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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既已投怀送抱，就要赶快金屋藏娇了。

  就是说，中国的“海军”，人、舰虽然都还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但国内的军港和基地建设，现在就要着手进行了。

  中国北部军港的选址，单看地图就很清楚：一个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旅顺；一个是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威海。这一北一南相对的两个点卡住了，渤海就是真正的内海，京津地区就能免于来自海上的威胁。

  不过，海军的真正作用是争夺制海权，而不是“专守防卫”，中国海军建设，决不能重蹈原时空覆辙。这一点，关卓凡有清醒的认识。

  即便防卫，也必须“前出防卫”，即在台湾、琉球、朝鲜——应是釜山，设置基地；日本征伐之后，要在日本本岛东岸，面向太平洋方向，设置基地。唔，江户内海——后世之东京湾如何？里面有一个叫横须贺的小渔村，应该不错。

  如此，控制第一岛链，辐射东太平洋，国土防卫才算圆满。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一口吃不成胖子，现在要先走好第一步。

  原时空，关卓凡见过北洋舰队威海卫基地的布防图，炮台和驻军星罗棋布，那时候只觉得眼花缭乱，但以他现在的眼光来看，却认为李鸿章的思路大有问题：火力点过于分散，想面面俱到，其实顾此失彼；想互相照应，其实各自为战；更加起不到海陆协同、保护舰队的作用。

  关键是北洋舰队威海卫基地的建设，指导思想纯为阻止敌军登陆——这是大错特错的，阻止敌军登陆不是靠岸防，而是靠夺取制海权，制海权一失，岸防再严密，也不可能阻止敌军登陆。

  所以，舰队基地的根本作用不是岸防，而是保护舰队。舰队不遭受重严重的损失，制海权不丢，敌人就不能保障登陆部队的海上补给线，就算上岸了也不敢向内陆深入。

  为此，海军基地应“要塞化”，即集中火力，高墙深垒，储备可用于长期作战的弹药、粮食，并且要有独立水源。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塞的选址和建设，必须能够应付海面和陆地两个方向的进攻。

  舰队如果接战不利，可以退入内港。要塞不失，舰队无恙，在这个前提下，不断伺机出港作战。

  沿岸不该要塞管的事，不管；只要要塞不失，舰队能够保持时不时出港作战的态势，敌军就算登陆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未完待续。)

  第一一三章 廿六探花郎

  原时空，日俄战争前，俄国人对旅顺的经营，才是海军基地建设之正办。

  俄国人的计划，旅顺要塞要到1909年才能完工，而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就是说，战争开始的时候，旅顺海军基地的要塞化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但即便如此，日军也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不顾一切，才攻陷旅顺。

  日本拿下旅顺，才算真正掌握了制海权。日俄战争虽然还要再打大半年，但旅顺既已陷落，俄军便败局已定。之后，日军奉天会战的胜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后来，对马海战之俄军，根本就是强弩之末了。

  日俄开打的时候，如果旅顺要塞已经竣工，以现有的资料，关卓凡认为，日本人打不赢日俄战争。

  历史的教训，该吸取的我要吸取。

  *

  *

  还有一件大事，也和海军有关。

  左宗棠做闽浙总督的时候，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创办福州船政局，一，自然是设厂造轮船，二，办了一间“求是堂艺局”，左宗棠的想法是，既为福州船政培养才，也为日后的海军培训人才，“军、民两用”。

  这个想法，相当不坏，关卓凡表示大力支持，并请旨，于江海关和闽海关的关税中，拨出了福州船政局的第一期费用。

  同时建议左宗棠，这个“求是堂艺局”，就叫“福建船政学堂”好了。

  左宗棠刚兴兴头头地做起来，就接到了调督陕甘、督办西北军务的上谕，那么，这个福州船政局，该交给谁接手呢？

  这件事情，他要先和关卓凡商量。

  左宗棠原本的打算，是保荐原江西巡抚、现丁忧在籍的沈葆桢，来做这个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此举，并非因为他和沈葆桢的关系有多好，而是沈葆桢的经历和他非常的相像：都是先跟着曾国藩混，后来自立门户，掉转头来又同曾国藩不和。

  就是说，举荐沈葆桢，能够给曾国藩添堵——凡是能给曾国藩找不自在的事，左宗棠都爱干。

  左宗棠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关卓凡听完，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沈幼丹人地两宜，资历也足够，可是，季翁，如此一来，这个福州船政局，今后恐怕就轮不到咱们俩说话了。”

  这个“咱们俩”，左宗棠听得心里好生妥帖，再将关卓凡话中意思仔细一想，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道：“贝子说的是！”

