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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爽、郑玄、申屠蟠，三人都以儒生为处士，朝廷屡次征召都推说有病而不到任。

  及至董卓当政，又备礼前来招聘，申屠蟠与郑玄都不肯屈从，成就了自己的清名。

  荀爽已经年老，独有他应聘，不到百天就取得卿相之位。

  猜测之人怀疑他背叛了平素的志向，作者仔细斟酌他当时的心理，认为出处是君子为人的大关键，正常情况下便弘大道以求高志的实现；国家危亡时则应灵活处置以求匡时救难。

  苟爽的出仕，他的急急自勉自励，为着渡河不惜湿脚，或许就是一种灵活处置。

  不然的话，他又何必抛开安吉而自蹈危亡呢？你看他不参预关于迁都的朝臣争议，来拯救杨彪、黄琬的灾祸，以及后来图谋杀死董卓，几乎能重振国运等。

  所谓“大直若屈”，大道的实行本来就没有箪直的路可走。

  荀悦字仲豫，是苟俭的儿子。

  苟俭早年去世。

  荀悦十二岁时，能说《春秋》。

  家中贫穷，没有害读，常常到别人家去，所见书册，一读不忘。

  性格沉静，爱好打扮自己，特别喜欢著述。

  汉灵帝时宦官用权，士人多退身自保，穷处僻巷，苟悦便托病稳居，官场上没有人知道他，惟有堂兄弟荀或常常称道他敬重他。

  开始时被镇柬将军曹操征至府中，后改任黄门侍郎。

  献帝颇爱好文学，荀悦就与荀或及少府孔融一起在宫中侍讲，早晚议论。

  逐步迁升为秘书监、侍中。

  那时，国家大权掌在曹操手中，天子只是垂手恭坐而已。

  荀悦本心在于为皇上参谋兴革，但其谋划一无所用，于是作《申鉴》五篇。

  他的一些政论文章，识大体明要害，写成后呈送给皇上。

  其大概意思是：说到治道的根本，就是仁义罢了。

  五部经典贯串着这一思想，百家学说阐述着这个道理，咏诵它，歌吟它，前人事迹证明了它，后人又重申它。

  所以自古圣王明君，其对于仁义大道，总是反复申述而已。

  治理国政的基本措施，首先屏除四患，进而倡导五政。

  一是伪，二是私，三是放，四是奢。

  伪者乱俗，私者坏法，放者越轨，奢者败制。

  这四患不除，那么国政就无从实施了。

  俗一乱则治道荒，就是天地也不能保持其常态。

  法一坏则时世倾，就是国君也没法守其常度。

  轨一越则礼仪亡，就是圣人也不能保全其常道。

  制一败则人欲肆，就是尽四海之财也满足不了其需求。

  造就叫作四患。

  振兴农桑以长养生民，审察好恶来导正风俗，宣扬文教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秉持权威，明确赏罚来统领国法。

  这就叫做五政。

  民不怕死，就不可用死罪来恐吓他；民不乐生，就不可用行善来劝诱他。

  即使让上古贤人契来广布人伦五教，让皋陶作审刑之官，政令也推行不下去。

  所以在上位者先致力于让百姓发财来定其心志，皇帝亲自行籍田礼，皇后亲自行桑蚕礼，城里没有游手好闲之徒，郊野没有荒废的产业，财富不必囤聚以供挥霍，力役不随意加于人民，这样来满足需要。

  这做叫做养生。

  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呼应神明、端正万物，从而达成王化，其根本必在认真安定民志上。

