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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路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
当然，这样的比较很难做到所谓的科学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述难免又会扯回明清比较这个月经话题上来。正德骑马射箭，在【创建和谐家园】眼中都是极大的罪过，而后来的满清，王子不懂骑射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我觉得上述种种至少足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作过这一比较的人最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成了盛世明君，另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几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文字狱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吟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浪漫情怀并不逊色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体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干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总体评价究竟应当如何做，有段话说的甚好，请恕我基本照抄一遍：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所不同的，一丝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创建和谐家园】”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db:wangzhi]
大明衣冠何处？
小说-txt天堂 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笔记(转载节选)
葛兆光
[方才书友提出一个bug，故修改之，既然提示了更新，而在下正在码字，尚无文字奉上，顺道贴史文一篇。小弟贴文，盖因发现妙文，与众书友分享读书之快乐罢了，先生莫要揣度再三，扯上什么政治取向了，呵呵，码字去也）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
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
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
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
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
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
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
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创建和谐家园】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
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
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创建和谐家园】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
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创建和谐家园】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创建和谐家园】辄赧然有惭色”。
为什么【创建和谐家园】“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创建和谐家园】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创建和谐家园】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
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创建和谐家园】剃头辫发，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同样以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创建和谐家园】，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
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
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创建和谐家园】，慎之慎之”。
乾隆年间，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
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
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
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缺。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
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创建和谐家园】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
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
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
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
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
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
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
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
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
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
高朋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
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
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
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可是，“此论一出之后，【创建和谐家园】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
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
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
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