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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帝即位，在庙中发病，周勃之征，于此又见。

  现在想与长史君共同求见，劝将军禀告太后，收捕江京等，废少帝，立济阴王，肯定上合天心，下合民意。

  伊、霍之功，不下席便可建立，而将军兄弟可以传福无穷。

  如果拒绝和违背天意，长久疏远神器，则将以无罪而归入大罪。

  这便是所说的祸福相交，分功之时。”陈禅犹豫役敢依从。

  正赶上北乡侯去世，孙程立济阴王，也就是顺帝。

  间显兄弟都被诛，崔瑗被排斥。

  门生苏祇全都知道崔瑗的计谋，想上书说明情况，崔瑗听说后便阻止了他。

  当时陈禅任司隶校尉，召来崔瑗说：“只管让苏祇上书，陈禅愿为他作证。”崔瑗说：“这就如同小儿文子偷偷说的话，希望使君不要再说出口来。”于是辞官回家，不再应州郡的召命。

  ．一段时期以后，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又先征召崔瑗。

  他自己觉得再次成为贵戚吏，未被重用却遭贬斥，于是声称有病而坚决推辞。

  年中被举为茂才，迁为汲令。

  在职多次建议有利之事，为百姓开辟稻田敷百顷。

  任职七年，百姓赞颂他。

  漠安初，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崔瑗素有大德为大儒，从政有业绩，不应久在下位，因此迁为济北相。

  当时李固焉泰山太守，赞美崔瑗的文雅，奉书致礼殷勤对待。

  一年多，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巡枧郡国，以脏罪上奏崔瑗，被征到廷尉狱。

  崔瑗上书自己申诉，得理而出。

  正遇上得病而去世，年六十六。

  临终，看着儿子崔蹇说：“作为人桌天地之气而生，到去世时，归精气于上天，还骸骨于地。

  什么地方不能埋葬尸骨，不必回归乡里。

  那些髋赠之物，羊猎之类的祭奠，一样也不要接受。”崔蹇遵奉他的遗命，于是便留葬在洛阳。

  崔瑗于文辞有高才，尤其擅长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孰》、七言，共五十七篇。

  他的《南阳文学官志》受到后世称赞，那些能作文章的人都自认为不如他。

  崔瑗喜爱士，爱好宾客，佳肴丰盛，极尽各种品味，从不问自己剩下多少财产。

  平时则蔬食菜羹而已。

  家中没有担石存储，当时人称赞他清廉。

  崔定宇子真，一名台，字符始。

  少时沉静，爱好典籍。

  父亲去世，隐居在墓侧。

  服丧完，三公都来征召，他都没有【创建和谐家园】。

  桓帝初期，朝廷诏命公卿郡国举荐至孝有操行之士。

  崔蹇受到郡里的推举，被征到公交车，因病不能对策，除焉郎。

  明晓政体，做吏的才能很有富余，谈论当世便利之事数十条，名为《政论》。

  论点切中要害，言论动听且确切，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

  仲长统说：“凡是作为人主，应写一文，放在座位旁。”文章说：上自尧舜帝，汤武王，都依赖明哲之佐助，通晓万物之臣的辅政。

  所以皋陶陈叙谋略而唐虞由此兴盛，伊、箕作训而殷周因此而隆盛0到继位之君王，想要建立中兴之功者，何尝没有依赖遇贤哲的谋略呢！凡是天下没有得到治理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君主继承平定天下日久，风俗渐渐凋敝而不觉悟，政治逐渐衰败而不改悔，安心习惯于危乱，疏忽却自己看不到。

  有的沉湎于嗜好欲望，不理万机；有的耳朵被规劝教诲所遮蔽，习惯于虚假的而忽视了真的；有的在歧路上徘徊，不知所从；有的被信赖的臣子，捏着口袋守着俸禄；有的被疏远之臣，因地位低下而言论被废。

  所以朝纲松弛于上，智士被压抑于下。

  可悲啊！自汉舆以来，已经三百五十余年了。

  政令污秽随便，上下懈怠，风俗凋敝，人众巧辩虚伪，百姓喧闸，都又思念像中兴那样的拯救。

  况且救济时世之术，难道一定像尧舜那样后纔能使国家治理吗？期望修补破裂损坏，支撑倾斜，随形割裁，要将此世放在安宁之处而已。

  所以圣人掌权执政，随情形定制度，步骤之差别，各有缘由。

  不强人以不能，背离急务而向往所听说之事。

  也许这就是孔子对叶公谈使远人来投顺，对哀公说选贤人，对景公说节省财物讲求礼节的情况，不是不同，只是所存在的问题不一定而已。

  所以受命之君，常常创建新制；中兴之主，也匡正当世之失误。

  昔日盘庚怜悯殷，迁都易民；周穆有缺，甫侯补正用刑之法。

  世俗之人被文字古训所拘泥牵制，不知变通，赞美所听说的，却忽视亲眼所见的，怎么可以同他们去谈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辩论之人，虽然符合圣人德操，却常常受到牵制和反对。

