐失这最后良机了。”
这使何柱国连续几日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他倒不是为洛合的利诱所动，而是在最后思索眼下这种与日本人暂时相安的局势究竟还能拖多久。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抵抗指示，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他根本无主动，甚至只能说是招架，他也只能抱住那空中楼阁似的幻想，在日本人、南京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但究竟在等什么，他也是一片茫然。眼下，日本人图穷匕见，使他感到自己可游刃的余地已几乎没有了，那么他所能接受的路只有一条，抵抗。
12月中下旬，何柱国匆忙南下北平，向张学良最后陈请策略。
半个月后，何柱国又秘密地坐在了由北平返回山海关的专列上。这次北平之行，使他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挨了一年之后，终于有些反省到自己过去的失误。如今日本人又来拆他的台，他那颗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颤起来，终于下定决心与日本人决死一拼。他除了命东北军一部防守热河外，又下令第32、第29等数个军紧急开赴长城各口隘，准备抵抗日本人进攻。鉴于山海关形势日紧，便专门拨出一个火车头，命何柱国速返回山海关，协调指挥山海关防务。眼见主帅下了抵抗令，想到一年多来忍气吞声、两头受气、无可奈何等为难情景即将结束，何柱国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禁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