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系统正在全面升级。您可以访问最新站点。谢谢！
《塘沽协定》的签署，为日军敞开了华北大门。在中日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对华北的下一步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实现日军控制下的“自治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华北虽不像东北那样被坦克、大炮征服，但日军的一步步渗透使其离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远。若不是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七·七”卢沟桥燃起的全面抗日的战火，华北也许将是第二个东北。
华北不是东北，但对日军来说目的是一样的。
●蒋介石不抵抗之谜
转眼已到了1934年的夏天。
三年来，正当蒋介石还沉浸在剿【创建和谐家园】的梦幻中时，日军已把辽、吉、黑、热河四省攫于手中，并大兵南下，压入山海关，控制了长城内外各口隘。平、津两市东西北三面受敌，中国北方丰饶的半壁河山岌岌可危。而江南上海也成了中国不设防的城市。中国，正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向沦亡的边缘。
在这三年中，日本国内也是风雨飘摇，政局动荡，内阁政府走马灯似地换了三届。但无论哪一届内阁，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国内的危机，他们的眼光总是越过茫茫的大海，盯住了遥远的中国。面对三年来日军在中国北部所取得的战果，几千万日本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欣喜若狂。而居日本万民之上的【创建和谐家园】裕仁，则更是心旌荡漾，激动不已。这个对日本帝国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多年来始终包藏着一颗野心：他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甚至征服世界。他渴望他的帝国疆域无边，子民如云，他要实现先帝没有实现的梦想。当日军的铁蹄跨过长城，整个中国大地都感受到它的震动时，裕仁不禁大喜过望。他时常对着宫中那张巨幅世界挂图发呆。望着图中央那巨大的中国版图，想到超过日本帝国3倍国土面积的中国东北大地已然在握，他的脸上忍不住绽出了花朵。尝到甜头的裕仁更加纵容和支持内阁、军方对中国所采取的扩张战略。这样一来，随着日军入侵战火的不断扩大，攫取中国统治权不久的蒋介石终于被身边的这只猛兽惊醒，开始认真思索自己所处的实际境地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创建和谐家园】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创建和谐家园】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图为当时的蒋介石。
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进入了酷热难当的盛暑，然而素以“凉岛”著称的庐山却仍是林木青翠、凉爽如春。蒋介石这时又上了庐山。这里他太熟悉了，无论当年的北阀，还是今日的“剿共”，江西对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每次赴江西，他除了有时在南昌呆些时日外，其他办公、生活地点一般都是选在云遮雾罩、充满神秘色彩的庐山。
10日午后，蒋介石信步出了居室，沿着牯岭街缓缓地向山上走去，几名侍从人员小心地远远跟在后面。今天，他像是有满腹心事，虽然步态还似以往那般沉稳，但却显得有些缓慢。他时而抬头望望四周，像是在欣赏雾中群山的温柔、美丽，可时而又低头陷入沉思，偶尔晃动着手中的拐杖，像是要驱走心里的烦恼。浮动着的轻纱一般的薄雾，使日照峰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他也像处在幻境中，对过去和未来产生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困惑感。
自他投身革命以来，虽然曾经历过几次危机，但更多的却是取得胜利的成就感。然而这三年他却深感艰难。国内各军阀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反蒋倒蒋尚未平息，国军对中共的几次“围剿”也出乎他预料地屡屡惨败，而日本人又借机在北方连连发难。尤其日本人，就像是一只窥视中国已久的饿狼，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趁中国内战时，不顾一切地扑向了中国大地。东北三省硝烟未尽，日军又杀出山海关，侵占热河，扼住平津，虎视眈眈地盯住了华北，真是得陇望蜀，丝毫没有止息的意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对日本人仇恨和对他退缩的愤怒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中共和一般民众自不必说，就是【创建和谐家园】内部对他也有颇多指责。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抗日怒潮使他感到了统治地位的震颤，感到了一种过去所未曾经历过的危机，也多少冲击了他早已埋藏在心里的战略步骤。以他本意，各军阀平定、【创建和谐家园】军政大权独揽后，下一个要征讨、剿灭的，便是他一直认为最妨碍独裁大业的心腹之患的中共和红军。前四次较量，他都大败而归。但他已从轻视中共、红军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要集中他的全部军力，与中共、红军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正当他为第五次“围剿”头几个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时，日本人却又在华北发难。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机，引起了全国各界排山倒海般的【创建和谐家园】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视整个北方沦入日军之手。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曾在保定陆军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受过军事熏陶的蒋介石心里当然清楚。以他【创建和谐家园】现有的军力根本无法同时抗击日本和中共红军两方面的压力。这样，他必须在抗击日奉和剿【创建和谐家园】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选择太令他痛苦了。两个对手中任何一个得势，都将对他的江山稳固构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在一定时期内又只能树立一个敌手。此时如果放弃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调集他的【创建和谐家园】军主力到遥远的北方去抗击日军，他认为没把握取胜。日本毕竟是个工业、军事上的强国，武器装备先进，作战思想领先。与这样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帝国正面对抗，【创建和谐家园】军必将陷入漫长的战争而无力自拔。即使他最后胜了，那也是两败俱伤。