  所以在上者必须审定美恶。

  善还是恶关键在功罪，毁还是誉见效于骏证。

  听其言责其成，举其名察其寅，不能被诈伪所欺瞒，那会动摇人心的。

  这纔能做到无事不核实，无物不切实，无善不彰着，无恶不揭露，世俗无奸怪，民间无淫风。

  百姓上下都分明看到利害全在于自己，也就人人严肃恭谨其心态，慎重修整其言行，内不犹豫惶惑，外不怀任何非分之想，那磨民志就平静了。

  逭叫做正俗。

  用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荣辱是赏罚的精华。

  所以礼教荣辱加于君子，是为了化其情，桎梏鞭笞加于小人，是为了化其刑。

  君子不肯干犯耻辱，何况刑惩？小人不忌讳刑惩，何况羞耻？倘若荒废了教化，就等于推常人入于小人，实行教化，就能够引常人达于君子。

  造就叫作彰明教化。

  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国危则谋乱，国安则纵欲，除了权威无人能惩治。

  所以在上位者一定要有武备，以防意外，以禁盗贼。

  安居则寄之于肉政，有事则用之于军武。

  这就叫作秉威。

  赏罚是行政的权柄。

  明赏必罚，审于信，慎于令，以赏劝善，以罚惩恶。

  人君不随便赏赐。

  不是吝啬爱财，因为赏枉行则不能劝善；人君不任意惩罚，因为罚妄加则无法惩恶。

  赏不劝叫做止善，恶不惩叫做纵恶。

  在上位者能够不至于止下为善，不至于纵下为恶，那么国法就能贯彻了。

  这就叫做统法。

  总之，四患既已消除，五政又得贯彻，用诚意来推衍它，用坚持来固守它，简明扼要而不懈怠，宽松而不疏漏，以无为之道为之，使人事物自行推动；以无事的态度来从事它，使事物自相作用。

  这样，不必整肃就能成就，不必严行就能化成。

  人君垂拱无事而揖让为礼，天下归于太平。

  这就是为政方略。

  苟悦又进言说：嫁娶公主的尚书制度不合古制。

  “牦降二女”，是帝尧时的典故；“归妹元吉”，是汤王的训示；“王姬归齐”，是周王定下的礼制。

  以阴压阳违反天道，以妇制夫违背人伦。

  违天不祥，违人不义。

  另，古代天子和诸侯有重大行动，必告宗庙。

  朝廷有左右二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记事的是《春秋》，记言的是《尚书》。

  君主一举一动定记录，其善恶成败无不保存在史书中。

  下及土子庶民，如有特殊表现，也无不记载，，有的人想留名而不得，有的人想掩盖，得失于一朝一夕，而荣辱却干载流传。

  善人由是自勉，恶人因而畏惧。

  而今也应备置史官，使之执掌朝廷典文，记录行事。

  每到一年年底，报送尚书。

  这样来襄助赏剀，弘扬法教。

  皇帝阅后表示赞同。

  献帝爱好典籍，曾说班固的《汉书》文字太繁难不易读明白，就下令荀悦依《左氏传》的体例作《汉纪》三十篇，并让尚书提供笔札。

  荀悦所著，言语简约而事实详备，议论中肯。

  《汉纪》的《序言》是：“古时候的圣帝明王，为建立皇业，经天纬地，观万象立法则，制作文字，以通宇宙之变，录人间之情，施用于王庭，其功用无与伦比。

  先王光演大业，发挥于华夏大政。

  而且从此以后，永作典章。

  建定典章有五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达道义，二是明法度，三是通古今，四是记功业，五是表贤能。

  有了这五条，天人之际和事物之宜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没有遣漏了。

  后世代代依循这一法式，不使皇业损伤。

  历代典章的增损添城，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更新。

  肯定否定的具体内容或许会有所差异，而其要旨则是一致的。

  汉家至今四百零六年，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思祖宗，一心给万代子孙开启门径。

  当今皇上穆然沉静，惟文是求，瞻前代颅及后人，继承往迹保持传统。

  为阐释和崇扬国家根本方略，下令修订国之典章。

  于是我就改编旧有的《汉书》，而撰成这部《汉纪》。

  大汉中兴以前的明主贤臣事迹和其得失轨迹都记载着，是值得观览的n”此外，苟悦还撰写了《崇德》、《止论》及其它散论数十篇。

  他六十二岁时，建安十四年去世。

  韩韶字仲黄，是颖川郡舞阳人。

  青年时在郡里任职，后被司徒府招聘。

  那时太山造反者公孙举称王多年，当方郡县官员束手无策，很多人因而受到法律制裁。

  尚书就在太尉等三府的吏员之刚挑选能处理棘手问题的人，就选中了韩韶并任命他为赢县县长。

  造反者听到他的名声，互相告诫不要入赢县境内。

  其它各县多被抄掠，农耕荒废，流入赢县求讨衣粮的人不计其数。

  韩韶同情他们的饥困，便开仓赈济，受到养活照顾的人有一万多户n主持其事的人争着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他回答说：“能养活这么多倒在沟渠眼肴快死的人，若是因此而获罪，将含笑入九泉！”郡守本来就知道他的名声德行，终于没有给他什么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