  沈葆桢的资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连曾涤生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买左季高的账？更何况沈葆桢是福建本地人，闽人办闽事，这个福州船政局，外省籍的人，以后还能插得进手吗？

  左宗棠说道：“既如此，我听贝子的——哪一位适合坐这个位子呢？”

  关卓凡沉吟片刻，说道：“我想到一个人，咱们一起参详——张香涛。”

  张香涛，张之洞。

  *

  *

  左宗棠举荐张之洞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轰动。

  大家晓得左宗棠的后面是关贝子，可是，关贝子怎么可能属意张香涛呢？

  还有许多人在问：张香涛是谁呀？

  同治四年，即1865年，此时的张之洞，年纪：二十九岁，职务：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出身”倒是很好，同治二年——两年前，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后即授翰林院编修，算是地道的“少年清贵”了。

  可是，这点资历，和福建船政大臣比起来，就啥也不是了。船政大臣独立于督抚，直接听命于中枢，福建的藩司为其“提调”——即是说，闽省的副行政长官都要为福州船政大臣打工，这可是一个督抚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坐的位子！

  这叫“开府建牙”，一个翰林院编修，一步踩到这儿，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还有，船政是“新政”，是“洋务”，关贝子怎么会找一个……翰林来办这个差使呢？

  因为反对新政的声音主要出于言路，所以“新派”、“旧派”，都有一个错觉：言路上的人最为守旧，抱团反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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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大家都隐隐地有个感觉，关贝子天天盯着言路，言官也好，讲官也罢，稍不如意，便“啪”地一个巴掌扇将过来。翰詹科道，在他面前，动辄得咎，下面已颇有“关某人刻意钳制言路”的说法在流传了。

  现在，这个说法可站不住脚了！

  翰詹科道这些“清秘之地”立即热闹起来，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众【创建和谐家园】誉：关贝子慧眼识英才！

  谁还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许多人心里热辣辣的，这下一位“英才”，会不会就是我呢？

  有原本反对新政的人，开始对新政“转变观念”了。事情明摆着，想走张香涛这条路的，第一，得支持“新政”——这不消说；第二，得了解“新政”。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不然，关贝子怎么能看得上你？

  张之洞自然成了翰詹科道的“明星”，贺客盈门，他面上含笑谦逊，心里如坠五里雾中：是啊，关贝子怎么会看上了我呢？

  张之洞先去贤良寺拜左宗棠，这是他的“荐主”。

  左宗棠自然又大谈他的西征，张之洞耐着性子听着，觉得差不多了，乃向左爵帅请教福州船政局的差使。左宗棠倒也知无不言，只是说的都是“现状”，张之洞问他今后该如何措手，左宗棠难得不肯发表更多的意见，而是说：“这得向关贝子请益了。”

  于是，第二天，张之洞整肃衣冠，来拜关卓凡。

  这是关卓凡第一次和张之洞谋面，这位原时空和曾、李、左齐名的晚清重臣，关卓凡留在脑海中的印象，都是他晚年的：一部长长的白胡子，既儒雅，又气派。

  眼前二十九岁的张之洞，却是瘦得跟猴子一样，宽大的朝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

  关卓凡暗笑，一定是形容不足，才留了一部超长的大胡子，以为“补充“。

  张之洞给关卓凡行礼请安，关卓凡亲手相扶。

  张之洞站起身后，关卓凡握着他的手，欢然说道：“香涛，久闻大名，终得识荆。‘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真正了不起！”

  古人十五岁为“志学之年”，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十五岁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第三名，为“探花”。这两件乃张之洞生平大得意事，关贝子一见面便说起，张香涛不由满面欢容。

  而且，“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这句话，张之洞是第一次听到，入耳通体舒泰，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舒服。

  当然是“第一次”，因为这是关贝子自己编排出来的。

  主人请客人换了便服，然后落座看茶。

  张之洞感谢贝子爷超擢，深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所托，实在惶惑。

  倒不都是客套话，张之洞对“新政”虽然一直密切关注，但并没有真正涉猎，他直到现在，还是不晓得，关贝子为什要挑自己“发财”。

  关卓凡微微摇头，说道：“香涛，万不可妄自菲薄。我看人从不走眼，张香涛外务虚而内务实，这份差使，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定做得好！”

  张之洞飘飘欲仙，“外务虚而内务实”，明天，这七字考语流传出去，张香涛就要闻名天下了！

  关卓凡用张之洞，算是“一石多鸟”。

  *(未完待续。)

  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