而中共、红军则可能坐山观虎斗，急剧扩大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日终将成为他的心腹大患，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况他认为初揽大权，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时他是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可不放弃“剿共”的话，就意味着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不断地侵入北方，不断地践踏中国的【创建和谐家园】。而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逆流而行，他日后的道路上遍布荆棘、困难重重不说，甚至有可能被中国民众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使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虑着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蒋介石毕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所以能在20年间由一个无名小卒，神奇地迈过他的许多旧长官，跃居中国第一人，叱咤风云一时。除了他能巧妙地驾驭机遇、政治上圆滑善变外，他那绝不半途而废的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帮了他的大忙。不论他少年时代对事业的追求，还是他后来顶住国内外惊涛骇浪般的冲击，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都体现了他的这一突出特点。就是日后【创建和谐家园】赶出大陆，他也时刻没有动摇过有朝一日【创建和谐家园】的决心。他的这种韧性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执拗。
眼下，正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灭”中共的执拗，使他决定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还是以“剿灭”中共为后快，对日本人则采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庐山军训团开学典礼上，身兼团长的蒋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发表了一通精神训示。他对这些身为高级军官的学员自然十分重视，他知道他们是成就他今后大业的栋梁，他更清楚眼下他们并非个个拥护他的政治主张。治人必须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须首先让他们明白中央的真实意图。
望着台下戎装笔挺、神采奕奕的学员，他颇有些激动，大声说道：“现在总有些人嚷着要和日本人开战。他们终不知，贸然和日本开战，不啻自寻灭亡。现在开战，日本真是只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国要害地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那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敌人了。”
他顿了顿，望着台下虔诚、激动、惊讶、茫然，表情复杂的一张张面孔，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现在本党的中心，还是要安定内乱，【创建和谐家园】不除，难以抗日。当然对日本，我们也绝不屈服，但要讲策略，要会周旋，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他的这番话倒也实实在在展现了他当时的思想，但有一句话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日本3日真能【创建和谐家园】吗?日后蒋介石曾讥讽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其实当时他就十分清楚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他知道中国要击败日本不易，可弹丸小国日本要【创建和谐家园】也是难上加难。他所以夸大其词，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借口，这不过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他的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中共和红军，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摈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苏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仔细观察，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以他的话说，“与【创建和谐家园】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和外蒙有野心。这更坚定了他不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态度。不合作，那就意味着只有消灭，他的政治观点历来如此。因而从这一天起，当时还与【创建和谐家园】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苏联顾问便成了他开始算计的潜在对手。日后，随着他在【创建和谐家园】中地位、权势的不断升高，他的这种观念日趋强烈，最后终于导致了他对【创建和谐家园】人的大规模屠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年后正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了专制和恐怖的道路。历史捉弄了【创建和谐家园】，也把当时贫弱的中国更进一步引向了黑暗。
实际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潜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他并不怕那些军阀实力派，几年间无数次的较量，各路实力人物、英雄好汉都无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终是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创建和谐家园】，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一”荒谬、反动得令人称奇。这仍是他的一种策略。日后无论他对两广的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还是对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殊功的19路军，他都是置日本人于不顾，以“剿灭”【创建和谐家园】而后快。他那种由于中共的“叛乱”而干扰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作所为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前后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独裁统治决定了他只能走3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主义老路，他也不过是第二个曾国藩而已。1923年他仇视苏联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领土野心。但20年后，正是他为了使苏联干涉中共，确保他在中国的统治，竟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外蒙的独立，犯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