  为什么呢？那些顽固之人不通权变，安于日常所见，不知去促进成就，哪里去考虑开始，只是胡乱地说遵循旧章而已。

  那些达官贵人有的为了名望妒嫉有能力之人，以策略不是出自自己为耻，舞动笔墨激奋言辞，以破坏大义，使得能人寡不胜众，于是受到搐弃。

  即使稷、契重新存在，仍将被围困打败于此。

  这就是贾生之趼以被绛、灌所排挤，屈原之所以抒发他的忧愤的原因。

  以文帝之圣明，贾生之贤德，绛、灌之忠心，却有此患，更何况其它的人呢！所以量力度德，是《春秋》之大义。

  如今既然不能纯粹地效法三皇、五帝，所以最好参考齐桓、晋文之政，这样便应用重赏重罚以驾御，明确法规以检察。

  自己不是有上德之人，严格则治理，宽松则混乱。

  如何知道应如此呢？近世孝宣皇帝明白君王统治之道，清楚为政之理，所以严刑峻法，破奸邪之胆，海内平定，天下安静。

  献功祖庙，享号中宗。

  计谋功效，优于孝文。

  到元帝即位，多行宽政，最终毁损，威严权势开始被侵夺，于是便成为汉室造成祸根的君主。

  政道得失，由此可以得到借鉴。

  昔日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赞颂晋文，感叹管仲之功劳。

  为何不赞美文、武之道呢？的确是通权达变拯救时弊之理。

  所以圣人能与世共存，而俗士却不知权变，认为结绳之约，可以重新整理乱秦之绪，盾斧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像熊、鸟那样动作，虽然是延生之术，但不是治疗伤寒的办法；呼吸吐纳，虽然是延年之道，但不是接续断骨的膏药。

  或许治国之法，有些像养生，平安则修养，有病则医治。

  刑罚，是治乱的药石；德教，是兴盛平安的粱肉。

  以德教除去残暴，是用粱肉治理疾病；用刑罚治理平安，是用药石供养身体。

  如今承继百王之凋敝，正值厄运之时。

  自敷世以来，政多以恩惠宽大，如驭手放下他的缰绳，马摆脱马衔，四马狂奔，皇路倾斜危险。

  正要用马嚼马辔箭袋车辕来救助它们，哪里顾得上q岛和銮，清节奏呢？昔日高祖令萧何作九章律，有诛三族之法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所以说具备五刑。

  文帝虽除去肉刑，应当被劓的打三百下，应当斩友趾者打五百下，应当斩右趾的杀死后暴尸在刑场上。

  当斩右趾的已经失去性命，被鞭打的往往被打致死，虽有减轻刑法之名，其实仍是杀死。

  在此之时，百姓都想恢复肉刑。

  至景帝元年，纔下诏说：“加以鞭笞与重罪相同，侥幸不死，不可为人。”于是定下法律，减少笞数而轻捶。

  从此之后，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

  由此而言，文帝是在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它；用严厉带来平安，而不是用宽松带来平安。

  若一定要遵行此言，应当大定其本，使入主以五帝为师而学三王。

  涤除亡秦之风俗，遵奉先圣之风尚，放弃苟且保全之政，实行考古之踪，恢复五等之爵，建立井田之制。

  然后选如稷契者为佐，如伊吕者为辅，乐作而凤凰来仪，击石而百兽起舞。

  如果不如此，则更多受拖累而已。

  此后崔蹇被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征召，他全不【创建和谐家园】。

  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定才能美好高妙，适宜在朝廷。

  朝廷召拜他为议郎，迁为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着文作书。

  崔蹇出京任五原太守。

  五原土地宜种麻臬，而百姓不懂纺织，冬天无衣，堆积绷草而卧在其中，见吏则披草而出。

  崔定到任，卖掉自己的储存，为他们制作纺绩、织妊、练缢的工具而教他们，百姓得以避免遭受寒冷之苦。

  此时胡虏连续侵入云中、朔方，杀害抢掠吏民，一年中甚至九次逃奔。

  崔蹇整顿兵马，注重烽候，虏不敢侵犯，常常成为边域之最强者。

  崔定以病被征召，拜为议郎，又与各位儒学博士共同确定《五经》。

  正遇上梁冀被杀，崔寇因是故吏而被免官，禁锢多年。

  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朝廷诏命三公推举威武有谋略之士，司空黄琼推荐崔蹇，拜为邃东太守。

  在赴任路上，母刘氏病故，他上疏请求归葬行丧。

  他的母亲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

  起初，崔窟在五原，他母亲常常教给他管理百姓的政策，崔塞的善绩，他的母亲起了很大的作用。

  服丧之后，朝廷召拜他为尚书。

  崔蹇以当时动乱不安，称病不理事，数月后被免官归家。

  起初，崔定父去世，减卖田宅，修起冢茔，建立碑颂。

  葬后，资产用尽，因穷困，以贩酒为业。

  当时人多因此讥讽他，但崔蹇始终不改。

  但也不过是足够而已，不致力于盈余。

  及任职为官，历任边郡，却更加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