眼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时，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创建和谐家园】，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时，即使他败了，中国仍是他蒋介石的中国。
我们今天评价蒋介石，不应以极端的眼光看待他。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一个善与恶共存的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动之处，但也有过对日本人绝不投降的闪光一刻。就是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民族、悠久历史深感骄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逆历史潮流而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从蒋介石的一生来看，他还是颇有些民族心的。事实上，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1904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蒋介石在宁波学习时，从他的启蒙教师顾清廉那里形成了“赴日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事业”的民族思想雏形。日后他曾公开坦露过他少年时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愤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创建和谐家园】。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思想急剧膨胀着，撞击着他的灵魂。几年后，久已压抑在心中的这种思想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聩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留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
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10余年后，随着他在【创建和谐家园】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骚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词地向对方【创建和谐家园】，为中国人做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创建和谐家园】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创建和谐家园】，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创建和谐家园】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创建和谐家园】和几乎整个【创建和谐家园】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创建和谐家园】赶出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创建和谐家园】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绝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创建和谐家园】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
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创建和谐家园】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创建和谐家园】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创建和谐家园】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创建和谐家园】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〇”事件上了。
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创建和谐家园】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两艘战舰开往黄埔候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创建和谐家园】有野心，而且【创建和谐家园】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创建和谐家园】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创建和谐家园】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连他自己日后都承认这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分水岭，但这个锋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贵并没有被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影响所冲倒。他在排斥异己削弱中共影响的同时，又高声唱赞歌，多次公开说道：“两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创建和谐家园】，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广泛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显。由此观之，应认【创建和谐家园】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并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丰满，北伐也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飘忽，使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一直在算计着他的蒋介石，是一个将对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结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稀里糊涂地败在蒋的手里。
从日后蒋介石疯狂地要剿【创建和谐家园】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苏联视为自己的势力，他养虎、驱虎只是为己所用。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只曾为他立过殊功的猛虎。与他在政坛上斗了几十年、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绝：“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这次事件，蒋介石终于迈出了他事业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给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毫无信义的诡谲。
●不堪回首的“国联梦”
走累了，蒋介石慢腾腾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神情细致地欣赏起两侧群山的美景来。尽管庐山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他仍为那雄奇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而赞叹不已。想到此刻南京的酷热，而他却置身在这凉爽如春的避暑胜地，他颇感惬意。不禁轻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骚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算作遥远的敌人，与他们相争不必着急。如果舍本求末，让中共坐大，将来党国必亡在他们手里，那才是可悲之事。而美国人、英国人也绝不会看着日本人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
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
参加国际联盟会议的中国代表
右起顾维钧、颜惠庆和郭泰祺，他们是活跃在民国外交界的著名人物，是民国外交的台柱子、“弱国无外交”，但当时的中国靠这些著名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周旋，也取得了一点应得的权益。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创建和谐家园】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
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创建和谐家园】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他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被已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如出一辙。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蒋介石宴请李顿及调查团成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下令不准抵抗，原来他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英、美主导下的国际联盟身上。在他看来，国际联盟是主持正义的一个国际组织，他对国际联盟的过分信赖，使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教训可谓深刻。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创建和谐家园】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介石越看报告书，脸色越是难看，阅毕，气得他抓起报告书大骂道：“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他早该有所醒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外籍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多次提醒过他，国联仅仅是个连决议也无法强制实行的松散联盟，要靠它来最终解决中日争端，使日本遵守决议根本不可能。更何况日本历来言而无信，对中国野心勃勃，即使国联决议谴责，令日本撤兵，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逼急了，日本退出国联，任你谴责、【创建和谐家园】，也只有徒自负气，于事无补。果然不幸而言中，日后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
1933年2月6日，国联19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日本政府于17日举行紧急内阁会议，表示在中国东北绝不退缩，并决议“如国际联盟大会采取19国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即退出国联”。
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报告书，谴责日本为侵略者。日本政府随即向世界宣布，日本从此退出国联。蒋介石眼看着日本在中国争得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后，甩手退出了国联，真是有苦说不出，企图不战而使日本退兵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他成了国联的牺牲品，中国也没能逃脱厄运。
一年多里，日本确确实实耍了国联，更耍了蒋介石。国联和英、美干涉初期，日本人投其所好，在外交、贸易上抛出诱饵、并顺应英、美期望日、苏开战的心理，大造【创建和谐家园】反苏舆论，大军北上中苏边境。西方舆论立时喧嚣沸腾，兴奋不已。当时一位美国政论家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诸列强的心态：“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事变，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日本)与苏联的冲突得以爆发。”11月13日，美联社驻巴黎记者更露骨地宣称：“全世界都应该感激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时他们的眼中哪里还有中国?!
但诡诘的日本人岂会那么听话?他们向中苏边境虚晃一枪，拿下黑龙江，在英、美等国眼巴巴地盼着他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时，却突然南下占领锦州，攻克山海关，威逼华北。这时西方列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的眼光盯住的是中国。
国际联盟官员来华考察时与中国官员合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虽然没有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但中国政府对国联还是抱有好感：图为宋子文与国际联盟来考察的官员合影。
日本人的这一招可坑苦了蒋介石。他的决策不但使他在国际上大丢脸面，也使他失去了中国民心。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中国人民。曾任他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日后说：“中国方面因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最大的牺牲。”
这以后的一年，蒋介石开始重新审视国联和日本，开始慢慢走出了他的梦幻。美英等国也从这次外交惨败中吸取了教训。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也开始逐步打破过去的所谓中立，以政治、经济对日本施加压力。他们对中国作用开始有所醒悟，意识到要真正解决中日战争，究竟要靠谁。从这一天起，中国对日本有限度的抵抗开始得到各国舆论一定的支持，蒋介石手中的美钞也多了起来。
蒋介石畏畏缩缩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开始了一边抵抗，一边谈判的策略。这一步虽然有些深重缓慢，徘徊曲折，但毕竟还是前进了一步。3年后，一向以自强不息而骄傲的蒋在日记中写道：“国联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易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一个痛苦的挫折，一个沉重的代价所换来的寥寥数言。
●“二·二六”，军刀舔血向战争
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片银色的东京还在鹅毛大雪中静静地睡着，整座城市一片宁静。
凌晨5时，东京市麻布区第1师团驻地，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余名官兵，在安藤、河野2名大尉及8名中尉的指挥下，分成数路，杀气腾腾地扑向沉睡的市区。
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东京“二·二六”兵变，在一些日军少壮军官的长期酝酿下，终于爆发了。可此刻，大祸临头的日本军政大员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浑然不知，毫无戒备。
攻击首相官邸的，是粟原中尉指挥的第1师团步兵第1联队的300名士兵。他们装备有重机枪7挺、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和【创建和谐家园】20支，子弹1万余发。这是一支完全按实战要求装备的部队。这股部队分成两路，在首相官邸枪【创建和谐家园】卫警官4人后，冲进内宅。在走廊上遇到了冈田首相的内弟、陆军预备役大佐松尾。叛军误认为松尾就是冈田首相，一阵乱枪将其击毙。在松尾身上费了点周折，就给了惊魂未定的首相喘息之机。在一名女佣的帮助下，冈田在女佣狭小的衣柜中呆了数小时才被人救出，在叛军哨兵的眼皮底下化装后逃出官邸，幸免于难。刺杀首相之后，粟原中尉又分兵一部，袭击了日本久负盛名的《朝日新闻》社。
与首相相比，内大臣斋藤就远没这么幸运。步兵第3联队的板井中尉指挥1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内臣官邸围了个严严实实。当叛军嚷着冲进院时，斋藤早已被军靴踩在雪地上的“嘁嘁嚓嚓”的声响和吵嚷声惊醒。但他刚冲出屋子，便迎面撞上了叛军。一阵乱枪过后，板井带着几个士兵走上前去，又挥起了军刀和刺刀。斋藤可算是最惨的一个，共遭受弹伤47处，刀砍和刺伤几十处，当即死亡。为杀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竟然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日本陆军的残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何况被斩杀者还是日本国的重臣。如果日军士兵对自己的上司都能采取如此丧失人道的做法，人们对一年多后南京城里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暴行自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斋藤的死不仅令西方社会看到了日本军人的【创建和谐家园】，就连【创建和谐家园】日后得知时也不禁倒吸凉气。
袭击斋藤私邸的另一股部队，携带轻机枪4支、步枪10支，在高桥少尉和安田少尉共同指挥下，带领30名士兵袭击了位于荻洼的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私邸。当时正是早上6点多钟，习惯早起的渡边已经穿好军装，和粗暴闯入的这支队伍展开了对射，使安田少尉和1名下士致伤。但无准备的渡边子弹打光后，还是被对方的无情射击和军刀猛砍致死。叛军的屠刀不仅指向了文人，也挥向了自己的军人上司。
藏相高桥是清的私邸这一天也遭到袭击。高桥曾当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由于他坚持削减巨额军费，成了日本军人最恨的大臣。当第3联队中桥中尉率120人冲进宅邸，击伤所部警官后，高桥还在梦中。中桥率10多人破门冲进卧室，走上前去揭开了被子，大喝道：“天诛!”
“【创建和谐家园】!”高桥大喊了一声，还没骂出第二句，中桥的一梭子子弹已射入了高桥的躯体。另一名少尉走上前，一军刀将高桥连头带臂地砍作两段，几把刺刀也同时刺入了高桥残断的尸体。一切做完后，军人们对冲进来失声痛哭的高桥夫人耸肩说道：“对不起，打搅了，请安排后事吧!”
军人们没有再看高桥一眼，便满意地扬长而去。
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这场恐怖的兵变中算是最为神奇的人物。当时，整个事变的第一号人物、第3联队被誉为“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大尉率200名士兵闯进【创建和谐家园】侍从长的私邸后，这才发现侍从长的私邸如此之大。叛军到处搜索才在内室发现了侍从长夫妇。上士永田走上前分开侍从长夫妇，一边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一边射击了几枪。射击的3枪一枪未中，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着心脏而过，这时安藤大尉来到室内，他本想用军刀刺穿铃木的咽喉，但是当他看见铃木夫人双手合掌，苦苦哀求“请您就此罢手”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行了个军礼扬长而去。铃木看来命不该绝，经过抢救他不但没有死去，反而作为后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首相，戏剧般地完成了改变日本命运的使命。
杀害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任务，由所泽航空队的河野大尉指挥。他只率领8名士兵，携带轻机枪2挺、步枪2支、【创建和谐家园】5支。结果，不仅让牧野有幸逃生，而且【创建和谐家园】卫警官的抵抗，河野大尉胸部中弹，下士官负伤，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河野后在医院自尽。
此外，叛乱部队还袭击了后藤内相官邸，后藤因外出而幸免于难。
至上午8时，刺杀活动全部结束。叛乱者以陆相官邸为据点，由步兵第3联队的野中大尉率领约400名士兵，以重机枪8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360支，占领了警视厅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2月26日上午，东京市区的治安活动完全陷入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